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写出生命的爱意
王志清
新收到原因从昆明寄来的新著《在生活的郊野》。
我曾说：原因的作品“对美的热爱、崇拜，集中在对生命的渴望之上，集中在对人性释放的自由本性之上。”“诗人的灵魂之舞，超离了世俗肉欲而重返本然生命，表现出对生命有限意义的美学超越。”缺乏崇高的生命体验，缺乏深刻的人性思考，缺乏对生活美的独到发现，自然不可能有文学上的深度，不可能有心灵上的震撼力，也自然不可能有文化品味比较高的读者了。原因有一篇《崇尚思索》的散文，写他与青年哲学家的一次邂逅，文章写道：“有人说，今日之时代是一个充满行动的时代。我却认为，唯其如此，思索才更显重要。……我崇尚行动，但我更崇尚思索，特别是那种另辟蹊径的思索。”勤于思索是原因的生命本色，他的散文不少是“另辟蹊径的思索”之结果，得人生三昧，得天地人心的真善美。我极看好原因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及表现，散步、乘车、爬山、买菜、听歌、看鸥，生活对他似乎特别地恩惠，而让他灵感、激情异乎一般人的丰富，不需要靠荒诞、魔幻、解构及虚构等来弥补生活的不足。读他的散文，就像有一根鹅毛撩拨灵魂而叫人痒得发颤。他的《翠湖看鸥》是这样开篇的：
飞起来，银亮了半个天空；落下去，妩媚了数顷湖水。白色的火焰燃烧在昆明不像冬天的冬天，使渴望冰枝雪叶编织冬情冬趣的人们获得少许安慰。红嘴鸥，这来自西伯利亚的客人，遵诺守时，又一次逼近我们的平淡生涯。是的，一方山水总是在季节的更替中显现真性情，阴晴寒暑，是它情感的潮汐浪花。而秋无金风玉露可披，夏无炎光烈焰可脱，冬是春，秋是春，夏是春，春还是春，温煦、温和、温暖，怎不让所有的青春都恹恹欲睡？怎不让一切的激情都暗淡喑哑？是红嘴鸥给我们捎来了一封远方来信——远方有冬天！毕竟，远方有冬天！四面八方，立时斟满了惊喜的仰望。
原因很善于营造诗意饱满的动感十足的画面，传达缱绻的爱意，氤氲起一种让人欢欣和雀跃的勃勃生机，表现出人与自然的高度和睦，以及投入大自然怀抱、回归自然的惬意和满足。他另一篇散文《绿岛小夜曲》的结尾这样写道：“也许，人就应该常常这样地扎根于大自然的乐章中，培养爱心，发展爱心，扩张爱心。”说得多好啊，这是作者对自由和灿烂之大爱的渴望，是对爱心普泛性灌注的祈愿。也因为爱意，使他对自然万物有着细致入微的体察和表现。他在看鸥时看出了理想而纯情的发问：“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能这样被人们的爱意灌溉得蓬蓬勃勃吗？”他用爱意灌溉万物，也希望所有的人对所有的美好事物都能如此。他用生命去爱，也用生命写作，他笔下之物景无不是充满灵性而物我交融的血性生命。因为爱意的灌溉，其笔下的树已不是那树，湖已不是那湖，雨也不是那雨了，一切都显现出纯美的天性，成了性灵鲜活的生命景观。
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多味斋
清涧粉条记
贺永军
在陕北有很多以粉条为主要原料的特色吃食，如三鲜粉汤、羊血烩粉、油粉蒸饺、蛋粉韭盒等等，都是谁听谁爱的美食。陕北粉条，又数清涧县出产的手工粉条晶莹透亮、入口滑爽为上品。
清涧粉条好，是因为这个地方水甜人实在。每年冬季农闲，清涧大多数农户都会挑选最好的土豆滤制粉芡，加工成有圆有扁、有粗有细的粉条。村村落落，一挂一挂银丝般的粉条晾晒着，织成一片雪白的世界，构成冬天清涧特有的一景。在十几年前的清涧，冬春两季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除过土豆、白菜、萝卜这三大样外，再没有其它的蔬菜。只有个别家景稍好的人家，还会在临近过大年时生些豆芽，磨点豆腐。一般来说，耐贮易存、味美可口的粉条就成了家家户户逢年过节、酬宾待客时必不可少的首选之物。而用粉条做菜，也就成了清涧人的拿手好戏，肉炒粉、猪肉撬板粉、猪肉炖粉条、酸菜粉熬肉、小炒猪肉粉，多不胜举。均以粉条为主，配料大同小异，却烹调出色、香、味各不相同的菜肴。单听那些菜名，明白实在，不藏不掖，容不下半点虚情假意，把清涧人热情爽直、质朴厚道的性格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清涧人，粉条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还是十多年前吃过的一碗“金线吊葫芦”。那会儿，我在外地一所卫校上学，寒假期间，与同班又同乡的一个叫小菊的女同学约定，到她乡下家里去“吃粉条”。记得那天下着雪，走到那个叫白李家河的村子里，小菊全家人早已在硷畔上迎着。刚进了门，不由分说就被推到烧得滚烫的热炕头坐下，小菊一家便一齐动手，叮叮当当做起了饭。不大一会儿，就见小菊抿嘴偷偷笑着，把一只热气腾腾的大瓷碗拥到我手里，旁边小菊只有十来岁的弟弟在大人们的呵斥声里跳着脚直喊：“金线吊葫芦了！金线吊葫芦了！”我用筷子在碗里一挑，碗底竟是那时只有招待稀贵客人才用的头茬麦面皮儿饺子，上面堆着我最喜欢吃的用酱炒成金黄色的细粉条，喷香扑鼻。“金线吊葫芦”的香味加上小菊全家的热情，让我就像云里雾里飘着一样，只觉得此味只应天上有。
开学后，我同几个家在农村的要好同学说起在小菊家“吃粉条”的经过，不料竟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大傻子，这下你可麻烦了。那是人家招待女婿客才给吃的饭呀！意思就是要用粉条‘金线’把你的人拴住，用饺子‘葫芦’把你的心收住！”我如梦初醒。时过境迁，但那“金线吊葫芦”的味道和神话般美好的意境，却还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如今，在清涧县城郊已建有近百个蔬菜大棚，一年四季各种各样鲜菜不断，而清涧粉条还是热销不衰。有些菜容易让人吃腻，唯有粉条，无论凉拌热炒，蒸煮烩炖，四季皆宜，让人百吃不厌。唯一的变化，就是人们在钟爱手工粉条够筋够韧有嚼头的同时，也开始喜欢选购清涧一家饮食企业自行开发生产的优质速食粉条，这也许是清涧人为了适应和追赶现代生活快节奏的缘故吧。
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
谁是真正的“老夫子”
冯骥才
1996年我从埃及回国途经新加坡的时候，在书摊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名为《老夫子》的漫画图册，经友人介绍才知道“老夫子”已经享誉四海。但是，这个“老夫子”已经不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天津漫画家朋弟的手笔，作者名叫王泽！我曾看过天津老漫画家黄冠廉的文章，指责这位自六十年代起在香港发表了大量关于“老夫子”的漫画故事的王泽，有剽窃朋弟之嫌，并且在香港《漫画读物》上用文字来表达心中的愤愤不平。王泽生在天津，原名王家植，五十年代在文化宫做美术干部，六十年代到香港，开始在报端发表题为“老夫子”的漫画故事。后来我翻看了王泽的《老夫子》，可以断定，在人物造型与性格设计上，王泽确实搬用了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等所独创的漫画人物。何况连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
三四十年代，由于现代都市的发展，大众文艺进入读图时代，对于都市紧张生活具有调节功能的幽默漫画应运而生。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便是叶浅予的《王先生与小陈》、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和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阿摩林》等。朋弟原名冯棣，1931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艺术创作主要活跃在京津一带，作品更多发表在《新天津画报》、《庸报》、《益世报》、《银线画报》、《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等报刊上。他笔下的老夫子创造了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遗老遗少性质的平民形象，新旧事物与观念在其身上强烈地冲突着。而且这个人物既天真又迂腐，既憨厚又狡狯，既有正义感又喜爱弄些小聪明，通过这一复杂人物多棱镜般地折射了社会的斑斓与荒诞，对于现实生活不无批判精神；特别是由于这种小人物常常处于尴尬与无奈，而分外惹来读者的关切，乃至同情；因此老夫子在那个时代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漫画人物，而且由于朋弟身处社会底层，漫画具有很强的市井色彩，自然就与都市的大众生活融混一起。及至五十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天祥商场的旧书铺花上一两角钱仍然可以买到一本旧日的《老夫子》，可见当时发行量之巨，流行影响之广。如今京津一带五十岁以上的人脑子里大都印有老夫子那个笑话百出的形象。但是在五十年代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改变，不入时的老夫子形象便渐渐从社会生活中淡出，作者朋弟本人也黯然下去。1957年初社会思想松动的那一阵子，朋弟兴致忽高，画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北京日报》上。漫画家李滨声还写了一篇短文《介绍老白薯》，为他鼓掌鼓劲。说“我祝贺年已知命的漫画家重新提笔作画，并希望今后‘老白薯’经常出现在漫画的花坛上”。但紧跟着的“反右”，他俩未能幸免。从此，朋弟消隐得无影无踪了。这昔时的文化便成为一种被忘却的历史。然而这时，香港却冒出了一个老夫子，还有老白薯。在这里，虽然将老夫子后脑壳的发辫去掉，大腿加长了一些，还把老白薯的上衣换了一件，名字也改了一个字（把“老白薯”改称“老蕃薯”），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却与朋弟笔下的人物全然一样，这就是王泽之所为了。这种笨拙的剽窃术，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愚蠢行为。但由于当时香港和内地隔绝，信息不通，便使得他瞒天过海，并家喻户晓起来。
前年，我在大树画馆接待了一位来自海外的画家，他自称王泽。这位王泽先生说他曾在天津生活近三十年，对津门感情尤深。谈话中才知道他居然就是海外《老夫子》的作者王泽。我当即问他“您认不认识朋弟？”他说：“认识认识，很熟。”就此一句，随即便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想到了黄冠廉先生那篇文章，并想起王泽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讳言于朋弟二字，为了避免客人难堪，我也跳开了关于老夫子的话题。
其实依我看，王泽先生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谈到朋弟。搬用和套用自古有之；话说明白，万事皆无。王泽生于1926年，朋弟生于1907年，当年朋弟大红大紫之时，王泽正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的美术青年，由钦佩到模仿，直至搬用，并非不可思议。此外，王泽先生的老夫子虽然源自朋弟的老夫子，其中也有某些他自己的再创造。因为王泽的老夫子已是当代老夫子，与朋弟的老夫子相隔半个世纪。时代不同，生活不同，艺术的取材也不同。因此画中的社会批判性少了，生活幽默成分多了；原先那个使生活现实频频出丑的人物，如今已变成纯粹“解人颐”的笑料；内容上还增添很多现代生活的情趣与细节。在艺术上，朋弟的老夫子皆为早期漫画的四联形式，四联漫画的结构如同古代的绝句诗，结构方式都是起、承、转、合；而王泽的老夫子多用六联方式，增加了情节过程，可能受到了迪斯尼卡通画和欧美现代漫画的影响，而且，作品中也有他自己一些漫画发现。但是，老夫子的人物原型——无论是形象造型还是性格设计（包括性格因素和心理特征），毕竟全是朋弟的创意。别忘了，连“老夫子”的“大名”也是人家朋弟的呢！而且，将王泽的“老夫子”和朋弟的“老夫子”比较一下，无论是人物的动作、神态、表情，还是形象细节，都毫无两样，一目了然。但在其生动性与审美价值方面，王泽比起朋弟还差着一个不小的距离。若比一比线条的功力，王泽在山下，人家朋弟却高高地站在山上。这也是原创者与模仿者的最真实的区别了。故而应该说，倘若没有朋弟，决不会有王泽的老夫子。但确认了朋弟的原创，并不因此就掩盖王泽也有一定的才能，相反，把老夫子的生命延续到当代，倒有王泽的“功绩”。让我们感慨万端的倒是，晚年的朋弟甚是凄凉，他死于1983年。据黄冠廉说朋弟去世之前，曾偶然见过王泽模仿的《老夫子》，但他表情淡然，默不作声，心中的苦涩却可想而知；他一生画了一千二百幅漫画，到头来，手中的艺术被多年的“革命风暴”扫荡得空空如也，毕生创造的人物又被人全盘端去。想一想他最终的人生境况，真如一片冰天雪地！而如今出版的《中国漫画史》居然没有朋弟的名字；几种怀旧式的《老漫画》，也全然不见“老白薯”和“老夫子”的影子。可是，王泽的“老夫子”却红遍四海，被人戴上“漫画大师”的桂冠，并真的达到了“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老夫子漫画”，进而王泽在台北还成立了会员制的“老夫子俱乐部”，拍摄电视电影，利用商业手段来运作，甚至已经企业化了。那么，曾经生活和工作在北京或天津的王泽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个什么机会纪念对他有过大恩大德的老乡朋弟呢？也好对历史、对乡亲、对漫画史有一个叫人心服口服的交待。其实即使不交待，历史也不会弄错；糊涂的往往是现实，清楚的必定是历史。而对于如今的京津文化界来说，我们倒是应该记住朋弟这位曾经给过一代人开怀欢笑、才华非凡的艺术家，尤其是美术界更应做朋弟艺术之研究，使其在中国漫画史上占有理所当然的一席之地——即让历史记住他！
历史是健忘的。如果它还没有记起，我们有责任提醒它。
(附图片)
大冯打鬼（漫画）（丁聪）
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
蚶江笔记
郭风
六胜塔
石狮市的蚶江镇辖区有蚶江港和石湖港，均为古港，居于泉州湾的前沿，宋代的时候就相当繁荣，元代的时候尤盛。这里至今仍可见到宋代所筑的码头、渡口的遗址。据熟悉当地和整个泉州地域的历史文献的一位友人告知，为了适应当年兴旺的中外商贸之所需，当年所建造的古道古桥亦有遗址遗物可寻。蚶江有关宋、元时的海外贸易以及中外文化、宗教诸领域的交流所遗存的古迹和文物，当然远不及泉州市的繁富，但作为古港，其所具有的古代贸易港的文化气质，好像只能从历史中去感受，又好像从当前生活环境间也能够直接有所感触，在这一点上，与泉州似是一样的。
我曾于今年元宵节访问位于石湖港金钗山的一座古塔。这座塔史称由宋代高僧祖慧等募缘所造，为石塔，俗称六胜塔。此塔历经兵毁雷击，元代重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加修葺。塔高三十多米，五层仿木楼阁形式，每层有塔门和佛龛，龛内置佛像，此外还有天神、力士等的石雕。据称，仍保持宋元时的建筑艺术原状。那天，海风大且烈，不便登塔眺望海景。我乃执意观赏此塔之整体结构和诸佛像诸天神、力士的造型，以感受数百年前不留姓名的建筑师和雕刻家的艺术心智。造此石塔，当然是佛门的一项盛举，但又产生由此延伸出来的多种意义和存在价值。譬如，它是作为一种古代珍贵文物和杰出艺术品而存在；它可视为宋元时的海外交流和当地商业经济发达的实物见证；它是自古便为泉州湾中外海船的航标而存在，等等。此塔的价值显然超越了礼佛的原始意义。
我有一个设想，由政府邀请专家规划和设计，将六胜塔周围浇注水泥巩固塔基，将现有小路拓宽成水泥路，与通往港口的大道接轨，把这个地方建设成为一座海滨公园，成为当地老百姓、码头职工、外地游客前来观赏海景、品尝海鲜、度假休闲的好去处。近日，有人造访六胜塔后告诉我，塔周围不仅铺了草坪，而且有花岗岩的围栏，还铺了水泥路，已成为初具规模的公园。从这一点，也可说明蚶江镇的变化至为可观。
古街
地方志称，蚶江在宋代已成为民居稠密、番船过往频繁的港口。它至今存留一条古街，原先形成于宋时。这条“宋街”，当年的繁荣景象如何，有无外来商贾、外邦宗教信徒或传教士在此居留，乃至终老在此，志书或地方传闻均未提及。这且按下不表。且说，清顺治十八年（1662年），清政府在沿海各地执行所谓“迁界”的政策，即划一界线，将原居住于滨海的居民户强迫内迁至界线以内地区。如此，蚶江这条古街沦为废墟。清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复界，蚶江始于迁界前的遗址重新恢复街道。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这条古街，称之为“清街”何尝不可。但也经历三百多年的岁月了。
此街长不及四百米，街道狭窄；路面听说原以碎石铺成，现在所见的是石条或石砖。两侧皆为低矮平屋；作为商店来看，铺面可谓又窄又小。偶尔见到三五平屋，上有筑以木栏的阁楼。这大概就是清代滨海港口市街的格局、模式？至今似乎还散发一种古代的商业气息。这条古街未被“改建”，因为留下这样一道历史景象，是合适的、必要的。蚶江另辟一条新街，其所体现和传达的当然是当代经济发展的面貌和商业信息。
行至古街接近街尾时，见到有一石墙内出现一个小小的神龛，神龛中间供奉一只小石狮，香火不断。这只古代的小石狮的造型，显现强烈的现代派色彩。这便是小石狮既有高度的夸张与变形，又有东方艺术的写意性格，更具有重视作品的内在之神似的品质。现在，这只小石狮还作为一种民间神物而被尊崇，还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独特的古文化和艺术品而流传于世。
厝仔村
厝仔村处于宝盖山北麓，原为一座小村庄，种地瓜、花生和稻谷，人均收入不及百元。这样的小村庄，其房屋大多数是平屋，低矮、破旧；村路往往是泥路，遇雨天路面泥泞难行。正是对其过去只能设想其贫困状况的小村庄，现在看来是处处为我一时无法以笔墨描绘其富裕状况的地方。原名“厝仔村”，如今人们把它改称“别墅村”。“别墅村”的村路为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泥路，路面宽敞又整洁。路旁与“别墅”的连接处均为草坪，绿树成荫，多数种植亚热带的棕榈科植物或刺桐树。一座座别墅错落有致地、分散而又相对集中地屹立在这个村庄里，形成一种处于田园间的新型的住宅区。这些住宅的造型设计、建筑材料、内部装修等都含有都市高级住宅的性质。这几十幢别墅均为四层楼房，外观造型未必相同或相近，真是“多元化”的，但每座别墅均有阳台和宽敞的铝合金大窗户，周围都开辟草坪且种树。这个“别墅村”又给我以一种显现闽南民间乃至东方民俗的传统色彩的印象。我见到各户门前有的贴着春联，有的挂着红灯笼。在我的印象中特别感到亲切的是，我在一家农户的别墅前，见到在草坪中央有一口围以石栏的水井，现在不用吊桶提水，而是用抽水机将井水抽到屋顶的水塔，通过自来水管流往各层，每层有水龙头的，一打开龙头，井水哗哗流出，还比大城市的自来水清净。
这个村庄，现在人均收入达六七千元。其“致富之道”，据说是在耕地不抛荒的情况下，种果树，养淡水鱼，发展畜牧业和商贸业；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思路是，利用侨乡优势，大量引进外资兴办工业。我以为蚶江镇厝仔村的致富之道，很值得有关专家的关注和探讨。（附图片）
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依旧沈园
张雨生
到了绍兴，得去看看沈园。不仅因为她是宋代名园，也不仅因为那里记述着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悲剧。我来之前，收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寄来的新编高中语文教材，其中选有郭沫若的《访沈园》。读过之后，脑子里划上了问号：沈园真的毁弃了吗？
沈园在宋代是私园，为沈姓旧业，因有极高的园艺价值和人文价值，一直保存到现代。郭老去的时候，见到的情景却是——“在陆游生前已经是‘非复旧池台’的沈园，今天更完全改变了面貌。我所看到的沈园是一片田圃。”“大门是开着的，我进去看了。里面似乎住着好几家人。”“我走到有些树木掩阴着的葫芦池边去看了一下，一池都是苔藻。池边有些高低不平的土堆，据说是当年的假山。大方池也远远望了一下，水量看来是丰富的，周围是稻田。”据这些记述，可知那时候，沈园里挤进了好些居民。假山平掉了，古池废弃了，园子开辟成了菜地和稻田。
郭老这次访沈园，在1962年10月29日。那时候，毁园种菜栽稻，不足为奇。沈园遭废弃，深深地烙上了那个年代的印记。郭老记下了一笔，让后人晓得曾经发生的这件事情。
作为历史学家的郭老，当然深知沈园的价值。然而，那个年代，革命的激情往往会掩盖冷静的思考，加之郭老是诗人，浪漫气质很浓。见到一生多唱悲歌的陆游，似乎还想用自己的气质去影响人家。他说：“陆游有之，如果他今天再到沈园来，他决不会伤心落泪，而是会引吭高歌的。”说沈园变田圃是一种“蜕变”，“蜕变”者，也就是他曾为之高歌的凤凰涅?1。
又过去了四十年，沈园“蜕变”成了什么样子，这只凤凰真的飞走了？我忐忑不安地走近了她。
进门得买门票，便看到了吉祥之光，说明这里已有人管理。园内没有住户，当是都搬走了。复修的亭台楼阁皆为仿宋建筑。葫芦池还在，上面有石板小桥，旁边有水井，标示为宋代旧物。大方池里水清透澈，有小鱼欢快地游动。周围是成片莲池，想来当年曾是郭老所见的稻田。假山也恢复了，筑有石壁，刻着陆游的那首著名的《钗头凤》：“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陆游初婚唐琬，后被迫离异，十多年后，两人在园内邂逅。此时唐琬已改嫁，陆游亦另娶。触景生情，感慨万端，陆游在园壁上题写了这首词。唐琬见后，和作一阕，不久悒郁而死。和词也书写在石壁上，有“病魂常似秋千索”，“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等语。有人对和词的作者表示怀疑。郭老亦说，“和词韵调不甚谐，或许是好事者所托。”
这里是沈园的精华。一座历史名园，一处文化富地，毁了岂不可惜。绍兴的土地再紧张，也不至于缺少这几亩菜地和稻田。今日沈园复旧，古池无恙，我忐忑的心落了地。站在题壁前，我特意高声朗诵这两首词。心想，这能不能替代陆游的“引吭高歌”呢？
我之所以想提这件事，是因为今日许多青年人，不一定都有机会到绍兴见到沈园，而他们读过这篇课文之后，留下的记忆将是沈园被“蜕变”的形象，而今天已经并非如此。另一方面，对于那个“蜕变”观念，也需要做点说明，以免让今天的青年人感到隔膜。他们面对沈园，应该有新的观念，新的态度。
回想起来，几十年间，对待沈园这类的文化遗产，教训相当深刻。不仅是重视不够，保护不力，更多的是以“革命”的名义，人为地去毁坏。别说沈园挤进了居民，开荒种地，连北京的故宫也曾被一些单位和居民占据，设店办厂。挤进圆明园的单位和住户，如今搬迁，竟要花费巨款。此类问题实在太普遍了。文化遗产被自然侵蚀，那是无法抗拒的，被人为地毁坏，则是可惜的，痛心的。对于今天的青年人，也包括全体人民，还要加强爱护文物教育。随着那个年代的逝去，“蜕变”之类的观念，还是尘封起来为好。
沈园终究恢复了旧貌。正读着这篇课文，可能也心存疑惑的师生们，是否愿听我再套说几句呢？——宫墙柳，旧池藕，沈园依在怀诗叟。居民撤，稻田没，阁楼如宋，壁留遗墨。妥，妥，妥。
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
怀念陈军长
胡溪涛
抗战期间，新四军第七师战斗在安徽长江两岸的皖中、皖南地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土地上。我是这个师的普通一兵，和众多指战员一样，对临皖南事变之危受中央军委之命、担任新四军代理军长的陈毅同志是满怀深深的敬意的。
1942年春，陈军长为皖江解放区的《大江报》创刊书写了报头，这三个字手迹，从此就经常与广大军民见面。在创刊号上，还登载了他的题词，“为坚持大江南北两岸的游击战争而奋斗！”这些，对皖江党政军民一直起着重大的指导和鼓舞作用。1940年，陈军长一手抓著名的黄桥战役的组织指挥，一手抓苏北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他所写的《韩紫石先生传》，不久传到了皖江地区，我反复学习了多遍，文章具有桐城派古文风格，脍炙人口，是他亲自广交朋友的一篇佳作。
1945年冬，新四军七师与二师、四师各一部，奉命北上山东鲁南。这时陈军长已从延安回到了华东，同时任职山东军区兼津浦前线野战军司令员。12月下旬一天，野战军指挥部召开八路军、新四军会合到一起的一次干部大会，我受派去参加了。会址设在滕县钱木石镇天主教教堂内，因防空在夜间开会。会上，黎玉、张云逸、舒同等军部领导作了专题报告，待陈军长最后讲话时，已经过了午夜，不少人显得很疲倦了，他站起时说：“我今晚只讲一个钟头的话”，顿时群情为之一振。他号召八路军、新四军要紧密地团结起来，打败当前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要求新四军要努力向八路军学习。他对山东八路军八师攻克滕县的战绩备加赞扬，对英勇善战的八师王麓水师长不幸在战斗中牺牲至为痛悼。还对已被他誉为并登载在报纸上的“陈金合同志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英雄”大加歌颂。陈金合是在攻击敌人的一个据点时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碉堡枪眼而捐躯的，主动以牺牲个人性命的代价，换取整个战斗的胜利，这种大无畏的至高无上的精神，自然应当大书特书。讲到新四军某部打下韩庄，取得了消灭日寇的可喜战果后，他对我军作战中伤亡多了，讲求战术不够，严肃地批评道：“诚哉勇也，可惜很蠢”。他就是这样关怀爱惜官兵生命的。出席会议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心灵被震撼了，久久难以平静。我们七师政治部参加会议的十个人，在回部队的路上，欣喜的心情无以言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模拟互补，把陈军长的通篇讲话“速记”下来了。
1946年5月，师政治部直接领导我的沙诺同志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上说：华东局党校于5月4日在临沂开学，陈军长作了报告，号召大家要“勇敢地自我批评，大胆地破坏旧我”，听了后令人激动不已，随即以此书赠并勉励于我。此后，这两句话就成了我的座右铭。
我对陈毅同志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但他那文武才能，人格魅力，旗帜鲜明，过人胆识，高超艺术，深邃哲理，善于摄取群众中的典型，又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群众，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一辈子都感受到教诲而无法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