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论天地
让文艺理论批评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仲言
8月3日至8月7日，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创作之家召开。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了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就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等问题交流信息、交换看法。会议开得坦诚而热烈，既有不同意见的切磋砥砺，也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不少共识。
一、欣慰与忧患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近一个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和批评都有不少新的拓展。人们的视野更开阔了，出现了若干新的学科和交叉学科；理论批评的新人不断涌现；理论批评联系创作实际，针对性有所加强；出现了一些有深度和力度的理论专著和理论文章。这些让大家感到欣慰。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委员们认为文艺理论批评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有的还相当严重。有的委员认为，当前的文艺理论，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即，一、介绍多、翻译多，研究少；二、从理论到理论的多，深入创作实际的少；三、急于建构体系的多，对近百年来一些症结问题透视的少。不少理论著作存在着泛文化化和泛美学化倾向，有必要重申理论的科学性。有的认为，当前的问题是：一是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存在混乱，有人甚至提出要颠覆、取消文学理论；二是历史维度的缺位，存在抛弃历史观点、主观臆断、以某种预设的见解来肢解历史的情况；三是理论原创性的稀薄，存在“照着讲”、“随意讲”的问题。还有的委员对当前的文学批评现状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和创作的联系在减弱。有的借作品阐发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文学观念，评论对象只是引发某种“宏论”的由头；有的变成了文学表扬，带有浓郁的商业广告和人情交换的色彩。对于“个人化”、“私人化”写作，有的委员认为，不能把创作个性和“个人化”写作混同起来，前者体现了艺术规律，后者把艺术拘禁在狭小的天地里，使文学成为只是私欲的宣泄、私生活的展览。我们过去把写重大题材强调得过分，推向绝对化。现在，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重大社会问题放逐出文学领域。
会议还谈到当前理论批评工作的艰难处境。有的委员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格局下，文学评论工作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重冲击，我们的文学评论阵地在萎缩、评论的人员在流失、评论的资金很短缺，与此形成对照，大众文化非常兴盛。这些新情况应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有的委员还提到军事文学评论人员流失较多，军事文学缺少强大的学术支撑，军事文学评论有难以为继、后继无人的问题。
有的委员还联系文学现状，谈了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上的两难处境。提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不断发展，我们的意识形态包括文学既面临发展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只讲政治不讲业务让我们吃过大亏，但不讲政治是不行的，我们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还要强调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文学仍然应对社会负起责任，对庸俗、低级、有腐蚀作用的作品，必须旗帜鲜明地开展批评。
二、理论与批评要在与时俱进中开拓新路科技要创新，文艺要创新，文艺理论也要创新。有委员提出，创新和标新是两码事，和追新也不可同日而语。标新，是打出新的旗号，其内容是否有新的建树，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追新，是把某些名人、洋人的东西当作创新的坐标，拼命加以摹仿、复制，仿佛艺术也存在着某种国际上的最新型号，只要加以引进，就达到了创新。文艺理论批评是对艺术规律的概括，是对美的发现。文学艺术有它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文艺更有它的特殊规律。发现了前人尚未发现的美、尚未发现的客观规律，或者对前人的发现在认识上有所深化，这就是有所创新。仅仅是发明一些新概念，而它并不能帮助人们取得认识上的飞跃或深化，这还不是真正的创新。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扎实实地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创作实践，研究文艺思潮，从中引出规律的东西。理论问题不可能年年都在“更新”，它总会有延续性或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所反映的往往正是某种带根本性和规律性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对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建设，尤为重要。
有的委员谈到网上写作和文艺与地球生态的关系。他们认为，网上写作异军突起、来势凶猛，一方面网上作者与读者数量庞大，另一方面网络文学鱼龙混杂。应该看到，网络是一种先进的传播手段，它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作者队伍和接受面，但并没有改变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基本特征。因而，网上写作应趋利避害，担负起应有的责任。有的委员指出，从世界范围看，人类面临的生态形势依然严峻。自然环境恶化导致人类内心生活的恶化，自然生态圈的毁坏导致精神生活、精神世界的颓败，导致文学艺术的失语式虚假，导致人类语言功能的障碍。文学艺术受到了生态困境的干扰，文艺家应当关心和积极干预人类生态的发展。要走出生态危机，必须批判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合理的开发和消费制度，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自然资源的良性循环。
理论创新不但需要研究者的独立钻研与独立思考，还需要大家共同探讨、相互切磋。会议呼吁，克服浮躁，克服门户之见，进一步树立实事求是、坦诚争鸣的学风与文风。学风、文风端正了，理论批评才能有健康的活跃与繁荣。
三、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不少委员指出，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问题虽然谈了许多年，但仍需进一步解决。追溯历史，我们的新文学从诞生起即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指导。多少年来我们的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尽管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但我们大的方向没有迷失，仍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大家认为，要从现实的深刻变化中提高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认识。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无禁区，对象应当十分广阔，视角、层次和方法的多样化是理论批评界思想活跃的表现，也有利于这个领域的百家争鸣和多层互补。但多样化中理应有主旋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文艺观。在文艺理论批评领域要提倡美学的、历史的观点，要树立科学的评判是非、美丑的标准。“三个代表”是对共产党人的根本要求，也应成为重要的批评标准。先进文化担负着培养“四有”新人的神圣使命。因此，我们应十分关注新人形象和新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对此寄以更多的理论跟踪与透析。对于反映我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宏伟斗争，表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歌颂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作品，尤应加强评论的力度，扩大它们的社会影响。要通过科学的文艺批评，区分对人民和社会主义有益、无害和有害的文艺作品、文艺现象与思潮，真正让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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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形象新视角
——读长篇小说《杨门家风》
何镇邦
小说是形象的艺术，当文坛某种淡化形象刻画、人物塑造的风气，多少影响文学创作的时候，读到彭名燕的长篇新作《杨门家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令人耳目一新。
《杨门家风》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从几位高级干部的家庭生活和情感世界切入，展示他们的心灵，用酣畅的笔墨描写他们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如何调整一度失落的心态，在扶贫等事业中发挥余热。小说通过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务副主任杨正民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比较深刻地表现“做官先要学会做人”的思想，又以杨正民及其一家人为中心，写活了杨的亲家、原水务厅厅长牛志浩一家，杨的司机汪锡军一家，还有杨的早年恋人、贫困地区小学校长李未来以及黄家母女等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让我们看到诸如杨正民、牛志浩这样的高干比较真实的一面，也看到改革开放后色彩缤纷的社会生活，为反腐败题材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艺术借鉴。
杨正民这个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是《杨门家风》最突出的艺术成就。这个铁匠的儿子，童年、少年时代在贫寒的家庭中长大，后来又经过朝鲜战场血与火的洗礼，并因初恋情人被俘而不得不忍痛分手而造成心灵上深深的创伤，后来，他虽然当过某特区的市委书记，又升至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务副主任，可以说身居高位，但仍然有着比较多的平民意识。他一身正气但又平易近人。作品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他的家庭生活，他如何处理家庭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写出一个高干的普通人的情感。当然，作家还把相当多的笔墨用在他退下来后担任省扶贫协会会长，把余生献给贫困地区的人民的生动事迹，毅然不顾家人反对，把他珍藏的一百零五件藏画公开拍卖，将所得巨款捐给郡山市作为教育基金。在描写他处理三个子女的家庭婚姻纠葛，处理他同夫人马桂梅的关系，尤其是处理他同亲家牛志浩的恩怨关系时，也都能凸现他的高尚品格和政治家的风度，见出其“布衣本质大将情怀”。应该说，杨正民是一位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形象。
除杨正民外，杨的亲家、原省水务厅厅长牛志浩、杨的妻子马桂梅、大女儿杨锦萍、小女儿杨锦袁、儿媳白海燕等，还有牛志浩的母亲邓婆婆，牛的女友黄玉芝及其女儿黄曼芳的形象，也都是些个性鲜明，写活了的人物形象。牛志浩虽然常有些小九九，退下来后为了在黄玉芝的女儿面前能站得起来，充当个体户的顾问，上了当，但还不失去正直和倔强；杨锦萍原来一派高干小姐的傲慢与自私，后来由于婚姻出现危机及生活中一再碰壁后，有了很大转变，懂得尊重别人了。几个人物的塑造都掌握了较好的艺术分寸。
小说运用人物关系进行结构，张弛有致、层次分明；全书始终以杨正民及其一家为中心，贯穿到底，结构完整。小说叙述从容，也标志着彭名燕小说艺术日趋圆熟。当然，开头时叙述节奏过于舒缓，入题太慢，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上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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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散文》研讨游记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中华散文》月刊近日同河北承德市文联共同举办了“北大山石海森林公园游记散文笔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散文作者五十余人聚会位于河北和内蒙古交界处的森林旅游胜地，在领略造化之伟力、自然之奇美的同时，就当前散文创作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深入研讨。大家特别对游记散文的概念、近年来的发展态势和特点以及如何推动游记散文的健康发展各抒己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杜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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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好生活的生动展示
杜学文
最近，由山西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农村题材轻喜剧电影故事片《明天我爱你》和广大观众见面了。这是一部充满了温馨和活力的动人之作，它在诙谐和幽默之中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可爱，感到了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
《明天我爱你》向我们展示了改革开放政策所缔造的崭新的农村风貌，特别是其美丽的自然景观和摆脱了传统意味的农民形象。像郝三多、郑小玉这样的新农民，具有较高的文化科技水平，有比较远大的眼光和比较开阔的胸襟。他们不再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而是力图通过运用科学技术来提高土地的生产利用率。可以说他们是新的时代新的农民的典型代表。除了这种变化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新的时代，农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经越来越便捷，越来越自然。他们可以很随意地在互联网上发出电子信息，并与外商进行高质量的商业谈判。在人际关系方面，他们除了保持着传统中最为美好的伦理亲情等联系方式之外，具有了更强的自我意识和更具现代意义的独立性。对爱情的追求，对理想的向往，已不再被封建礼教所压制束缚，而是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该剧导演杨世光是一位留美归来的青年导演，除有若干影视作品问世外，此片为他首次单独执导的电影。而编剧崔凯则是一位十分执着的剧作家，特别是在东北风格喜剧小品的创作上佳作颇多。在《明天我爱你》中，他的喜剧才华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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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观察
关于“少年作家”的几点议论
苏叔阳
自从一位少年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并且退了学说要按自己的意思去自学，将来或者就以写小说为终身职业之后，舆论就沸沸扬扬起来。而且还发现，在此前后竟然有一批写书的少年和少年写的书。已经出版的，重又“再发现”，尚未出版的，赶紧追进这少年书浪之中。好像中国自古少年无作家，而今少年作家遍天下。
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自古少年作家代代有，而今少年作家并不多。
我说自古少年作家代代有，是说年纪轻轻就写出好文学作品或者少年时即有文艺作品问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是什么破天荒的大事，不是什么值得树碑立传的事。古代的诗人词家文章圣手，鲜有壮老才提笔为文的，大都是小伙子大姑娘时便显现文才的。白居易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便是十六岁时的大作，而且是应试文章，所以题目前面要加“赋得”二字，这是当时应试的制式。十六岁的毛头小伙子（据说他还有西域血统），便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佳句，一直流传到千余年之后的今天，恐怕要与汉语华文共久长。李白、杜甫、苏东坡、王勃，还有曹植等等一长串“文坛巨星”，都是少小便见文才的。这传统一直传到今日，现在一大批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昔日的“神童”真不在少数。老而弥坚的黄宗江八九岁时便在《青岛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他的剧作。而主持这家副刊的萧军当时也是个小伙子，却已经写出了让鲁迅先生称赞不已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刚刚作古不久的刘绍棠，中学时写的小说就被选进中学的语文教科书，说他是“神童”大约不委屈他。
文艺这行当，需要激情、敏锐和勃发的想象力，这几样少年人都不缺，而且满胸膛满口袋，只要有适当的表达能力，弄出个作品来，不算什么稀奇事，更不是什么亘古未有之事，千万别哄抬物价。然而，“少年不识愁滋味”，这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少年时的作品即让后人天天仰视者，实在不多。
少年“作家”作品的一哄而起，凸显出今日的世风，无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得与失。
先说少年“作家”自己。自己应当明白，写出点作品不是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只不过表现了自己某方面的才情。不能自满、自足，更不能傲视群作家，自以为自吾以外无可对读者。作家须有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诗人的品格，不是会用通与不通的文字编出个故事就算完事的。就说你赖以表述自己思想的文字吧，它并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人类借以与世界万物对话的工具。在没有文字以前，人类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只有产生了文字，人类才能将流变的思想信息凝固起来，也才能给万物命名，将自己的感受流布四方与后世。人类的语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因此，文字是所有使用它的人应当永恒崇敬的人类的创造物。那种根本不尊重文字不尊重自己母语的写家，无论怎样哗众取宠不过弄一顶小丑的帽子戴一戴，怎么能期望他们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民族对待自己的父母之邦对待自己呢？少年“作家”是否都弄懂了手中文字的品格是否都那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才情，颇可以扪心自问。倘使岁月如流，几十年过去，自己不过混了个只会编故事换钱的写家儿，岂不同少年壮志大相径庭？再换别的职业却身无所长，这样的悲剧，过去有不少“神童”曾经搬演过。
作家为民族为时代为历史为真理代言，这是职业所赋，即令你并不自觉，只要你一秉真实就逃不脱这职业的最高要求。许多作家写作的原意并不一定是匡扶社稷、鞭挞不平，然而残酷的真实和述说真实的责任心让他们的笔不由自主地违背了他们的初衷。去看看狄更斯的《双城记》吧，小说开头的文字还表现出一种戏谑的味道，但越到后来那真实的生活越将小说拉向深沉与惨烈，狄更斯简直无法表述他是应当谴责法国大革命还是应当谴责引起这场革命的法国封建主阶级和贵族。而面对真实需要勇气，需要描述这真实而不至于歪曲它的本领、知识与技巧。这些，少年“作家”们显然还都不具备。我为几位少年“作家”的书写过序，因为我喜爱他们的清纯、乐观、活泼的想象力，然而说到面对真实、解读真实、描述真实，那就无话可说了。
十几岁的孩子写自己耍拨浪鼓，会令读者轻松一笑，说这孩子真神。到了四五十岁还写这个，就让人尴尬了。是不是，别人再读你，捧你，偷着乐一阵子也就够了，千万别乐起来没完，那就毁了。
再说出版界。出一批少年的书，用以展示一下今日文坛之盛，之后继有人，可以；用以弄出点儿响动，借此也补充一下羞涩的钱袋，也未尝不可。但千万不要过火，不要不负责任也将孩子们捧起来推出去就撒手不管。窃以为这种书最好有人点评、指出优劣，既不要挖苦孩子心高妄想，也不要宠坏了孩子。让他们知道创作的艰辛与愉快并存，而愉快往往混在艰辛与痛苦煎熬之中。扶人之道常存于心，这是每个成年人都知道的道理，用不着我多嘴。
再说读者群。有孩子演戏、唱歌、玩杂技像模像样，您看了高兴不？高兴。得，那读少年“作家”之作品，中规中矩，或者虽不中，颇新矣，怎么样，也该高兴。孩子的文学作品犹如儿童画，有幼稚，但也有成人画不出的东西，那多好。不要让我们的孩子都变成傻小儿，也别变成机器人。多有点少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是好事啊，咱们的孩子这般聪明能干，不是我们民族有希望的象征吗？但是，一、别把他们惯坏了。二、也别把他们损坏了。读他们的作品，请抱着看自己孩子自己学生作品的心态，循循善诱最为恰当。这里的“善诱”是说诱导他们认识真理，不是诱出他们的“隐私”再加以嘲弄。
最后说到家族师友与社会舆论。孩子出成绩，自然是好事，不要以自己的观念强令孩子服从；也不要“护犊子”：“癞痢头儿子自家好”，谁批评少年“作家”就跟谁干仗。事实上，很多家长把自己未了的心愿，未能实现的抱负、理想，统统加在孩子身上，让他们用自己孱弱的肩膀顶住时代的风浪，用自己稚嫩的双脚踏过布满荆棘的小道。于是，文艺成了飞升的最近的跑道。看一看艺术院校外挨挨挤挤欲闯入殿堂的学子们吧，看看那些挟着琴盒，面色黄绿，眼含悲凄的儿童吧，他们在家长过于殷切的期待中失去了多少本应有的笑声。
干什么都一样，作家不是唯一神圣的职业，让我们一齐努力，不管是黑头发还是白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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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个一工程”参评作品评介
电影《真心》的魅力
牛远峰
以全国先进人物吴登云的事迹改编而成的电影《真心》，像一首饱含情感冲突与升华的戏剧诗，在银幕上塑造了吴登云医生真实可信的新时期共产党员形象，谱写了一曲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的民族团结的赞歌。
电影《真心》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抓住吴登云“朴实无华”的精神本质，牢牢把握“真人真事最感人”的原则，以朴素厚重的电影语言，返朴归真的美学追求，张弛有度的整体结构，成功塑造出吴登云这位“活着的英雄”真实感人的生动形象。
电影《真心》的成功还得益于有一个好的主创人员班子，齐心协力，用“真心”演绎《真心》。拍摄该片的天山电影制片厂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边疆小厂，全厂上下一心，抽调精兵强将，不惜缓发工资抽出资金支持影片拍摄，同时积极吸收国内优秀主创力量加盟，光是剧本就先后修改了十八稿。在帕米尔高原外景地开机前一天，“吴登云”的扮演者鲍国安痔疮、心脏病、高血压复发，但经短暂治疗后，他克服高山反应和病痛，坚持拍摄。鲍国安憨厚、质朴的生动表演，较为传神地把一位有血有肉，既有普通人的情怀和烦恼，又有共产党人高尚情操的真实可信的英雄人物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
电影《真心》的整体风格较为大气，帕米尔高原雪山的壮美与吴登云家乡扬州瘦西湖的秀美在影片中交相辉映，给吴登云精神境界的营造作了较好的铺垫；面对两地自然景观的巨大差异，吴登云的人生选择就更具悲壮美……在悲壮美的主色调下，吴登云对待老父、妻子、女儿吴燕的儿女情长又不乏柔美色彩，这样，一个立体丰满的“白衣圣人”形象就展示在观众面前。影片对民族特色与边疆特色的表现也较为充分、准确、到位，这也为全片增色不少。
电影是情感的艺术，《真心》在全片始终贯穿一个“情”字，以情动人，观众的心弦始终被主人公吴登云的命运所牵引，为吴登云向各族患者献血植皮赞叹，为吴登云的妻子离去悲哀，为吴登云告别病重的慈父牵肠挂肚，为吴登云女儿吴燕的因公牺牲潸然泪下，为吴登云的崇高人格魅力感动……这样，吴登云的精神境界与情感世界在观众心中逐步升华，他由一个爱民的好医生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实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辉煌人生历程。
作为一部民族题材主旋律电影，《真心》的成功之处还表现在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少数民族干部形象。以往这类题材影视剧，失误就在于少数民族角色干瘪苍白，失之概念化、雷同化。《真心》中由达尼亚扮演的哈孜县长，就是一个粗犷剽悍、魄力十足，既热爱帕米尔这片热土，热爱自己的同胞，又对吴登云关怀备至、悉心照料的感人形象；同样，由木拉丁饰演的柯尔克孜族医生木拉提，也是一个优点与缺点同样鲜明，在吴登云培养下逐步成长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大量起用当地柯族群众演员和“柯语”在片中的直接运用，又进一步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这样，影片就较为充分地反映出民族团结这一神圣主题，被乌恰少数民族兄弟的淳朴真挚深深感动的吴登云医生，才会自然而然从内心深处爆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如果生命再给我第二次机会，我还会选择医生这个职业，还会选择新疆，选择乌恰！”（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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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叶诗派文稿入库仪式举行
木土
四十年代，由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辛迪、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等构成的诗派，运用清晰、结实的“现代白话”，在词语的创造性组织中，来表达现代体验和现代意识，在中国新诗发展中进行了富有活力的探索。为了充分总结九叶诗派的创作成就和纪念《九叶集》出版二十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于近日举办研讨会暨九叶文库入库仪式。郑敏、杜运燮及九叶诗人的亲属等参加了此次活动。（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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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点评
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立场
张学昕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和文学批评呈现出多样化的丰富而复杂的格局。从整体上讲，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空间和理论视野都得到了不断的拓展。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健康而健全的批评才能支持或引导健康而健全的创作，也才能推动文学的真正繁荣。但是，相对于创作的活跃而言，批评还是表现出被动和乏力、低迷与困窘。
如何更好地完善文学批评的内在机制，为当代文学的再度振兴充分发挥批评的力量和作用？我认为，当前文学批评的关键并不在于采用什么具体的批评方法，重要的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批评态度，具体说就是，如何确立当代文学批评的精神内质，如何确立文学批评的当代立场。这是文学创作与批评走向健康与阳光的关键所在。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之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精神。仔细审视一下，我们的创作与批评越来越远离于对我们民族自己的鲜活生活的体验，因此文学创作和批评也就表现出脱离人民和当代现实的倾向。我们强调，文学批评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当代文化品格。尤其是针对近年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强势话语对民族文化的遮蔽与侵蚀，我们的批评更应该具有坚定的文化批判精神、文化自主精神，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一句话，我们要建立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立场。
提升民族自尊，消除西方“全球化”文学话语的强势侵袭，以富于民族自身个性的文学与其他外来文学平等对话，避免中国文学殖民性格的生成、重新确认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文化个性是作家、批评家的崇高历史使命。毫不隐讳地说，近些年许多批评家的精神向度和文学立场发生了严重倾斜，拾人牙慧地对包括所谓新
批评、接受美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思潮等在内的理论统统拿来，偏执一端地以此建构所谓体系。其结果只能是造成了我们民族文化、文学批评观念与西方文学背景下产生的批评理念的严重错位。可以说，丧失民族立场就等于丧失了文学的生命。我们的批评家应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在批评活动中表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特别是要既有坚定的民族意识，又有博大的人道情怀，并在文学批评中努力摆脱工商业文明强力冲击下的农业文化自卑、自闭、自大的心态，对富于生机和活力的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强调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立场，不仅涉及文学批评观念的不断更新，还关涉到批评家知识结构、精神结构的重建问题。文学批评是审美意识形态，我们在呼唤和倡导具有民族独创性文学作品形成当代文学主流的同时，还要踏踏实实地从事属于我们自己的原创性文学批评。既有政治视角、文化视角的批评，也有社会视角、心理视角的评论，准确地、及时地、符合艺术规律和合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阐释文学与现实的正确的审美关系。在重视批评的民族精神力量和反对话语霸权的前提下，多种批评方式、多种批评形态要积极形成合力，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文化思潮和文化格局使文学批评执着地探索有民族性和开放性的批评话语，为推动当代文艺的发展、振兴民族精神、振兴中国文学精神，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才是当代文学批评所应提倡和坚持的立场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