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国际资料库
第三届亚欧外长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韩锋
东盟与欧盟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一直很密切，然而作为两个组织之间的交往，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东盟在1972年成立“东盟特别协调委员会”，负责东盟与欧洲共同体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在1975年，东盟与欧盟建立了“东盟—欧盟联合研究组”，负责双方合作的进程。
亚欧会议（ASEM）是1994年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倡议、1996年开始实施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亚欧会议和“亚欧部长级会议”。“亚欧部长级会议”包括外长、经济部长和财长会议，其中外长会议最为重要，因为外长会议是讨论和关注亚欧合作的总体进程，为亚欧会议做准备工作，并就亚欧政治领域的问题进行对话。
5月24日—25日在北京召开的是第三届亚欧外长会议。对一些亚洲国家来说，在此次亚欧外长会议上，他们关心的仍是如何深化合作的问题。尤其是在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亚洲国家在本国经济脆弱，美国和日本经济前景堪忧的情况下，如何加强与欧洲的合作就变得更为重要。具体说来，亚洲国家特别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探索政治对话的新问题和新途径。过去双方的政治对话比经济合作进展缓慢，制约了亚欧关系的整体发展。因此应在相互加深了解的基础上，探讨和开辟共同关心的新领域，寻求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而不只是局限在双方分歧较大的民主、人权等问题上。
2.坚持合作进程必须以“平等伙伴、相互尊重和互利”为基础，采取“公开和渐进”的形式；要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了解；要在促进政治对话、增强合作、扩大其他领域合作等方面同时努力。
3.强调亚欧对话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进程”，不需要实行机制化，按1998年通过的“亚欧合作框架”指导并协调亚欧会议参与国在政治、经济、金融和其他领域开展对话和各种活动。
4.探索合作领域的扩大，加强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如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与交流、人员培训、非法移民、消除贫困、就业、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时亚欧双方在缉毒、打击有组织犯罪等方面也应加强合作。
此外会议还要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包括巴尔干和朝鲜半岛的局势；最近欧洲的安全和防务政策；涉及全球性问题，包括加强联合国、国际环境；评估三次高峰会议之后的亚欧关系发展和高峰会议所达成协议和措施的落实情况。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视点
新的步伐
刘山
第三届亚欧外长会议是在美国加紧推进单极战略的形势下，亚欧两大地区在新世纪为加强合作采取的重要行动。
1996年，亚欧25个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曼谷召开首届亚欧会议，确立了建立亚欧新型、全面伙伴关系的目标。这是冷战后亚洲和欧洲为促进共同发展而加强联系的战略举措，也是双方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为建立相互尊重、完全平等的新型国际关系做出的重大努力。
2000年在汉城举行的第三届亚欧会议，从三个方面为深化亚欧合作进行了推动。一是针对经济全球化使南北数码鸿沟扩大的状况，提出了建立和扩大两大地区间的信息和研究网络，促进知识、信息和研究成果的交流；二是通过了《朝鲜半岛和平汉城宣言》，声援朝鲜北南双方的和解进程；三是通过了《2000年亚欧会议合作框架》，为21世纪头10年亚欧合作的远景、原则、优先合作领域和机制制定了规划。本次亚欧外长会议既是落实汉城首脑会议的继续，又是适应形势发展对亚欧合作新的推动。
一年来，美国为推动“单极世界”，加紧对欧亚大陆控制，防止盟国离心倾向上升，同欧盟建立独立防务的努力发生碰撞。美国为主宰朝鲜半岛事务，对北南和解也有意冷淡。另一方面，美国决定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背弃中美“八一七”公报，向台湾出售进攻性武器系统等一系列霸道行径，激起亚欧人民的义愤和忧虑。美国经济放慢也使欧盟增加了扩大同亚洲经贸合作的紧迫感。
最近，欧盟决定与朝鲜建交，又宣布了对华政策五点新的建议，与美国的外交行动形成了反差。这显示了欧盟外交独立性的上升和更加重视亚洲。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第三届亚欧外长会议，将使新世纪的亚欧互利合作迈出新的步伐。
（本文作者为外交学院前院长）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放眼全球
建造亚欧合作之“桥”
黄晴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亚欧外长会议表明了亚欧合作不断深入发展的趋势。
在本届会议上，亚欧两大洲的外长们互相通报了区域合作和地区问题的新情况，并就重大的国际事务交换意见。
此外，各国外长还就两大洲之间的经贸、金融、文化和其它领域的合作进行广泛的探讨和交流。亚欧之间围绕经济、科技、环境等领域的部长会议均有望展开或继续。
本届外长会议表明，亚欧合作已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合作领域在扩大，层次不断提高，活力日益增强。
本届外长会议表明，在当今的世界上，平等合作与对话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主流方式，世界是大家的，事情要商量着办。搞单边主义，什么事要自己一家说了算，这种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
亚欧外长会议还表明，不同文明之间完全可以进行对话与沟通。欧洲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亚洲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两大文明之间完全可以互相对话，彼此尊重，避免走向冲突。
亚欧两大洲之间这一直接对话与合作的方式开始的时间不算长，是冷战之后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组合形态，但由于它反映了亚欧两大洲各自的内在要求，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客观趋势，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因而获得了充足的内在动力。
最近，欧盟与朝鲜的关系有了突破性发展，又宣布了对中国政策的五点新建议，表明了欧盟在对外政策上有了更鲜明的个性，更加理解亚洲，重视亚洲。
亚洲和欧洲虽为两大洲，但在地理上却连为一体。亚洲和欧洲建立起一种平等、对话、合作、友好的洲际关系，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历史上，有人曾把亚欧之间的地理联系称之为“大陆桥”，今天的亚欧外长会议也在努力建造一种无形之“桥”，愿这座“桥”进一步打牢根基，拓展路面，成为亚欧人民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新模式。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亚欧会议——从平等伙伴到广泛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周弘
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的跨大洲国家之间能否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起良好的对话与合作关系？自1996年开始的亚欧会议给国际关系领域里的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模式不是建筑在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强力理论基础上，而是维护了国无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用磋商的机制增进理解、解决矛盾，用互利的方式发展合作。
平等的伙伴关系———国际合作关系的准则
亚欧会议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在不同制度、不同历史文化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李鹏总理在首届曼谷亚欧会议上阐述中国对于亚欧新型伙伴关系的五项原则：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求同存异、彼此借鉴，三、增进了解、建立信任，四、互利互惠、优势互补，五、面向未来，共同发展。这些原则得到了亚欧国家的普遍接受。这种新型伙伴关系的确立，为亚欧会议成员国之间不断拓宽和加深的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原则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国无分大小强弱，都可以根据各自关心的问题提出动议，进行协商和讨论，并且本着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精神，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决定。
亚欧会议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在多层次和全方位上体现了平等的伙伴关系。所谓“多层次”就是在亚欧之间，除了两年一度的领导人会议这个主要的政治渠道以外，还有定期和不定期的各国外长、财长，以及其它部长等高层官员会晤机制，以及亚欧企业和社会各界之间形式多样的交流机制。所谓“全方位”，就是指在亚欧会议的政治共识之后，又在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和社会文化交流等三大领域设计了许多的后续行动，使亚欧领导人达成的协议能够成为亚欧国家人民之间的往来和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亚欧之间的联系纽带于是就延伸到了政治、经贸、科技、环境、教育、文化等许多领域。这些纽带将亚欧各国和各国人民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国家平等的原则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意愿使亚欧国家能够在冷静思考各自国家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就发展经济、促进贸易产生广泛的共识，并且将发展经济、技术、科学等领域里的合作当作优先发展的目标。同样，由于有了相互尊重、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在亚欧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政治对话也就成为可能。这种对话毫无疑问地有利于地区的安全和发展。
亚欧合作向纵深发展
由于亚欧会议提供的是一个亚欧之间广泛合作的多层联系纽带，这些纽带很快就将亚欧之间的合作从最初的政治意愿带到现实生活中的各个纵深领域。在这方面，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在1996年3月泰国曼谷首届亚欧会议之后，中国就于6月在深圳主办了首届亚欧海关署长会议。会议成立了简化和协调海关的工作组，打击非法毒品贸易和其它国际犯罪的执法工作组，为这些领域里的亚欧合作建立了联络官机制。次年4月，北京又主办了亚欧技术合作专家会议，为亚欧在农业、环保和企业技术改造等方面的合作提出了行动建议，并向亚欧基金捐款100万美元。
1998年伦敦第二届亚欧会议正遇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会议上明确地表示了中国对亚洲经济的信心，重申中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决心，并且提出要加强科技合作，推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欧盟方面赞扬了中国坚持货币不贬值的正面作用，并且提出在世界银行建立一个总值为5000万欧洲货币单位的亚欧会议信托基金，为亚欧会议成员国提供重组金融业的专业建议和咨询。这种积极的动议同样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中国政府向该基金捐款50万美元。
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体制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中国不仅作出了负责任的承诺，而且就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了积极的建议。2001年1月，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在日本神户举行的第三届亚欧财政部长会议上主张：一、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在选择汇率制度时，需要综合考虑各自的经济规模、开放程度、储备水平以及金融监管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汇率制度应当是多样的；二、汇率制度应当与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总体协调，保证汇率制度的持续和稳定；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敦促主要货币储备国在制订政策时考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冲击；四、东亚国家应当通过金融合作，完善地区自我融资机制，加强东亚国家整体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这些建议既符合东亚国家的发展实际，又指出了国际金融体制中的问题，并且就双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可行的建议，把亚欧之间的合作推到了一个更高更深的层次。
中国为亚欧多层次合作设计了许多活动。中国倡议的亚欧科技部长会议确定了亚欧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原则和优先领域，涉及到了科学、环境、技术改造、农业等多个领域。北京还召开了亚欧文化产业和文化发展会议，开办了第二期亚欧暑期学校，举办了亚欧书商版权交易研讨会。亚欧青年志愿者在北京和山东举行了保护母亲河绿色行动。去年，朱总理还提出召开亚欧环境部长会议、开展亚欧森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合作、举行亚欧执法机构打击跨国犯罪研讨会等新的合作倡议，得到了亚欧各方的一致支持，并被列为第三届亚欧会议正式的后续行动。
当然，在亚欧合作的过程中，矛盾与分歧也是在所难免的。例如，亚洲方面希望欧洲成员在技术转让、对外投资、强化金融监管、培训国际金融人才、消除非关税壁垒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而欧洲方面则强调亚洲国家在政府行政管理、社会公共服务、产业经营信息等方面进一步改善，等等。但是，亚欧会议的成员国在合作的过程中找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例如，它们都认为，促进贸易、加强科技交流、投资人力资源、推动可持续发展、拓展文化交流是双方的利益所在，亚欧之间不仅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反而有许多共同的利益。
亚欧会议对国际关系的积极影响
从亚欧之间上述合作的实例来看，亚欧会议是洲际间平等合作的一个典范。这种典范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不同国情和不同利益的合作者之间能够通过建立交往机制，增加信任、扩大共识，寻求并且发展共同利益上。在国与国之间，利益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利益的重合也是存在的。不同的解决矛盾的方式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用冲突的方式解决矛盾有可能在解决了一种矛盾的同时，损害共同的利益。亚欧会议给国际关系提供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用和平、沟通、了解、互助的方式扩大共同利益。
要创造这种双赢的局面必须有一个先决的条件，这就是国与国之间平等的原则。亚欧会议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5万亿多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亚欧会议的各项活动，特别是贸易促进、技术交流、人员培训等，主旨都在于进一步发展。亚欧会议没有美国的参加，它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国际事务不仅不应当由一两个大国主宰，而且如果采取平等协商、解决分歧、互利互惠的方式，世界不仅更加进步，而且更加安全。历史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成为合作的桎梏，因为没有哪一种文化对于世界人民的发展有最终的答案，世界各国人民只有通过交流和相互学习，才能找到促进人类发展的方式和资源。所以可以说，亚欧会议的模式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典型。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热点观察
当今世界更需要通过平等协商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
新世纪的亚欧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
第三届亚欧外长会议是新世纪伊始受到全球关注的一次高层次的重要对话。不难想象，人们对其成功举办以及它反映的合作趋势抱有很高的期待。
这里面，首先一个、当然也是最直接的考虑，来自地缘经济的角度，即亚欧两大洲之间，都对增强与对方的经济、贸易、技术等等方面的联系，有着不断增大的兴趣。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区域，发展中国家居于多数，拥有众多的新兴市场、各种自然资源和潜力无限的投资效应；欧洲（这里主要指西欧）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也是当今世界经济技术最发达、资金最雄厚的地区之一，近些年更由于内部一体化的加速和欧元的诞生而让世人看好其前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等等进程的加快，两大洲之间的互补性也在不断增大。想想前几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辐射后果，以及目前美国经济的减缓势头及其影响，亚欧之间的这种互补性更显示出其价值，双方的高层次对话更让人感到必要。因此，在新世纪新千年第一次高层次的对话会议上，能否进一步增强这方面的共识与推进具体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双方一向感兴趣的某些经济和科技项目上加强彼此的协商与互利，自然受到两大洲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民众及世界上其他地区许多国家的注目。
亚欧多数国家对此次亚欧高层对话抱有的积极态度，反映出这种对话方式的另一个重要价值，那就是，在所谓“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在新现象新特点层出不穷的这个新时代，各国需要一种相互的尊重、理解和信任，通过平等协商及谅解合作，解决现存的各种问题，推进国际间的和平与发展，而不能靠一个国家（不管这个国家多么强大）、用不顾及他人的霸道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国际关系的历史一再证明，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实力政治和“单边主义”，并不能消除国际政治中的矛盾，相反它往往加剧对抗和误解，酝酿出更大的麻烦和冲突。近一时期发生在国际人权对话、全球气候公约等领域和机制上的一系列事件，也鲜明提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逻辑。欧洲一位著名政治家说得好：欧洲人所以重视亚欧对话以及诸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些多边场合及其对话方式，有助于“各国共同承担世界政治的责任”。我想，这番话同样适用于亚洲乃至其他地区负有责任感的国家，它反映出21世纪到来时全球政治一个新的特质，即：世界事务中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无法通过传统的对抗方式甚至凭借“单打独斗”加以消解，后者即便一时奏效也无法持久；唯一的有效和有利的途径，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平等与尊重、信任和理解，是在此基础上的交流与对话、妥协与合作。
从这里，人们不难发现亚欧高层对话更深层的一个涵义：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国际关系的重塑。这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比较与汲取教训，国际关系学界和政治家发出的一种呼吁。起因说起来并不复杂：美国当下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由此造成的多种消极后果，形成当前国际政治中最有冲突性和威胁性的因素；它潜移默化地毒化了国际关系的气氛，人为制造了一些重要国家之间的紧张。这种遭到众多国家批评的所谓“单边主义”，在加剧世界多数国家不同程度的反感的同时，也促使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思索一系列深刻而持久的历史哲理与政治文化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列举许多，比如，在一个新的世纪里，各国之间、各种制度及各种文化之间如何相互借鉴又相互尊重，如何学会相互体谅和相互共处；怎样在一个充满差异和迅速变化的时代，既尊重不同的文化特质，又能缓和差异可能带来的紧张；以及如何在进步、发展与稳定、和谐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平衡等等。1996年以来亚欧两大洲之间的认真对话，以及在此基础上在许多领域展开的合作与谅解，既是对上述问题的实际探讨，无形中也是对少数超级大国肆无忌惮的霸气与蛮横做法的否定，当然这些对话同时给新型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导向。它事实上也是对一些国家近些年来倡导的“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的重要响应和实践，为新时期开辟洲际间乃至全球性的理解与合作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显然，中国作为东道主，承接新世纪第一次亚欧高层对话会议，其意义重大深远。首先，它是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我们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的一个好机会。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渴望发展，期待着与亚欧两大洲的所有国家的各种人士在各个领域有更多的往来，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其次，中国作为亚洲地区一个重要大国，对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负有重大责任，我们希望这次会议有助于亚洲整体的声音和团结得到更好的体现，也希望欧洲更加重视亚洲的潜力和国际作用。再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主张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对话，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不想、也不会鼓励针对第三国的消极行动，但我们希望就目前国际上一些受到广泛关注和有可能产生深远后果的事态，与亚欧各国的高层人士进行深入有效的沟通。
此际我想特别说明的一点是，中国人经常说的“多极化”，既不是为了发展与某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也不是只让少数大国决定世界事务，而是基于对新时期国际关系一种新的理解，即基于“世界本来是多元多样的”这种哲学和文化理念之上；换句话说，我们相信，人类世界像自然世界一样，本质上应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政治经济的制度安排与国际关系的法理秩序，应当适合并且促进这种多样性的实现。中国人把两大洲之间定期性的高层对话会议，以及今年内将在欧盟总部举行的中国与欧盟首脑对话会议等活动，视为使世界多极化之各种努力的组成部分，视为使国际关系的结构和气氛超越冷战时代及冷战思维的实际步骤，视为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之建立的具体行动。（附图片）
上图为1996年3月1日，首届亚欧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诗丽吉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图为开幕式会场。
新华社记者郭占英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