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让文化遗产世代传承
——写在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之际
卢新宁
7月10日，国务院批准公布了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提出的518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4处古遗址、50处古墓葬、248处古建筑、31处石窟寺及石刻、40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因具有重大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列于最新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之上。至此，我国已经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68处，评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基本制度也已历经40年。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历次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数量最多的一次，也是专家评审阵容最庞大的一次。作为新世纪伊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评审不仅集中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水平的提高。
文物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由国务院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也是这一事业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不同规模的文物普查及相关工作，已基本摸清了我国文物的家底。1961年，故宫、乾陵等180处不可移动文物被列为我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开评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先河，揭开了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崭新篇章。
其后，国务院分别于1982年、1988年和1996年先后公布了第二至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750处。40年来，这些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遗迹，作为中国五千年悠久文化的历史精华和杰出代表，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称号是那些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的最好的身份证和最有力的“护身符”，各级政府据此依法进行保护和管理；我们的国民由此触摸到了中华文化的脉络。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直是文物保护事业的重中之重，在前四次评审中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750处文物古迹，大都已由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依法划定、公布了保护范围，树立了保护标志，设立了保护机构或有专人看护，建立了较完整的记录档案。国家文物局为此组织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保护抢救维修工程，使得前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现了基本无险情的最低目标。
由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大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广为人知，特别是它们由国务院公布的权威性，所以，即便在文革期间，1961年公布的我国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80年代颁布的《文物保护法》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省级、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性质、管理和保护所作出的明确规定，赋予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高法律保障。近年来，在不断推进的经济建设中，虽然常常出现保护和利用的种种争执和矛盾，但一旦触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便会引起地方乃至中央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另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事实是，我国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2000年底已有27处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总数列世界第三位。其中的文化遗产和双重遗产中的文化遗产部分大都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见，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保护我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经成为我国依法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基础。
审视文化遗产的时代眼光
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既是以往工作的一个继续，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为确保最具价值的文物进入国保行列，这次评审是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荐的112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中选择出来的，选择范围之广、各级政府积极性之高历次未闻。出于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关心，提高地方知名度及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等目的，社会各界要求尽可能多地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呼声很高。这充分说明了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对文化遗产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
较以往相比，这次评审工作的形式具有更多的广泛性和规范性。国家文物局从1998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2000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文物研究所等单位50多位文物、考古、古建筑、党史、近现代史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认真评审。多个学科专业不同视角的审视，各界专家学者不同领域的碰撞，将文化遗产的价值把握拓展到最大限度。
这次评审的标准也很能反映时代特点。专家们一致认为：第五批国保单位的评审对象应是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而且这些文物必须具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真实的实物，其时代、性质、特征基本明确，学术界对其价值的认识比较一致；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或者独特价值；能够实施有效保护和管理，“四有”工作完成得较好等条件。评审标准特别强调了经现代重建和严重改建的“文物”不予考虑的原则。因此一些知名度尽管很高，但其现存主要建筑是近年新建的仿古建筑，不符合标准，未获推荐。这实际上表现了审视文化遗产的时代眼光。
这次评审也反映了我们对于文化遗产价值和内涵认识的不断提高。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次将福建四堡书房建筑和南风古灶高灶陶窑列入其中，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年代久远的文化形式，至今保存完好并仍在延续使用，由此将国保单位从单纯的有形文化财产拓展到无形文化财产。对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古国而言，许多重要的文化现象余绪犹存，各种活着的文化还能找到一两个与此密切对应的空间，那是保存我们这个民族活着的文化形态的“文化现场”。关注这样的无形文化遗产，极具时代意义，不仅扩大了文物保护的种类和范围，也丰富了“文化遗产”的概念，有利于引导和推动人们在新世纪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开阔眼界，解放思想。
在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潮流中，人们对西部地区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予以了适当的关注。如，新疆以27处的数量列全国第六位，甘肃、四川分别以21、22处列全国第九和第八位。内蒙古以16处与福建并列为全国第十二位。其它如我国传统的文物大省山西、河南、浙江、陕西、河北等省的入选数量有明显增加，分别以62、45、44、33、29处名列第一至第五位。
推动文化建设的精神资源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重点强调了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应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实证明，文物古迹特别是其中的精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确定，大大拓展了我国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精神疆域，成为宣传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新的载体。
文物古迹还是一种无价的经济资源，著名的文物古迹在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知名度的同时，也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依托文物古迹发展旅游业在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之一。可以预见，518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划定，将引来世界各地游客的匆匆步履，不仅能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会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通过国家直接管理的形式，对重要文化遗产进行统一保护。美国国家遗产公园管理局直接管辖379处重要遗产，埃及由国家直接管理的文物古迹有2万处。我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虽已达1268处，但依然偏少。这不仅与我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不相适应，与一些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同时也与当前我们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不相适应。相当多的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物古迹因为缺少必要的保护等问题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在有些地方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的问题不断发生。
在新世纪之初，由国务院公布的新的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对提高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水平，进一步规范对文物古迹的使用行为十分必要，而且对我国在新世纪进入世界文物保护先进国家的行列具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这将再次向世人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同时，也可以督促各地依法加强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正确发挥文物古迹在对人民群众进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教育建设中的作用。
（附图片）
1、题图：福建土楼
2、河南法王寺塔
3、浙江嘉业堂（以上均为第五批国保单位李培松摄）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文化月评
凝望历史
杨雪
从来没有如此充裕的时间，让我们如此从容地对过往的百年历史进行认真的审视。从《新青年》的呐喊到南湖的烟雨，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求索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红色的影视作品，红色的出版物，红色的经典歌曲为我们再一次掀开历史的帷幕。于是在火红的七月，整个民族都穿行在历史的密林里，以新的形式新的角度重新学习了过往百年的风云变幻。而对于年轻的一代，则经历了一次灵魂的净化，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了结合点。
历史与文化是不可分的，对于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尤其如此。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唇齿相依。文化总是大度地涵汇着重重叠叠的历史，而历史又千回百转地梳理着绵绵不绝的文化脉络。如果说传统文化对我们今天社会生活的影响犹如春雨润物无声，那么近百年的历史则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共同影响着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与思维习惯。借助历史我们得以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依靠文化我们方能判断自己又将到何处去。
从孔子著《春秋》到《二十四史》的鸿篇巨制，中华民族历来十分看重自己的历史，当然也不拒绝反省自己的历史。在无数的兴亡更替中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根源。重温中国共产党的80年历史，不难领悟到中国所走的路正是由中国自己的文化特点所决定的，而这些文化特点到今天依然决定着中国的国情民意。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总会重新被激活，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化腐朽为神奇；而变动的社会现实又总是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增添新的养分，使其具有时代的气息。世界上还有哪种文化比中国的文化更有生命力，更博大精深？
现在人们常常将国家的竞争力、经济的竞争力挂在嘴边，而且归之于文化的竞争力，有的观点甚至认为国家竞争力的强弱说到底就是文化竞争力的强弱，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因历史的绵延已经成为中国人行动和心灵的支点。这样才能深刻理解，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会在我们的时代如此重要。
出国在外，才真正应了“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的古语。异国的日历上没有清明，没有端午，没有九九的重阳；西方的感恩节感的是上帝的恩，复活节复活的又是上帝的，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在异国的中国人，就像随风漂散的蒲公英，彷徨无助，而一句简单的唐诗宋词、几个红红的灯笼就可以安慰漂泊的心灵。
作为个人我们既可以选择独居一隅，也可以选择漂洋过海，但作为一个国家与国际接轨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也许经济的全球化势不可挡，但文化的全球化却断难实现，各国不同的历史传统决定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维护各民族本土文化的重要。不同文化之间的学习，不同文明的交汇并不像系一根领带，喝几口威士忌那样容易，任何一种文化也不会像可口可乐、本田车一样畅销世界，享受着经济全球化硕果的欧洲不也一直在倾全力保护自己的文化命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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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坐拥书城
倾听历史的回声
多潇
赵浩生是美籍华人学者、著名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1948年出国，1972年回到阔别25年的祖国，新旧对比，使这位海外游子感到无限的惊喜。回美后他写了许多动人的报道，先在海外发表，后为国内《参考消息》转载，轰动一时。他的忠实感人的报道，使海外华人了解到新中国的实况，在海外掀起对祖国认同回归的热潮。他曾系统地专访各界名人，特别是许多老一代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包括茅盾、曹禺、夏衍、周扬、臧克家、冰心、吴作人、李可染、赵丹等，还有国学大师钱穆、建筑大师贝聿铭、船王董浩云等，他感到这些名人已入暮年，他们的作品、言行、思想可谓国家之宝，一定要在他们健在的时候记录下来。
赵浩生是一位资深记者，和老一代的名人不是知音旧交就是一见如故，古今中外，上天下地无所不谈。《赵浩生名人采访集》记录的不只是对话，而且其文字之生动更为读者描绘出采访和被采访者有声有色的音容笑貌，比电视录像更耐人寻味。
这本书所推介的虽然都是其道德文章早已名满天下的人物，但其中还有更多的是首次发表，读者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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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坐拥书城
探寻美的历程
柳成荫
薛永武的新著《西方美学论稿》最近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洋洋40万言，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对美的呼唤，到20世纪西方现代美学的创生和繁荣，都作了大体勾勒。但该书并不停留在对西方美学史的简单描述上，而力求从新的角度对美学理论进行新的阐释和观照。
新视角的运用，使该书新见迭出。比如，运用科学美学探讨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美是和谐的思想，因为该学派正是以“数”为本原，用数学方法论来思考宇宙自然、人生和艺术的；运用心理学分析德谟克利特的灵感理论，实现了方法和研究对象的一致；从哲学、社会学角度探讨柏拉图的理念论、理想国的来源及其定位，对柏拉图美学思想作了新的思考；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揭示了亚里士多德中庸、摹仿和净化说的文化内涵。
该书遵循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统一的原则。作者一方面按照美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历史常常是跳跃和曲折前进的，其中包含着无数偶然因素，因此又不能拘泥于历史。这就需要采取逻辑的方法，用概念和范畴的体系及其辩证运动的方式，揭示其内在本质和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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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敬畏孩子的眼泪
王凤珍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总有一双双纯真的眼睛在追随着你。孩子喜怒哀乐之极流出的晶莹的眼泪，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常常使我不敢直面正视，也常常使我自己的眼睛湿润。我们班有个孩子叫李岩，小时候得过病，5岁时才开口说话，到现在也发音不清。他总是畏畏缩缩地躲在一个角落里，不和别的小朋友玩。有一天我问他早晨吃饭了没有，他想了半天，才说：“王老师吃，我吃了。”话音刚落，小朋友哄堂大笑，李岩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扑在我的怀里哭了起来。听到他悲悲切切的哭声，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该说些什么呢？为了帮助他抹去这种自卑感，我把更多的爱倾注到他身上。为了纠正他的发音，我先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教，然后再两个字、三个字直到一句话地教。我还向全班小朋友讲了李岩发音不准的原因，孩子们也不再嘲讽他了，有的还像老师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有一次做游戏，小朋友们让李岩扮演邮递员叔叔。他表演得非常逼真，终场时还给大家敬了礼，赢得一阵热烈的掌声。
教育家布鲁纳曾说：“教师是教育过程中最直接的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是学生可以视为榜样并拿来同自己做比较的人物。”老师与孩子朝夕相处，他的爱心、毅力、宽容乃至幽默感，都有可能在孩子的一生中留下印迹。德育及其他非智力因素的教育，远比具体的学科教学需要老师花费更多的精力。有人统计过，我国古代教育学经典《论语》中谈“仁”，作为德育含义的共有100次；而谈到“智”，作为智育含义的只有25次。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只重视分数的国度。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前国家托命，靠一个皇帝，皇帝不行，就望太子；所以很多政论家像贾长沙等都最注重太子的教育。如今国家托命是在人民，现在的人民不行，就望将来的人民；现在学校里的儿童青年，个个都是‘太子’，教育家便是‘太子太傅’。”现在大家都认为加强道德重要，我觉得加强成年人的精神文明建设固然迫切，但从下一代做起，在幼小的心田里播洒高尚道德情操的种子更是深长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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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大事回望
昆曲迎来新的春天
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的昆曲，经明代以来数百年的积累，在中国文化史和戏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昆曲艺术家相继去世，又因经费不足，不能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昆曲日渐衰微。今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宣布的“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首批19个项目中昆曲荣登榜首。许多热爱昆曲的人士认为，以此为契机，昆曲将迎来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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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坐拥书城
破解“两弹一星”之谜
尔方
尖端战略武器的研制内幕，任何政府都视为最高机密而不为外人所知。美国194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1960年才出版披露其内幕的书籍《现在可以说了》。中国“两弹一星”内幕的披露，则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整整35年之后——国庆50周年前夕，《请历史记住他们》一书出版之后。
《请历史记住他们》分“综览”、“原子弹氢弹篇”、“导弹篇”、“光机电材料篇”、“人造卫星篇”等五个部分，收录当年承担两弹一星研制任务的科学家（半数是后来的“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等人的回忆文章41篇和珍贵照片36幅，以浓墨重彩绘出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从决策到成功的历史图景，将读者带回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这是真正振奋国威、军威，使中华民族崛起的英雄史诗，读之令人吐气扬眉。诚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所说：“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看着这些人们熟悉而又尊敬的名字，读着一行行滚烫的文字，每一位读者都会感受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科学家用热血谱写的科学春秋。”
《请历史记住他们》不仅丰富了人们对中国“两弹一星”史实的认识，而且通过大量情节展示了当年“全国一盘棋”、集中攻关、协同作战的科学管理经验和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勇于登攀的精神。这种精神，史称“两弹一星精神”。杨振宁先生曾为这种精神而动容，而“感情激荡，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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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坐拥书城
母爱和理性的果实
王莉
一个家庭培养出一个博士就足以让人羡慕，一个家庭走出四个博士就不能不让人惊叹了。李振霞教授家中就走出了四个博士。她最新出版的著作《我家走出四个博士》用她的切身经历讲述了自己培养孩子的经验，可以说为天下的父母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生活教科书。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母爱和理性同等重要。李振霞教授和天下普通的母亲一样为孩子的成长含辛茹苦，倾注了无限的关爱，在这本书中我们随处可见这样感人的描述。但将孩子培养成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仅有母爱显然是不够的。作为一名知识女性，李振霞更懂得用理性的光辉来照耀孩子成长的道路。尊重子女，与子女平等地交流沟通，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关键时候给予适当的指导，同时信任自己的孩子，支持他们的选择，敢于放手让孩子到生活的巨浪中搏击锻炼。通过阅读这本妈妈的手记，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母亲耕耘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孩子成长的过程也是母亲成长的过程，李振霞书中的这个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培育孩子并不就意味着必须牺牲自己的事业，相反孩子的成长、孩子的成功会为自己事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事实上这本书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母亲的手记，它的社会意义在于为每位母亲每位家长贡献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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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上京遗址亟待保护
王新友魏严
7月，正值草原雨季，山水迅疾，堤岸崩塌频发，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沙里河畔的辽上京遗址不堪河水猛烈冲刷，皇城南门遗址已经被冲毁。专家呼吁：辽上京遗址亟待保护。
辽上京遗址是一座蕴含着丰厚文化遗产的大型遗址，由皇城遗址和汉城遗址两部分组成。辽上京是雄踞中国北方草原200余年的辽王朝的皇都，也是中国北方草原第一座皇都。公元918年，辽上京由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它的营建不仅标志着草原游牧民族经济、政治的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各族文化的交流，被专家称为“游牧诸族的一项创举”。辽上京在金灭辽后继续使用，元朝以后才逐渐废弃。
早在1961年，辽上京遗址就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为保护好辽上京遗址，巴林左旗划定了遗址保护范围、树立了保护标志、建立了较为详细的科学记录档案，并建起了辽上京遗址防洪大堤，但由于沙里河上游水土流失严重，河床滚动剧烈，仅从1990年到现在河床就滚动了162米，严重威胁遗址安全。
据巴林左旗文化局局长桑雨慧介绍，沙里河原本在汉城外山脚下流过，目前河流改道已经进入遗址，并滚动至上京皇城、汉城之间，对皇城危害甚大。目前已有40多户居民房子盖到汉城城墙遗址上，同时，303国道南北横穿遗址、城镇污水通过遗址排入河道，这些都给遗址保护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上千年来保护较好的辽上京遗址，如果在今天被毁，将留下千年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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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大事回望
为东巴文化立法
云南省最近通过了《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使在人类学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东巴文化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近年来，当地政府在研究、收集、整理、抢救东巴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东巴文化资源流失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东巴文物倒卖和私自出售的行为时有发生。这项法律好像一场及时雨，但有法可依之后更重要的还是认真执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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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大事回望
周口店需妥善保护
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带着遗憾走完了自己93岁的人生旅程，他的遗愿之一是后人能够妥善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使其成为青少年的科普基地。据悉，周口店遗址已获得相关的资金支持，将彻底加固、重修，并对外开放。但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一笔或几笔资金显然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保护需要有长远打算，需要足够的人力、物力的投入，否则长眠在龙骨山的裴文中和贾兰坡无论如何是不会安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