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元帅外交家诗人
——纪念陈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符浩
今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和诗人陈毅同志诞辰100周年。他一生功勋卓著，深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爱戴。我有幸曾在陈老总指挥和领导下战斗和工作过，亲聆教诲，受益良多，终生难忘。谨回忆几件往事以表深切的怀念。
“走马中原，饮马长江”
我第一次见到陈总是1947年8月中旬的一天，是在山东惠民县城东何家坊村。陈总是从鲁中来到鲁北。当时的情况是：自自卫战争爆发以来，华东战场敌军屡屡遭我军重创，蒋介石想尽办法试图挽回败局，集重兵于华东进行所谓重点进攻；并采用侵华日军总司令、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建议的“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的作战方针，集主力25个旅的兵力于莱芜至蒙阴百里一线，摆成方阵，交替向我鲁中山区推进，企图以此逃脱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灭其整师、整旅的厄运。陈毅就是在这关键时刻来到鲁北。我当时任职军区组织部长。陈老总对渤海区的工作表示满意。他说渤海现在是整个华东区的大后方，负担够重的了，还要继续支前，将要动员1万名青年补充前方部队，送1亿斤军粮支援前线。然后，把话题一转谈到当前的战局和任务。陈总说从全局看，目前除山东和陕北外，各战略区均已转入反攻。国民党已面临崩溃的前夜。当此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要关头，华野面临既要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又要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还准备自己不失时机地转入战略进攻。说到这里，陈总神情激动：要准备打恶仗、打大仗、打胜仗。他顺势把手中挥动的纸扇一收说：“老子要走马中原，饮马长江。”
“那才真是班门弄斧！”
1952年7月间，成立不到3年的外交部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我以驻蒙古使馆政务参赞和支部书记的身份与会。
会后，总理考虑到大家已出国两年多，对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需要实地看一看，增加一些感性认识。
第一站就是南京。陈总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兼政委，正在南京，听说大家要去看他，即传话说：不用来，也不影响同志们的原定日程，后天，我们在停泊于江边的一艘军舰上见。
第三天一早，一辆面包车把我们送到长江码头上，一艘油漆一新的军舰靠在岸边。陈总站在甲板上笑容可掬，热情地欢迎我们，请我们登船。
陈总一再说，今天就是玩，不谈政治！当陈总知道我们下一站要到抗美援朝前线较近的沈阳、鞍山、抚顺、大连等城市参观学习时，连声说，要得！要得！他神情严肃地说，我们今天是同当今头号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作战，把侵略者赶到三八线上，逼迫敌人坐到谈判桌前。但是美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就此结束战争。谈谈打打，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今年1月艾森豪威尔接替杜鲁门为美国新总统。上台伊始就跑到了朝鲜战场为侵略军打气。回到美国后狂叫什么要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打开僵局。
指挥舰逆水而上，中午时分到达采石矶脚下靠岸。陈总带领大家登上山顶，围着太白楼走了一圈，以观风景，但牛渚寻无处。随后和黄镇、耿飚、袁仲贤等将军大使们在楼前席地而坐。陈总望着楼上檐下悬挂的一幅大匾，上书“一醉千古”四个大字，雄浑挺拔，说是清代一位蒙古族官吏所题。大家山南海北地议论一番。有人突然向陈总提出：今日在太白楼下，老总一定胸有成竹，请吟诗一首让大家欣赏！陈总听后，哈哈大笑说：“那才真是班门弄斧！”
“如果我看到问题不讲话，我这个共产党员一个铜板也不值”
1966年5、6月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来势很猛，不少学校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向各大院校派工作组，以加强领导。外交部派出7个工作组到部属两个学院及其他单位。我当时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参加了有关工作。工作组组成后，陈总亲自向各工作组交代：一定要按中央的“八条规定”办事。八条的主要内容是：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只能在校内，……；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等。
不几天，工作组遭到造反派的反对，说工作组是“资反路线”，要追“后台”。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总来到外交部院内看大字报。他说，人们敢于贴大字报揭发问题是好的，要鼓励。但有的大字报不以事实为根据，乱怀疑，无限上纲，是不对的。
11月间，陈总在外交部一次干部会议上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地说：“如果我看到问题不讲话，我这个共产党员一个铜板也不值。”
这一年的冬天，几个学生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和他们一起到办公室。原来一群学生已在办公室等候，要我交出干部档案。恰在这时，电话铃响了。陈总办公室来的。秘书杜易说，老总要和你讲话。接着陈总直截了当地说：同学们要你交出干部档案，这些我都知道了。你一定要把好关。你知道干部档案是国家机密，特别是外交干部档案。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请老总放心，人在档案在。陈总没再说什么，沉默片刻就放下电话。我觉得这不像陈总以往的习惯。我沉着地顶住造反派围攻，使其抢档案图谋没有得逞。第二天上午造反派正式通知我经国务院批准，我停职反省。罪名是我身为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对派出工作组负有直接责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理解了陈总昨夜的电话和心情。
1967年2月6日，就如何对待老干部问题，陈总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陈总愤慨地说：我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千百万烈士用宝贵的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插手下外交大权旁落。王力的1967年8月7日讲话更是火上浇油，搞得外交部一片混乱，发生了“三砸一烧”的外交事件，形势一发不可收拾。陈总此时的处境更加困难，连到群众中去的自由也被剥夺了。
1968年，新年前后，外交部一批司局级干部和驻外大使、参赞在酝酿一张大字报，为陈老总讲句公道话。
我参加了大字报的酝酿、讨论和起草，并在大字报上签名。大字报的主旨是揭露敌人，批判敌人打倒陈毅的口号，实事求是地举出陈总的功绩，呼吁陈总立即主持外交工作。大字报约5000余字，共计91人签名。
大字报一贴出，就引起部内外强烈的反响。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中央文革小组”及其追随者却十分震怒，说大字报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此后，陈总重病缠身，很少露面了。
1971年7月间，我和焦玲同志到301医院看望了正在那里住院的乔冠华同志。没想到当我们踏进病房，却看到坐在对面椅子上的竟是我们一直牵挂的陈总。3年不见，他变得明显的苍老、瘦弱了，令人心酸。他看到我们进去，脸上浮现出他那特有的幽默笑容。突然，他站起来向我们深鞠一躬，并说道：我对不起你们。我犯了错误，让你们受委屈。我们顿感惶恐，急忙赶前扶陈总坐下。我说我们不认为老总有什么错误，也不认为我们有什么错误。老乔指着焦玲说：老总，你不是问流传的那首打油诗“南征北战几十年，低头弯腰为哪般？老帅还要挨批斗，我辈才值几个钱”看，她就是作者焦玲同志。为这，领事司有人还贴大字报批判她。一席话说得大家笑了起来。
这也是我们与陈总的最后一次握别。
回忆往事，缅怀陈总，每每使我想起陈总喜欢讲的一句话。他在1965年9月29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讲过，在“文革”期间也不止一次讲过。这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朴实无华，却乃至理名言！（附图片）
1955年4月16日至24日，陈毅随周恩来总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照片选自《纪念陈毅》画册
第7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第二次长征与西藏和平解放
阴法唐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祖国大陆西南——雪域高原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开始进藏，进行昌都战役，第二年西藏和平解放。我军陆续进驻西藏各国防要地，完成了祖国大陆统一大业，西藏从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下解放出来，任人宰割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严格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民族宗教政策，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克服了西藏高原自然环境带来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跨过各种复杂的地形，冒着空气稀薄的折磨，忍受着饥寒和疾病的痛苦，一步一步地用双脚踏过四至六千华里的路程，完成了光荣而悲壮的和平大进军，实现了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进藏誓言，又经历了第二次长征。
（一）
1949年，祖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都奏响了解放的凯歌时，帝国主义仍不甘心失败，进行隐蔽的垂死挣扎，并在我国西藏加紧分裂活动，怂恿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搞“西藏独立”，企图把西藏变为他们的附庸。西藏地方政府也加紧了“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制造了罪恶的“驱汉事件”，公开叫嚷抵制解放军进藏，并派“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尼（泊尔）请求支持，形势非常严峻。
毛泽东同志感到“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根据藏族人士的要求和上述形势，担心夜长梦多，做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英明论断，1950年1月2日毅然提出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担负，并最终落在十八军（约近4万人）的肩上，以后又确定云南、青海、新疆各出几百人到上千人的部队进军。
（二）
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下达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命令后，用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成了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
在同国民党部队斗争中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都尽可能避免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对于西藏这样一个有许多特殊情况的民族地区当然就更照顾和宽大。进军、和平解放、经营西藏的任务应运而生。解放军必须进藏，但希望政治解决，“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谈判”。就是在西藏当局将和谈大门关闭之后，解放军不得不举行昌都战役时，中央也没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中央为与西藏当局谈判，还准备了谈判条件。1950年5月17日，肯定了西南局遵照中央指示拟定的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四条。同时指出：“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这里的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美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西南局根据中央指示，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十项条件（亦称十大政策），毛泽东同志在第八条中增加了“及西藏领导人员”7个字。
十项条件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成了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政策和法规，同时也是向藏族各阶层宣传的主要内容，并作为向西藏派人劝和的主要依据，特别是成为一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本依据。
为使和平解放西藏的愿望成为现实，中央从外交部到周恩来总理并通过外交途径连续向西藏当局开展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
西南局和西北局也大力开展劝和工作。西南局派的志清（即密悟）法师，青海省由当才（达赖长兄）、夏日仓、先灵活佛组成的青海寺院赴藏劝和团先后赴藏做说服工作，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主动请求入藏劝和（至昌都后被害死）。
进藏前线部队直接向西藏官员做工作也很频繁。从中央到进藏前线部队，从北京到西康、青海、新疆，从地方到军队，虽然做了那么多工作，条件又是那么宽大，但是除阿里噶本（相当专员）派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前来阿里改则地区与新疆独立骑兵师先遣连进行谈判，表示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和指示，并表示要促使藏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协商，做出积极反应，西藏地方政府根本听不进去，不是借故应付，就是大谈“檀越关系”（即施主与寺庙之间的关系）。认敌为友，做出阻拦、驱逐、软禁、害死来使的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不但蔑视中央，顺从帝国主义旨意，顽固地与祖国对立，搞“西藏独立”；还疯狂地扩军备战，从外国进口武器，请外国人帮助训练军官，征召“民兵”，调兵遣将，把重兵调至金沙江一线和昌都、类乌齐、宁静一带堵击解放军进藏。
（三）
在争取和平谈判毫无结果时，为了以战求和，我十八军等部队不得不被迫举行昌都战役。
昌都战役自1950年10月6日开始，至24日结束，历经19天，先后打了20多仗，解放了昌都和昌都地区，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此前全部藏军扩充到16个代本，昌都战役消灭的计有5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大部，1个代本起义，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可以说藏军主力已被消灭。
昌都战役不是为战而战，也不是只为消灭藏军和解放昌都而战，是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条件。参战部队很注意在政治上取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其他守则，并按十大政策办事，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为群众做好事，不但得到甘孜等地区人民的大力支援，还受到昌都战区人民的欢迎。昌都头人和群众闻讯后，有的去昌都北和昌都东迎接解放军。战役中对藏军的分化、瓦解、争取工作也很有成效。我南线部队对藏军第九代本经过战前战中政治攻势和政策感召（包括动员九代本认识的上层给他写信），在我军向他们进攻的第五天（10月11日）就起义了。
（四）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昌都战役前所预见的，昌都战役后，西藏政治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役情况传播到西藏各地，西藏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特别是释放、遣返的藏军，将耳闻目睹解放军遵守政策纪律及关心爱护群众的情况活灵活现地讲述给亲朋好友和其他人，打破了很多谣言迷雾，减少了藏胞的恐惧心理，增加了对解放军的理解，有的急盼解放军到达。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并发生分化，摄政达扎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任命洛桑扎西和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西藏地方政府分成了两摊，一是达赖和一部分主要官员离开拉萨逃往中锡边境的亚东，称亚东噶厦，掌握重权；洛桑扎西和鲁康娃等留在拉萨，称拉萨噶厦。上层统治人物比较倾向祖国或感到和谈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主和力量上升。周总理和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京谈判，昌都前线部队还直接向西藏方面做工作，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军政官员也根据亲身体会向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上书，请求派代表赴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西藏地方政府观望了一段后，达赖于1951年1月27日和2月27日先后向中央报告由他亲政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5人代表团赴京进行谈判。
1951年4月29日至5月23日，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指导下，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双方努力，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分17条，所以简称为17条协议。
17条协议的签订，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西藏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它解决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西藏问题。它将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中央人民政府更要在这块土地上行使主权，不允许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存在，西藏的涉外事宜由中央负责。它规定了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消除多年以来西藏地方实际上存在的有边无防的现象。它解决了西藏内部长期不团结的问题。
更值得提出的是，协议充分照顾了西藏民族、宗教问题突出的特点，对这些方面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作了非常宽大的处理。除规定“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外，还特别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五）
17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但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藏，否则协议就没有保证，国防更谈不上巩固，所以协议明确要求“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协议达成的第三天，即1951年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又发布进军训令，指出：“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据此，十八军及十八军独立支队和新疆、云南两支部队开始了向西藏各国防要地进军。中央先派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绕道印度至中锡边境的西藏亚东，向达赖喇嘛面交毛主席的亲笔信及协议抄本，阐明党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在信中肯定了达赖喇嘛亲政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派代表赴京谈判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他和他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8月8日，张经武一行到达拉萨（8月17日达赖喇嘛一行也回到拉萨）。新疆独立骑兵师三个连，与先期到达改则的一连会合后，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一带。云南进藏的一二六团于10月1日进驻察隅。十八军从甘孜和昌都启程，先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带一个步兵连于9月9日进驻拉萨。随后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军直和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一五五团等（除修路部队）于10月26日和11月6日分别进驻拉萨和太昭（现工布江达）一带，接着11月15日一五四团进抵江孜、日喀则，后于1952年7月15日到达亚东，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范明任司令员、慕生忠任政委的十八军独立支队于1951年12月1日进抵拉萨。我军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
但是，十八军进到拉萨不久，西藏地方政府中以鲁康娃、洛桑扎西为首的分裂主义分子即指使组织“伪人民会议”等，制造骚乱，以饿困等办法要解放军撤走。事实证明，部队进去不等于站住，站住不等于站稳。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与分裂主义分子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在作好军事准备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揭露敌人的阴谋，驳斥伪人民会议分子的无理要求，并向达赖提出强烈的要求，撤了鲁康娃、洛桑扎西的职，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伪人民会议”事件才得以平息，我们取得了与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新的较量的胜利。
以后又进一步开展“以争取达赖和达赖集团为主要任务，同时坚定地团结班禅和班禅集团”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进行影响群众工作，贯彻“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方针，修通了康藏、青藏公路，加强内外贸易等，才站稳了脚跟，巍然屹立于雪域高原。
第7版(纪念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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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回忆与吴运铎共同战斗生活的日子
陆平
5月2日是运铎逝世10周年的日子。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前夕，看到祖国在党的领导下一片繁荣昌盛，回顾过去与老吴共同经历的战斗与生活，不禁思绪万千，感慨万分！
日本法西斯发动了罪恶的侵华战争。1942年夏，我与广大热血青年一样，参加了新四军警卫团服务团，作宣传抗日的群众工作。当时，日本鬼子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组织把我们一部分同志转移到江南六师，分配在军工部火药股当工人。1943年，又调到淮南根据地二师兵工厂炮弹装配股当工人。在那里，我认识了主管技术工作、任军工部工务科科长的吴运铎同志。
运铎是一个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不怕流血牺牲的坚强战士。当时，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非常缺乏武器弹药。而我们的兵工厂条件极其简陋，一切都是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自己创造，常常利用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作为修制枪弹的原料。1941年，运铎接到上级关于“……前方等着炮弹，务请尽一切力量，提早修好”的命令和一批打扫战场时收集的不能使用的迫击炮弹，便带领同志们连夜抢修炮弹。为了尽快解决缺少引发爆炸的炸药——雷汞问题，运铎冒着生命危险，拆下各种敌人打过来没有爆炸的炮弹上的雷管，就在他从一个大雷管里挖炸药的时候，雷管在他手中爆炸，血肉横飞，炸瞎了左眼，炸断了左手四指。我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个左眼失明、左手残疾的人。然而，伤痛并没有摧残他的意志，反而使他锤炼得更加坚强。他自觉地以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为榜样，在每次武器研究试验中，他总是带头担当最危险的工作，曾多次身负重伤，又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运铎是一个一生渴求知识，热爱学习，不断刻苦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人。运铎只读过小学五年级，白手起家，为了完成建造新四军自己的子弹厂的任务，在极其艰苦、简陋的战争条件下，他到处搜集有关数理化和机械知识的书刊，硬是凭着当过电工、钳工、铸工、水泥工的实践经验，通过刻苦自学，啃读《经验设计》、《机械原理》这两本在当时非常珍贵的书籍，掌握了设计各种机床图纸的本领。他的格言是：“顽强战斗，以创造性的劳动克服一切困难。”就这样，他与战友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建立了淮南根据地子弹厂，成功地研究制造了拉雷、电发踏雷、化学踏雷、定时地雷、枪榴弹、平射炮等多种武器和弹药，有力地支持了前方的战斗。
战争年代的物质生活是艰苦贫乏的，但精神生活是充实富有的。尽管每天都有可能流血牺牲，但革命队伍中充满了朝气蓬勃的乐观主义精神。运铎在工作中十分严肃，但在生活中却活泼、热情、大方、幽默。他多才多艺，能写会画，关心同志，深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每当逢年过节，他总是带领大家为老百姓演出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我们曾同台演出，在他编导的话剧《过年》中，他扮演爷爷，我扮演孙子。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我们互相帮助，结成了革命伴侣。
新中国成立后，在组织的关心下，运铎被送往苏联治疗眼疾。苏联专家取出了他右眼内残留的弹片，恢复了右眼的视力。1951年9月，他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特邀全国劳模代表，来到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的报道。运铎还被全总邀请就自己的成长经历做了3个小时的报告。许多同志深受感动，纷纷来信希望运铎把自己的事迹写成一本书。在工人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运铎完成了初稿，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为题，在工人日报上连载。1953年暑假，在全总领导的要求和安排下，运铎利用等待赴苏联留学的时间，在中央美术学院撰写了《把一切献给党》，于1953年7月在北京首次出版发行，著名画家罗工柳、王式廓、尚沪生精心为这本书做了插图。没想到，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运铎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还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拿着作协的通知，他找到作协党组书记冯雪峰同志说：“我既没上过中学、大学，也没受过文学创作的专门训练，文化水平很低，吸收为会员岂不是给作协抹黑？我从没想当作家，我要是能当作家，全国的小学生都能当作家了。”雪峰笑着说：“你的《把一切献给党》写得很好，这是组织根据你的作品的影响，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作出的决定，你应该服从这个决定。”
《把一切献给党》出版后，许多机关、部队、学校、工厂、商店都开展了学习活动。有的还成立了“吴运铎班”、“吴运铎小组”。50年代，他曾用稿费捐助北京市海淀区少年宫建立红领巾工厂；发表了许多与青少年谈人生、谈理想、谈成才的文章和书信，并应邀到大、中、小学校做报告。
“文革”期间，运铎也受到了冲击和迫害。平反后，面对十年动乱在青年中造成的“信仰危机”、“知识无用论”等错误思想，他十分痛心，于是把自己今后的工作定格在青少年教育事业上。特别是离休之后，他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仅从1982年6月离休那天起，至8月18日两个多月时间，他就应邀做了39场报告。1983年，他与高士其、孙敬修、费璐璐等社会知名人士联合倡议并发起成立了“关心教育下一代协会”，“北京市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奔走于大、中、小学校，特别是工读学校。
作为一个残疾人，运铎非常理解残疾人没有工作或工资低微、受人歧视的困难处境和复杂的心理状态，千方百计为他们奔走呼号，为他们联系工作、捐款、救济、就医等事宜。得知一位残疾青年想办一个为残疾人服务的图书馆，便积极为她出主意想办法，并带头捐款，亲自买书，托人送去。中央电视台、四川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北京轴承工业公司团委、北京造纸厂团委及谷建芬、黄苗子、韩素音等人士闻讯后也纷纷捐书，很快就办起了“病疾青年图书馆”，会员遍及京城。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1991年5月1日，就在他临终的前一天，国家民政部、人事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授予运铎“全国自强模范”的光荣称号。
1991年5月2日，运铎无愧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实践了“把一切献给党”的诺言。
我相信，运铎和无数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者那种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崇高品德，将永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