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把握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黄兴国
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江泽民同志在“五三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新的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更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深刻认识发展的本质和内涵，辩证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时代特征，积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发展是整体的
发展，是指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过程，是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而获得的社会系统的整体上的进步或积极的、向上的变化。
社会发展具有整体性，既有经济的增长，又有社会的进步；既有横向的全面发展，又有纵向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要求各方面和谐发展，要求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有机统一，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统一；社会的各种要素交互作用，形成“总的合力”，推动社会发展。
发展，不简单等于经济增长。20世纪50年代末期，“增长经济学”曾盛极一时。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就是发展，衡量发展的标准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在这种片面理论的指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和“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甚至“恶性增长”的现象。这也促使一些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环境学家和社会学家转而研究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重视研究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统一性、综合性，成为我国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法。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各项改革中始终强调综合配套、整体推进。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巩固改革的成果，把稳定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各项改革顺利推进，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认识发展的整体性，就会看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处于人类共同发展过程中的，因此，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求同存异，对话协商，互相学习，互相借鉴。
认识发展的整体性，就必须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体现的是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效率与公平、真理的客观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着眼于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寻求社会的协调发展。
认识发展的整体性，就必须既注意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整体推进，又注意人与社会关系的改善和人的自身发展。
发展是非均衡的
对于任何系统来说，均衡都是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非均衡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永恒的。社会系统的发展也是如此。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文化传统的差别很大，在发展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均衡性。这就要求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多样化、非均衡的发展思路。
按照非均衡的发展思路制定发展战略，可以选择战略地区和战略产业进行重点投资，将有限的资源投向效益较高的地区和产业，优先发展某一区域、某一产业或某几个区域、某几个产业，获得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其他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两个大局”的构想，“第一个大局”是优先发展沿海，“第二个大局”是发展到一定时候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就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把非均衡发展与协调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求我们注意发展的多样化，根据不平衡规律，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制定发展战略，不盲目照搬别人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苏南、浙江、珠江三角洲等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便是多样化发展的结果。
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求我们注意发展的层次性。发展的层次性告诉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不能主次不分、层次不明、不顾条件，片面贪“洋”求“新”，一味追求高、精、尖。比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有个地区差异和层次性的问题。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无疑是个必然的过程。但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与老少边穷地区差异较大，即使是发达地区仍有贫困乡村存在，因此不分地区地强求集约发展，是不现实的。
发展是可持续的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布伦特兰报告），较早地对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详尽阐发，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
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辩证的发展观。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可持续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既承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终极利益，也承认自然的权利及其内在价值，强调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的有机统一。它要求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合理地利用自然。它强调经济、生态和社会三者的协调统一，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和谐和追求社会公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既要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更要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要求纠正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鼓励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促进经济增长，变粗放式经济增长为集约型经济增长。它认为，环境保护是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必须有利于资源的持续利用，有利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绝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一流的环境政策就是一流的经济政策”。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它强调以整个人类或人类的整体利益为中心，所有国家和地区要走协调发展的道路，不能忽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必然包含经济增长，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权利最为重要，第一位的就是发展；不仅要有经济增长，而且需要有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消除贫困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必要条件，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摆脱“贫困、愚昧和肮脏”。坚持以各国的多样化发展为基础，通过局部发展促进全球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要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建立起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新型伙伴关系；重视当代人的利益，同时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就注意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毫不动摇地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提出“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不仅告诉人们，要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我国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且还告诉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1999年3月，中国科学院公布的《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指出，中国真正跨进可持续发展门槛必须跨越三个台阶：2030年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2040年实现能源资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2050年实现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以后，中国政府信守承诺，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先后制定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了新世纪初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行动计划。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为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指明了方向，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指针。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坚持既要获得较快发展速度，又要获得持续健康发展的方针，快速是目的，持续是要求，健康是保证，它们互相结合，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形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最近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再次表明了我国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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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鉴往知来以史致用
——读《史论十三篇》
龚书铎
史学的重要功能是“资治”。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资治”尤为重要。江泽民同志指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近日，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哲学历史研究局组织编写的《史论十三篇》一书，就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史学著作。
以史致用，突出重点，兼顾其余。该书由各自独立的13篇文章组成，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古代文化和科技、历史上的人口问题、中外关系等方面，但篇篇文章都贯穿着“以史致用”的思想，浑然一体。全书用近一半的篇幅，阐述了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得失的经验教训，正反兼顾，纵横结合，既通过对王朝灭亡的分析提出值得借鉴的教训，又如实肯定了古代中国为安邦定国而实施的诸多政策，并且从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加以说明。例如，关于贾谊论秦过失和唐太宗以亡隋为戒两篇，都论到两朝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奢靡腐败，“居安忘危，处治忘乱”；《从康乾盛世看古代用人之道》一文则针对康、雍、乾三帝采取的重用“操守平常的能吏”，轻视“不能办事的清官”的用人策略，既肯定这一政策对提高办事效率、维护清朝正常统治秩序的积极意义，又强调乾隆后期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的局面也与这个“重能轻贤”的政策导向有直接的关系。
注意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与微观剖析的统一。读史需要大视野，因为只有摆脱了一时、一地、一事的局限，才能纵览历史长河的奔腾不息、潮起潮落，从中看出规律。同时，读史还必须对典型时期或事件做深度的开掘，因为只有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才能准确把握其内在本质。比如书中《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一文，首先阐述了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动的基本情况，然后着重分析了清代的人口问题。对于清代的人口问题，不局限于单纯的人口增长，也没有把目光限制在中国本身，而是综合各方面的材料，将这一问题置于当时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下，真实、客观地分析了清代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全文最后还概括性地总结了历代的人口政策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作者的意见。
通俗易懂，具有可读性。作为史论，该书十分注重和强调具体的史实，论从史出，以史为据。比如中外交流问题，全书用5篇文章叙述了中外重大的交往事件和历史事实，这使得一般读者在阅读“论”的过程中增长了不少有趣的历史知识。我们常以5000年的文明史而自豪，而把历史文明优势转变为现实的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就有一个教育和普及的问题。史学要做普及的工作，普及的重点就在于让大众都能懂得历史，并且能够把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运用到实际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当中。史学要具有生命力，要不断发展，就不能仅仅是专家之学，还应该成为群众之学，在群众中普及，在群众中扎根。该书行文风格朴实无华，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相信即使是非历史专业的普通读者，读起来也不会感到枯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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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研究当代史需要有慧眼
戴逸在《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及其对国史研究的重要启示》一文中认为，编写当代史有自己的特点和难点。一方面，当代史与现实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修史者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历史发展的结果、影响，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判断出来。当历史上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历史矛盾刚刚发生、还没有充分展开的时候，不容易看得清楚，很难预见它将来如何发展，很难判定其结果和影响。所以，研究当代史最需要有慧眼，需要有深刻的洞察力，必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二○○二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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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科技的价值在于为人民谋利益
秦益成在《从交往实践看科学技术及价值》一文中认为，科学技术总是被一定的主体所掌握的，物化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之中。科学技术的正、负效应总是在交往实践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人民创造了科学技术并推动着它的发展，科学技术只有在属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的时候，才闪射出历史进步的光辉。（摘自《哲学研究》二○○二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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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探讨经济热点问题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焦斌龙
日前，“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十六次会议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研讨了一些经济热点问题。
充分肯定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与会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出现国际化大生产、国际化大市场、国际化消费与国际化投资的明显趋势。加入世贸组织，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问题，有学者强调，我国不仅要重视技术性规则的建立和推广，而且要把制度性规则的建立和完善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为此，要做好积极开放、学习规则、诚信对外、防范危害等方面的工作。有学者认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应从政策优惠转变为优化竞争环境，从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并存转变为普遍实行国民待遇，从侧重引进资金转变为引进技术与引进资金并重。还有学者提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思路应是充分发挥劳动力要素优势。
经济结构调整是“十五”时期的主线。有学者认为，衡量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指标不仅要有产业结构高度化，还应包括三大产业比例、劳动力结构、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比例以及传统产业内部的技术变化等指标。有学者指出，我国产业结构20多年来经历了“修复—调整—趋向合理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业结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注“三农”问题。许多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讲，农业振兴要靠工业化，农民致富要靠城镇化。有学者指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着重推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城镇化不仅仅是强调人口转移，还必须突出完善城镇功能意义上的城镇化。
诚信制度的建立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秩序包括市场自身秩序和制度秩序；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包括基本制度建设、政府管制和社会组织自发管理三个层次。对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具体措施，有学者认为应该从完善市场规则入手，发挥市场自身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关键要依靠政府的力量；还有学者提出应该利用行业协会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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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构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
田玲
风险管理能力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能力之一。加入世贸组织，构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是我国银行业参与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竞争的基础，也是维护我国金融体系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举措。构建有中国特色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应包括以下内容。
树立风险管理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的引入和经济环境的日趋复杂，银行业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剧增，使增强风险管理意识日益必要，不可或缺。
构建风险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外部监管制度。这是风险管理制度的两个重要方面。风险内部控制制度的构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建立风险识别和评估系统，通过对风险的定性分析与定量测算，正确评价风险的状态与程度，为风险控制与监管提供基本依据。第二，健全内部授权审批机制，保证资产运用的安全性和盈利性。它要求：实行审贷分离的贷款审批程序，审贷分工明确，相互制约，确保银行资产的安全；推行企业授信额度管理，明确规定企业授信额度必须由信贷委员会的至少3个委员批准签字；实行分层次的贷款授权审批制度。第三，完善商业银行内部岗位责任制。银行业务的性质要求遵循双人原则，即每一项业务至少应有2个人或2个部门参与记录、核算和管理。各职能部门要具有相对独立性，有严格的岗位分工和明确的工作职责，以达到内控所需要的双重控制和交叉检查效果。第四，把风险防范作为内部稽核工作的主要目标，实行风险评级制度，逐步提高内部稽核工作的层次和效率。
风险外部监管制度是风险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补充，基本内容是预防性管理与保护性管理。前者包括市场准入管理、利率限制、流动性管理、贷款管理和其他业务活动限制，后者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强化风险外部监管是世界趋势，也是我国完善风险管理体系的必然要求。建立高效而健全的风险外部监管机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实现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注重风险性监管的转变。改进和提高监管效能需要将合规性与风险性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以合规性检查为辅，真正重视风险监管工作。第二，健全非现场监督体系。建立统一、科学和规范化的非现场监督体系：监管报表实现标准化；建立非现场监控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实行非现场监督评级与披露制度，可考虑通过对银行报表的分析，进行合规性和风险性评级，并将有关内容向社会披露，加强社会监督。第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保护存款人利益、稳定金融体系的重要防线，能够有效避免局部银行信用危机对全局的冲击。
加强风险管理技术建设。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的应用，是构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基础。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还不完善，现代风险管理模型与技术在我国引进的总体环境并不成熟，存在不少制度和技术上的制约。因此，在加强风险管理技术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方式与技术所体现的风险管理思想和理念，还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尤其是一些根本性、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具体而言，应注意这样几个方面：风险管理技术建设要和整个银行体制、金融体制以至经济体制的改革相结合，通过全面改革，为商业银行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包括法律制度、会计审计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等；完善金融市场，为风险管理技术建设提供有效的市场环境；重视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无论是在风险来源和性质上，还是在风险管理技术上，都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对风险的识别、衡量和反应在多变的金融环境中又要求尽可能迅速。因此，现代信息技术在风险管理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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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纪念现行宪法颁布2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明杰
今年是我国现行宪法颁布20周年。为了进一步树立我国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法律权威，以宪法为核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近日在北京举行“纪念现行宪法颁布20周年”学术研讨会，近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者回顾了1982年宪法的制定过程，总结了20年来现行宪法实施的经验，一致认为，现行宪法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在现行宪法的正确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依据现行宪法建立的一系列民主制度，弘扬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精神，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政治优势。现行宪法突出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突出了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成为2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法律依据。
与会者强调，20年来，在现行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指引下，我国已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写进了宪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宪法将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会者还围绕当代宪法的前沿问题，如宪法与公民权利保护、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完善我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等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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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从“程门立雪”说开去
罗国杰
提起弘扬优良传统道德中的“师德”，人们会想起广为传说的“程门立雪”的故事。故事是说，在一个大雪之日，杨时等人去拜见老师程颐。程颐正在“假睡”，他们就在门外站了半天。门外已经雪深一尺，他们“成了雪人也不离开”。这样，人们一方面对杨时等人“尊师求教的精神”觉得“实在可贵”；另一方面，则对程颐老先生有些意见。天那么冷，雪那么大，学生在门外侍立那么久，就是不让进门，程颐未免“架子太大”，做得过分了。
据史料记载，事实并非这样。对“程门立雪”的误解，主要是由对中国古代典籍望文生义造成的，因而影响了后人对这个故事的正确理解。换一个角度看，这其实是一个学风问题。
有关“程门立雪”的最早史料，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二程语录·侯子雅言》：“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一个是《宋史》中的《杨时传》：杨时和游酢“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侯子雅言》的作者侯仲良，是程颐的内弟，应该是更清楚、更明确。但是，不论从哪一段史料看，说的都是杨时和游酢去拜见他们的老师程颐时，程颐正在闭目养神，他们就在老师身旁等候。等程颐瞑坐后睁开眼睛，天色已晚，程颐就让他们明天再来。这时，门外下的雪已经有一尺深了。
为什么要瞑坐？理学家提倡要静坐，甚至要求他们的学生“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把瞑目静坐当成一种克己自省、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闭门思过”。就是学生来访，也不肯中断自己的功夫。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样做可能难以理解。但是，说程颐一直让来访的学生站在冰天雪地的门外，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何况，当时的杨时已经40多岁，不但学术上有一定成就，而且有相当的政治地位，程颐的家人是不会让他站在门外等候的。
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和弘扬优良传统道德，古为今用，并赋以其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很重要的。同时，对于古代的文化遗产，也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坚持“古为今用”，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吸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继承；二是要力求全面、准确地对古代典籍加以理解和把握，认真读书，多思慎思，严谨治学，实事求是。人云亦云，望文生义，以讹传讹，不但无益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而且会造成种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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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为矗立在贺兰山脚下的贺兰山岩画群标识。新华社记者王广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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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学术信息
●日前，当代中国研究所第
二届国史学术年会在北京举行。该届年会的主题为“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建设”，入选论文有60多篇。会议论文内容广泛，涉及共和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近年来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最近，由中共中央党校等
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讨会在大连举行。来自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