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专页)
专栏：文艺观察
历久弥新魅力永存
——新中国银幕荧屏上的共产党员形象巡礼
杨志今
当我们沐浴着新世纪的朝晖，迎来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周年喜庆日子的时候，回望多姿多彩的新中国银幕荧屏，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共产党人形象向着我们走来。他们携带着历史的云烟，岁月的风尘，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鲜明的个性风采站立在我们面前，令人肃然起敬。这些闪耀着永恒光辉的共产党人形象构筑成了一片跨越时空的英雄碑林，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做一番匆匆的巡礼。
一、用热血与信念书写历史的共产党人同现实中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共产党人的地位相称，新中国影视作品中的共产党人形象，在整个社会主义文艺的形象画廊中，占据着十分引人注目的位置。可以说，我们党诞生八十年来，几乎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杰出共产党人，都得到出色的艺术表现。从《开天辟地》、《日出东方》中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到《风暴》、《上海大风暴》中的林祥谦、施洋、周恩来；从《秋收起义》、《百色起义》、《南昌起义》、《长征》、《大决战》、《开国大典》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的一代开国元勋们，到《八女投江》、《走出硝烟的女神》、《三月雪》中的普通女共产党员；从《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到《创业》中的周挺杉；从《血，总是热的》、《铁市长》中肩负改革重任的共产党人，到《焦裕禄》、《孔繁森》、《帕米尔医生》中家喻户晓的时代英模，他们不仅用热血与信念，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书写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奋进的光辉篇章，也在银幕荧屏上书写出一部部波澜壮阔、血火交织、撼人心魄的英雄史诗。
这些共产党人形象的巨大魅力表现在，他们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幸福甘愿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和对信仰和理想的执着与真诚。李大钊、瞿秋白、赵世炎、方志敏等，都不是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完全可以凭自己的知识和才华，过另外一种生活，追求另外一种人生。但他们却选择了为劳苦大众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一旦选定了，就是那么清醒，那么坚定，那么义无反顾地把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他们是真正从心灵深处找准了理想与信念的人。他们从容面对死亡，不计一己得失。现实世界上唯有建立在超越个人私欲基础上的信念，才能拥有这样坚实而恒久的力量。
这些共产党人形象在当代观众中激起强烈共鸣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他们身上闪耀着高尚情操和伟大人格的光辉。《周恩来》中所展示的周恩来的人格力量，《张闻天》、《江隆基》中所描述的两位共产党人坚定的人生操守，《刑场上的婚礼》中聚焦的周文雍、陈铁军纯洁、壮丽的爱情场面……所有这些共产党人形象所表现的英勇的献身精神，对理想与信念的坚定与执着，以及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人格，已成为我们民族从昨天走向今天，并继续走向未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和动力。
二、驾驭时代风云的共产党人从历史的进步与人民的召唤中不断汲取营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关键所在。活跃在银幕荧屏上的共产党人，就是一群站在时代前列，敏锐感受时代脉搏，勇于在时代的波峰浪谷中拼搏的弄潮者。
在《西安事变》、《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人总是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娴熟地驾驭着时代风云。《走出西柏坡》、《开国大典》中，用一组共产党领袖的群像，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一次又一次地挽狂澜于既倒，驾驭着中国革命的航船，从坎坷走向胜利的内在奥秘和历史必然。创作者把镜头对准了那些永载史册的重要历史性时刻。“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那黄钟大吕般的声音至今仍震响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耳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站在改革开放潮头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导引我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精神路标。《你好，太平洋》中邓小平那铿锵有力的嘱托，“杀出一条血路来！”已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向整个世界的宣言。《血，总是热的》中的罗心刚，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顶着重重压力，勇敢地把改革推向前进。面对成千上万名工人兄弟，他发自肺腑地讲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他们忍辱负重，艰难前行，用无畏的胆识和非凡的智慧，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着顽强的探索和大胆的实践。《艰难的抉择》中，省委书记贺长安在深入实际，扎根基层的切身体验中，发现了蕴藏于底层人民中对改变贫困、实现温饱的强烈渴求，以及他们身上潜伏着的巨大创造活力。在这位共产党人身上，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本质特征。在当时没有现成条例可循的情势下，他以一个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不唯上、不唯书，大胆肯定了农民的首创精神。“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由穷乡僻壤的农民们创造出来，又由中国共产党及时交还给了农民，从而为中国更广泛深入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民的儿子》中的史来贺，总是用他农民式的智慧，推动他周围乡亲们观念和生活的变革，他把一个普通农村共产党人的追求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断地用自己的脑瓜思考，始终与时代一同前进。特别是《生死抉择》中的李高成，在常人难以面对的亲情、感情的考验面前，最终战胜自我，把一群堕落的社会蛀虫送上审判席，表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精神高度。这种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英雄主义光辉，照亮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扉，让他们离开银幕后，仍激动不已，心绪难平。
三、扎根于人民沃土的共产党人银幕荧屏上的焦裕禄和孔繁森，之所以能在不同层次的观众中激起强烈的共鸣，就在于通过他们的形象，热切地呼唤了党和人民鱼水深情的回归。这一主题在八十年代的影视作品中就曾反复奏响。《金不换》中的金永河，《不该发生的故事》中的梁财等，都是曾一度迷失落伍的党员，当他们重新站立起来，在困难面前冲锋在前，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救助乡亲们时，他们就用实际行动，重新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几乎每一个英模的成长都离不开人民的哺育。在《帕米尔医生》中，吴天云对帕米尔的爱，对柯尔克孜百姓的爱，就是在岁月和生活的磨砺下一点点积蓄起来的。是帕米尔人民的善良和热情，帕米尔百姓的艰辛和悲苦，铸造了他人格的高尚。作为一名党员和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医生，他不能在人民的病痛面前充当逃兵。在个人的痛苦与更多百姓的疾苦对比中，他的胸怀、情感变得愈加博大了。当剧中他向着东方，面对群山，向家乡的亲人叩头时，我们便止不住热泪盈眶。可以这样说，人民宽厚的胸膛，永远是哺育共产党人、哺育英雄的真正沃土。
四、多重艺术视角中的共产党人纵览银幕荧屏上的共产党人形象，我们发现，他们在艺术表现中，经历了一个由角度比较单一，向多重视角推进的过程。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主要是正面表现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业绩，由于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在人物情感、性格、心理的开掘上，视角较为单一。进入新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以来，创作者不断解放思想，深化审美认识，切入视角越来越多，表现手法呈现出异常的丰富性。在共产党人形象塑造方面探索和积累的经验，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这是整个文艺创作中最值得骄傲和总结的成果之一。
首先，在一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创作者选择了史诗般的宏观视角，把人物置于尖锐复杂、激烈异常的矛盾冲突中，置于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风口浪尖上，突出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非凡的勇气、智慧和韧性。这在《长征》、《大决战》、《大进军》、《中国命运的决战》、《开国领袖毛泽东》、《开国大典》等作品中均有精彩的表现。作品通过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全景式描绘，通过艰苦卓绝的战争氛围的精心营造，把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个人风采与中国历史进步的内在要求融为一体，使这些共产党人形象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鲜活的个性魅力。也正是这一批大制作的出现，开辟了中国影视创作史诗般风范的新途径。
其次，创作者们从多个侧面对领袖们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观照和刻画。《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从父子情深的角度，揭示了毛泽东情感世界中的另外一隅，刻画了一个既是伟大领袖又是慈爱父亲的毛泽东的感人形象。作品着力对毛泽东强忍痛失爱子时的巨大内心悲伤进行了充分艺术化的表现，这在过去的作品中是少见的。《相伴永远》从夫妻爱加战友情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事业、家庭与爱情方面崭新的道德风范，表现出共产党人不仅是献身理想的英雄，也是有血有肉，情感丰富，营造和谐家庭氛围，追求美好爱情的典范。《周恩来》则从凸现伟大人格的角度，通过对周恩来在党和国家的危难时刻，忍辱负重，冷静处理一系列棘手矛盾时的大智大勇的描绘，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具有永恒人格魅力的共产党人形象。他的忠勇和智慧，既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三，在刻画现实中的英模类共产党人时，创作者则更多从艺术的高度做了生活化的还原。这就是着力营造英模们成长的环境，寓伟大于平凡之中。《焦裕禄》中兰考人民自发为焦裕禄送葬的壮观场面，《一个医生的故事》中赵雪芳离开那个她送医上门的村庄时，满村老少追着她送上土特产的场面，都是运用这种视角进行艺术处理的经典性镜头。这种视角中的共产党人形象，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影视作品中占有突出地位。如《索伦河谷的枪声》中的冼文弓，《党员二愣妈》中的二愣妈，《有这样一个支部书记》中的李淑梅，《一个生命的倒计时》中的臧金贵等等。创作者没有把目光更多地盯在惊心动魄的事件或扑朔迷离的情节上，而是努力在平凡中发现崇高，通过极其朴素极其生活化的细节，展示英雄们伟岸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怀。因此，这类共产党人形象，都可敬可爱又可亲，离普通观众很近。
一番匆匆的巡礼即将结束，我们的心情却无法平静。新中国银幕荧屏上的共产党人形象，在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绚烂天幕上，无疑是一道璀璨迷人的壮丽风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将超越时空，永远照耀中华民族不断奋进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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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播火者的诗碑
——观大型文献纪录片《瞿秋白》
曾镇南
看完了大型文献纪录片《瞿秋白》，在一段静静地、长长的沉思中，我又想起了鲁迅用来怀念亡友的“悬剑空垅”的典故。借助声光音画所编织成的这部革命历史人物文献纪录片，把瞿秋白为追求光明而窃天火，播火种的艰难而悲壮、短促而光辉的一生，表现得“多么有力，多么凸现”。这已经不仅是悬剑于空垅，使瞿秋白所宝爱的思想的青霜剑凸现眼前，而且是矗碑摩云汉，使瞿秋白的全人与魂魄活在后人心间了。
历史文献纪录片虽然借助了影视艺术融汇音画，兼采声光，合成众美而又动感强烈、变化百出的映写手段，和一般故事片、艺术片一样，能给观众以浑然整然的具象冲击力，达到单纯阅读历史文献和传记所不能有的直观灵动的效果；但究其底里，构成它的骨骼和灵魂的，毕竟是真实的史事和真人的行状言动的忠实纪录。《瞿秋白》一片，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严敲细考，真材实料，具备了征信不诬、直书不隐的史学精神，绝不让一丝一毫的故事片成分掺入，绝不容幻设的一事一景一言出现。它的材料主要来自党史上有案可稽，有文可引的历史文献，瞿秋白卷帙浩繁而又独具风格的著作，历史见证人及其后代的回忆、引述，等等，同时也吸引了瞿秋白研究的已有定评的科学成果。整部解说叙述的脚本，写得翔实精炼，整饬有序，眉目清爽，洵为史家之笔。
瞿秋白的一生，曲折而多艰，一身而系乎时代风云、党内重任、文坛风雨，是大浪之巅的海燕，追求光明的赤子，慷慨就义的烈士，又是文雄百代、并世无两的大文人。他功业奇高，但又坦陈阙失，率真面世。对他的评价，一度聚讼纷纭，谤尘四起。直到新时期开始的清明盛世，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的历史地位才最终论定。作为历史人物，他的生平和事业的这种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更加大了史笔传叙的难度。《瞿秋白》一片的主事者、编导者以严肃认真，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态度，严细不苟、尽善尽美的工作作风，完成了这一颇具难度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
恪守史笔的求实求真之道，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讲求电视艺术特有的表现手法。《瞿秋白》一片的成功，更表现在它那使朴素的史笔生辉的各种电视艺术手段的精致的运用。“绘事素而后绚”，编导是很懂得这一艺术的辩证法的。在对大量材料的剪裁取舍中，在电视画面的色调的调配，节奏的控制，场景的转换，音声的穿插中，不仅可以见出他们卓荦的史识，也可以多方面见出他们精致的艺术匠心。
其突出的表现在于：一是立主脑，重传神。瞿秋白一生功业是多方面的，编导在此片中确立了把瞿秋白作为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播火人来传述的主旨，每集片头都以“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为导语。这是瞿秋白早年怀着“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的志愿到俄国去采访、考察、学习时说的话，是“窃火者”的心音。以它萦绕全片，形成一种诗歌的复沓效果，一下子把观众引入瞿秋白高远纯洁的精神世界里去。“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九宵”。这样的艺术处理的确提升了全片的艺术品位，强化了全片诗的情绪。
二是两点论，画全人。《瞿秋白》一片所映写传述的瞿秋白，有着活泼泼的生命，真实可信，高大可亲。如不避讳瞿秋白在早年的精神探索中曾一度在“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下”产生“厌世观的哲学思想”，甚至想从佛学上寻找出路；也不避讳他曾犯过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和在《多余的话》中剖露的内心矛盾、苦闷、困惑。阴影和光明总是相依存的。不取通体光明的写法，适足以见出一个不无阴影但总体光明磊落的文化先驱的真实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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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建党80周年“五个一工程”参评作品评介
让昨天解答明天
——读长篇小说《日出东方》
许柏林
黄亚洲的长篇小说《日出东方》讲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展现了一群惊天动地的历史人物，描绘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者用清晰可感、剪接适当的真实镜头，活化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展放了雾打云遮的社会生活，推演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尽管他不丢弃偶然的因素。市井清明的康乾盛世仅仅过了半个世纪，就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繁华不再，急转直下，积贫积弱，朝廷荒淫，民不聊生，内乱四起，列强入侵，内忧外患同时袭来。一次次的变革，一场场的拼杀，都不过是一个个历史的故事。然而，推倒重来的革命契机也从腐尸中生发出来。
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为中国的变革或革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是以列强口中的一块块肥肉而被衔到世界中来的，中国也以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纳入了国际空间。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中华民族的灵魂铸成了一个政党。但是，在有了方向、有了理论、有了旗帜、有了组织之后，道路在哪里？队伍在哪里？力量在哪里？基础在哪里？陈独秀知道自己政党的特质不肯与国民党合作。孙中山有理想而其主义缺乏革命的力度。他的队伍中信仰他的人很多，信仰他的主义的人很少。
这个曾经梦想获得国际资产阶级支持的人总是四面碰壁，却又屈从于辛亥革命的主将、右派势力黄兴等人，软弱地与袁世凯妥协、拱手把政权让给革命的敌人。他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却不知中国革命这出戏到底怎样演下去。他看不起年幼的共产党。但是，当封建军阀的子弹射向“二七”罢工工人的时候，当陈炯明把孙中山从广州赶上军舰的时候，他们走到了一起，实现了国共合作。陈独秀清醒而顽固地坚持中国革命的“阶段论”，从反对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到一切听由国民党领导。他的这一从骨子里带来的转变最终帮了国民党右派的忙，就像孙中山曾经帮了共产党的忙一样。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路很窄、很险。但在陈独秀的帮助下，他成功了，反而使道路宽广的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很窄、很险的路。共产党的路虽然很窄、很险，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工人、农民，也就找到了成功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一旦把理论的光芒照射到它的社会机体上，这个社会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巨变。
作家跑到历史中去了，跑到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中去了。他给我们描写了许多生活的、性格的、偶然的事件和细节，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连串的人生变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曲折经历，张国焘被捕出卖李大钊的故事以及形形色色人物的恩爱情仇等等，都使我们感到历史的真实。我们从中听到了昨天历史的诉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部不朽的史诗。《日出东方》将这部史诗写在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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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世纪伟人毛泽东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写的《毛泽东颂》近日出版。该书所选诗词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历史性贡献，赞美了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学问、胆识、诗词与书法。
（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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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长篇《各奔前程》关注教育命运
王慧敏的长篇新作《各奔前程》，展示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三位留美归来的中国留学生和二十世纪末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坎坷命运。作品不仅描绘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校园众生相，更倾注了对教育、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小说的表现手法颇具特色。作者作为记者特有的洞察力和挂职副县长的丰富阅历，使得他的笔触突破了校园局限，探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勾勒出社会转折时期风云变幻的市井风情画。（瞿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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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点评
文艺批评的偏斜与匡正
吴甸起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论，在形成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和独特风格、开拓思维空间和理论纵深度，以及组建一批风华正茂的批评家队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文艺评论中也出现了不平衡态势，甚至出现了某些令人担忧的有碍于正确指导创作的“理论偏斜”。
评论当然应该有批评家的理论个性，反映批评家美学选择和艺术评析的“这一个”特点。然而评论对象的主体应是作家作品，而不是批评家自我。可是，有些批评家却反此道而行之，热衷于宣传自己的“批评新观”，急于形成别开生面的“批评框架”。于是，在评论某个作家作品时，或者完全离开特定作品的情节内容，大段陈述自己的“批评观”；或者不过牵联作品一点点人物和情节，便天马行空，驰骋思辨的野马，与评论对象风马牛不相及。没有对作家艺术构思的精深研究，没有对作品人物典型和社会蕴含的深切感悟和辩证思考，没有对作品艺术构成的总体特色和内在艺术功力的独到把握和细致分析，怎么能对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做出科学的论断呢？此类“评论”，作家本人看了不免瞠目结舌，难以求得认同和启示；读者看了如堕五里雾中，一片迷离，岂不糊涂？有人将此类批评现象的出现，誉之为对“传统批评模式的突破”，但它突破的不是传统的保守性而是传统的合理性，这种违背批评规律的“反传统”究竟有何益？
作为批评家，当然不能重蹈“题材决定论”的旧路，但是却不能不热情地鼓励作家表现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然而，有些同志却对“当代主旋律”、“时代镜子”、“生活教科书”、“新时期新人物”等社会命题产生了厌倦之感，甚至将这些包蕴着现实主义精髓和评论家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创作观点，贬斥为“庸俗社会学”
和“低层次的反映论”。有些同志在“寻找自我”、“评论自我”、“实现批评主体自我价值”等观点的影响下，为了寻求批评的“创新意识”，或是赞美对蛮荒时代人类爱情描绘的魅力，或是发掘对偏乡僻壤古老传统文化积淀的偏狭展示，或是推崇对性心理和性生理的详尽刻画，或是肯定对隐晦曲折、空虚朦胧心灵轨迹的荒诞处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批评的视野可谓开阔。但是，原始的图腾崇拜和迷惘的宗教意念，宗法制的小农田园浪漫幻想和“桃花源”式的消极隐遁人生哲学，以及对中国“国民劣根性”和“生物人”性冲动的自然主义表现，它只能形成一种不健康的创作意向，即对现实生活的疏淡和隔膜，对新时期改革大潮的远离。
新时期文艺评论冲出了“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之后，曾经做出了很大的创造和开拓。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和引入，因为没有经过认真的分析、比较、鉴别、选择和批判，以致一些人产生了对这些文化思想的盲目崇拜。一些评论按着某种理论框架去“套”作品，言必称现代派、后现代派，把活生生的作品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使文学批评失去了鉴别评价的严肃品格、审美特质和诗意光彩。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并不排斥其他文艺批评方法。但在多层次的批评方法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即唯物辩证的、审美历史的批评方法是根本的方法，最高层次的方法，对其他方法起统帅作用的方法。当今文学评论界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倡导反映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发扬严肃负责、健康泼辣的文风，那么，文艺批评“理论偏斜”也就可以得到校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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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倔梅图 潘朝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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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接班人了解共产党
——《八十年奋斗记》读后
余心言
当代的中国人不可以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的少年儿童尤其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
八十年毕竟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八十年，大约已经超过了当代少年儿童的爷爷的年龄。八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缺少那个时候的社会体验，要了解那一段历史，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何况这一段历史涉及的问题又极其错综复杂，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理论。怎样帮助当代中国的少年儿童了解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是需要费很多心思的事，然而这又是一项非完成不可的任务。陈晋的《八十年奋斗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应该说是为完成这项任务所作的有成效的贡献。
这本书只用了短短十几万字的篇幅，把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八十年的历史脉络分明地交代清楚，照顾了小读者阅读的可能，而又做到大事不遗漏，这是非常难得的。全书用通俗的语言叙述了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而又能够注意到严格遵循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准确地把握，显示了作者严谨的写作态度。书中大量运用了历史事件中重要而真实的细节，写出了许多生动的故事，帮助少年读者克服阅读上的困难，也帮助少年读者通过具体的情节来理解重大的历史事件。
《八十年奋斗记》用“奋斗”两个字抓住了全书的主题，为纷纭复杂跌宕起伏的历史找到了一条主线——奋斗。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奋斗，为推翻黑暗的统治奋斗，为赶走帝国主义的侵略奋斗，为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奋斗，为解放中国的生产力奋斗，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奋斗，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奋斗，为在中国发展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奋斗，为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摆脱贫困、
进入小康社会奋斗，为铲除腐败现象奋斗。总之一句话，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也就从根本上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为什么中国人民需要一个这样的党作领导。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中国共产党探求真理的道路》，这也是一个能够准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特征的标题。奋斗之乐其实也就包含着对真理的不断探索和发现的乐趣。希望本书的少年读者能从中国共产党奋斗和探索的历史中感受到这种无穷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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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化潮边思索录》出版
康式昭的《文化潮边思索录》近日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积长期深入观察、研究和思索之功，探讨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和文化工作的处境、地位和对策。全书分为挑战篇、建设篇、对策篇、市场篇、法制篇、他山篇等，对文化工作者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有启迪意义。
（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