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宝贵财富)
专栏：永久财富巨大动力
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8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斗，艰苦创业，顽强探索，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事业，创造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这些精神，是共产党人崇高思想境界和不懈奋斗历程的集中体现，已成为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并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璀璨夺目。 ——编者
长征，从这里起步
李忠生谢贵芳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67年前，8.6万红军主力跨过于都河，踏上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在建党8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走进了这片红土地，采访了几位老红军和送红军渡河的老人，跟着他们的思绪走进了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
说起长征，86岁的老红军钟明显得特别激动。他1933年加入工农红军，被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不久担任了班长。面对敌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钟明所在的部队英勇抗敌，浴血奋战，但由于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伤亡惨重。广昌失守后，钟明所在的部队退到兴国继续英勇抗敌。“1934年10月7日，我们突然接到命令，要求将防务移交给红五军团，向于都县秘密转移。经过日夜行军，我们于11日到达了于都县段屋乡铜锣湾，在那里休整补充。一到于都，我们就受到群众热情慰问，群众把最好、最干净的房子腾给我们住，给我们送来鸡蛋、猪肉、衣物、草鞋等物品，还帮助我们洗衣被鞋帽，我们心里真是感动。”
10月16日傍晚，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中直机关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开始分别在指定地点渡河。80多岁的老唢呐手张积存告诉我们，那时，红旗猎猎，战马嘶鸣，唢呐声声。
傍晚5时，红军依依惜别亲人，严整的队伍开始从桥上缓缓地通过。一部分红军则乘船渡过。当年摇船送红军渡河惟一健在的84岁的老船工李声仁永远忘不了那段刻骨铭心的时光：“那年我17岁，摇船与族里的数十条渔船一起来到西门渡口，船太小，每趟只能装10人，我和未婚妻奋力划船，送完一批，又赶忙返回送第二批，手上磨起了无数个血泡。熊熊的火把映红了于都河，更燃红了我们的心。全部红军渡过河后，红军还送给我们一些大米和铜板，我们心里都暖乎乎的。”
就这样，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共8.6万人，从于都开始了万里长征。10月21日至22日，他们突破敌人设在信丰、安远的第一道封锁线，离开中央苏区，向西挺进。（附图片）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未能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主力从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被迫开始长征。图为红军长征时吃过的野菜的标本（左）和穿过的棕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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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建党80周年访谈
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
——访中央党校副校长杨春贵
本报记者单向前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之一。我们党80年的发展和进步，是同这一作风紧密相联的。这一优良作风是如何形成的？在党80年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了什么作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这一作风？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春贵教授。
谈到我们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形成，杨春贵同志意味深长地说，在民主革命初期，我们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和实践经验不足，没有能够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犯过右的错误和“左”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多次遭受挫折。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他们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空谈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历史。事实说明：理论脱离了实践，必然成为空洞的教条；实践离开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必然成为盲动。这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惨痛教训，永远值得我们党铭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斗争。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在对中国国情和各方面情况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同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党终于独立地、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确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分两步走”的革命发展战略，制定出一条正确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最终形成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从而赢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进而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谈到此，杨春贵同志动情地说，回顾我们党28年的革命历程，只要是这一作风发扬比较好的时期，就是我们的革命事业取得较大进步的时期；反之，就是我们的革命事业遇到挫折的时期。理论与实践能否紧密相结合，对我们的事业成败意义深远。
当记者问到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这一作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何影响时，杨春贵同志说，这一时期，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任务。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决定这是一项特别复杂、特别困难的任务。为了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的结合，毛泽东领导我们进行了新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但是，也发生了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既不符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又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和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党的优良作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带领全国人民重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终于形成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作为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科学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确立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及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开辟出在改革开放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稳步前进。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成功典范。
杨春贵同志接着说，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伟大决策，明确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庄严的历史责任。”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要求我们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各方面创新，以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在世纪之交，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理论、战略、政策上作出一系列创新，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
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这一优良传统作风，杨春贵同志强调指出，回顾中国共产党80年的光辉历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的理论和事业的真正的生命力之所在。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一定要大力发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学风，努力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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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鲜红的党旗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盖金岭
在乡镇机构调整中，一位乡党委书记面对个人的进退去留表态说：共产党员是一粒种子，党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绝不当老百姓讨厌的“孬种”。
这种“种子”意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所谓“种子”意识，是指服从党的需要，听从党的安排，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自己，为人民服好务，为国家多做贡献。很多人在加入党组织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想法，都下决心做一粒种子，在党需要的地方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直到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成为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发光发热。许许多多党员照这样做了，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很大贡献。
不容忽视的是，新形势下一些党员的“种子”意识淡漠了。有的“发育不良”，有的“中途夭折”，有的甚至发霉烂掉。一些党员在职时党性观念较强，接近退休或退下来后意志衰退；有的处于顺境时能积极向上，遇到困难挫折时便摇摆不定；有的在组织中生活时能严格要求自己，个人独处时则把党的纪律要求丢在脑后；还有极个别党员见利忘义，蜕变为疯狂敛财的“蛀虫”。这方面的教训令人警醒。
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告诉人们，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组织的总和”，而党员则是党的肌体的细胞，是实现党的纲领、执行党的路线的主体。党组织要正常健康地运转，党的细胞就要充满生机与活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员干部正是群众了解我们党的一个个“窗口”，就像一位老同志说的：在群众的眼里，共产党员的“员”字通常是去掉的。当一个党员为人民做了好事的时候，人们会由衷地赞叹：“还是共产党好哇！”而一个党员做了背离党的宗旨和人民利益的事情，给党抹了黑，有的群众就会对党产生误解。正是一粒种子坏了一束苗。可见，党员能不能保持先进性，这不仅是党员个人的问题，它关系到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这样的“孬种”做不得。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的情况复杂了，问题增多了，任务艰巨了，外界的诱惑也增强了，这就更需要党员干部发扬“种子”精神，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安排，自觉抵御外部诱惑，坚定党的信念，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增强党员的“种子”意识，需要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牢记入党誓言，深刻领会“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时刻用党员的标准约束、规范自己的言行。像这位乡党委书记那样，自觉做一粒革命的“种子”，深深地扎下根，开出灿烂的花，结下丰硕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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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文并说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和作风，并有了相应的概括和总结。这些言简意赅的口号和术语，动员、引导和激励了党和人民在各个时期的工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指导意义。———编者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本本主义者必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这个论述有力促进了党员干部深入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形成正确的工作方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指出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这篇讲话成为我们党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江泽民同志1995年在北京视察工作时首次提出，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之后，他又多次阐述过这个问题。指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者是紧密相连和相互统一的。核心是讲政治。讲政治必须坚持讲学习。讲政治也必然要体现在讲正气上。“三讲”的提出和“三讲”教育的开展，是我们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进行的新的创造性的探索。
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成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左图为毛泽东在给干部作报告。
1961年，周恩来亲自带领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农村进行调查。
在“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中，各级干部进村入户，为农民解决实际困难。下图为河南兰考县领导在了解民情。
本报记者张悦摄
（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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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七一之歌
党是……
李克文漆黑的山路上一支队伍踏着泥泞顽强而行前面燃起了火把于是脚下的路被照得很明很明多少年后爷爷告诉我党就是那个点燃火把的人大堤将被撕开的关头十个壮汉跳进了急流血肉之躯啊堵住了决口于是街上车照行人照走洪水过后爸爸告诉我党就是那些站在水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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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征文“党在我心中”
教书先生是党员
昆明
建党80周年纪念日渐渐临近，我心头不禁涌起缕缕思绪。
1945年隆冬的一天晚上，我和村里的10多个小伙伴踩着河面上的冰，来到村里的一座老寺庙接受启蒙教育。年过十七的我听说能念书，浑身感觉热乎乎的。听小伙伴说，教书先生是从县城里来的，肚子里很有墨水。他是专门来为我们这些读不起书的人办学的。
上课了。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既没有书本也没有笔，就摞两块砖当凳子，用长条木板当书桌。先生在一块长方形木板上写下了一行字，随口读出：“耕者有其田。”先生接着把我们祖辈为啥穷，种田人为啥替别人种地自己却没田的来龙去脉细说给我们听。我们越听越来劲。后来，我知道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教书先生其实是个党员。1946年初春，在一间茅屋里，由先生做我的入党介绍人，面对红旗上的镰刀铁锤，我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解放后，先生调到县里任职，我也从村里调到乡里工作。那时，我们在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总是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来鼓舞群众的士气。如今，这些憧憬已成了农村生活中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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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世纪话传统”西柏坡杯征文
雷锋精神在闪光
赵根长焦维民赵旭
北京铁路局丰润车务段列车员贾潮江今年51岁，但他学雷锋的历史已经有38年了。1963年3月，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感召下，刚满13岁的贾潮江便开始和小伙伴一起帮困难户打扫院子、劈柴、挑水。他三十八年如一日，力所能及地为他人做好事。
贾潮江胸前总是佩戴着“共产党员”徽章，时刻提醒自己勿忘为人民服务。1999年5月的一天，贾潮江在京秦线4495次列车2号车厢值乘，一对从滦县到秦皇岛看病的老夫妻引起了他的注意。老年男子患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贾潮江为他找座位、送热水，扶他上厕所，忙得不亦乐乎。感动得老人家一个劲儿地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贾潮江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个理发工具包，一有时间就义务给人们理发，附近的敬老院、光荣院、疗养院、学校、医院、机关、厂矿、农村、街道都有他的身影。这些年他用坏了22把理发推子、22把理发刀，用坏理发工具包25个，骑坏了7辆自行车，行程48万公里，义务理发20万人次，理发后捡回的发梢可以装满60多麻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