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大地·读书)
专栏：
《大败局》聚焦企业问题
浙江人民出版社不久前出版吴晓波的《大败局》一书。这本书以报告文学的笔调，生动翔实地记录了南德、亚细亚等中国十个企业的存亡轨迹，揭示了这些企业盛极而衰的内在原因。同时附有每家企业的大事记和经济学家的分析。作者还把同一行业、同时起步但命运迥异的相关企业放在一起，加以对比，从而大大拓宽了读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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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联书店本月新书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8）》苏云峰著
清华学堂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如何发展成为著名大学——清华大学？怎样在旧中国动荡不安、欲振无力的高等教育困境中，成为难能可贵的样板？书中介绍了这所学校与其他高等学府迥异的创立背景、学校制度、师生结构、校园价值观等方面的情况。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苏云峰著
本书是《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8）》的续篇，两书是为纪念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而出版的。本书介绍了抗日战争前的九年间，清华大学迅速发展成为国内一流大学的情况。并介绍了有卓越表现和重大贡献的清华毕业生。
《泰顺》（乡土中国丛书）刘杰著李玉祥摄影
泰顺县位于浙江省南部。书中介绍了那里保存的大量传统建筑，并配有多幅彩色和黑白图片。传统建筑中最有价值的是与《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桥结构相似的木拱廊桥。书中还介绍了泰顺的乡土生活和历史文化。本书既是民俗、古建筑、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资料，又是人文旅游的参考书。
《武陵土家》（乡土中国丛书）张良皋著李玉祥摄影
本书介绍了湘、鄂、渝、黔间偏僻之地和生活在那里的民族。全书分“武陵因缘”、“江山揽胜”、“洞穴探奇”、“民俗宝库”等七章，集民俗、文化、艺术、地理、旅游于一册，图片也很精美。
《麦肯锡高层管理论丛》（2001年第一册）欧高敦总编
麦肯锡是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高层管理论丛》中文版系据英文版选译，2001年拟出四册，第一册所收的文章涉及企业转型、、董事会监管、电子商务、电子营销等方面的问题，资料丰富，分析深入。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郑曦原等编译
收入本书的是《纽约时报》1857年1月至1911年10月对华报道精选，提供了当时西方人看中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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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
尼古拉斯·布林、余继元编著
本书是中英两国专家学者历时五载共同编纂和翻译的成果，是一部以英汉对照形式向读者阐释西方哲学、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概念、术语或短语的工具书，主要由条目、附录和索引组成，正文设条目近三千条。条目顺序按英文字母逐个比较排列，中译文顺序随英文顺序。条目是全书的主体，主要包括条目标题、释文和引文。每个完整的条目力求给出对与该条目相关的主要哲学问题概括而清晰的阐释。许多条目还给出了它们派生于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法语的衍生词，以明其语源和转借。附录按英文字母顺序、以英汉对照形式向读者提供了四百四十二位主要西方哲学家的生卒年、生平简介及主要代表作。这本辞典既可以满足读者求证对单个西方哲学词汇的理解和需要，又可以帮助读者对西方哲学做出全景性的了解。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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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新出部分）
周汝昌等著
在中国绵延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产生过众多文化名人：他们或身衣学术华衮授学传徒于泮宫，或伏处民间撰史立论成一家言；有的傲岸泉石之畔、放浪宴席之间，而以其诗词播名天下；有的流窜边陲之地复持志不懈，呕心沥血而成鸿文巨篇。这些文化名人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象征，他们的业绩、精神和理想，已经编码进了我们的民族心灵深处。
为彰显华魂，励示后人，东方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继先出的《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周汝昌著）、《东游梦寻——苏轼传》（郑熙亭著）等六种后，新近又推出《盛世文豪——司马相如传》（尚永亮等著）、《古来才命两相妨———李商隐传》（吴晶等著）、《回天转地入扁舟——王安石传》（毕宝魁著）、《醉里挑灯看剑——辛弃疾传》（王春亭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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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语阅读文库”出版
海南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英语阅读文库”，选取了语言难度适中的英语经典，如《美利坚合众国》、《草叶集》、《蒙田随笔集》、《密西西比河上》等，为英语读者提供了语言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的合适读本。直接阅读原著可避免只阅读汉译名著时常有的由翻译造成的缺损和误导，使读者在品嚼英语滋味的同时，领略西方文化的精髓。（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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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代声浪的回响
——读《集团突围》
毕胜
广州的几位作家深入到国有大中型企业，写出了一本洋溢着时代气息的报告文学《集团突围》（广州出版社出版）。作为文学反映生活的快捷的轻骑兵，近年来，报告文学不太景气，没有以往的千帆竞发、潮涌波急的情势。作为一个极具时代感的文学样式，读者对她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就十分地自然了。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报告文学的振聋发聩反响，是文学界和读者极为企盼的。
读这本报告文学集，首先感到作者们在反映时代生活方面，十分敏感和及时。作者们迅速地展示时代生活，为时代精神画像，为改革弄潮儿留影。这是报告文学功能的最好运用和表达。在反映社会生活这一点上，报告文学的优长是把社会生活中最新的事实进行报告。《集团突围》在这方面难能可贵。我国的国企改革，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三年脱困的目标，而这对于全国经济战线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三年攻坚，三年突围，是一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而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特别是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如何实施中央的这一战略部署，应当说这是一个有意义而又重大的文学题目。在经济转型时期，减员增效，冲出重围，获得新生，无疑是不少国字号企业面临的现实。描写这个阵痛的过程，描绘它的领导决策者们的智慧和魄力，这个立意就是一个高起点。纵观作品，十二家国企的发展、突围、腾飞等，都无一例外地展示出市场经济年代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们振兴国企的能力。虽然，他们的际遇不同，性格各异，但是为适应市场、争夺市场、赢得市场，他们殚精竭虑，深谋远虑。无论是《英雄交响曲》中珠江钢琴厂的童志成，还是广州本田汽车公司的几位老总，也无论是《广州日报》的黎元江，白云山药业公司的黄平，还是广州酒家的温祈福，以及地铁、海港、股票，天河软件等老总们，面对商品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发展，他们的信念是，“改革就是要往前走，走，就有生机，不走，就没有退路”（见《追随太阳升腾》）。作品无不展示了这个改革的生死抉择。像《一个真实的神话》中，原来的广州标致汽车公司，背水一战，短时间里选择了日式的本田，仅仅在三百六十五天中，创造了一个真实的神话。“不到两年，仅以十五亿元投资建成了生产本田雅阁轿车五万辆的能力。”从亏损二十九亿到第二年盈利六亿元。其实，从这些企业的变化发展来看，改革就是去创造，居安思危，走前人未走过的路，要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精神。正是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和“起步就与世界同步”的追求，才使三年脱困的目标得以实现，才使这些发展变化的国企显出应有的速度和高度。故而，描绘出这种精神的作品，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书中的十二篇作品，是以写国企改革事件为主的，作者们虽然是粗线条地描绘改革图强的企业发展变化，但在展现事件的过程，追寻事件的脉络时，也有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刻画，有时也从紧张的事件展现中来点闲笔，或者将主人公的精神风采着墨几笔，张中有弛，这样的地方虽不太多，但从整部作品的总体看，是以串珠式集纳式的故事细节来描述和展现的。反映几家大型国有企业，或再造辉煌，或绝处逢生，或重振旗鼓，或新兴行业（如天河软件）起步高迈，报告文学的谋篇布局，以气势为主，以整体的企业形象取胜。在一个个革故鼎新的创造者的故事面前，文字表达服从作品本身。当然，也因为采访时间所限，有的作品还应当打磨更精细一些，有些只注重了事件的介绍，而缺少主人公生动的性格刻画。
这部作品的名字，也寓示了一个意义，十多名作家联合行动，也是一次文学的突围。这种集体行动，当然并不鲜见，可是，这么高层次地描写一个大都市，不同行业，而且是面对起死回生命运攸关之战的作品，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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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
走马黄河硕果累累
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博库（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走马黄河·社会文化考察”活动，历时一年，于日前圆满结束。八位参加该项活动的中青年作家，经过长时间艰难的行走和写作，他们各自关于黄河的作品，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精心出版。
新出版的“走马黄河丛书”为：林白的《枕黄记》、唐韵的《左岸的黄河》、何向阳的《自巴颜喀拉》、李敬泽的《河边的日子》、张石山的《洪荒的太息》、红柯的《手指间的大河》、古清生的《黄河弯黄河长》和龙冬的《河源散记》。（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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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的战士卓越的作家——为《魏巍文集》十卷出版而作
张炯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魏巍文集》十卷。
魏巍同志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他从1937年参加八路军，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忠于人民的革命事业，忠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为我军文艺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他从1939年开始创作诗歌，1942年写了长诗《黎明风景》，曾获鲁迅文艺奖。1945年写有《开上前线》、《两年》等诗。新中国成立后，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五十年代初，他就以歌颂志愿军英雄战士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而家喻户晓，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篇洋溢着战斗激情的散文，曾被译成多国文字，还被选入学校的语文教材。1951年和1952年他除了写作《红场夜景》等诗，还与白艾合写中篇小说《长空怒风》，与宋之的、丁毅等合作剧本《打击侵略者》，继续歌颂朝鲜战争中的人民英雄和他们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1956年他又与人合著反映“二七”大罢工的《红色的风暴》。次年出版杂文集《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1958年再次到朝鲜，写了《依依惜别的深情》等散文。此后还出版了杂文集《春天漫笔》、长诗《井冈山漫游》、报告文学《人民战争花最红》等。“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其艰难处境中他开始了长篇小说《东方》的创作。这部长达三卷的史诗性作品，到“文化大革命”后才获得出版，立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0年他又与人合著《邓中夏传》，出版散文集《壮行集》和《魏巍诗集》、《魏巍散文选》、《魏巍评论集》等。九十年代，他除担任《中流》主编，还老当益壮，又连续写出反映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两部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与《火凤凰》，完成了他表现我军不同历史时期的战争画卷的夙愿。
魏巍同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十卷文集就充分说明了他所作的多方面贡献。从他的作品，我们首先就感受到他那颗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滚烫的心。他的作品可以说篇篇都充满对于人民的爱，对于敌人的恨，而这种爱和恨正都与他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相联系。还在晋察冀的抗日战争时代，他就讴歌我们的人民和战士，以自己年轻的蓬勃歌声，在《好夫妻歌》、《三合村》、《好兄弟歌》以及《张家口》、《两年》和《黎明风景》等诗中，为抗日军民英勇悲壮的事迹热情歌唱，同时愤怒揭露敌人残暴的罪行。而他关于朝鲜战争的报告文学和《东方》等描写革命战争的长篇小说，更在共产主义理想的照耀下，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联结起来，对于人民的深沉挚爱和对于敌人的强烈憎恨，交织在他的字里行间，强烈地感染着读者。可以说，这构成他作品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其次，作为艺术家，魏巍同志的丰富艺术感受总来源于现实生活，来源于对历史前进中时代脉搏的把握。他的作品都有着扎实深厚的历史内容，给读者以深刻而新鲜的生活印象。他历来重视深入现实生活。年过古稀，他还怀着极大的热情，奔波数千里前往塔里木油田，写出长篇报告文学，向人们报道社会主义建设最前线的新气象、新信息。以往的作品中像《好夫妻歌》对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一对年轻夫妻的怀念和哀悼，像《黎明风景》中对边区军民在极度艰苦的环境浴血奋战的叙事，像《东方》中对我冀中后方农村新生活的变革和对朝鲜前线战火纷飞的严酷鏖战，在他笔下无不以生动感人的，带着现实生活本身的鲜活和丰满的形象，带着扎根于历史深处的人物的时代激情，为我们提供了特定历史年代的画卷，具有丰富的认识意义。再次，魏巍同志还是一个善于刻画人物心灵，展现心理辩证法，出色地塑造人物形象的大师。他的多部长篇小说为我军数十年的征途谱写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真实记录，刻画了数以百计的人物，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各个阶层。像《东方》中就不仅塑造了英雄连长郭祥和革命母亲杨大妈的典型形象，还写了杨雪、乔大夯、齐堆儿、徐芳等许多我军战士，乃至还写了贪生怕死的营长陆希荣，他们的爱爱仇仇、悲欢离合，涉及许多细微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在作者笔下都合情合理，充满真实感。作品描绘我军统帅彭德怀将军虽篇幅不多，也力透纸背，把他崇高的思想情感和坚毅、果断的智慧品格都充分表达出来，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魏巍同志在漫长的岁月中用自己的全部作品、全部工作向人们证明，他正是在为革命的奋斗中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想和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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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重点新书
灿烂的中国古代艺术
李希凡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以历史文化的悠久绵长著称于世，而灿烂的中国艺术多彩多姿的发展，又是这古文明取得辉煌成就的一大标志。中国艺术从原始的“混生”开始，到分门类发展，源远流长，历久而弥新。中国各门类艺术的发展虽然跌宕起伏，却绚丽多姿，而且还各以其色彩斑斓的审美形态占据一个时代的峰巅。如原始的彩陶，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秦兵马俑，汉画像石、砖，北朝的石窟艺术，晋唐的书法，宋元的山水画，明清的说唱与戏曲，以及历朝历代品类繁多的民族乐舞与工艺，真是说不尽的文采菁华。它们由于长期历史形成的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轨迹，形象地记录了我们祖先高超的智慧与才能的创造。因而，认识和了解中国艺术史每个时代的发展，以及各门类艺术独具特色的规律和创造，该是当代中国人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乃至提高社会主义文化素质的必要条件。
中国艺术从“混生”期到分门类发展自有其民族特征。中国古代诗歌的第一部伟大经典《诗经》，墨子就说它是“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礼记》还从创作主体概括了这“混生艺术”的特征：“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如果说这是文学与乐舞的“混生”，那么，在艺术史上这种“混生”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唐、宋、元三代的诗、词、曲，文学与音乐还是浑然一体，始终存在着“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倚声填词”的综合的审美形态。至于其他活跃在民间的艺术各门类，“混生”一体的时间就更长了。从秦汉到唐宋，漫长的一千多年间，一直保存着所谓君民同乐、万人空巷的“百戏”大会演。而且在它们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吸收融合、不断实践与积累中，还孕育创造了戏曲这一新的综合艺术形态。它把已经独立发展了的各门类艺术，如音乐、舞蹈、杂技、绘画、雕塑（也包括文学），都融合为戏曲艺术的组成部分，按照戏曲规律进行艺术创作，减弱了它们独立存在的价值。这是富有独创的民族艺术特征的综合美的创造。同样的，中国绘画传统也具有这种民族特征。苏轼虽然说过：“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但在他倡导的“士夫画”（即文人画）的创作中，这诗书画的“同境”，终于又孕育和演进为融合着印章、交叉着题跋的新的综合美的意境创造。
中国艺术在它的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中，无论是内涵与形式，在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上，都有异于西方艺术所重视的剖析与摹写实体的忠实，而比较强调艺术家的心灵感觉和生命意兴的表达。整体来说，就是所谓重表现、重传神、重写意，哪怕是早期陶器上的几何纹路，青铜器上变了形的巨兽，由写实而逐渐抽象化、符号化，虽也反映着社会的、宗教图腾的需要和象征的变化轨迹，却又倾注着一种主体的、有意味的感受和概括，并由此而发展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追求，如“形神”、“情理”、“虚实”、“气韵”、“风骨”、“心源”、“意境”等。它们的内蕴虽混合着儒、道、释的哲学思想的渗透，却是从其特有的观念体系推动着各门类艺术的创作和发展。
“图说中国艺术史丛书”推出的这六部专史：《图说中国绘画史》、《图说中国戏曲史》、《图说中国建筑史》、《图说中国舞蹈史》、《图说中国陶瓷史》、《图说中国雕塑史》，自然还不是中国各门类传统艺术的全面概括。但是，如果从中国艺术的发展轨迹及其特有的贡献来看，这六大门类，又确具代表性，它们都有着琳琅满目的艺术形象的遗存。即使被称为“艺术之母”的舞蹈，尽管古文献中也留有不少记载，而真能使人们看到先民的体态鲜活、生机盎然的舞姿，却还是1973年在青海省上孙家寨出土的一只彩陶盆，那五人一组连臂踏歌的舞者形象，唤起了人们对新石器时代艺术的多么丰富的遐想。秦的气吞山河，汉的囊括宇宙，魏晋南北朝的人的觉醒、艺术的辉煌，隋唐的有容乃大、气象万千，两宋的韵致精微、品位高雅，元的异族情调、大哉乾元，明的浪漫思潮，清的博大与鼎盛，岂只表现在唐诗、宋词、汉文章上，那物化形态的丰富的遗存——秦俑坑、汉画像石砖、北朝的石窟、南朝的寺观、唐的帝都建筑、两宋的绘画与瓷器、元明清的繁盛的市井舞台，在艺术史上同样表现得生气勃勃，洋洋大观。
这部图说艺术史丛书，正是发扬艺术的形象实证的优长，努力以图、说兼有的形式，遴选各门类富于审美与历史价值的艺术精品，特别重视近年来艺术与文物考古的新发掘和新发现，以丰富遗存的珍品，图、说并重地传递着中国艺术源远流长的文化信息，剖析它们各具特色的深邃独创的魅力，阐释艺术的审美及其历史的发展，以点带面地把艺术史从作品史引申到它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空间，有助于读者从形象鲜明的感受中，理解艺术内涵及其形式的美的发展规律与历程。我们希望这部艺术史丛书能适合广大读者，以普及中国艺术史知识。同时，我们更致力于弘扬弥足珍贵的民族艺术遗产，为振兴中华，架起通往二十一世纪科学文化新纪元的桥梁，做一点添砖加瓦的工作。
是所愿也！
本文为“图说中国艺术史丛书”（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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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里书外
走样的心理分析——读序有感
裘真
我读书有个积习——先看序跋，后观正文。此番浏览倪墨炎、陈九英合著的《鲁迅与许广平》（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亦如此。
序言有两篇。序一由鲁迅公子周海婴撰写；序二的作者署名刘绪源。海婴在序文中表示了两点担心：一是“类似题材的书已经有过，是不是能超越以前的作者，而不沦于炒冷饭，并不是很容易的”；二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并没有“戏剧性的秘闻”，在当前的书籍市场上是否缺少吸引读者的“卖点”。读完刘序，才知道周先生的忧虑似乎多余，因为这本书中既有“新意”，又有“戏剧性秘闻”。刘序列举的例子之一是，鲁迅与许广平1925年即已同居。
在多种鲁迅年谱中，发表最早的是许寿裳、许广平、周作人共同编撰而由许寿裳总其成的《鲁迅年谱》。这一年谱内容虽然简略，但由于编撰者分别是谱主的挚友、夫人、二弟，因而自然最为可靠，最具权威。许寿裳在该年谱1927年10月项下原来写的是：“与番禺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许广平定稿时，将这行文字改成了简单明了的六个字：“与许广平同居”。“同居”，在许广平看来，就是男女双方因情投意合，相亲相近，互相信任同住在一起，而不受当事人之外的任何方面束缚。以许广平心胸之开阔，思想之前卫，有什么必要故意把她跟鲁迅同居的时间推迟两年呢？难道早同居就人格渺小，晚同居就精神高尚吗？
根据常理，要推翻一个重要史实，必须拿得出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那么，《鲁迅与许广平》一书披露的这一“戏剧性秘闻”有何根据呢？对此，刘序作出了明确解答：“作者是从一些外围材料入手进行这一研究的，其中主要是根据许广平的作品，尤其是一篇名为《魔祟》的独幕剧。我感到作者运用了一点近似于弗洛伊德的方法。我是很欣赏这种研究的。”
《魔祟》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作品？据知情者说，这原是一篇未曾发表过的独幕短剧，用铅笔竖写在两张道林纸上。有研究者在鲁迅博物馆资料库中翻检许广平的遗物，无意中发现了这篇文稿。经鉴定笔迹，确系许广平佚文，便首刊于1985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动态》第一期。这出短剧原未注明写作年月，经分析考证，当写于鲁迅去世之后。所谓当时“为鲁迅扣下，没有发表”纯属子虚乌有。许广平通过对她在上海跟鲁迅同居生活的艺术写照，委婉含蓄地抒发了她对鲁迅的缅怀和愧疚之情——这种愧疚之感正是她对鲁迅挚爱和对自己苛责的自然流露。
那么，《鲁迅与许广平》一书的作者如何能够从《魔祟》一剧中得出鲁迅跟许广平1925年便已同居的结论呢？查原文，作者的理由是：“这剧发生地点：‘一间小巧的寝室，旁通一门，另一间是书房。’这正像是鲁迅家（按：指鲁迅北京西三条寓所）的南屋。许广平在（1925年）8月中旬在这里住了五六天，以后也常到这里住宿。”
许广平为什么会在1925年8月到鲁迅北京寓所暂住？原来，当年8月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勾结北洋政府教育部，出动军警、流氓武装解散女师大，并准备采取“林冲押配沧州”的办法将女师大学生领袖许广平等六人押解遣送原籍。据许广平回忆，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平日过从很密的亲友，同学，很多都怕惹事，拒绝招待了。这时候只有鲁迅挺身而出，说‘来我这里不怕！’于是，我就在现今故居的南屋，和老同学许羡苏住在一起，躲过了最紧急的几天。事后曾经听说，有几个警察也来过西三条胡同，但都被鲁迅坚决顶回去了。”（见《鲁迅回忆录·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
《鲁迅与许广平》一书的作者无视上述历史背景，把鲁迅故居南屋接待一般来客的客厅当成了鲁迅通宵写作的书房，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有意或无意地抹杀了许广平当时跟许羡苏同住的事实。经过这种分析和加工，鲁迅的正义之举就变成了乘人之危。这种主观臆断的不良学风居然能受到欣赏，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历史的真相是：鲁迅跟许广平于1925年10月相恋，于1927年10月下旬正式同居。笔者重申这一史实，并非这些日期对于鲁迅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评价鲁迅的历史地位主要取决于他的文化业绩本身，而不能光将目光盯住其“脐下三寸”。笔者之所以不能已于言，主要是想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张扬一种存真求实的学风，反对主观臆断，哗众取宠。令人遗憾的是，在《鲁迅与许广平》一书中，类似失误还可以举出一些。
刘绪源序文的不确和欠周之处也还有一些。写序不是友情演出，序言不是商品广告。如果使读者把谬误也当成“令人信服”的新见解，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