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
饱含深情为普通共产党人塑像
朱虹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影视界创作出了一大批弘扬时代精神主旋律的优秀作品。然而，在艺术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方面，还有许多课题有待探索。最近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创作的20集电视系列剧《以时代的名义》将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地统一起来，以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和厚重的生活质感谱写出了一曲曲动人的时代赞歌，树起了一座座心灵的丰碑，给荧屏带来了久违的感动。
《以时代的名义》是由《军中最后一个马帮》、《美丽人生》、《士兵的婚礼》、《女装甲团长》、《风中的胡杨》、《京都女警官》等10部短剧组成，由国内影视界一批知名的编导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剧中塑造了10位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他们中有军人、护士、警官、工人、农民企业家和少数民族妇女等，他们都是普通党员，虽然经历各不相同，但都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创作者们通过一系列精心选择和组织的情节对主人公们的生活和工作轨迹进行了真实的再现，表现出人物崇高的人格美，展现出一幅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共产党员人物画卷。
典型人物立得住是一部影视作品成功的关键，《以时代的名义》这部系列剧在人物塑造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创作者没有停留在对人物形象的简单描述上，而是把触角伸向了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探索具有独特个性的心灵空间，力图使其成为丰满鲜明的“这一个”。在剧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自身的弱点，他们和每个人一样要面对工作生活中的问题及压力，要面对自己内心的矛盾，这就使得这些英模显得可亲可近，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信念的执著和坚持才显得更加可信可敬。《军中最后一个马帮》中的向伟是全军仅剩的一支骡马运输队的队长，负责不断地把给养送到雪山偏僻的哨所，在险象环生、高寒缺氧的路途中向伟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是他兢兢业业地一干就是10年。常年行走在杳无人烟的高山雪原，向伟最大的敌人不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是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为了排遣难耐的孤寂和对女儿的思念，向伟常常给四岁的女儿写信，诉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尽管他知道女儿看不懂。全剧着重描写的就是向伟的内心世界，正是主人公真实的精神困境使他的奉献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也使该剧的主题内涵升华到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上。这种对人物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在这部系列剧中是很常见的。例如《红叶》中红叶的大量画外音，《一个工人的履历》中李天喜的旁白，《正义是美丽的》中江小宁面对观众袒露的心扉，从主人公的倾诉中，他们从幼稚到成熟，到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发展轨迹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人物后来对党、对工作的热爱提供了可信的心理依据。正是这些普通而伟大的基层共产党员组成了我们社会的脊梁，铸造出我们民族的灵魂。
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是烘托人物、表达思想和增加作品观赏性、感染力的重要因素。《以时代的名义》选取的主人公都是普通的党员，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默默无闻，甚至是单调、枯燥的。但是，这部系列剧以大量生动的故事来刻画典型人物、表现先进事迹，从主人公平凡的生活工作中折射出他们高尚的人格和可贵的精神品质。《美丽人生》中护士长武瑾桦从上海来到宁夏，将自己的大半生奉献给了这里的病人，为了救产妇，她用嘴为其吸尿，刚生完孩子就伸出胳膊为伤员献血，为了解决小孩子输液难的问题，她用自己的孩子做试验发明了头皮输液法……正是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情折射出武瑾桦对病人的关心和爱护。由于忙于工作，武瑾桦已经有半年没有回家了，得知可以有两天的假她欣喜万分，不顾危险决定连夜赶19公里山路，为的是能够在家多待半天，这样一个细节表现出了武瑾桦作为母亲和妻子的一面，从而表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人性美。
从生活中挖掘典型和感人的细节是使一部文学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的创作要诀。真实的生活细节几笔就可以刻画出令人难忘的人物性格。而和其他文学作品相比，细节在电视剧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编导们跋山涉水深入到生活的第一线，捕捉了每个人物生活中感人的细节。《一个工人的履历》中，李天喜因为缺钱买不了计算机方面的书，像个孩子一样赌气躺在床上，以及喝酒壮胆和妻子说买计算机的事情，饶有情趣地表现出李天喜对学习的痴迷以及奋发进取、憨厚老实的性格。《风中的胡杨》中，宝娆放弃了舒适生活，在和荒漠抗争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青春，在童年伙伴到来时她感到了一丝惆怅，编导用照镜子和空的擦脸油瓶子两个细节使宝娆复杂的心绪尽在不言之中。不光是主人公，对于剧中的配角，编导者也有精心的细节设计，例如《美丽人生》中，导演潘小杨一改以往作品凝重的风格，在剧中增加了许多富有幽默感的细节，郭教授有留学的背景，在喝一碗糊糊的时候也忘不了在领口掖一块手帕当作餐巾，这种细节营造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增加了剧作的可视性。
与时代的紧密结合也是《以时代的名义》的鲜明特色。虽然剧中的主人公大多生活在相对偏远和艰苦的环境中，但是他们并没有和时代脱节，而是时代的先行者。《女装甲团长》中，张蕾和赵森关于三毛荷西的争论，关于军事管理和训练的分歧实际上就是新和旧、现代和传统两种观念的冲突和碰撞，正如张蕾所说的，不抛弃旧的观念，不随着时代一起前进，就有被时代抛弃的危险。《金色的梦》塑造的也是一位极具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昝达明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企业家，他具有现代意识，视野开阔，同时又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张蕾等是新时代中的新形象，编导者通过这一系列的艺术形象透射出的是火热的时代画卷，传递出的是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催人奋进的力量和勇气。
《以时代的名义》塑造了10位共产党员的形象，要在上下集的短剧中勾画出一个人的人生，突出他的性格特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创作者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巧妙的构思，以散文化的叙事方式将最能展现主人公人格魅力的生活片断串联起来，使全剧在整体的纪实性当中充满诗意的浪漫。10部短剧就是10篇异彩纷呈的散文诗，令人回味悠长。
《以时代的名义》所传递出来极富感染的视听张力，与编导者对作品的艺术性和观赏性的追求是分不开的。无论是从镜头、构图、色彩，还是光线、音乐和音响，这部作品都堪称电视剧中的精品。《军中最后一个马帮》秉承了导演张绍林一贯的大写意风格，通过声音和画面的精心组合，以表意性的视听语言创造出虚实相生的意境。那高亢的“青藏高原”乐曲、向伟娓娓的内心独白，构图优美、色调简洁的画面以及两极镜头的组接积累起来的是一种宽阔的情怀，让观众从整体中来感受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红叶》营造出的则是诗情画意的传统诗歌的意境，青山绿水和红叶、划子、天成还有方师傅等人的美好心灵水乳交融在一起，于写实性之中渗透出唯美式的诗情，给小小的信号台生活涂抹上了浓郁的浪漫色彩。这种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和创新在《以时代的名义》中随处可见，如《京都女警官》中大量黑白色彩的大胆应用，《正义是美丽的》的舞台化处理等等都对电视短剧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很多地方的艺术处理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开拓出超越时空的丰富内涵。
（附图片）
《军中最后一个马帮》剧照
《女装甲团长》剧照
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扬起民族精神的旗帜
仲言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它是民族文化、民族智慧、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客观反映，是一个民族价值目标、共同理想、思维方式和文化规范的集中体现。一个伟大的历史悠久的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民族，都有一种个性鲜明的拥有较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精神。没有统一意志、远大抱负和高尚品格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也不可能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郑重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必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当然也是当代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江泽民同志早就指出：“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文艺可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说到底都不能脱离其赖以生长发育的现实社会，不能脱离所属民族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和民族心理。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狂飙突进和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的摧枯拉朽，还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于无声处听惊雷”，新时期文艺以新锐的胆识和凌厉的气势走在思想解放前列的事实，都一再反复地向人们显示出文艺与民族精神和时代进步交相辉映的内在关联。近些年，有人以写作是个体劳动为口实，把文艺创作与社会责任对立起来，把文艺的审美娱乐功能与认识教育功能对立起来，声称自己的创作不负载任何“外在”的社会职责而是纯粹的自我消遣，他们远离火热现实生活，向壁虚构、闭门造车，或沉浸于一己悲欢，或倾心于杯水风波，或陶醉于欲望的宣泄，或招摇于另类写作，艺术创作成为他们手中的笔墨游戏、宣泄个人欲念和捞取私利的工具。他们在显示与社会格格不入标明自己不随流俗的同时，却陷入了另类的自私、无聊、猥琐、颓废和自欺欺人的恶俗。这种文艺思潮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了恶劣影响，严重损害着民族精神，妨碍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历史前进的洪流撼人心扉，社会发展的脚步催人奋进。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要求全体人民必须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文艺要承担起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神圣使命，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要少一点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多一点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顺应历史进步潮流，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反映改革建设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讴歌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历史创造精神，塑造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要用更多的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和民族精神、富有深刻的思想蕴涵和艺术魅力的文艺精品，去陶冶公民道德情操、提高大众审美情趣、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要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相结合，不断丰富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要把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与借鉴人类进步文明成果有机结合起来，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使之真正成为引导民族精神的火炬、鼓舞人民奋进的号角，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绵延、赓续和伟大复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应有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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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电视文化的重要创新
——评电视理论片《东方之光》
仲呈祥
六集电视理论片《东方之光——“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无疑是理论宣传上一次成功的创新。但我作为一名电视工作者，感触尤深的是它在中国电视文化建设上的重要创新。
电视这种先进的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现代化传媒，与新闻结缘，产生电视新闻，以其迅捷、具象而令源远流长的报刊新闻刮目相看；与艺术结缘，产生电视艺术，又因其送达亿万寻常民众家庭而令剧场、影院、博物馆失去了不少观众。电视与理论结缘而产生的电视理论片，这在当今中国的电视文化建设中，是填补空白的重要创新。它需要胆识、学识与才气，需要政治智慧、思辨才华与审美能力，从而才能游刃有度地把先进的电视传媒与科学理论相结合、把思想创新与艺术创新相结合、把抽象的理论思维与形象的审美思维相结合。
《东方之光》正实现了上述结合。它为有中国特色的电视理论片，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在这部作品里，精美的电视画面与神采飞扬的解说声音，相得益彰，互补生辉。电视画面作为一种空间艺术，通过蒙太奇连缀起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神经，解说声音作为一种时间艺术，是一首哲理诗、史诗，作用于观众的听觉神经。两者都循着共同的理论题旨、共同的历史逻辑、共同的文化内蕴、共同的审美意境和共同的叙述韵律相互强化，达到了相当完美和谐的统一。画面不是简单的图解，而是解说的补充和延伸；解说不是自外于画面的抽象思辨，而是画面的画龙点睛。《东方之光》的思想穿透力与艺术感染力，盖源于此。
以宣传创新呼应理论创新，这种创新颇具难度，而该片令人耳目一新，心智顿开。21世纪，乃是科学理论思维与审美艺术思维结缘互补的世纪。如果说，科学理论思维靠理性逻辑建构起通向真理的坦途，那么，审美艺术思维则以感性直觉营造出通向真理的氛围。科学理论思维主智商，而审美艺术思维主情商。缺乏理论智慧的情感，难以升华到完美和谐的审美意境；没有激情的理性智慧，也难以闪烁出耀眼的创新火花。理论思维与艺术思维互逆互动、互补互益，在高级形态上走向融汇、整合。于理论，会获得创新的雨露；于艺术，则注入了理性的张力。
这是人类当代生活中最具人文意义、最显人文深度、最富人文色彩的思维现象。惟其如此，该片不仅成功地为人们从理智上进一步深刻领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的伟大真理营造了艺术氛围，而且为中国特色的电视理论片的存在形式别开了新生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片不妨可以看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催生孕育出的一次成功的宣传创新和文化创新。
《东方之光》是宣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象教材，也是中国简明思想史的一部形象教材。它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具有颇高的理论品格和文化品位，是一部入目、入耳、入脑、入神的电视文化精品。它在当代中国电视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不仅应当在电视台的黄金时段里播放，而且应该发行到工厂、农村、机关、部队和各类学校。我们有理由相信，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都会从中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和丰富的审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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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鉴赏
热情呼唤公民道德
孙豹隐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政治、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动一步。当前，我们面临经济转型时期，社会需要崇高，需要共同的道德规范。因此，在文艺作品中能否高扬起公民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旗帜，用艺术的感召力推动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一个十分突出的课题。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近日在京演出的话剧《又一个黎明》，正是一台洋溢着新的时代对公民道德、精神文明新的呼唤的力作。
《又一个黎明》的剧情并不复杂，乍看起来只是由一连串偶然的巧遇扭结成一个简单的故事：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先后住进了两个病人。一个是见义勇为光荣受伤的英雄何亮，一个是因瘫痪了十八年而轻生自杀未遂的关云年。当何亮突然间察觉到导致关云年致残竟然是自己儿时的一次恶作剧造成的时，他惊诧不已，彷徨不安，艰难地徘徊在良心的十字路口。面对关云年破碎的家庭，不幸的女儿和离异的妻子，面对这座城市给予自己的荣耀和即将获得的地位，何亮的灵魂接受了拷问，人格经历了挑战……终于，在又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英雄背起这个饱经磨难的人大步走向等待他的讲坛。编导的高明在于他们摒弃任何说教，也不去着意演绎那个悲欢离合，恩怨亲仇的故事。而是撷取一个独特的视点，调动多种艺术手段，驱使主人公以及一系列人物穿梭在记忆与遗忘的临接点上，让他们各自面对十八年前的往事，一步步走向自省，进行灵魂的剖析和拷问。这是一种将自己的灵魂置于人类进步、公民道德重塑、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坐标上的全方位的考量与交锋，伴随而来的必然是对新时期人们的心理道德质量的透视与考核，引发对人的本质、人与社会全面进步那不可避免的思考，从而唱响一曲昂扬的旋律。
《又一个黎明》的艺术的感召力还表现在该剧意蕴深长而又真实感人地塑造了当代英雄的群像。主人公何亮当然是时代的英雄。他的英雄品格不仅仅在于面对歹徒的凶器奋不顾身，而是更深切地烙印在当他知晓自己同关云年的特殊缘由后最终所做出的抉择之中。编导浓墨重彩地从这个人物身上揭橥出人类求真向善，不自欺，不欺人，在完善自己人格的真诚中展示出时代亮光和社会主流生活的昂扬旋律。而关云年，这位同样是为了救人而致残的不幸者，没有享有何亮所得到的鲜花和掌声，相反却负载了巨大的个人与家庭不幸。可他毅然把痛苦留给自己，把机遇赠与他人。“赶”走妻子，送别女儿，启迪何亮在灵魂的搏斗中找回真正的自我，提升出质朴的英雄本色，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道路注入了新的光彩。
在《又一个黎明》发出的新的时代新的呼唤中，英雄行为与道德建构是那么地密不可分，艺术的审美与特定的情境水乳交融。该剧借助英雄同道德的撞击奔突，传递出特定的意识情趣、审美思考，触发着观众的心灵脉动，迸放出强烈的震撼力。戏的尾声是畅亮隽永的一幕。鲜花绽艳，舞台静谧，灯光明亮。何亮背起关云年，与大家一道去出席英模事迹报告会固然令人激奋，而迎着天幕上那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所有人的思绪被牵往圣洁的殿堂去净化灵魂。
鲜活的思想内容，需要多彩的艺术形式来展示。《又一个黎明》在二度创作上注重创造更适宜表演的特定环境，最大限度地拓宽表演的时空，最大程度地丰富舞台的层次。导演充分扩展和调动舞台时空，在“三一律”戏剧格局中，循人物心理的发展轨迹，采用表现主义的手法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迸放出现实主义创作的巨大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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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岭南文化现代化的探寻
——《手记·叩问》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
张颐武
《手记·叩问》是二十年来岭南文化发展变化的一个难得的见证，也是以个人的思考穿透时代的文化编年史。作者黄树森乃是这一时段岭南文化发展的重要的表述者，他始终在时代的前沿以其敏感和尖锐的风格鼓动变革，倡导突破，不断地表达和探测在体制转型的进程中新的文化的可能性。在这里，黄树森的文章不断地直击引发时代潮流的热点，以散点的描述和即兴的评点勾勒了时代的图谱。他对于文化的“直觉式”的把握对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黄树森的文章始终贯穿了一种强烈的“世俗关怀”，对于文化的转型有许多敏锐的见解。他在两个时期的文章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是“新时期”初期，一个是九十年代之后。在这两个时期，他都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和思考方向。
他在“新时期”初期的许多文章都具有开拓性，这些文章当然应和当时以个人“主体”为中心的文化主流，倡导“个人性”的价值。但黄树森与当时的精英主义的“知识分子”“启蒙”和“引导”大众的中心模式不同，他最先看到了大众文化的活力和可能性，看到了市场化的能量，不断为之提供合法性的阐释。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并未将“现代化”与“市场化”联系起来，而是倾向于将“个人解放”的宏大叙事绝对化为一种超验之物。黄树森的立场与文化精英普遍对于市场化的矛盾与轻蔑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提供了一种当时尚未清晰的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的预言性的表述，即以经济为主导的，其他社会领域采用不同的速度和方向的模式。这一时期黄树森已经开始关注和分析大众文化的形态，以片断的表达展示了在岭南大众文化兴起时刻的状态，将“现代化”与“市场化”直接勾连起来。有关“香港电视”或“恭喜发财”的讨论都具有这样的特征。
他九十年代之后的文章倡导岭南文化的自觉。将岭南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浪潮联系起来。将岭南文化的地域与历史的“本地性”和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后果作了饶有兴味的描述。他一方面强调岭南文化的世俗性的合法性，在“经济文化时代”的表述中显示了对于市场化的文化架构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寻求在走向世界过程中，从一个全球的视野为岭南文化寻找新的生长点和活力。
黄树森的这本书对于文化研究的启示在于：他始终对于文化现象的解释具有无限的关切和迷恋，能够快速地回应各种文化挑战，同时始终具有高度的灵活性，随时代的发展转变自己的阐释策略，又保持始终如一的“世俗关怀”。新世纪的世界和中国的文化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文化研究面对着极其复杂微妙的问题和尖锐的挑战，黄树森工作的那种坚韧和灵活，那种面对问题的敏锐和热情都会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