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卫生·环境·人口)
专栏：
绿洲悲歌
额济纳绿洲位于内蒙古最西部的阿拉善盟，这里曾经有世界上连片面积最大的胡杨林，有闻名于世的居延海。几十年来，黑河上游的河西走廊大量移民开荒，无节制地使用黑河水，使下游断流，居延海的东海和西海相继干涸，绿洲急剧缩小。
虽经有关部门多次调解，这股救命水依然流不到额济纳绿洲，照此下去用不了20年，这片绿洲就会消失，而这里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沙尘源。图为额济纳绿洲一片枯黄，骆驼和羊啃食着不多的耐旱植物。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第10版(卫生·环境·人口)
专栏：杂谈
析“捉迷藏”现象
吕企才
时下，在取缔关停小造纸、小化工、小土焦、小炼油等污染企业中，“捉迷藏”现象屡屡发生，令人头疼：你来检查了，它那里便唱“空城计”——炉灭机停，烟囱俏立，污水无踪，偌大厂区，悄无人影；检查刚过，它立马就搞“大跃进”——烟尘滚滚，机声隆隆，污水哗哗，人喊马嘶，一派繁忙。
污染企业屡玩“捉迷藏”，难以取缔关停，个中原委，其实是心知肚明，愚试为一析：
——厂家为钱所驱，有禁不止“游击战”。小造纸、小化工、小土焦、小炼油等大多数厂家实行掠夺式经营，他们力图用最少的投资，捞取最大的利润，恨不得杀鸡取卵，压根儿就没准备为治理污染投资。因此，便和检查者打开了“游击战”：你来我藏，你走我干；你逮住了，算我倒霉；你逮不住，我捞一把。
——“管家”为利所诱，暗里放纵当“内线”。一些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把管理变成了捞好处的手段，他们是“只吃晋糕不种米”的主儿，靠“管”环保吃香喝辣赚票子，早已被污染大户拉下了水，成了人家的“卧底眼线”。你检查尚未成行，他已“热线服务”报了消息。你本事再大，也要回回扑空。这些人甚至装得一本正经，把检查弄得“雷声隆隆”，可到“该出手时”，却“棉花卷儿打锣——没音”了。
——上司为名所累，挡风遮雨巧庇护。不言而喻，这些污染企业，也为当地“泡沫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使之财政税收、管理费用的箭头扶摇直上，其上司们也因此而受表彰、得奖金，显功露名，脸上溢彩，被提拔重用的比率大增。他们对取缔关停污染企业嘴上服从、思想不通，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
由此可见，遏制“捉迷藏”，要厂家、“管家”、上司一起治：坚决实行污染一票否决。哪里的污染企业取缔关停不了，除了对厂家依法用重典外，也要“连坐”，追究“管家”和上司们的连带责任。更有效的办法是：不停污染停位子。让“管家”不能以管谋私，让上司不能提拔重用。如此，何愁污染企业取缔关停不了？何患天不蓝、水不清、山不绿？
问题在于是不是认真去做？谁来监督去做？
第10版(卫生·环境·人口)
专栏：
患者为我师
——记四川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袁万顺
满延贵
“医学的进步往往是以患者的病痛和鲜血为代价的，为此，每一位医生都应该对患者充满感激之心，视患者为老师。”这是四川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袁万顺的肺腑之言。在30多年的医学实践中，他紧密结合患者的实际需求进行科研攻关，不断用新技术改造传统手术，尤其是在肛肠外科成就突出，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过去，直肠癌患者手术后无法排便，医生大多在患者腹部进行人工造口。面对这种情况，袁万顺广泛涉猎国内外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术，应用于直肠癌手术上。他研制出的“低位直肠癌根治、结肠经提肌隧道拖出、原肛门成形术”，符合患者的生理需求，使患者彻底告别了在腹部造口大便的痛苦，改善了生存质量，显著提高了患者的5年生存率。
在大肠癌合并梗阻手术中，传统的方式是两次进行，第一次只能解决梗阻，第二次再进行癌肿瘤的切除。袁万顺反复钻研，把两次手术改为一次完成，并提出“上要空、下要通、吻合要正”的原则，经过100多例患者的临床应用，无一吻合口瘘和死亡发生。
近年来，袁万顺先后开展新技术项目近30项，其中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目前，他担任西南西北肛肠学会理事、四川省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委员，并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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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下第一“护林墙”
左满明赵汇峰
在层峦叠嶂的太行山脉东南部，有一道道随山势起伏蜿蜒的白色石墙，如万里长城一般把草木葱郁的林地圈成或圆形或带状的封闭圈，这就是被西方媒体称为“不明战略设施”、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命名的世界上“最长的森林防护墙”。它是由山西省壶关县当地群众用双手筑起的3500公里森林防护墙。它的修筑，保护了该县80万亩人工栽植的森林，使镶嵌在太行山上的绿色明珠、全国绿化先进县更加熠熠生辉。
壶关县是太行山干石贫困山区。过去，该县与我国当前许多中西部地区一样，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水土流失严重，十年九旱，农业靠天吃饭，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壶关人民的生存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穷则思变。20世纪70年代末，该县群众创造出“阳坡育苗阳坡栽、阴坡育苗阴坡栽、随地育苗随地栽”的荒山绿化经验，二十年如一日，举县兴林，绿化荒山，有林面积由5万亩增加到80万亩，森林覆盖率由5％上升到45.6％，年均增长两个百分点，被林业专家誉为绿化奇迹，荣获“太行山绿化先锋县”、“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全国生态建设先进县”以及“全球500佳提名奖”等荣誉和称号。
创业难，守业更难。1999年前后，山西省大面积遭受罕见的秋旱连冬旱、冬旱连春旱的罕见旱象，壶关尤甚。由于干旱的持续，加之秋、冬、春季节风异常干燥，到1999年清明期间，有时一天竟发生森林火灾数起，火险、火情此起彼伏，防不胜防。痛定思痛，如何彻底根除引发森林火灾隐患，保护壶关人民用心血和汗水栽植起来的森林，成了县委、县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在教育群众的同时，隔断、隔离森林与村庄、耕田、道路的连接是消除火患的唯一途径。
县委、县政府领导经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得出了上述启示，议定了“垒墙护林”的方案，并率先在该县井则口村筑起了长5公里、宽0.5米、高1米的示范墙。在调研中，县领导还得出，森林防护墙具有三防即防火、防盗、防畜害，三保即保水、保土、保植被的综合作用，可以用较少的付出，获取较大的收益。为此，县委、县政府利用当地石头多的优势，全县动员，全民参战，实施万里森林护林墙工程。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实践，全县在13个乡镇（区）389个行政村筑起了高1.5米、底宽0.8米、上宽0.4米的梯形石墙3500公里，全县共义务投工350万个，动用土石方420万立方米，相当于创造了价值达3500万元的财富，初步建成了一道工程浩繁、用料巨大、气势恢宏、美丽壮观的“天下第一墙”，在保护生态、造福人民和经济建设中越来越发挥出大的效益和作用。近两年壶关县的森林火情、火警下降90％，凡垒筑了森林防护墙的地方，没有发生一起森林火灾；坚固的石墙封闭林地后，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牛羊入山，阻止了乱捕滥猎野生动物，森林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同时，森林防护墙还成了亮丽的风景线，进一步点缀了壶关秀美山川的景色，使旅游人数大增。
国家林业局对壶关县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山西省政府和长治市政府先后作出了学习壶关经验、建设森林防护墙的决定。
第10版(卫生·环境·人口)
专栏：健康视点
梁启超为啥不告协和医院
《健康时报》记者赵安平
编者按：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不断发生医患纠纷，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看待医患关系，医疗事故应该如何处理，本文通过发生在75年前的一个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旨在给读者带来一些启示。
北京协和医院教授王任直，在维护医院秩序时被患者家属殴打导致左臂轻残。在抢救时，积水潭医院的专家把食指伸进王任直的伤口，还没探到底，这位副教授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哪里来的这么大的仇恨？下手这么毒！
在协和医院采访时，记者听医院的医务人员谈起了75年前发生在协和医院的一起误诊事件。事情发生在著名的历史人物梁启超的身上。
75年前的误诊事件
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协和的医生诊断后，误以为他的右肾生瘤，于是便做了割去右肾的手术，但右肾取出后，发现并无肿瘤。对于这一手术，当时社会上和梁启超的家人多有责言，但梁启超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却十分通情达理，并不苛责。他写信向孩子们劝解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并没有丝毫吃亏，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
对于当时报刊上对协和的攻击，梁启超惟恐因此损害协和的名声，影响其他人对医学和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应，他在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经过，替协和辩解，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至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提出责任不在协和。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我国著名医史学家程之范先生指出：“梁启超对协和医院误诊的态度，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这时对协和大加鞭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
无独有偶，在采访中，记者又听到了另外一件患者“包庇”大夫的事情，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北京的一个居民小区里。
齐奶奶“包庇”张大夫
北京汽南小区居民齐素华老人是糖尿病患者，一次要到医院输液，找小区卫生服务站大夫张晓琳开药，当时张晓琳忙着办另一件事情，匆忙开上方子，就让老人去医院。齐素华到药房买药时才发现，张晓琳给她开的是葡萄糖。让糖尿病患者输葡萄糖，这不是胡来吗，幸亏发现及时才没闹出乱子。齐素华完全可以拿这个方子找记者曝她的光，找律师告她的状，但是，齐素华没有这样做。
不久，卫生部副部长彭玉来汽南小区视察，她听到的是对卫生站的一片赞扬声，彭副部长就问在场的齐素华：“他们就没犯错的时候吗？”齐素华反问她：“你有孩子吗？孩子错了能一棍子打死吗？”
患者“包庇”有错的医生，这可实在不多见。其实，这一切都是张晓琳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结果。
1997年她来到汽南小区组建了卫生站，从那时起，就把自己交给了这里的1万多名居民。经过卫生站4年的努力，小区居民吸烟人数下降了10个百分点，坚持锻炼的人达87％。
张晓琳成了居民的生活顾问。61岁的刘大爷问她：“我能去成都吗？”“不行，成都气温低，多雨，气压低，你本身患冠心病，当地患这种病的人相对较少，治疗上不是很强，建议你别去。”张大夫耐心地解释。
又一位老人来问：“我能去杭州吗？”“可以。”“坐什么去？”“你患有严重的腰腿痛，但心脏好，应该坐飞机去，坐火车时间长了恐怕腰腿受不了。”
“只要有人问，你就不能说不知道，就要给他满意的答复。”这就是张晓琳的观点。
医患关系如果都像张晓琳一样处理到这种程度，还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吗？
更可怕的是冷漠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蔡仁华说，打是矛盾的集中体现，当然必须严处，不能蔓延成风。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还有一种更可怕的腐蚀力量，那就是冷漠，对什么都无所谓，形成了一种群体性的病态。
打的是外伤，总会好的，关键是如何医治“内伤”。打医生的人很少，但不信任医生的病人，却不是个小数目。同样，真正渎职、草菅人命的医生只占极少数，可对病人不亲不爱的医生数目也不算小。
医患双方都有心态失衡的现象。病人一肚子气，医生一肚子怨。病人认为，我现在是自费看病，可你的费用还这么高，太黑了。医生想，美国的医生做一台手术，费用是3万美元，我一个月做十几台手术，才挣2000块，太不值了；同时，医院、医生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压力，成了出气筒。这是转轨时期的一种浮躁。
医患之间应该换位思考。医生要明白你现在在给别人看病，可也许你自己就是一个潜在的病人，你应当躺下来，体验一下躺在病床上只能看到天花板的滋味。
对患者来讲，应该清楚，医学是一门以生命为代价、经历无数失败才发展的科学。我们无意贬低人生命的价值，但是应当理解医学上正常的失败。
医疗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边治疗，一边探索，病人的参与是医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20世纪50年代，法洛氏四联症患者的死亡率是80％，现在的死亡率是1％。那80％的不幸的患者为治疗这个疾病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失去了亲人固然痛苦，但不应再失去理智。
第10版(卫生·环境·人口)
专栏：
全国政协召开座谈会呼吁
营造良好就医环境
本报讯近日，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召开改善医患关系共同维护就医环境座谈会，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
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在全国300家医院的调查表明，近50％的医院都发生过打砸闹事件，而且有不断上升趋势。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殴打侵害医务人员、破坏医院正常秩序的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也客观地分析了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会议认为，医学科学是一门不断探索和实践的复杂学科，充满着许多未知和变数，患者情况千差万别，因此任何医院和医生都不能包治百病。同时，医药卫生行业在改革发展中暴露出的许多问题，应尽快理顺机制，全面推进“三项改革”。（张丛）
第10版(卫生·环境·人口)
专栏：
高风亮节励后人
——纪念钟惠澜教授百年诞辰
吕厚山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发展史上，有两位人物值得人们永远怀念，一位是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杂志创始人之一、人民医院首任院长、著名鼠疫专家伍连德博士；一位就是著名内科专家、我国热带医学奠基人之一钟惠澜教授。
今年8月，是钟惠澜教授的百年诞辰，14年前，钟老已经离我们而去，然而，他那科学严谨的治学风范，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勇于探索真理的工作精神，一直都激励着我们努力工作，不断开拓进取。
爱国爱民办好中国人的医院
人民医院人在谈起自己的医院时，有一点是非常自豪的，那就是我们的医院是中国人自己集资兴建的第一所大型综合医院，这得益于伍连德博士等爱国学者的努力。然而1918年建院后不久，由于各种原因，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财务、人事大权落在了教会“姑奶奶”（修女）的手中，医院几乎丧失了它的功能。
是钟惠澜教授带领一批爱国医生恢复了医院的功能，使中央医院真正成为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医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关闭了协和医院，钟惠澜教授应邀到中央医院工作。自1942年起，钟老在北平中央医院任医监和内科主任，与同事们一起，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经过整顿和改造，逐渐形成了人民医院的优良传统——爱国、爱院、崇尚科学。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中央医院，并电令我院不准用“中央”两字，中央医院被迫更名为中和医院，钟惠澜教授被推选为院长。在此期间，他培训了许多医务人员，其中大部分成为医务界的骨干。
北京解放前夕，钟老利用工作职务之便，妥善保护了中和医院的全部财产。全国解放后，中和医院移交给人民政府，改名为中央人民医院，钟老继续担任院长和内科主任，他为人民医院的发展和建设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汗水。
勇于探索一生追求真理
钟惠澜教授始终遵循临床——现场——实验室的工作方式。为获取第一手资料，他经常深入农村和边远地区开展现场调查。在钟老留下的资料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在农村“安营扎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镜头。50年代以前，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寄生人体并能使人患肺吸虫病的只有卫氏肺吸虫，而钟老和他的助手在四川温江和雅安地区发现的肺吸虫病人却没有常见的典型症状。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们对温江和雅安地区200多例肺吸虫患者的临床资料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证明确实存在着一种和卫氏肺吸虫在形态学、生活史、致病性方面不完全相同的肺吸虫，他们将它定名为“四川肺吸虫”，并于1962年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了这篇论文。
为了验证回归热与病虱叮咬的关系，钟老曾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他在一个特殊的小盒子里养了许多带有回归热螺旋体的病虱，将盒子系在自己身上，任虱子叮咬。在腿上放久了，腿痒得受不了，就改放在胳膊上，这样连续放了3个多月。通过亲身试验和现场观察到的大量事实，钟老证实了虱子不是通过唾液或粪便传播回归热，而是当病虱被挤碎时，逸出的螺旋体通过擦破的皮肤致病。这个结论推翻了在此之前国际公认的学说，得到了国际医学科学界的认可，也为我国消灭回归热奠定了新的基础。
早在1939年，为了研究黑热病的传播途径，钟老在自己家里养黑热病狗。为了验证人体是否能够接受狗黑热病病原体而感染黑热病，需要在人身上试验。钟老十分为难，自己曾感染过黑热病，有了免疫力，做试验效果不准确。可除自己以外，他也只能考虑妻子李懿征了。钟老请人将病犬的骨髓液注射到妻子的体内，五个半月后妻子开始发病，为了让黑热病病原体繁殖得更多些，不能立即给予治疗。三个星期后，钟老从妻子的骨髓液里查到了黑热病病原体。之后他用这些骨髓液接种田鼠，结果田鼠也产生了典型的黑热病病变。通过这些确凿有力的科学验证，钟惠澜教授在世界上第一次证明，狗的黑热病病原体对人是有致病力的，狗、白蛉子与人的黑热病病原体从流行病学、形态学、免疫学、临床学等方面都属于同一虫种，推翻了西方学者的论断。
钟惠澜教授还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早在学生时代，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后，他历任全国政协常委，不管工作多忙，他都积极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并以主人翁的态度提出切中时弊的意见和建议。1957年，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钟惠澜教授就以一名医学科学家的身份，从妇女生理学、儿童营养学、教育学等方面力陈人口盲目增长的危害性，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表现了一名爱国科学家坦荡的胸怀和勇于追求真理的态度。钟老这篇书面发言在195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后，受到许多经济学家和医学家的赞扬，马寅初给他打电话说：你放了一颗很有力量的重型炸弹。
在医疗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的今天，我们回顾钟惠澜教授的事迹，更深刻地体会到钟老的高风亮节。他追求真理、探索求新、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卫生事业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自强不息。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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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钢环境整治再迈大步
本报讯记者赵永新报道：“十五”期间，首钢将在“九五”期间投入9.06亿元的基础上，再投入资金12.5亿元用于污染防治，到2005年全面实现厂区生产清洁化，厂区大气环境质量与北京市区同步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据首钢总公司总经理朱继民介绍，“十五”期间首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通过压缩规模、结构调整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工艺设备，削减污染物排放量，实现生产清洁化；调整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消耗，实现能源的清洁化；采用先进环保技术和设备，对环保设施进行技术改造，对污染源进行深度治理；实施绿化美化工程，建设花园式工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