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0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科技)
专栏:

  数学家轶事四则
  刘华杰编译
  ●贝塞克维奇(AbramS.Besicovich,1891—1970年)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几何分析学家,生于俄罗斯,一战时期赴英国剑桥大学。他很快就学会了英语,但水平并不怎么样。他发音不准,而且沿袭俄语的习惯,在名词前不加冠词。有一天他正在给学生上课,班上学生在下面低声议论教师笨拙的英语。贝塞克维奇看了看听众,郑重地说:“先生们,世上有5000万人说你们所说的英语,却有两亿俄罗斯人说我所说的英语。”课堂顿时一片肃静。
  ●波兰伟大的数学家伯格曼(StefanBergman,1898—1977年)总在考虑数学问题。有一次伯格曼去西海岸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的一个研究生正好要到那里旅行结婚,他们同乘一辆长途汽车。这位学生知道他的毛病,事先商量好,在车上不谈数学问题。伯格曼满口答应。伯格曼坐在最后一排,这对年轻夫妇恰巧坐在他前一排。10分钟过后,伯格曼脑子里突然有了灵感,不自觉地凑上前去,斜靠着学生的座位,开始讨论起数学。再过一会儿,那位新娘不得不挪到后排座位,伯格曼则紧挨着他的学生坐下来。一路上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数学。幸好,这对夫妇后来婚姻美满,有一个儿子,还成了著名数学家。
  ●哥德尔(KurtGodel,1906—1978年)的举止以“新颖”和“古怪”著称,爱因斯坦是他要好的朋友。一次,麦克阿瑟将军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在麦迪逊大街举行游行。第二天哥德尔吃饭时煞有介事地对爱因斯坦说,《纽约时报》封面上的人物不是麦克阿瑟,而是一个骗子。证据是什么呢?哥德尔拿出麦克阿瑟以前的一张照片,又拿了一把尺子。他比较了两张照片中鼻子长度在脸上所占的比例。结果的确不同:证毕。
  ●维纳(1894—1964年)是最早为美洲数学赢得国际荣誉的大数学家,维纳最有名的故事是有关搬家的事。一次维纳乔迁,妻子熟悉维纳的方方面面,搬家前一天晚上再三提醒他。她还找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新居的地址,并用新居的房门钥匙换下旧房的钥匙。第二天维纳带着纸条和钥匙上班去了。白天恰有一人问他一个数学问题,维纳把答案写在那张纸条的背面递给人家。晚上维纳习惯性地回到旧居。他很吃惊,家里没人。从窗子望进去,家具也不见了。掏出钥匙开门,发现根本对不上齿。于是使劲拍了几下门,随后在院子里踱步。突然发现街上跑来一小女孩。维纳对她讲:“小姑娘,我真不走运。我找不到家了,我的钥匙插不进去。”小女孩说道:“爸爸,没错。妈妈让我来找你。”


第10版(科技)
专栏:

  创造者生命树常青
——数学家吴文俊的幸福人生
施枫余玮
第一次听到电话中不断传出的乐呵呵的声音,眼前就显现出一位鹤发童颜、乐观开朗的老先生,他就是82岁高龄的数学大师吴文俊。吴老虽年逾八旬,早已银发满头,但依然身体硬朗,步履矫健,思维敏捷,睿智善谈,让我们心里不禁道一句“吴老不老”。
  2001年2月19日,灯光璀璨,鲜花烂漫,万人聚集的人民大会堂,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吴文俊从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获奖,对吴文俊来说已是家常便饭。50多年来,吴老夫人替他收藏着全部的荣誉证书。早在1956年,37岁的吴文俊便获得了第一个大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获奖后的第二年,他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我们问起吴老获奖的心情,他乐了:“当然高兴,”顿了一下,他接着说,“一方面感到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一种责任,责任重大。”吴文俊重重地说了后面四个字。
  “即使不是院士,我也不会退休”
  吴文俊1919年5月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我的兴趣很杂。大学二年级之前,最有兴趣的是物理课。真正感兴趣,预备当数学家,还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跟老师有关。有一个老师讲的课特别吸引我,那就是我的武老师,他改变了我对数学的看法,我就上了道。后来陈省身老师将我引上了拓扑学研究的正途。”谈起数学研究,他说:“搞数学当然是很艰苦的,要说我为什么永不放弃,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毕竟爱数学,更为了给中国的数学在世界上争口气。”
  吴老的工作狂是出了名的,我们问他想没想过退休。吴老一听“退休”这个词,立刻声音很高地说:“我是不退休的,院士是不退休的;名义上退休的话,我工作上也不会退休!即使不是院士,我也不会退休。”一个“退休”引出吴老那么多激动的话,那永不停止的干劲让我们深深敬佩。
  20世纪70年代,吴文俊为解决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和数学机械化问题,年近六十,还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计算机上编写程序,尝尽了在微机上长时间操作的甘苦。他的勤奋是惊人的,在利用HP—1000计算机进行研究的那段  时间内,他的工作日程经常是这样安排的:清早,他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之后便八九个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5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到傍晚7点钟左右,他又到机房工作,有时候只在午夜之后回家休息,清晨又回到机房。长期繁重的工作,使他常常连过生日都想不起来。
  古代数学思想与电脑技术的“远缘杂交”
  吴老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取得的成就闻名国际数学界。1976年,年近花甲的吴文俊毅然开始攀越数学生涯的第二座高峰——数学机械化。1977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从此,完全由中国人开拓的一条数学道路铺展在世人面前。这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数十年间,吴文俊不仅建立了“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吴方法”、“吴中心”,更形成了“吴学派”,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文俊公式”、“吴文俊示性类”等方法已被编入许多研究名著。
  20世纪80年代,美国计算机科学界的权威曾联名写信给中国领导人,认为吴先生的工作是“第一流的”。国际机器证明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J·S·穆尔这样评价吴文俊的贡献:“在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的工作给整个领域带来光明。”美、德、英、法、意、日等国都在致力于“吴方法”的研究和证明,并已在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控制论、工程设计等方面予以应用。
  “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跟计算机打交道,”吴老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要我到工厂学习。我去的是北京无线电一厂,这次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机遇,非常有成果,因为无线电一厂当时转向制造计算机,我在那儿真正接触到了计算机,我对它的效率大为惊奇,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另外一个机遇,就是1974年学习中国数学史,令我得益于中国传统数学的学习。两者一对照,我觉得中国数学的思想和方法跟现在的计算机是合拍的,这促使我开始进行一些机器证明方面的尝试。”
  数学家李邦河分析说:“必须是具备多方面的数学知识和善于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可能做出这一独特的发现。一是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数学是构造性的,可计算的,而只有构造性的数学才可能在计算机上实现;二是对初等几何非同寻常的精通;三是熟悉代数几何,他面对的是多项式系统。”一同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这样认为:“吴文俊的机器证明研究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思想跟当代计算机技术的‘远缘杂交’,如果是‘近亲杂交’,想必是要退化的。”
  “老顽童”与电影迷
  作为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是数学界的天才,但他决不是一个沉闷的人。“我的业余爱好多,现在对旅游很感兴趣,看报、看电视,我都喜欢,有机会逛逛街,看看商品也有意思。”吴老说。有一次去香港参加研讨,活动间隙出去游玩,当时已年逾古稀的他,竟然坐上了过山车,而且还玩得不亦乐乎。夫人一提起这个就说:“嗨,那是小孩玩的,他也要玩。”吴老访问泰国期间,曾坐到大象鼻子上开怀大笑;有一次在澳大利亚,他“顽皮”地将蟒蛇缠在了脖子上,吓得旁人纷纷后退。
  平日里,这位鼎鼎大名的数学家的一大嗜好就是看电影,他不仅有手举纸钞苦等退票的“经历”,也有“泡”电影院误了末班车徒步回家的轶事。话题一触及电影,吴老便兴趣盎然:“这两年没怎么看了。那些大片,武打片,把我胃口倒掉了。”颇不满意的他,仿佛一个要东西却没得到而噘着嘴的孩子。吴老紧接着又很认真地说:“《刮痧》你们知不知道?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介绍,觉得有意思,我很想看,但附近一带没电影院了,要跑老远去看。”吴老话中多少有几分遗憾。
  除了电影,吴老的另一大嗜好就是书籍。吴老家位于中关村腹地,简单得近乎简陋,地板和墙壁好像和主人的岁数差不多。虽有五个房间,但书要两三个房间才容纳得下,以前的书架远远不够放的,屋里到处都有书。买书,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随便乱买”,种类很多,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外文的数学资料,其余多与历史有关。为了节省时间,平时他很注意控制自己的业余爱好。他说:“读小说也只读短篇,怕长篇误事,耽误时间。”他非常喜欢围棋,但仅仅是看别人下,自己很少与人对弈,因为怕上瘾,花去太多的时间;也喜欢睡觉,可是躺在床上,思考最多的还是他的数学!
  吴老坦白地表示,自己多年来有一个不穿袜子的习惯,常常赤足穿一双半旧皮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了不穿袜子的习惯,只有会见外宾,参加重要活动才‘被迫’穿上。在回来的车上,往往迫不及待地脱下来。”可能,这正是吴老所说的“努力躲避日常琐事,好集中精力”。正所谓:攀高峰“捷”足先登。
(附图片)


第10版(科技)
专栏:

  科技创业呼唤微小银行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研究员周林
  三大瓶颈困扰小型科技企业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除了依靠国家投资和大公司或公司集团研究开发外,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为数众多的民营中小科技型企业是一支重要力量。
  据统计,1999年我国民营科技型企业总数为79477家。其中年产值在1000万元以下的为70519家,占同类企业总数的近90%。如果按照国家经贸委确定的年销售收入和资产在5000万元以下的为小企业的标准来划分,这类企业绝大部分可以说是微小科技型企业。它们是科技成果转化最理想的孵化器,却普遍存在资金困难,难以获得有效乃至起码的金融支持。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
——风险投资机制不完善。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科技型企业在创业初期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是风险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目前在我国风险投资一般不愿进入。
  ——金融组织体系不完备。由于现有商业银行为微小企业小额信贷服务的经营成本,远远大于为大企业大额信贷服务的经营成本。因此,近年以来,尽管有关部门一再强调要增加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但一般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仍然基本无缘得到贷款。
  ——技术评估、信用担保等中介服务机构不发达,不健全。一方面金融机构和投资公司有大量资金无法用于科技转化;另一方面微小科技型企业却处于告贷无门状态。
  目前,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困难已成为影响技术创新的瓶颈。加快解决中小科技型企业的融资困难,关系到克服金融服务断层,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活跃资本市场,促进各类融资服务和技术创新、产业化的全局。
  “三朵金花”拓开新思路
  为了探寻解决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困难之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各地科技主管部门和金融主管部门的协商推动下,我国陆续发展了一批以科技信用社命名的为科技创新融资服务的微小银行,至90年代中期发展到近百家。其中,哈尔滨科技信用社、沈阳火炬信用社、天津科技城市信用社后改制为商业银行下属的科技支行,仍坚持为科技融资服务的特色,并享有较大的经营决策自主权。
  这三家科技支行在促进当地科技进步和创新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它们支持的微小科技型企业不少成长为当地经济的新增长点,而且支行自身资产管理、信贷质量和实现税利在当地商业银行体系中也都位居前列,被誉为我国金融改革中出现的“三朵金花”。它们的成功探索,为金融体制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从“三朵金花”的成功实践看,我们应当把发展微小银行问题作为一个大政策来对待。据专家研究,中小银行在主要发达国家大体占有约20%的市场份额。它们的资产规模虽不及大银行,但在营业网点总量方面却明显地超过大银行。从我国实践来看,小金融机构具有决策程序较短、金融成本较低、与服务对象联系较为密切等优势。根据技术创新创业融资的市场需要,按照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积极地有领导地规划发展与微小科技型企业小额融资要求相适应的微小金融机构,应当作为完善金融体制、解决金融组织体系中断层问题的一个大政策来对待,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在体制上有所创新。
  同时,银行的金融业务思想也应该有创新思维。这三家科技支行除经营资金存贷业务外,哈尔滨支行和沈阳支行还在当地政府委托和支持下,开展了风险投资、信用担保和政府科技资金代管等多项业务,使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服务的各种金融工具和资金资源能够合理配置,实行“一条龙”服务。这不仅有利于科技型企业在发展进程中各时期多方面资金困难的及时解决,也能利用多种金融工具分担、转移商业贷款无力承受的风险,为探寻新时期金融发展的新模式创造有益的经验。
  要把微小银行办好,需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官、产、学、研、金”结合,为科技信贷保驾护航。目前金融流通中出现的资金损失,许多是与信贷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项目选择失误有关。银行有资金优势,科技部门有专家优势和项目优势。科技业务主管部门在维护国家金融法规的基础上组织地方科技力量给以必要的协助和配合,不仅有利于加强创新创业,对促进金融业务工作水平的提高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也是非常必要的。
  给微小银行更大的发展空间
  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关于建立完善金融组织体系中有一项重要决策,就是要“在健全监管体系的基础上,规范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中小金融机构不能只限于现有国家商业银行机构,地方性城市微小银行和信用合作机构也应当有其生存空间,并纳入规范发展的范畴。
  在我国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中要重视微小金融机构的作用,这个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早日纳入国家决策,建议有关部门对上述三家运行成功的微小金融机构进行深入调研,然后联系全国情况提出对策。
  将来若设立中小企业发展银行,建议其职能除了充分利用现有商业银行网络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外,还应有规划发展和监管指导为中小科技型企业服务的中小或微小银行的功能。因为仅利用现有银行网络和运作模式显然无法满足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在此基础上,应按照国家规划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的精神,逐步扩大微小金融机构的试点。一是建议城市商业银行选择一批技术创新活跃、科技型中小企业较多地区的所属支行,参照哈尔滨科技支行等的经验改为科技支行,赋予较大的经营决策自主权,并在资金融通等方面给予支持,使之更好地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服务。二是在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利用原有商业银行网点改造或新组建一批为科技融资服务的微小银行,每区先试办一个,在取得经验后,按照国家总的规划发展要求,逐步发展。
  加入WTO在即,我国金融体制面临一系列改革和创新。为创新创业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是金融部门和社会有关各方的共同使命。建议各级主管部门应当把解决中小科技型企业初创资金需求问题,作为整个创新工程的重要问题来对待。要重视我国科技金融工作者的实践创造,把发展为科技融资服务的微小银行纳入金融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从资金、政策、立法等方面加以支持和保护。


第10版(科技)
专栏:

  老基地升起新希望
  ——吉林省液晶产业发展纪事
  吴英王罡孙凤林
  祖国大陆第一条具有国际水平的彩色液晶显示器生产线建成投产,老工业基地吉林形成了以金港电子集团(原吉林省电子集团公司)为龙头的液晶产业,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3年时间里,令世人瞩目。
  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吉林省委、省政府把眼光放在了前景广阔、门槛较高的液晶显示器上。彩色液晶显示器集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液晶技术、驱动集成电路技术和平板光源技术于一体,是现代通信和计算机、电视等信息产业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从过去30多年的经验看,要想发展电子工业,必须抓住电子信息产业的关键件。传统显示器件阴极射线管体积大、耗能高、有辐射,而液晶显示器克服了这些缺点,必将取代阴极射线管而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市场潜力十分巨大。而发展这项高科技产业,吉林大专院校人才众多,中科院长春光机物理研究所更是我国液晶技术的研究中心,人才和技术优势他人难以企及。看准了这一点,吉林省委、省政府决心将液晶产业作为吉林支柱产业之一,在政策、资金、人员等方面全力支持。
  自主开发还是引进消化吸收,吉林省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框框,一切以抓住机遇为标准。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日本各大电机公司普遍亏损,迫不得已向外转让技术。1998年9月,金港电子集团以非常优惠的条件,从日本东芝公司和美国商业机器公司引进了彩色液晶显示器的大型生产设备和技术。3个月后,国际市场液晶产品的价格即以30%至50%的幅度上涨,产品供不应求,国外一些停产的液晶生产线又开始复苏。1999年12月28日,第一块10.4英寸彩色液晶显示器从金港下线,它打破了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使我国液晶显示器产业一举步入国际先进行列。
  进行这种耗资巨大的产业投资,需要在资本运作方面有所创新。金港集团采取公司融资和项目融资相结合的方式,创造了国有企业独特的融资手段。彩色液晶显示器项目需要15亿元的资本金。一方面,集团组建股份公司,设计了一个可募集15亿元的上市方案,于2000年7月成功融资16.88亿元;在上市募资未到位的情况下,他们运用了独特的项目融资方法,保证了项目的按时投产。如果完全等、靠上市融资,这一进程至少要延后两年。
  资本运作的成功,使金港这个在1998年中期还没有资产的翻牌行政性集团,完成了向企业的改制和转型,形成了一个总资产66亿元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信息产业部全国电子百强评比中名列第三十四位。目前,金港集团正以液晶为中心,发展投影仪、汽车影音系统等下游拳头产品,建设以液晶为特色的长春电子城。吉林省以金港整个运作的经验为范本,推动了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在全省的普及。


第10版(科技)
专栏:科技杂谈

  别让苹果飞了
  斯壮
  佛祖的弟子慧明来到一个村庄,种下一片苹果树。他告诉村民,只要浇水施肥,秋天必会衣食无忧。村民依言行事,获得了好收成。魔鬼听说后,也到村庄里种了一片苹果树。他告诉村民,只要浇水施肥,秋天必会衣食无忧。村民辛劳一年,到收获的时候,树上的苹果却都飞到魔鬼那里去了。
  在我们的周围,这样的故事还在发生着。
人类基因组计划还未完成,聪明的保健品厂商就开始大做基因文章,声称吃下“基因”就能祛除疾病、延年益寿;纳米技术刚刚取得一些进展,便有神奇的“纳米水”应运而生,几个假冒的“纳米球”敢让买者成百上千元地往外掏钱;彩票火,各种中奖号码的“科学预测”更火,从基因算法、概率分析、K线图到九宫幸运号,什么深奥玄乎就贴什么标签。
  魔鬼的狡猾,在于利用了村民对丰收的期待。那些打着科学的旗号坑蒙拐骗的人,钻的是同样的空子——公众对于科学的功用已经建立了百分之百的信赖,而对科学的了解却远未达到同样的程度。
  遗憾的是,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对社会需求的响应似乎不如造假者来得灵敏。彩票卖得好,没有人借此机会介绍概率论、统计学方面的知识,直到各种“彩民周刊”铺天盖地,才有一些学者站出来拨乱反正;各种挂着“纳米”招牌的新产品鱼龙混杂,媒体去采访,科学家竟无奈地回应:“科学家不是法官,不能事事都要我们当裁判。”吃核酸食品究竟能不能修补基因缺陷,在生物学界属于常识性问题,可竟然有少数内行也含糊其辞,在原则问题上旗帜不鲜明。以至于情急者大声疾呼:正邪相争,科学家为什么不说话?
  从本质上讲,这不能完全怪科学家个人。现行的科学评价体系存在其内在的弊端。近代科学是在与宗教迫害的抗争中发展起来的,无论是伽利略、布鲁诺还是达尔文、赫胥黎,都以身为“科学斗士”为荣;但随着科学在社会中主流地位的确定,这种斗争性或多或少地削弱了。“求新”成为了科学共同体内部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科学家从事普及性的工作,很难得到同行的承认,甚至有的科学家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稍高一点,就会有人说:“你看,学术上搞不出什么名堂了,就到电视上来卖狗皮膏药。”类似的偏见,捆住了很多人的手脚,影响了科学的传播和普及。
  科技体制改革近20年来,在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成就令人瞩目,它让许许多多的科学家走出象牙塔,在改造世界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在推动科学技术改造人们的精神世界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在前面提到的那个故事中,慧明回到了村庄,砍掉了魔鬼种下的果树,并教会村民识别真伪的方法。在科学的道路上,我们是否也应该时常作点类似的“回望”呢?毕竟,只有探索真理、坚持真理、传播真理,才能完整地体现科学的精神。


第10版(科技)
专栏:

  山西柳林电力公司的企业党建工作近日实现网络化管理。全公司14个党支部的200多名党员都可以随时调阅公司党委及各支部的工作情况,并且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图为公司运行支部的党员在调阅有关公司党建的信息。新华社记者安小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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