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周刊)
专栏：长城杯·新游记
函谷关下
李如志
第一次开着汽车去西安，颇有一点朝圣的味道。从邯郸到洛阳全是高速公路。正是牡丹盛开的季节，但是为了心中那个圣洁的目标，虽夜宿东都，却没有光顾被炒得很热的牡丹花会，甚至没有看到花中之王的芳姿。
一出洛阳朝西，道路变得崎岖曲折起来，柏油路是如此拙劣，车的速度由一百六十公里下降到四十公里。车窗外景色也同东边迥然不同，黄土高原的色彩越来越浓了。
突然我被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名字吸引住了———函谷关。
真没想到，魂牵梦绕，无限向往，充满神奇与魅力的地方就这么容易叫我给撞上了。
途经此关，岂能不游！而我们所遇之关，乃灵宝之故关。战国时强秦所置。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得名。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称函谷，有天险之称，当年纵横家苏秦，联合山东五国合纵攻秦，至此败还。而函谷关名气大，决非仅仅局限于此，它曾造就过一位伟大的智者和一部千古不衰的智慧之书。
我登上高处，极目远眺，四周高低起伏，沟壑纵横。我想古人创高天厚土之词，只有站在这里，才能看到苍穹之高，黄土之厚。那连绵的土丘，那道道深渊显得神秘诡谲深奥莫测，犹如埋伏着百万雄兵，到处蕴藏着无限的杀机，这就是函谷关给我的印象。把镜头推向两千多年前，做腻了官的老子看破红尘，弃官隐归山林，他告别繁华似锦的都城，骑青牛向着西部大山走去。老子是圣人不是凡人，五彩缤纷的光环笼罩着他。当时函谷关令尹喜朝东而望，忽见紫气冲天，便知有智者途经此处，果然老子乘青牛而过也。于是把老子拦住，在近乎强迫的情况下，令老子为他著书。《史记》上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我们真应该感谢尹喜，如果不是他慧眼睿智，一部天才而饱含智慧的伟大著作《道德经》就不可能诞生，整个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历史必须重写。
我从高处望着后人修建的当年老子著书的建筑，似乎可感觉到老子洋洋洒洒，笔走龙蛇，五千之言一挥而就的情形。
《道德经》言简意赅，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在这五千言中，老子以其渊博的知识和独有的视角，对宇宙的形成，万物的本源，国家的治理，进行了天才的猜测和生动的描述，他提出了“道”、“自然”、“无为”等等著名的概念，成为中国哲学的基石。老子在当时生产力低的情况下，能对如此复杂深奥的问题作出如此精辟独到的解释，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据说《道德经》是世界上翻译发行最多的一本书，是五千言中涉及面最广的一部书。难怪前不久，一位博士生导师提出考博士必须能背诵《道德经》和《论语》，足见《老子》一书影响之深远。它是一部充满辩证法的奇书，诸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本只有五千言的奇书包含如此丰富的内容，世界上恐怕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吧？！
我从函谷关走出来，朝着老子归隐的方向前进，心潮久久难以平静，从某种意义上讲，函谷关造就了老子，也造就了《道德经》，设想没有函谷关，没有尹喜将老子扣留强迫他写书，任凭老子归隐山林，老子只不过是在历史上一笔带过的人物，根本成不了圣人。中国三大思想流派儒、释、道，创立儒教的孔子，是老子的晚辈，曾就礼的问题请教于他，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释迦牟尼是与孔子同时的人，由此说来，函谷关应该称为圣地。
据说老子西归之后，来到西域诸国，他与西方教主斗法，法力远远超过西方教主。老子有那么高超的智慧，那么丰富的学问，他见周衰西去，难道他真的愿意将他的学说带进坟墓吗？有人曲解他的学说，说他主张“无为而治”，是保守消极的，其实不然，他说过：“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所以老子倡导的“无为”并不是要君王什么也不做，而是不妄为，是顺乎自然的发展和民心的向背。我反复地翻找着这些零零星星的记忆，车已到了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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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品书札记
许广平的“大方”与“苛刻”
张同平
我的面前摆放着新近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我不知是多少次拿起这本书了。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以丰富而鲜为人知的史料，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形象，同时也使我洞悉了他的母亲———许广平平凡而崇高的品格。
周海婴是从吃、穿、住、行等生活小事入手写鲁迅的，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与之相依为命三十九年的母亲许广平。但是，在作者的笔下，却找不出一句对许广平的溢美之词。相反，字里行间流露出几分抱怨和嗔怪。正是在儿子这种无意识的“不满”中，更加凸现出母亲的难能可贵，把一位当代知识女性的美好心灵展示在人们面前。
让我们来看看许广平是如何对待鲁迅遗产的吧。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留下了大量的遗物、书信和手稿，在北京八道湾和西三条还置有房产，但解放后，许广平悉数捐给了国家，不仅分文未取，而且任何手续和证明都没要。建国初期，她将鲁迅数目不小的版税款，以救灾、抗美援朝、支助妇联等各种名义全部捐给有关组织。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鲁迅生前曾亲笔抄录《两地书》，并指定由儿子长大后留作纪念。可是，连这唯一的字幅，也被许广平无偿捐了出去。从1950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鲁迅著作，要付给周家一笔应得的稿酬，可她却两次写信坚持要求捐献，无论怎么做工作都坚辞不收。有关部门只好按周总理指示，以她的名义存入银行，她至死都未动用过一分一毫。
并非她富得到了可以对巨额稿酬忽略不计的程度，其实她的开支也不小，很需要钱用。她除了负担全家人的生活之需，还自掏腰包给国家配给自己的工作人员发工资，去世时仅留给儿子写鲁迅回忆录所得的微薄稿费，以致后来周海婴一家几人得了重病，生活处于绝境，被周总理发现后再次作出批示，才不得已从过去的存款中取出一点，解了救命之急。
说实话，我一直以为鲁迅和许广平的后代，生活肯定是富裕无忧的。但哪里知道，他们和普通人家一样，过得是这样的不易，这样的艰难。事实上，用一些人的眼光看，他们靠着鲁迅的遗产，完全可以过得很好，甚至是可以步及“富翁”行列的。然而，许广平毅然地放弃了优越的条件，使她的后人成为自食其力的贫困一族，真正实现了鲁迅“能过活就行了”的遗愿。
许广平每次捐款捐物，都怀着激动甚至虔诚的心情。她为何对国家这般大方，而对自己的家人却近乎苛刻和不近人情？是为出名还是一时冲动？从书中得知，她是为了报恩，报党和人民的知遇之恩。
新中国成立后，党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又委她以重任，给她以一定的待遇。置身于方兴未艾的建国热潮之中，许广平犹如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她深深地感到，在到处洒满阳光的新时代，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计无需犯愁了，也不必为身后儿孙们担心什么。而鲁迅属于人民，应把他的一切都献给人民。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就是“奉献、奉献、再奉献”。
就这么简单，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让人心底涌出几多感慨。看得出，许广平是非常知足的，总是唯恐得到太多，而做事太少、贡献不大，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一片爱心。她的确没有为她的后代留下更多的物质财富，但却弘扬了鲁迅“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民族精神，这难道不比金钱更为宝贵？对于她的家人来说，又何尝不是“道是无情却有情”呢！
我想，她的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之举，这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报恩”情结，不应当只是五六十年代人们所特有的选择、特有的感情。在物欲横流、一些人削尖脑袋争权夺利的今天，同样十分需要身体力行。面对逝去的许广平，我们确有必要来一番心灵的拷问和人生的思考，那就是：究竟应该怎样对待钱财，怎样摆正个人与集体的位置，怎样更有意义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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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随感
说说“助人为乐”
吴昊
我一直以为“助人为乐”是成语，可查遍了《辞海》、《辞源》、《成语辞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皆没有查到。这个今人常用语出自何处？来自何方？不得而知。辞书里“助”字之下，常用的成语有两个，一是“助纣为虐”———帮坏人做坏事；一是“助我张目”———别人帮我造声势，都与“助人为乐”无关。今人为什么会造出、并常用“助人为乐”这个“现代成语”呢？想来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且与我们党多年来倡导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有关，特别是六十年代初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以后，助人为乐成了时代的风尚，社会的风尚，是人民群众中最普遍、最流行、最为人称道的道德行为。
然而曾几何时，对于“助人为乐”，一些人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变化。有的人不怎么愿意再干助人为乐的事情了，有的家长甚至教育子女：“到了外面，要低头走路，抬头看天，少管闲事，少找麻烦。”一个女人在大街上呼喊“抓小偷！抓小偷！他偷了我的钱包！”十万火急，几个壮汉就像明十三陵甬路两旁立着的石人一样，无动于衷，让小偷从身边逃走。还有的人摔倒在马路旁，行人侧目而过，汽车呼啸而去，就是没有人肯上前去扶一把。至于路边乞讨的老人、孩子、残疾人等，破衣烂衫，满脸污垢，冰天雪地，哀哀欲绝，然而救助者甚少，偶尔有人往他们的破碗、破罐子里扔些硬币，还会遭到一些人的白眼，被骂一声“傻×”。这种让人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事情和现象，几乎是随处可见。
为什么会如此呢？怎么解释生活中的这种变化呢？原因可能很多。
“助人为乐”，就字面解，该有两层意思，一是助人，一是为乐。那么，助人者为谁而乐呢？为社会而乐，为他人而乐，为被助者而乐，也为自己而乐，总之，助人乃乐事也。也只有当助人是乐事时，才有人助，助人的人才会越来越多。若情况相反，助人不能为乐，甚至助人为苦、助人为痛、助人为烦、助人为忧，一助人就惹官司，就卷入是非旋涡，还会有人助人吗？助人的人还会越来越多吗？
近年来，生活中一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叫人听了难受。本来是帮人抓小偷，自己首先变成了嫌疑犯；本来是抢救交通事故受伤者，自己先被怀疑就是肇事司机。南方一家报纸报道的刘××事件，刘把路边的一个交通事故受害者送到医院，做了一件“助人”的事，结果被助者家属却诬告刘是肇事者，“不然你为什么要把她送进医院，别人为什么不送？”官司打了十几年，至今没有了清。更有甚者，有人因“助人”，坐了班房，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助人之后，自己不乐，他人不乐，社会不乐，被助者也不乐。这样的悲剧，谁能承受得了呢？
看来，助人为乐，助人重要，为乐也重要。重视助人的同时，也要重视为乐。有了为乐的氛围，助人者自然多起来，不能让助人者有后顾之忧。中共中央在颁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通知中说，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对经济建设的发展、民族素质的提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们心里企盼的，就是尽早形成这样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人间处处梧桐树，不愁引来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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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孔子墓前三鞠躬
王春瑜
近日，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在曲阜举行第十次学术讨论会。承办单位曲阜师范大学的傅永聚副校长，热情好客，特意安排我们参观孔林。这里，埋葬着孔子及其后裔。在孔子墓前，我停立良久，凝视着巨大的墓冢，回顾他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辛苦并不得志的一生，崇敬、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不禁深深地三鞠躬。同行的丁柏传教授等同道见状，都说这太应该了，也鞠躬致敬。
给孔子鞠躬，表示敬意，这在今天的学术界，再寻常不过了。但是，年轻一代谁能想到，三十九年前，也就是1962年，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因为在孔墓前三鞠躬，后来被迫害得死去活来呢？其中的周予同教授，是经学史专家，钱玄同先生的高足。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研究生时，曾先后听过他的历史文选、中国经学史课程，并参加过他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部分注释工作。我清楚地记得，他曾跟我们说起当时鞠躬的情景：在全国性的纪念孔子学术讨论会期间，与会专家参观孔林。在孔子墓前，会议东道主山东省余副省长建议：孔子很伟大，我们是不是给孔子三鞠躬？教授们都说好，周予同、严北溟、杨向奎、刘节、吴泽等教授，以及学部主任刘导生，都鞠躬如仪。几年后，也就是“文革”中，特别是“批林批孔”时，这些鞠躬者无不横遭迫害。周予同教授被红卫兵押到曲阜批斗，坐在牛车上挂牌游街，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回上海后一病不起。终日胆战心惊，神思恍惚，后来双目失明，躺在床上，头发、指甲长得很长，却拒绝剪修，唯恐有人拿剪刀谋害他。“四人帮”粉碎后，我曾去拜访周谷城老师。他与予同师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在上海人称“东西周”，风雨同舟，交谊深厚。周谷老说起予同师在“文革”中的遭遇，叹息着说：“可怜啊！后来还是我和太太一再说服他，由我太太给他剪去头发、指甲。他看不见，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其实，周予同先生作为“五四”运动时学生运动的骨干、针对北洋军阀时期尊孔复古逆流写下名文《僵尸的出祟》的作者，他并非是孔子的盲目崇拜者；在儒学经典的今、古文之争中，他明显地倾向经文今学，主张变革，反对复古、泥古；说经学已经死亡，但经学史要研究；在六十年代，著文倡导区分儒家的愚儒、黠儒、小人儒。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仅仅在孔墓前的三鞠躬，他竟被扣上“孔夫子的孝子贤孙”、“尊孔复辟”的政治黑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次我们在孔子墓前鞠躬，时正深秋。联想予同师等前辈当年鞠躬后的惨痛遭遇，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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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维裕谈
金秋不仅是物候
焦国标
当初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略去当日的农历日期播报，我就觉得时间不是这么个省法，接轨要紧，可还有个国情在。为什么？我国十二亿人口，九亿是农民，这九亿农民从来都不曾按阳历过日子。他们都过哪些节日呢？他们过正月初一，正月十五，二月二，三月三，清明节，五月端午，七月十五，八月十五，腊月，除夕，全是农历节日。他们娶媳妇嫁闺女也不考虑阳历的日子。
电视台应该兼顾不同国民群体知悉日期的需要，何况农民又是这么巨大的一个国民群体。而且在我看来，不仅农历日期不应该略去，甚至应该再把二十四节气都报上。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几千年来天气物候文明的精华。最近读美国人明恩溥（1845—1942）《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他就对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推崇备至。此公十九世纪后半期在山东底层农村传教二十多年，是他上书并游说美国总统和议会放弃庚子赔款，转用于在中国开办教育。众所周知，这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前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他说：“新英格兰没有气候，只有各种天气的样本”，可是“在中国，冷热交替现象不像我们合众国所见的那样无法预测、毫无规律，而是平稳有序，符合一个古老的家长制。……这个帝国的历书是否在其广袤的疆域里处处行得通，我们无从知晓，但在我们碰巧熟悉的诸多地区，它确实是一种报信服务。在‘立春’那一刻，春天来临。我们注意到，好几年‘立秋’那一天，人们可以感到天气有所变化，之后就不再有夏天的暑热了。霜冻不会毫无规律地突然降临到一年的每一个月份———各个民主国家里这种情况过于频繁———中国的日历在二十四节气中定下一个‘霜降’。几年前，这个节气是10月23日。这天之前，一点轻微的霜都见不到，而这天早晨，地面上盖上了白霜，之后天天如此。我们注意观察了几年，发现其正确程度总在三天之内。”
“在中国，不仅没有灵性的自然现象合情合度，有灵性的动物也是如此。好几年，我们都注意到，早春的某一特定的日子，窗框上有几只苍蝇，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苍蝇了，每次，我们都极有把握地翻开这个帝国的历书，证实这一天的确是‘惊蛰’。”
其实，有“灵性”的物候现象还有很多，如“谷雨种棉花，立夏种芝麻”；“芒种忙，三两场”———小麦已经打几场了；“头伏（种）萝卜二伏（种）芥，过了三伏种白菜”；“立秋三天遍地红”———高粱穗头开始变红；“立秋寸草结子”———立秋以后哪怕一寸的草也要结子了；“立了秋，挂锄钩”———地里不再生新草，可以把锄头挂起来了；“立了秋，大小一起揪”———大小棉花都要打顶了”；（蚊子）七月十五钢钢嘴儿（疯狂地叮人），八月十五伸了腿儿”；“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适时”；“五九六九，抬头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这些谚语是我们这个农业民族最温馨持久的部分，都应该适当地加进电视台的日期和气象报道里去。
其实节令在中国不只是天文历法学领域的现象，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现象。有一次，中央电视台报道香港举办“金秋音乐会”。试问香港何曾有过金色的秋天？那场音乐会之后十几天，中央电视台某日《天气预报》节目里的地图上，在青藏高原和东北最北端标出一个大大的“冬”字，黄河中下游的是“秋”字，而南粤则是一个大大的“夏”字。那里在物候上没有金秋，但是那里的人们心里有金秋，这便是几千年来以中原腹地为发祥地的中华文化烙印在每个炎黄子孙心灵深处的文化金秋。
偶尔在课堂上讲及此，自台湾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读研究生的丁于珊同学说，在台北，几乎每个电视台在播报日期和气象的时候，都不仅播报阳历日期，也播阴历日期，而且播报二十四节气和一些与当日有关的民间谚语。我听了很振奋，不谋而合，对，就应该播报一些这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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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咪斋
小米粥记
卢晓圣
小米，这是黄土地的特产。好的小米，色泽黄亮。小米新而黄亮，汤粥粘且醇香。做粥时，清水沸开再入锅，若水质酸性，加点碱，再以强火沸煮；漂起米油时，改为文火慢熬，待到米油增多加厚成脂、米粒开花，粥就熬好了。食之口感滑润，醇香清淡，再伴些时令菜蔬、精酱咸味小菜，那滋味莫提有多好！我从黄土地来，与小米粥有着不解之缘。小米粥营养价值不凡。早些年我们乡下，女人生孩子要喝小米粥增加营养；缺奶，则以小米粥脂哺喂，米脂哺养的婴儿，不但很少生病，且健康瓷实。
“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这是小米最辉煌的历史了。
有一年到北京老红军吴岱峰、冯玉芳夫妇家做客，他们招待我的就是小米粥和荞面。开始我还直纳闷：吴老身居高位，生活竟如此节俭，吃得这么简单。听了冯大妈的一席话，才有所理解。老人讲述早年和吴岱峰将军在陕北晋西游击队时期和后来陕北中央红军时期，所有红军将士都是靠吃小米饭小米粥杀敌的。两位老人还告诉我，其实，那年月说是吃饭，实际上其饭不如粥稠，其粥不如汤浓。可说也奇怪，喝了小米粥，冲锋陷阵，长途奔袭，还总打胜仗。我们简直就是靠小米粥打天下的啊！两位老人讲起当年的情景，快乐得像个孩子。
饭后，吴老前辈用餐巾纸擦嘴，一张撕成四块，只用其中一块，反复用之。目睹这位老革命如此节省，很令我后生小子感动。
更令我难忘的是两位老人还给我讲了一件往事：有一天，从陕北来了一老乡，年纪很大，见面没说两句就痛哭不止，述说当年他的两个儿子跟随吴将军参加红军，转战陕北，英勇杀敌先后牺牲了，他如今年老体弱，生活困难……老乡的话勾起了吴老夫妇的回忆，禁不住泪下。吴老说，陕北老乡们用小米养活了我们，养育了革命，还把自己的儿女献给了新中国，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忘记了就没了良心，等于背叛。他多么希望老区能早日脱贫致富。吴老夫妇留老乡在京住了几天，临走时接济了他一些钱和衣物，大家洒泪而别，其景至今历历在目。冯老妈妈每提及此事，就禁不住流泪。
我从黄土地来到北京，走遍了大江南北，吃遍了东辣西酸，但还是爱喝小米粥，不只是因为我从小喝惯了它，还因为吴岱峰老前辈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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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中国画） 韩静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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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尚之怪
邓刚
看到一张漫画，上面画着抓鬼的钟馗正在发怒，对着两个打扮得不伦不类的年轻人说：何处鬼怪敢在此招摇，待我拿下！旁边一女人是钟馗的妹妹，说：大哥息怒，此当代青年也！读到这里真让我忍俊不禁。确实，在一些人的眼里，当代青年头发染得红不红黄不黄，衣服穿得花不花绿不绿，打扮得男不男女不女的怪样子，令人哭笑不得。然而，当代青年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反倒认定自己很现代很时尚。
所有的老人其实都是从年轻时过来的，但只要是他们离开了年轻，就立即看不惯年轻人，并总觉得他们年轻那阵儿比现在的年轻人优秀。面对一代代的芸芸众生，你会感到这简直就是上帝在反复玩弄的把戏。实际上你只要细细地思索一下，尤其是对你年轻时的生活行为认真回忆一下，就会渐渐心平气和起来。仅仅才几十年，我们一代代年轻人就有过多少五彩缤纷和五花八门的表演———头发一会儿精心地用电吹风吹上去，一会儿又乞丐一样任其披下来，一会儿又剃得像法西斯的“光头党”；裤腿一会儿细得几乎比腿还细，一会儿又粗得像个大喇叭，一会儿又短得露出腿肚子；皮鞋一会儿尖得犹如火箭和匕首，一会儿又圆得赛过光亮的脑袋，现在又扁得似车轮碾过的蛤蟆……我年轻那阵儿，兴起戴当时解放军戴的那种绿军帽，而且必须在军帽里塞上报纸和什么东西，把军帽前部分高高地撑起来，一直撑得俨然军官的大盖帽。记得当时的老人们都用惊异甚至惊恐的眼神看我们，他们大概怎么也不能理解，把好好一个帽子撑得变形到底有什么意义。可在我们的眼里，撑得最高的帽子多么地威风，用现在的话说那真是“帅呆了”！
从“阿飞”年代、“痞子”年代、尖头皮鞋年代、瘦腿裤和喇叭裤年代走过来的人，现在都老态龙钟了，都正襟危坐、严肃并严谨了。为此他们对当今所谓时尚的怪样年轻人嗤之以鼻并不屑一顾，然而他们忘却了他们年轻时的激动、冲动、躁动和骚动，忘却了新鲜的往往是稚嫩的；也许还从来没有意识到成熟与僵化有着可怕的近距离。国外与我们也一样，从嬉皮士到雅皮士，从飞机头到马鬃头。欧洲过去兴过戴高帽子，发展到极致时帽子高到和一个人的身高相同，一个人要是戴着帽子，远远看去，脸就好像长在人体的中部。我想，把帽子弄成那个滑稽的样子，肯定是年轻人的杰作。如此说来，时尚永远属于年轻人。因为他们敏感，因为他们好奇，因为他们热血涌动而无法冷静，所以他们总愿意在平淡的生活中闹出些新玩意儿，有时看起来似乎荒谬。但你非要用深刻用意义用正确用规范来要求时尚，那就是对牛弹琴，结果是你累得口吐白沫，牛还是该蹬蹄子该晃角的牛样。（附图片）
配画 夏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