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渴望致富的农民向干部发问——
农业产业化何时到俺家编辑同志：
我们砀山县是个水果产区。由于客观存在的科学技术推广难等原因，水果质量低劣，缺乏市场竞争力，农民卖果难，价格严重下跌，水果积压、腐烂。农民增产不能增收甚至减收。
现在我们村已有相当一部分农户负债，收不抵支，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我们从报纸上了解到，搞农业产业化是农民增收的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很多地方，就是靠农业产业化富了起来。可要实现农业产业化，有许多问题，单靠一家一户办不好，也办不了。比如，现在果子下来了，田里路边到处堆的都是。要把果子加工消化掉，得有龙头企业。怎样培植龙头企业，怎样疏通流通环节，怎样规范市场行为，这一切，政府要操心。
尽管现在是市场经济，干部可不能当甩手掌柜。如果干部对农村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不去研究，不去解决，而是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那一套，我们老百姓是不满意的！
农业产业化，何时到俺家？！
安徽省砀山县官庄镇北张老家村农民
张世居王文香刘福印魏正德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领导就是服务
王慧敏
农民希望干部别当甩手掌柜；干部呢，则为怎么管发愁。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真是个难题！
谁要是说基层干部很清闲，不是事实！我在县里挂职时深有体会：干部从早到晚，可以说忙得脚不沾地。
不过，忙些什么呢？去年我曾写过这样一篇文章《一年开会200多》。谁知文章见报后，一位退居二线的县委书记给我来了封信，说，若论参加会议的次数，他更胜一筹——有一年他参加会议的次数超过了300个。有些会议确实没必要开，但大家都在开，似乎不这样就不是抓工作。
他感慨道：沉溺于形式主义，是干部工作错位的一个突出表现。
此外，“干部就是领导，领导就是命令”这一观念，在一些干部头脑中根深蒂固。不是曾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吗：“工作就是开会，协调就是喝醉，管理就是收费。”最要命的是后面抖的那个包袱：“领导说的都对。”
搞形式主义可怕，如果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结合在一起就更可怕了。你想，醉心于搞形式，能不使决策脱离实际吗？而错了也必须听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因此，干部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首先，必须从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这一窠臼中跳出来。
跳出来后脚踏在哪里？从大的方面讲，完善社会化服务和管理职能，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各类竞争主体的市场行为，都是干部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具体工作而论，该干部干的事儿就更多了。譬如安徽农民在来信中提到的那些有关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不就是干部应该考虑的吗？再如王国卿提到的有关假种子、假农药的困扰，其实，引导农民科学种田，干部责无旁贷，而让科学种田落到实处，为科学种田“保驾护航”，更应该是干部分内的事儿。
邓小平同志说过：“领导就是服务。”从这个要求出发，新时期干部的工作，理应从“命令”转到“服务”上来。
那么，怎样才能服好务呢？手头有一份来稿，说是河南省民权县委、县政府组织干部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所思所想，然后归纳出“农民20盼”，将“20盼”印成材料下发到乡村各级，要求干部对照农民的“盼”去开展工作。此举一出，群众好评如潮。
一句话，只有从群众的要求出发，把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才能深得民心，我们的工作也才能有成效。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领导逢会就要求种香菇，农民辛辛苦苦忙了快一年，一分钱都没赚上，还赔了老本——
香菇为何难“香”
本报记者郑少忠
“去年年初还没有买香菇‘菌袋’那会儿，政府宣传种香菇是如何如何能赚钱，政府还设定了保护价，银行也给我们贷了款，我们辛辛苦苦忙了快一年，一分钱都没赚上，连贷款和多年的积蓄都赔进去了！”8月20日，记者来到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哭泉乡的一些农户家，“菇农”们满脸疑惑和怨气。
一提到香菇，村民李来福就来气：“政府说种香菇能挣钱，说是一棒‘菌袋’能出6到7茬菇，一茬香菇能产3到5斤，说是种得好，一年就可以赚几万元。我花了3000元的贷款买了1875袋‘菌袋’，另外，又加上这些年积攒的400多元钱买了配料，不知咋的，出了两茬菇就不出了，总共卖了不到400元钱，贷款还不上不说，连我贴的400多块钱都没有赚回。”
村民有村民的烦恼，干部也有干部的无奈。一个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干部苦笑着告诉记者：县委、县政府发了文件，登了简报，领导们几乎是逢会就要讲香菇，把香菇（食用菌）生产作为全县兴县富民的“第一号”工程来抓，除了教师、医生和个别特殊岗位外，全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一人1000袋“菌袋”，一袋1.6元，不买都不行。
哭泉乡的香菇为何难“香”？县食用菌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高级工程师张晓民说：“香菇生产技术含量比较高，有较严格的温度、湿度要求，有严格的操作程序，时令性很强，卫生状况也要求比较高，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今后要加强管理和技术指导，加强典型示范工作。如果这些工作都没到位，就强行要求农民种，香菇自然就香不起来。”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谁来保护平遥古城
尽管有古城保护规划和山西省人大颁布的平遥古城保护条例，这座世界历史名城仍在遭受严重毁坏。城内许多有价值的四合院、名宅被拆改得面目全非。平遥文庙也被破坏得只剩一座大成殿。
左图：侯王宾旧居倒塌了数年的山墙。
上图：已被拆改得面目全非的名宅马中选故居。
新华社记者李颖摄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红赤村年年调整结构，七八年过去了，品种换了五六个，可农民至今没能品尝到水果的滋味——
但见栽新树不知果味鲜
本报记者范伟国
重庆市忠县涂井乡红赤村有800来人，800余亩土地散落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上。
1992年乡里号召村里每人种100棵桑树，全村便集中种了40多亩。树倒是长得茂盛，但桑叶却不见有人要，村里也没人会养蚕。1995年，村民们挖了这些桑树当柴烧了。
1993年，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红赤村的村民又开发了70亩果园，种上了梁平柚、脐橙、沙田柚和枇杷树，由于村民不懂栽培技术，结果数万元的开发款白白扔进了长江，至今只剩几株不结果的小树零乱地散落在坡地上。
1996年，乡里安排每个村民种5株荔枝、1株苍溪雪梨，树苗由乡统一供应。结果是，存活下来的荔枝、雪梨只开花不结果。
1999年，乡里关心红赤村种植结构调整的积极性丝毫未减，又要求村里种123亩银杏。村里无奈之下只得遵命办事。强扭的瓜终究不甜，记者8月下旬来到当地发现，在一大片山地上，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松树林，中间一大片旱地上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十来棵银杏树，东倒西歪、半死不活。村民反映说，县里曾对该村的土质作过测试，结论是不适合种银杏树。
今年3月，乡里又出新招，以360元一斤的价格发给村里3斤桑树种子，要求先发展桑树苗3万枝，再移植大田。记者见到，这些树苗在大旱之年大约存活一半，倒也生机盎然。村民担心的是，树苗长大后移往何处种？种了又有什么用？难道再像1992年那样栽大了砍起当柴烧吗？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从事基层工作的干部左右为难——
俺究竟该管些啥编辑同志：
我是登封市中岳办事处的一位基层干部。眼下我发现，基层工作越来越难做，许多事，管了不中，不管也不中；管深了不中，管浅了也不中。真是左右为难。
俺办事处位于登封市中部，背依嵩山，腹揽丘陵，现辖9个行政村。尽管人均拥有的地不少，可水土条件不理想，过去以种植小麦、玉米粮食作物为主，农民收入一直难有大的提高。为尽快解决种植单一、结构雷同的问题，我们大力发展林果业，引导农户和企业实行产业化经营。先是让农民种了1万多亩苹果，结果呢，不是不挂果就是青皮蛋儿；后来动员大家种山楂，结果有了果子没人要；又种药材，到头来说是品质差、卖不出。到底该让农民种啥？俺真糊涂了。
再说说科学种田。农业离不开科技，这道理谁都明白。可是你推广优良品种，碰上了假种子，玉米只吐缨子不结穗；推广生物农药，结果虫没治住，庄稼死了不少。你说说这叫啥事儿！
基层工作究竟该怎样抓？俺真是一头雾水。
河南登封市中岳办事处王国卿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处理好有为和无为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国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转变职能，首要的是由传统的控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由财富的直接分配到政策的间接调控转变。
政府能否创造一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就成为衡量一国、一地区市场经济是否发育成熟的主要标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必须具有与之相适应的角色定位及其职能。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思维方式和运作逻辑，往往导致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角色错位和职能变异。随着中国加入WTO的来临和市场经济规范化的要求，转变政府的角色，提高政府的服务职能，就成为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
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行政职能部门由于不明白自身的角色定位，亲自参与并无端干预市场，其结果导致市场人为的扭曲。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一些地方政府常常以行政命令迫使农民强买强种，客观上却因对市场行情了解不足，结果总是事与愿违。这种运行方式，不仅使群众与当地政府间的矛盾不断升级，而且使政府社会服务的职能大打折扣，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也受到影响。改变政府直接干预、直接分配社会资源的计划管理体制模式，成为各级政府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转变职能，首要的是由传统的控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由财富的直接分配到政策的间接调控转变。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决定了其效能的发挥。因此，政府能否创造一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能否确保市场稳健的良性运行，能否适时制定出科学而有效的政策，就成为衡量一国、一地区市场经济是否发育成熟的主要标志。政府一旦参与具体的市场行为，不仅有碍公平，而且还影响自身的效能。对于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事务（如社会的公平和公正），才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政府在市场中应充当“守护人”的角色。作为“守护人”的各级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非无所作为。政府实际上既是有为者，又是无为者。政府的“有为”体现在：它既是市场游戏大规则的制定者，又是纠纷和矛盾的仲裁者；政府的“无为”则指政府必须从市场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力争“无所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初衷不是要参与市场行为，而是对混乱无序的市场予以整顿和规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主要是防止市场的动荡，通过利用各种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和措施，来协调市场朝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3个月内，16家报纸共发布医疗广告1747条次，其中，违法的达到1243条次，违法率为71.15％——
治治违法医疗广告
本报记者龚永泉
医疗广告作为发展最快的广告品种之一，日益成为各新闻媒体广告的新宠，然而，“热闹”的背后，却隐藏着种种祸患。
江苏省工商局对省、市16家报纸的广告发布情况进行监测和统计分析，结果可谓触目惊心。在3个月内，16家报纸共发布医疗广告1747条次，其中，违法的达到1243条次，违法率为71.15％。其中，有一家日报发布医疗广告287条次，违法广告243条次，违法率高达84.66％；有一家晚报发布医疗广告542条次，违法广告469条次，违法率高达86.53％。值得关注的是，这期间16家报纸共发布违法广告数为1432条次，违法医疗广告占到违法广告总数的86.8％。
这些违法医疗广告，有的违反科学宣传疗效，如宣传降低血脂疾病的广告中毫无科学依据地声称保健食品甲壳素可以通过“生物电解”来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脂。有的对目前尚不能治愈的疑难病，如高血压、牛皮癣、白癜风、恶性肿瘤等，广告中却用了“肯定”、“百分之百”、“治愈”等字样。有的直接违反国家规定，借用社会名流、“医学专家”或所谓已治愈的病人来进行“现身说法”，欺骗误导广大群众。有的直接刊登未经有关部门审批的医疗广告，有的是失效批文或是盗用其他单位的医疗广告审批证明。
省工商局负责人指出，当前，医疗广告市场秩序混乱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加大查处力度，全面推行违法广告案件交办制度和印刷品广告辖区管理责任制，充分发挥各级工商局广告监管机构和基层工商所的广告监管职能作用，使违法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都受到及时查处。同时，在广大消费者中广泛开展“明明白白看广告”活动，向社会发放调查表，根据调查结果和消费者投诉情况，向社会公布“十大虚假广告”。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鼓励采取“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企业和科研单位带动农户进入市场。
——摘自《十五计划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