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客人
就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中美教育交流合作等问题同客人进行了友好交谈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记者钱彤）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一行。
会见中，江主席就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中美教育交流合作等问题同客人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等参加了会见。莱温是应北京大学邀请来华访问的。（附图片）
五月七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中南海会见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新华社记者饶爱民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为了净化文化市场
——记上海文化稽查总队综合执法效应
本报记者吕网大
又一个“五一”长假来临，在人们满怀喜悦准备度假出游之际，地处上海永嘉路的上海市文化稽查总队办公楼内依然一派忙碌景象。4月30日上午10时，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在市郊结合部的梅陇地区发现流动书贩出售非法出版的书刊。每一个举报电话即是出发令。总队稽查一处会同当地公安人员紧急出动，迅速抓获了书贩。并在其住处查获各类盗版及淫秽书刊240多本。书贩一脸的无奈：快过节了，想不到还是查得那么严。
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成立仅16个月，全部人员包括内勤总共30来人，而去年一年检查各类文化经营场所2600多个，立案查处违法经营活动1300多起，人均办案43个。上海文化领域的这支执法新兵，以其凌厉的攻势、雷厉风行的作风，对不法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也在上海市民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将分散的五指捏成拳头
体制不顺，管与办不分，加上多头管理，执法力量分散，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文化市场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上海也曾按条线管治文化市场，即图书归出版、娱乐归文化、音像归广电，文物、体育场所也分别归口上级部门管理，结果是职能重叠、职能交叉，更难做到公正执法。针对这些问题，上海市近年来积极探索文化市场的管理和综合执法新体制，并于1999年12月27日成立了全国第一支文化领域的综合执法队伍——上海市文化稽查总队，对原属出版、文化、广电等五局的演出、娱乐、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十大类部门行使综合执法的职责，将原来分散的“五指”变为握紧的“拳头”，使各条块的文化稽查力量实现联合，形成了一个更有效的管理监督网络。
体制创新，带来的是活力。2000年1月2日，稽查总队接到举报迅速出击，在零陵路上端掉一个出售盗版书籍的书店，这是总队成立后查处的第一案。体制理顺了，在指挥上也得心应手，稽查总队经常调集力量，以重拳出击，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明显增强。他们根据上海出版物市场实际状况，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思路，集中力量堵源头，打击地下批发窝点。一年来，查获万盒以上非法音像制品、5000册以上书刊的地下批发窝点50个，最多的一次就收缴了46万盒音像制品。实行综合执法，虽然扩大了执法范围，但管理对象相对密集，形成了“走过、路过、不错过”式的连续检查，执法效率有了提高，执法成本反而下降。
实践证明，上海文化稽查总队组建以来，实行综合执法，变分散的执法力量为集中，变单一的执法体制为综合，加大了执法力度，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去年，上海文化稽查总队没收违法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70万张（盒），没收违法书刊、小报80多万册（份），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300多万元，有些方面的执法效果超出前几年之和。今年第一季度，全市新组建的区县文化稽查队也取得良好的执法效果，立案处罚比去年同期增加97％，取缔无证摊点增加94％，收缴非法书刊增加117％，罚没款增加154％。出重拳的打击力度，不仅对违法经营者起到了强烈的震慑作用，而且有效地净化了上海的文化市场。
机制创新带来新气象
上海文化稽查总队成立以来，也带来了机制上的创新，一整套有利于文化市场监管的工作机制，如齐抓共管的协调机制、公正廉洁的保证机制和体现长效管理的执法机制等，确保了执法的效率和效果。上海市委、市政府在组建文化稽查总队后，将其与“扫黄打非”办公室合署办公，稽查总队具有既是执法主体又是协调机构的功能，实现了“虚实”结合，同相关部门也建立起密切的工作关系，形成文化市场的监管合力，使“扫黄打非”工作融入创建文明单位、文明社区等日常活动中，得以常抓不懈。
上海东北部的五角场地区原来音像市场违法经营活动比较多。今年年初，该地区要申报文明示范地区，稽查总队得知后，与市文明办一同向杨浦区有关部门通报了情况，引起了区领导的重视，经过联合执法，反复治理，五角场地区的音像市场得到明显改观。从今年年初起，市文化稽查总队还与团市委、市青少年保护办公室取得联系，共同探索通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青少年自我教育的途径，教育青少年远离非法出版物和不健康的娱乐活动。
有了上海文化稽查总队这支专业执法队伍，进一步规范了公平、公正的文化市场环境。如上海的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将近25％是文化系统自己所办，这种自己批，自己管的模式，使行政部门既是“运动员”，又当“教练员”和“裁判员”，审批部门与经营部门形成了一定的利益关系，既难保证公正执法，也无法取信于其他经营者。实行综合执法，就将办文化与管文化、行政许可与行政执法相对分离，文化管理部门可以对执法队伍的检查和处罚行为进行监督，文化稽查总队也可对文化主管部门审发许可证的行为给予监督，这样形成了双向制约、相互制衡的新机制，强化了政府部门对文化市场的监督检查与行政执法职能，也是从源头上制止腐败的重要举措。
上海文化稽查总队执法中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坚持以常规、常态的稽查来实现长效管理的目标，总队要求各个稽查处以60％—70％的精力外出稽查，并规定了夜间和双休日、节假日的稽查比例，频繁而经常性的检查加强了对文化市场的日常监管，改变了以往运动式管理的不足。
执法严首先队伍要过硬
在上海市文化稽查总队，从总队长邵敏华到普通工作人员，每人办公桌右上角都有一张“工作人员廉政守则”，他们将其称为“座右铭”，这廉政十条明确规定了执法中的“十不准”，如不准单独稽查、徇私办案，不准接受经营单位或经营者的各种馈赠，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活动，等等。稽查总队一成立，有些不法经营者便把他们的目光对准了这支队伍，大多数的办案人员都经历了被跟踪，受到威胁、利诱等种种“待遇”，而稽查总队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叫响了“清正廉洁是立足之本”的口号，总队先后制定了18个内部管理制度和规定，形成了“举报—审核—查处—反馈”环环相扣的落实举报制度和“办案人员提出处理意见—处领导审核—办公室复核—总队领导审定”层层把关的办案制度，由于从源头上建起了预防、监督机制，至今未发生一起对稽查总队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也没有一盒（册）被收缴的非法出版物从他们手中流出去。
上海文化稽查总队综合执法有力打击了非法经营，维护了合法经营者的权益，保障了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正版出版物在上海文化市场的占有率不断上升。据文化部市场司今年年初的调查，上海音像经营单位正版率达到90％左右，去年全市出版发行额有了较大增长，出版发行量和收益居全国之首。
组建专门队伍，对文化市场实行统一执法，不仅仅是简单的机构撤并，而是上海在维护市场秩序、理顺文化市场的管理体制、强化政府管理职能的重要措施。专家认为，随着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和中国即将加入WTO，今后政府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行为会进一步减少，这“第一道防线”——市场准入的减弱和放开，意味着“第二道防线”——市场监管的责任更重，要求更高。上海市在这方面已开始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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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至关重要的一项改革
——浙江加快粮食收购市场化进程纪实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费强慎海雄潘海平
经国务院批准，今年起浙江省在粮食销售市场放开的基础上，粮食收购市场进一步放开，允许多种所有制经营主体经批准参与粮食经营；粮食收购价格随行就市。这意味着，浙江在加快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方面先行一步。
丰收之后的抉择
近年来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加强粮食生产、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特别是中西部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全国进入阶段性的粮食过剩时期。由于放开粮食销售，质优价廉的东北大米和外省饲料用粮的大量涌入，浙江粮食在市场上遇到了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浙江人不愿吃当地产的粮食，主动购买外省的优质大米。1999年浙江全省小麦产量7亿多公斤，粮食部门收购了1.5亿公斤，却销不出去，每收购0.5公斤粮食，政府要补贴1角钱，收购价要比邻近省高出1角钱，种粮的成本也比邻近省高20％以上。浙江的粮食竞争力越来越弱了。然而，过去为了确保粮食产量，每当种粮时节，浙江农村基层干部要挨家挨户催种催耕；在萧山、绍兴等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种粮甚至要靠政府补贴，出现了“政府出钱，农民种田”的现象。
浙江全省一年粮食消费量175亿公斤，去年产量120亿公斤，缺口达到55亿公斤。浙江的商品粮只有15亿公斤，商品率只有12％。在人均半亩地上，如果继续坚持粮食省内自给，不仅粮食搞不上去，农业产业结构也难以有效调整，农民收入难以增加。另一方面，全国范围内的阶段性粮食供大于求，人们越来越感到丰收的沉重。特别是去年我国中部粮食主产省份粮食增产，农民收入增幅下降，政府补贴增加。
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使农业由受资源约束变为受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困难孕育着机遇，呼唤着改革。谁来破题？浙江抓住了这个机遇。
水到渠成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得市场先发优势的浙江人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创举。
1998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沿海发达农村可以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引发了浙江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深入的思考：现代化对农村意味着什么？浙江农村怎样才能率先实现现代化？
3个月后，浙江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要全面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不再强求全省粮食自给，大力推进效益农业，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闸门”一旦打开，勤劳而富有市场经济意识的浙江农民，发展效益农业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短短两年，套作间种、无土栽培、滴灌等先进科技手段被广泛应用，大棚种植、反季节栽培、设施农业等取代了传统的“靠天种田”。1999年全省蔬菜种植面积首次超过500万亩，产值突破110亿元，给农民带来了每亩1400元的净收入。
浙江各地农业基地建设步伐加快。2年间，全省涌现出万亩以上的基地283个，面积达648万亩。传统粮仓湖州逐步建成了以菱湖为主的10万亩特种水产基地，以太湖南岸为主的7万亩蔬菜基地，以104国道沿线为主的10万亩早园笋基地和近万亩花卉苗木基地。区域特色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建成一个基地、培植一个拳头产品、活跃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百姓的作用，浙江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连年高速增长，遥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去年全省调减低效粮食作物面积700多万亩，相当于上年粮食种植面积的17％，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比例调整到了68∶32，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254元，比上年增长7.8％，来自效益农业的收入约占20％。
2000年12月12日，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正在浙江省调查研究的朱镕基总理汇报了浙江调整农业结构、发展效益农业的情况。朱镕基总理听后高兴地说，从浙江省的粮食供求关系来看，可以更快地调整农业经济结构，加快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步伐。浙江的商品粮完全可以由省外供应，这既有利于粮食主产区销售余粮，实现顺价销售，也有利于浙江省改种比较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搞养殖业，更快地调整农业结构。
今年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向国务院提出报告，申请在浙江实行加快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试点。3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浙江省上报的方案。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方案，就是要让农民真正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什么来钱种什么。浙江省取消了指令性种植计划和粮食定购任务，同时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引导农民调整结构。去年，以发布粮油信息，为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政府决策服务的“粮油在线”网站开通。衢州等地的农业部门建立了“农技110”，及时向农民发布种植业和养殖业信息，提供各类咨询。粮食部门还利用接近市场、信息灵便的优势，联合农业部门两次向农民发布粮食产销信息，引导农民调整粮食结构。今年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在上年调减740万亩的基础上，再调减326万亩，经济作物面积进一步扩大。
推进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允许多种所有制经营主体经批准后参与流通，并欢迎粮食主产省区经营者从事粮食贸易，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促进和实现省内粮食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目前浙江全省共有35家粮食批发市场，去年成交量为25亿多公斤，相当于全省购进粮食的50％。其中70％以上的粮食经销户为个体私营企业。去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黑龙江粮油商品展销会，签订各类粮油商品交易合同达24亿公斤。今年春节期间，仅东北地区销往浙江的粮食就有6.5亿公斤。
推进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为国有粮食企业的彻底改革提供了契机。国有粮食企业纷纷精减冗员、降低费用，实行定岗定员、择优上岗。目前，浙江省从事粮食收储业务的人员已从4.8万多人，减至1.6万多人。精减下来的职工多数活跃在粮油贸易领域，从过去吃财政饭转向吃市场饭。同时，以粮食储备为核心的调控手段和能力有了明显增强，省级储备粮轮换机制逐步健全，库存粮食全部得到轮换，库存品种结构得到改善。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也进一步得到加强。
推进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根本目的是促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效益农业。要注意保护农业生产能力，保护好基本农田，决不允许擅自将耕地改为非农用地，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在此前提下，放手让农民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生产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和发展养殖业，利用政策导向，让更多的农民从粮田上走出来，奔向更广阔的天地。
新的探索新的任务
推进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到浙江省数千万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而且对产粮区的粮食生产、流通、加工、消费和政府在宏观上指导和调控农业生产具有重大影响。浙江省面临的是全新的任务和全新的探索。为此，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组织农业主管和相关部门的领导深入调查研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在工作上进行了周密部署，为全省开展这项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思想，树立新的“粮食安全观”，在新的层次上构筑粮食供给安全的新体系。
粮食是关系国家安全的特殊“商品”，保证粮食安全是推进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前提。浙江省的同志认为，当前，我国出现阶段性粮食过剩，面向新形势，浙江的粮食生产越符合价值规律，粮食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程度越高，粮食供给的安全度就越高；粮食市场越开放、发育越健全、与粮食主产区产销衔接得越紧密，粮食流通就越活跃，粮食供给的可靠性越有保证；粮食经营主体越是多元化，粮食市场的竞争就越公平、越有利于防止垄断，粮食市场交易就越规范、市场风险也就越小。相反，像浙江这样的沿海省份，不进行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粮食生产长期建立在政府补贴、农民亏损、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较低的基础上，粮食安全才会出问题。
——正确处理“调”与“保”的关系，引导广大种粮农民特别是种粮大户，把生产的重点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转移到发展效益农业上来。
实现粮食收购市场化后，如何在政策上引导种粮大户调整产业结构，使他们在新形势下找到自己新的舞台，是各级政府必须认真研究和处理的问题。浙江省的同志认为，对于一时调整有困难的种粮大户，政府在一定时间里要继续实行相应的扶持政策；但扶持和保护不是目的，从政策上积极引导种粮大户更快地调整现有的农业生产结构才符合改革的方向。就全国而言，粮食主要靠国内自给，这是一个大战略。但对一个省而言，特别是像浙江这样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就不一定要粮食自给，应该把浙江省农民生产粮食的任务，让给粮食主产区的农民，使浙江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比较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养殖业。
——积极与粮食主产区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探索浙江省与粮食主产省（区）共同发展的新模式。
浙江加快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可以为我国中部粮食主产区腾出巨大的粮食市场空间，解决中部粮食主产区卖粮难、种粮农业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也为粮食主产区实行粮食的现代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创造了市场条件。这样，才能在区域性分工的基础上构筑我国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新格局，迎接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之后农业面临的新挑战。当然，加快粮食市场化改革只能先从具备条件的沿海省份搞起，而不能一哄而上。你改，我也照改；你少种粮食，我也少种粮食，这样势必造成全国性的粮食减产进而导致粮食供给紧张，迫使浙江等率先加快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的省份再倒回去自求粮食供给平衡，使我国农业生产丧失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粮食主产区要充分发挥粮食生产优势，继续坚持“三项政策、一项改革”，重点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切实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浙江省的同志认为，浙江加快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离不开全国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支持。浙江省将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方案，在抓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向粮食主产区敞开市场大门，为主产区生产的优质粮食进入浙江市场提供一流的服务，积极探索浙江省与粮食主产区省份共同发展的新模式。
记者在各种会议上听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代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的决心。省委书记张德江多次强调：“国务院批准浙江省率先进行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是对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高度信任，我们一定不辜负中央的期望，努力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省长柴松岳多次指出：“在浙江这样的沿海发达省份放开粮食购销，不是削弱农业的基础地位，而是对农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全省农业战线的广大干部要认真转变作风，深入实际，组织和指导好这场改革。”
春天，是充满希望、生机和活力的季节。江南春更早。我们相信，浙江省加快粮食收购市场化的重大改革——一定会在金灿灿的秋天获得沉甸甸的丰收。（新华社杭州5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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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一周六天会，咋工作？
刘杰
近日到山西省吕梁地区采访，发现一些乡镇干部一周参加了六天会。召集会议的精疲力尽，参加会议的叫苦不迭。
一周六天会，就是工作？煞费苦心备讲稿，正襟危坐听讲话，认认真真记笔记，层层传达再开会。多少灯油熬干，多少心血费尽，多少白发上头，能说这不是工作？能说这工作不辛苦？
工作当然需要开会，但工作不等于开会；开会是工作的一部分，但不是工作的全部；开会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工作，但开会决不能代替工作。特别是基层工作，需要干部深入千家万户，深入田间地头，一点一滴做工作，一件一件抓落实。大家都开会，每天都开会，谁去抓落实？何时抓落实？长此以往，除了留下一本本会议记录，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外，还能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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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定信念坚定信心
——三论按照中央部署抓好国有企业“三讲”学习教育活动
本报评论员
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三讲”教育要把理想信念作为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在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及成员理想信念方面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在对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上。有的理想信念动摇，对搞好国有企业从根本上缺乏信心；有的片面理解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等重大决策，将国有企业改革简单地归纳为“国退民进”，笼统地说“国有企业要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因而对搞好国有企业信心不足；有的对解决企业在改组、改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缺乏信心，有畏难情绪，等等。信心问题不解决，必然严重影响企业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严重影响企业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严重影响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和保持稳定。对此，各企业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从本企业的实际出发，在这次“三讲”学习教育活动中下功夫解决对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问题。
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问题之所以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就在于它是解决企业其它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国有企业能否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应对加入WTO后的严峻挑战；能否充分发挥党在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能否正视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巩固扭亏脱困成果等，首先要有信心。只有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才能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牢牢把握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正确地分析和判断企业所面临的形势，理清发展思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抓住机遇加快企业发展。
解决信心问题，抓好理论学习是关键。只有做到理论上清醒，才能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在“三讲”学习教育活动中，各企业领导班子及成员要认真学习和领会革命导师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原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搞好国有企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查摆信心不足的表现，分析缺乏信心的原因，抓住那些影响对国有企业的信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弄清思想是非，提高认识水平，把对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真正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好对国有企业的信心问题。
解决信心问题，要落实到搞好企业“三讲”、促进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上。中央提出这次企业“三讲”学习教育活动要达到“四个新”的目标，第一位的就是企业领导班子的精神面貌要有新的变化。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要进一步树立敢于与国际跨国公司一比高下的雄心和勇气，确定长远发展战略和近期奋斗目标，在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开拓拼搏；改制重组企业，要进一步坚定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心，加大改革力度，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困难比较多的企业，领导班子尤其要进一步振奋精神，带领广大职工团结奋斗，走出困境。总之，企业领导班子及成员一定要通过这次“三讲”学习教育活动，讲出信心，讲出团结，讲出干劲，讲出新的精神面貌，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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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一”长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游客来到宁夏沙湖、沙坡头等名胜景区观光游览，领略大漠风光。这是游客在沙湖景区滑沙。
新华社记者刘泉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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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一”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各项大型节庆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度过一个喜庆欢乐的佳节，保障全国社会治安秩序，全国各地特别是城市、旅游景点公安机关根据公安部和地方党委、政府的部署和要求，组织大量警力，严格值班备勤，加强社会治安控制和各旅游景点、公共娱乐服务场所的安全防范工作，继续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确保了全国社会治安平稳和各项大型节庆活动的安全顺利进行。
5月1日至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共接待中外游客148万余人；全市共举办各项大型活动44处176场次，接待群众290万余人，中山公园等十大公园共接待游客近230万人。全市节日期间共组织保卫力量273.9万人次，保障了全市各项活动的安全顺利进行。
假日期间，上海各大公园、主要旅游景点游客总流量达260余万人次，全市共出动公安、武警官兵14万余人次，确保了龙华庙会、世纪公园郁金香花展等大型活动安全。南京各大旅游景点、商业区和公共娱乐场所游客总流量达500余万人次，全市共出动警力2万多人次，确保了夫子庙、新街口、珍珠泉公园等地举办的9场大型群众性活动均安全有序，未发生大的治安问题。广东深圳5月1日至5日经罗湖口岸出入境旅客117万余人次，公安部门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组织疏导旅客，确保了出入境旅客的安全。西安在“五一”黄金旅游周期间，接待游客60余万人，出动警力2万多人次，确保了在旅游周期间没有发生大的治安事故和重大恶性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