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维护群众的监督权
张黎洲
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是保证各级党政干部正确运用手中权力的关键。在这三方面监督中，群众监督可以说是关键之关键。因为群众对实施监督的要求最迫切，群众监督的覆盖面最广泛，而且是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的基础。但在实际生活中，最难的也是群众监督。因此，如何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是亟待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着力形成对领导干部的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这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去年初，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把监督的关口往前移，努力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并特别强调注重监督的防范性、主动性、有效性。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他再次强调要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力度，同时明确提出把落实群众的监督权作为推进民主建设的措施。显然，只要把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这些要求落到实处，群众监督就可以起到不容忽视、难以代替的作用。这是因为，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是腐败分子的“天敌”。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群众自然也就具有对党政干部的监督权，这是宪法法律和党章党规明确赋予和规定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维护群众监督权的问题呢？原因也很简单，赋予监督权与行使监督权并非一回事，由前者向后者转化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监督权必须得到落实、维护、保障，而不要被虚化、遭侵害。而且，监督权与知情权、参与权之类民主权利不大一样，它实质上是对党政干部行使权力的约束，是对他们决策、行为、作风失当的掣肘，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说得更明白一些，对于某些干部来说，接受群众监督并非情愿，更缺乏自觉，有监督便有反监督。这样，监督与反监督往往成了无权同有权、权小同权大之间的较量。这种较量有时甚至是激烈而艰难的，以致造成监督成本很高而监督效益较差的结果。少数干部滥用权力搞腐败、搞不正之风，当他们还未失去手中的权力时，又可利用权力阻挠和抵制群众监督。有的领导干部得知群众揭发自己的问题，就来个“软硬兼施”：或多方辩解、掩盖事实，或散布流言、混淆是非，或避重就轻、转嫁责任，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打击报复、以攻为守，甚至暗中搞权权交易、官官相护，企图借此逃避惩罚和制裁。当然，这种恃权反监督的人不一定能得逞，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到：行使监督权确实存在“高投入，低效益”的不正常现象，群众不仅要投入较多的时间精力，而且要冒着不小的风险。可见，群众行使监督权有多难，维护群众监督权又有多迫切。
问题就这样摆到了各级组织的面前：既然群众的监督权是合法合理、自然而然的，那就得大力支持群众行使监督权，从认识上到措施上坚决维护群众的监督权。我们要把维护和保障群众监督权，看作是代表群众利益、增强群众观念、提高民主意识、正确运用权力的重要内容和基本保证。藐视、阻挠、抵制群众监督，严格地说，也是渎职、侵权以至违纪、违法的行为。坚持群众监督权，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根本组织制度。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我们便要着力探求如何从机制和措施上维护群众的监督权，特别要运用法律法规和制度纪律的力量，保护监督者无后顾之忧。只要群众的意见、批评、举报不是无中生有，不是蓄意捏造，领导就要予以重视，尽量采纳；当监督者受到打击报复时，则要毫不含糊地为他们撑腰，给予法律支持、党纪支持、政纪支持，排除阻力，认真查实，依法处理。这样，无权与有权、权小与权大的较量，就会变成权与法、权与纪的较量，“以法制权”，“以纪制权”，就能使群众的监督权得到切实保障，群众监督的威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有效地遏制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探索
——读《政务公开论》
卢嘉瑞
赵禄祥等著的《政务公开论》一书，最近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研究了政务公开的理论和实践，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务公开制度及其途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书主要有以下特点：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较强的创新性。
该书适应民主行政发展的要求，以政务公开为主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政务公开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既有鲜明的时代感，又有较强的创新性，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以制度安排和制度建设为重点，对如何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廉洁从政进行了研究。该书在总结我国政务公开实践并借鉴国外政务公开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了听证、说明理由、预公开、信息获得等一系列制度，这对于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廉洁从政，对于确保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政府行政行为公开化的要求，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即，其透明度原则将对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公开化提出更高的要求。
该书通过科学地规范政务公开的内容、形式、范围和程序等，为各级政府主动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该书对政务公开的内涵、意义、原则、内容、形式、管理、监督，以及如何加强网上政府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阐释，提出了许多富有理论创新意义的见解。在分析我国政务公开现状、问题、原因的基础上，作者还对政务公开的内容、形式、程序、对策等提出了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意见。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专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伟大历史任务的宣言书和动员令。《讲话》是我们党进入新世纪的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就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只有抓住这根红线，才能准确理解《讲话》的丰富内容。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是我们党进入新世纪的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新贡献。《讲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就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根本原则。是否贯彻这个原则，历来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也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就是因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现在，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有所增长，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现在还灵不灵？这是必须澄清的大是大非问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文明史上产生过许多社会历史理论，代表着人类认识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其中有些理论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是我们必须继承借鉴的宝贵遗产；即使是谬误和偏见，也给我们提供了理论思维的借鉴。对这些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的思想成果采取粗陋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任何理论至多只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探究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决定一切社会关系、因而也决定人们思想动机的根源；只看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作用。这种根本缺陷决定了它们不可能科学地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不是由于前人缺乏智慧，而是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足和思想家阶级眼界、阶级偏见的限制。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只有在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大生产发展了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决不在于凭空创造了什么，而在于批判地吸取了思想史的成果，总结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创造了科学理论，引起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空前革命，结束了人类在黑暗中徘徊的困境。
我们中国人对此体会最深。1840年以后的八十年，是中国面临沦亡而找不到出路的血泪斑斑的八十年。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先进分子从西方引进了许多理论和学说，可是没有一种理论和学说能够救中国，它们在实践的严酷考验中一个一个地破产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立即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当全国只有五十多个党员的时候，党就有信心彻底改造旧中国，信心的根据就来自马克思主义。1921年以来的八十年，党就是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把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变成了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真理，这样的奇迹可能出现吗？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了呢？科学理论的过时，一般指两种情况：一是它的基本原理所反映的对象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二是出现了一种新理论，它不仅能更深刻地解释原有理论所能解释的问题，而且能解释原有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把原有理论降低为它的一种特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并没有遭遇上述任何一种情况。诚然，二十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产生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基因理论、信息论、系统论等重大成果，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推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了吗？没有。恰恰相反，这些基本原理正在不断地为最新的科学成果、社会实践结果所证实。当然，这些基本原理也要丰富和发展，它们的内容和形式都要进一步深刻化、精确化；但它们的“硬核”至今没有动摇。全世界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更广阔的理论覆盖面和更深刻的解释力。现代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层出不穷，流派纷呈，它们对局部的问题确有值得重视的见解，但是它们在总体上仍然低于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说不上超越马克思主义。西方学者中的有识之士也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是没有根据的。诚如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
必须区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却是另一回事。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经典作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考察特殊对象时得出的结论。这种结论（包括计划、方案、战略、战术、路线、方针以至具体的行动纲领等）的正确与否，就看它是否符合它所反映的特殊对象，这要通过具体实践的检验才能判定。具体结论有种种不同的情况。（1）有些结论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也仍然符合实际，谈不上过时。（2）有些结论当时是正确的，现在因为对象本身发生了变化，原有的结论已不再符合变化了的对象，因而过时了，这就应当修改原有的结论，使它符合新的对象。例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里就指出《宣言》有几个地方的论断已经过时，马克思当年断言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几个主要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胜利，就属于这种情况。（3）有些论断由于对情况的掌握不全面、不准确，或者出现了前所未料的事变，在当时就有程度不同的错误。这就应该在发现之后予以改正。例如，1848年首次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曾断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一个错误的论断。错误的原因是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原始公社的存在。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弄清了真实情况，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上就加注作了更正，指出这个论断中的“一切社会的历史”应当改为“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又如，《共产党宣言》曾断言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这也是由于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能力估计不足而产生的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当时革命高潮到来的时机问题上，也有过失误。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具体结论的错误就反推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正确，否则就是不懂得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它的实际运用之间的关系，犯了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双重错误。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就推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否则也会犯错误。
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样是个大是大非问题。
任何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它的实际运用之间的关系，都涉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所反映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不可能囊括千差万别的矛盾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例外，它只能提供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不可能提供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它的哲学根源就是不了解普遍与特殊的区别，更不了解两者的辩证关系。教条主义者不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作出的具体结论，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书本上写的一切。正如一位庸医不根据患者的病情对症下药，只会照抄医学教科书开处方一样。这种态度好像非常“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大祸害，它导致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我们党曾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付出过惨重的代价，如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错误，使苏区的力量损失了90％，白区的力量损失了几乎100％。毛泽东当年以极大的努力批判了“无的放矢”或“有矢不放”的教条主义，使全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才走上了胜利之途。这个以血的代价换来的历史经验永远不能忘记。党不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而且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面临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是党成熟与否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得到真正坚持的关键。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这个“结合”的过程。凡是结合得好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结合得不好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受挫，就失败。“结合”是非常艰难的事业。中国革命应该怎么搞？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没有写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怎么搞？经典著作里也没有写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长期反复的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经验，不断创新，自己摸索出来的。我们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党一直要做下去的一篇大文章，不可能一劳永逸。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着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之所以是我们党新世纪的纲领性文献，就是因为它创造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解决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
必须准确地把握中国实际
要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准确地把握中国实际。否则，即使主观愿望上想结合也会事与愿违。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就是因为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实际。怎样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实际，我们从《讲话》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第一，要抓住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而不能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否则，即使身在实际之中也会抓不住实际。中国每天发生的实际情况多得不可胜数，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就分不清本质与现象、真相与假相、全局与局部、主流与支流，抓不到最大的、最本质的实际，还可能使次要的、暂时起作用的问题掩盖了主要的、长期起作用的问题，造成决策上的失误。中国最大的、最本质的实际，就是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还落后于发达国家，这种状况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横下一条心，排除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集中力量抓住经济建设这件头等大事不放。
第二，要把中国放在当代世界的全局中考察，而不是孤立地看中国。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了解当代世界全局的总体情况和中国在世界全局中所处的地位，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实际本身。《讲话》对中国实际的分析，处处都把中国放在世界全局中考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讲话》告诉我们，我们的总体战略和一切方针政策乃至各项工作的具体措施，都不能离开世界全局，都必须审慎地估计它们在国际激烈竞争的大格局中的长远效应，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发挥优势，利用矛盾，参与竞争，从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不断地增强综合国力，争取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要把中国放在动态的过程中考察，而不是静止地看中国。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人们的利益关系、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等与单一的计划经济时期和相对封闭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发生更大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将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我们的具体政策、措施都要与时俱进，按照战略目标的要求不失时机地作出调整，提出与变化着的实际相符合的新办法、新举措。如果思想落后于形势，就会脱离实际。
只要我们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工作都能够以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提出新举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一定会无往而不胜。（陶德麟／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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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把握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钟声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在这一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这一论述，对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靠法治才能维护市场秩序，实现宏观调控。但必须看到，当前社会的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化，收入差距呈现拉大的趋势，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分追求个人利益导致的唯利是图、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欺诈行为屡禁不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规范市场秩序，调整各种利益关系，要靠法治，也要靠德治。运用道德的特殊调整手段，可以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消极因素对人们思想造成的不良影响；可以将各种利益矛盾调整到社会可控的范围之内，避免利益矛盾的激化和对抗，并逐渐缓和乃至化解那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利益矛盾。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应该是德治经济，靠德治来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规范和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其显著标志是在制度上把法治和德治统一起来。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既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又要和德治相结合，需要相应的思想道德基础。法是要靠人来实行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观念状况同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密切相关，决定着他们遵纪守法的水平和执行法律的程度。要大力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使廉政建设法制化。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大力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特别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坚决破除重权轻法、以权压法的旧思想；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使广大人民群众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法律，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使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从而真正使法治和德治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搞好结合，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今天，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正确的行为规范。因此，我们必须在以思想道德建设为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过程中，大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增强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积极健康、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离不开法治和德治的紧密结合——法治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思想道德建设又为法治提供重要条件。
积极探索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教育管理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我们以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不断探索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教育管理机制。一是探索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机制。在全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实践活动，并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在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创建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明家庭，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百城万店无假货”，“希望工程”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始终贯穿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大量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受到很好的道德教育，逐步地在全社会形成讲道德、实践道德的良好风气。二是探索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机制。要把思想道德教育的导向性体现在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之中，把思想道德教育的导向性体现在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之中，把基本的道德要求贯穿于各行各业制定的工作制度、行业规范、乡规民约和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之中，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探索道德教育与道德监督相结合的机制。各级行政部门、社会管理部门、行业组织，要逐步建立健全有效的道德约束机制、监督机制、奖惩机制。要把思想道德监督纳入党内监督、社会监督和行政监督之中，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在道德方面的监督检查作用，从而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和思想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