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为了基本国策
——献给为计划生育作出贡献的人们
申正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了深圳湾。
和改革开放大潮同时席卷深圳湾的，是数以百万计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流。当广州三百万人口的时候，深圳不过三万人口；不过二十年，当广州八百五十万人口的时候，深圳已经七百万人口！
深圳创造了许多奇迹，其中包括人口。
对于深圳的奇迹，人们感到高兴、钦佩，唯独对于人口急剧膨胀这一“奇迹”，却令许多人担忧，其中就有南山区计划生育局局长张江生和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主任丁格。作为深圳人，他俩从日常生活中就能感受到七百万人口给城市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作为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张江生和丁格，却深知深圳的七百万人口是什么样的七百万人口：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深圳人平均年龄为二十八点六五岁；2000年上海外来流动人口为三百八十七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深圳外来流动人口为五百七十九万人，竟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二。
深圳人口的年轻化和流动性，不仅在中国的城市中、即使在世界的城市中也属罕见。二十八点五岁的平均年龄，表明深圳正处于一个整体性的生殖高峰期；占城市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二的外来流动人口，时时处处都可能出现“超生游击队”。
1999年，广东省计划生育工作检查组来到南山，三名外来人口的超生，使南山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被“提醒注意”。到任不久的南山区计划生育局局长张江生被“请”到了区长李锋的办公室。
“一定不让上级再提醒南山注意！”张江生在李锋面前只有这句话。军人出身的他，觉得自己就像处在临战前的“先锋官”、在区委书记面前立下了“军令状”。
张江生又展现了他的“部队作风”。多少个日日夜夜，他率领局机关干部扎在各个居民委员会，对全区二十万户籍人口和六十三万外来流动人口的生育情况查“疏”补“漏”。
深圳的高层住宅都有电梯，但张江生率领的队伍却只能一层一层地爬楼梯，因为他们必须挨家挨户地叩门。叩门多了，几位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手指关节叩出了茧。
计划生育工作者们的“爬楼”、“叩门”，却很难取得一些居民的同情和配合：一户屠宰户的育龄夫妻，面对上门劝说超生的女主人采取节育措施的街道计划生育干部挥舞起杀猪刀；一户住在窝棚的育龄夫妻放出大狼狗，将上门登记的街道女计划生育干部胸前撕开一道血口；一户高层住宅的居民拨通“110”报警电话，指责“叩门”登记的计划生育干部“骚扰民居”……
这天，粤海街的计划生育干部赵湘森听说，南油生活区一位已经离婚十四年的中年妇女挺起了肚子。赵湘森“爬楼”、“叩门”，再“爬楼”、再“叩门”，听说是计划生育干部，女主人就是不开家门。赵湘森请来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又是“爬楼”、“叩门”，女主人仍然不开家门。赵湘森和同事们整整“爬楼”、“叩门”了一个月。当女主人终于打开家门时，任由着赵湘森和同事们一遍遍地劝说，女主人死活要生下孩子。退休的邻居大妈、阿姨来到了女主人的家。大妈、阿姨们同情女主人的婚姻，同时苦口婆心地向她解释计划生育政策、说明非婚子女今后的不幸……终于，女主人点头同意引产。赵湘森和同事们松了一口气。
张江生和他率领的“爬楼”、“叩门”队伍，终于战胜了计划生育这个“天下第一难事”。
2000年，广东省停止对南山区“提醒注意”；2001年，南山的计划生育工作受到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政府的表彰，并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区”称号。出生率百分之十二点四、自然增长率百分之十一点三二、计划生育率百分之十八点六五。南山区的这些人口数据，让来南山检查工作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和人口专家们感到高兴，也让李锋长吁了一口气。
二
2001年10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要求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完成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基线、女性生殖道感染病症和生殖道感染高危人群流行病学的三项调查。在三项调查中，丁格觉得对生殖道感染高危人群即“有两个以上性伴侣的育龄妇女”的调查最难。
丁格和医务人员来到深圳几家星级酒店，这里人员情况复杂，希望能取得大堂经理们的支持，因为大堂经理们熟悉有关流动人员。但大堂经理们谢绝了，他们说，这将影响酒店的声誉。
在研究对策的会议上，丁格决定，调查人员对酒店、发廊、按摩室、桑拿室、足浴屋、戒毒所实行“承包”，千方百计接近“重点对象”。一位调查人员一日多次去发廊洗发，头皮被搔出血痕、钻心地疼；一位调查人员连日去足浴屋“足疗”，不仅没有“疗效”、却感染上了脚气；一位调查人员频繁出入歌舞厅跳舞、“卡拉OK”，却不想撞见亲友：没想到你也“流落风尘”……
但是，丁格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对三百例生殖道感染高危人群流行病学的调查。对高危人群调查的结果确实“高危”：在接受调查的三百名育龄妇女中，性病患者的比例大大高于正常人群，其中检查出了四例艾滋病、四十八例梅毒，而且绝大多数的人员都“患病不自知”！
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的三项调查报告，送上了南山区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区长林雨纯的办公桌。和妇产科专家丁格不同的是，他从文化的角度认识女性生殖道感染，提出了“生育文化”，因为计划生育工作追求的不仅仅只是控制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生育文化”不仅是“生育”的“文化”，它涵盖了人从青春期、新婚期、孕产期、哺育期直至更年期的整个一生。计划生育工作者们接受了“生育文化”。于是，丁格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生殖保健，并针对性病发病率逐年上升的实际情况和国家对防治艾滋病的要求，于2000年5月经批准成立了性康复中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曾光教授来南山考察，认为丁格她们的调查取得了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资料和数据。
2001年6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确定在中国实施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出生缺陷干预、生殖健康干预三大工程，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被指定承担国家的“生殖道感染防治合作项目”。
已经五十五岁的丁格踌躇满志，她要带领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更好地落实基本国策。然而，今年4月，一起医疗纠纷将丁格推上了被告席。原告诉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非法行医”、“医疗欺诈”。尽管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据理向法官作出陈述，但丁格确有些心中发憷、脊梁不硬。因为按照法律，医疗机构从事性病诊治必须取得卫生主管部门的许可，但是，丁格拿不出卫生主管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性病诊治许可证》，她只有计划生育主管部门颁发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和丁格一样，她的全国同行对此同样脊梁不硬。于是，一场小小的医疗纠纷，引起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关注，其中包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2002年7月4日，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不具有欺诈的特征”。原告不服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定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不具有行医资格。
2002年8月27日，终审开庭的前一天深夜，丁格和她的律师们仍在为证明自己具有行医资格收集资料。作为丁格的辩护律师，广东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仲树民、广东鹏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华始终在思考。“如果我的当事人不是医疗机构？”突然，逆向的思维使他们豁然开朗：“我的当事人不是医疗机构，就不需要取得卫生主管部门的批准手续……”
2002年8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长，上诉人称我的当事人不是医疗机构、不具有治疗性病的行医资格，的确，我的当事人不是医疗机构，但两者都有落实基本国策、开展包括性病防治在内的生殖保健工作的责任……”法官和合议庭认同了律师的观点，判定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胜诉。听着法官宣读终审判决，丁格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三条已经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三
丁格胜诉了，全国许多同行为此高兴。然而，区委书记、区长李锋把丁格“请”到了办公室。“你是胜利者么？”李锋问她。丁格摇摇头，她明白区委书记的意思：这场官司的胜诉，并不说明自己的工作就没有失误。
1997年，刚调任深圳市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主任的丁格，率队到居民委员会进行计划生育工作走访。在一户育龄家庭，男主人怒气冲冲、用一把斧头“接待”了这位五十多岁的妇产科专家。女主人啜泣着告诉丁格，结扎手术给她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使这对夫妻完全失去了性生活。看着流着泪水的女主人，丁格觉得自己心里也在流泪：人民群众为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奉献和牺牲，而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一点点失误，就可能带给育龄家庭终身的痛苦！这位妇产科专家深深地行着鞠躬礼，以表达自己对这对夫妻的愧意。
丁格没有以“胜诉者”自居，因为她有她的思考：法律支持着我们，我们又应该如何依法从事计划生育工作？丁格回答李锋：法律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法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就是要在心里时时装着人民群众、时时装着育龄妇女。不然，群众还会把我们推上被告席、我们就会真正输掉官司。
于是，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确立了“以计划生育工作为核心、以育龄群众需要为半径”的指导方针，医务人员从手术室走进了育龄家庭。面对育龄对象，医务人员通过“温馨提示”，提供多种避孕方式，让育龄对象对避孕节育“知情选择”。
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几乎每天都有前来要求终止妊娠的妇女。对于十至十五周的妊娠妇女不能进行人工流产，按照传统方法，医务人员往往要求妊娠妇女等到十五周后进行引产。于是，丁格和她的同事们进行了“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终止妊娠的临床观察”的研究，这一研究的结果，使受孕妇女在十至十五周内的任一时间都可终止妊娠，从而解决了人工流产术和引产术之间无法终止妊娠的难题。
在进行实用性的计划生育科研工作的同时，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在2000年和2001年先后被国家列为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的示范点，承担了“出生人口素质监测系统的开发和应用”等多项科研课题，为优生优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数据和资料。作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认为丁格和她的同事们所进行的研究是公益性的、对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有很好的指导意义，高度评价丁格和她的同事们进行的是“先驱性的研究”。
今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布鲁特和豪克来到南山，进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的考察。当他们了解到南山区政府对妇女生殖道感染问题的重视、看到丁格和她的同事们在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中所作的工作，满意地伸出大拇指，得出了“南山在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中的工作是一流的”结论。
看到自己完成的科研课题得到专家和国家的肯定、看到自己完成的科研课题满足了育龄群众的需要，丁格和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觉得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很有意义”。面对新的世纪、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丁格和她的同事们还有更高的目标、更新的追求。
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前夜，中国加入了WTO；而加入WTO后的中国颁布的第一个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有国外舆论认为，加入WTO后的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明显地增强了“人权”意识。丁格和她的同事们加大了对新婚夫妇、孕期妇女的生育指导和服务，维护育龄群众“至少可以生育一个孩子的权利”；丁格和她的同事们加大了避孕节育措施的宣传力度和透明度、强化了确保避孕节育术安全的规章制度，维护育龄群众“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的权利和得到安全保障的权利”。
在南山区一次育龄人口计划生育的工作检查中，工作人员询问了一位六十岁男士的生育情况，结果受到一家报纸的撰文嘲讽。此事令丁格极是惊讶，且不说社会上将生育的责任完全归咎妇女的传统观念多么根深蒂固，甚至对男性的生育特点也竟是如此无知。于是，丁格和她的同事们加大了对男性计划生育的宣传，帮助育龄男性履行自己的计划生育的义务。
南山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南山区计划生育指导服务中心在新形势下进行的探索，得到了社会和群众的认同，赢得了政府的多次表彰，也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日本、越南等国家的人口学者和同行的称赞。
今年9月底，南山区开始启动计划生育新的管理机制。张江生、丁格更忙了。因为他们又得率领“爬楼”、“叩门”的队伍，对辖区内居住一个月以上的育龄妇女，开展计生管理和服务工作；他们还得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三网一库两系统”，实现对育龄对象的动态管理和资源共享和网上办公。
丁格说，“生”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计划生育”是一个永恒的事业。对于计划生育工作这个“永恒的事业”，南山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们看得很重，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基本国策！对于辛苦和委屈，南山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们看得很淡，因为一切也都是为了基本国策！对于荣誉和表彰，南山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们看得很轻，因为一切还都是为了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