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工作研究
●以村委会直选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建章立制方式落实并保障村民自治●以合法科学的手段加强镇政府对村财务的监督●以奖惩机制激励村委会干部积极完成政务
村民自治中的制度创新
——广东省推进村民自治工作的实践
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从1998年开始，广东省依法改革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在全省农村积极围绕村民自治进行制度创新，对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农村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村委会直选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也是一个重大原则。为了充分体现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1998年11月正式颁布的《村委会组织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同时，该法还具体规定了村委会作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应负的八大职责。但是，对村委会如何在党支部领导下行使职权，特别是当二者不协调时如何处理，目前尚缺乏规范的解决办法。在实践中，有的党支部书记迟迟不向新上任的村委会主任移交财权，有的村委会主任则认为自己的民意基础更广泛，不尊重党支部的意见。这类问题若得不到及时解决，就会使党的执政意志无法在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基层组织得到贯彻落实。此外，目前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确存在缺乏战斗力的现象，如年龄老化、党性观念淡化、思想观念僵化等。
为解决上述问题，广东省各级党委有意识地抓住村委会直选的契机，以村委会直选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村委会直选虽是对村民自治作出的制度安排，但它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我们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创造了一个规范化、程序化的民意表达和支持机制。面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情况，广东省各级党组织不是怨天忧人，消极等待，而是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在中山、顺德、东莞等地市，党委明确要求村支部委员作为村委候选人积极参选，让广大群众检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把能否顺利当选作为基层党组织的考核标准。对落选的支委成员，在支部换届时调整出支委班子。而对新当选的非党员村委，先是支部根据其本人表现和志愿，合格的将其发展为党员，然后再吸收进支委。这一方法被称为“二选（村委会选举与村支委选举）联动机制”。这一机制的实质，是把通过合法程序推进支委与村委的交叉任职作为现阶段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目标。这样，既可避免村委会与党支部的矛盾，提高办事效率，又可节省开支，减轻农民负担，更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纯洁党的队伍，使党支部能像村委会那样在基层社会建构起自下而上地提取权力资源的制度化渠道，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站得住、打得赢”的坚强战斗堡垒。
以建章立制方式落实并保障村民自治
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个村的工农业年产值动辄上千万元，有的甚至逾亿元。这样的村委会，其日常工作远不止一般说的诸如上传下达、调解纠纷、兴办公益事业、征兵征粮那么简单。在这样的地方，村委会掌握巨大的经济资源，经济活动已成为村委会的工作中心。可以说，如果不把村民自治的精神具体落实到一系列规章制度上，那么，村民自治不仅不可能遏制村干部的腐败，反而可能成为其抵制上级部门监督的借口。
《村委会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但《村委会组织法》对村民自治章程的内容并没有具体的规定。鉴于集体经济发达这一实际情况，为了从源头上遏制“村官”的腐败现象，广东省各地农村在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除了制定旨在约束一般村民的“单约性”的村规民约外，还针对村委会的日常工作，积极制定了一系列“双约性”的规章制度，既规定了村民的权利和义务，又对村干部的职责范围、工作方式、工作内容等作了明确的规范。这些针对性极强的农村“小宪法”的出台，使村民自治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有章可循。
规章制度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督导，也可能变成一纸空文。为此，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农村还成立了专门督导贯彻有关制度的分委员会，如企业管理委员会、财务管理委员会、民政社会事务委员会、治安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些分委员会一般由三至四名村民代表组成，隶属于村民委员会，有的村甚至要求分委会的委员到村委会集中办公、日常上班。这样，不仅有章法，而且有监督；不仅“村官”行政有方，而且村民参政有门。
以合法科学手段加强镇政府对村财务的监督
如何处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实施《村委会组织法》，保证村民自治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村委会组织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也就是说，实行村民自治后，村委会与镇政府的关系不再是传统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一变化，使得一部分镇干部感到不适应、不理解，并对一些不是按镇干部意图直选出来的村委不支持不关心，甚至抱有成见，故意刁难，有的干脆认为不要搞直接选举。
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精神，乡镇人民政府对村委会的自治事务，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放任自流。为此，广东省各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对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持主动介入但不直接干预的立场，在此前提下，积极引导村委会依法开展自治活动，为村民自治铺路导航。如以科学的手段加强镇政府对村财务的监督，被认为是乡镇政府对村委会所负有的“指导、支持和帮助”的法定义务之一。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大多实行了“村财镇监”模式，即由镇里出钱统一购置电脑设备，对各村财务实行电脑化管理，实现全镇联网，镇政府的有关人员足不出户便可随时监督各村财务状况。同时，各村的财务人员（会计）由镇政府统一聘任，工资由镇政府发放，避免了村财务人员唯村委会是从而弄虚作假现象的发生。现在，村财务不仅如《村委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月月公开，而且日日公开，时时公开；村财务不仅向村民公开，而且向镇政府公开，同时接受来自上下两方面的监督。
以奖惩机制激励村委会干部积极完成政务
《村委会组织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完成政务是一项法定义务，但实行村民自治后，的确有一些村委会干部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完成乡镇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在一些村委会干部看来，执行镇政府下达的诸如村民纳税、服兵役、粮食征购、计划生育等政务，是得罪人的事。有的村委会干部由于担心在谋求连任时丢选票，更不愿意去得罪人，结果阻碍了政务的及时完成，导致政务不畅、有令不行，增加了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
为解决上述问题，广东各地普遍采取了以奖惩机制激励村委会干部积极完成政务的做法，即由乡镇人民政府详细制订村委会干部完成政务的考核标准和奖惩幅度，村委会干部的月工资和年终奖金由镇政府根据其工作表现核定支付标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村委会的报酬由村财政支出，但其数额须经村民大会同意并由镇政府核定和批准，不然则以违反财务制度处理。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粤北山区，为了既调动村委会干部完成政务的积极性，又减轻村财政的负担，村委会干部的部分报酬直接从镇财政支出。
（执笔人：吴重庆李江涛）
第9版(理论)
专栏：
永远行进在时代的前列
张雄
在我们这个催人奋进、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时代，“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反映出我们党自觉驾驭时代发展的智慧和能力。全面正确地把握“三个代表”思想的本质内涵，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个代表”的思想，要求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时代高度，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的实际，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从而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
当人类又一次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之时，整个世界正处在深刻的发展变化之中。江泽民同志站在时代的高度，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明确地把党的阶级性、先进性与时代性高度统一起来，为我们党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进一步推动和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指针。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理解“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刻内涵，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一思想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坚持党的阶级性、先进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自觉运用世界历史的眼光，紧紧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先进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鲜明特征，也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逻辑起点。历史反复说明，任何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的要求，不紧跟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潮流的政党，不论曾经多么强大，最终都会落伍并被淘汰。
恩格斯指出，构成《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创新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是简单地从“过去”走向“今天”，更重要的是如何使“当今”体现“未来”。为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正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它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和科学表述，充分说明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关键在于党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自觉适应时代要求；同时也体现了党要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信心和决心。
党为什么要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决定的。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把自身的阶级性、先进性和时代性紧密结合起来。它既是时代的产物，更是塑造和推动时代前进的先锋队。其阶级性和先进性的结合，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但党的先进性又不仅仅是自身阶级的属性，重要的是它的每一步实践都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始终保持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决定着党的纲领、任务和奋斗目标的实现。党只有走在时代的前列，才能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充满活力，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才能永远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拥有宽广胸怀、世界眼光和战略意识，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必备的素质和品格。革命领袖在创新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方面的作用，主要是取决于他能否正确地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比同时代人更科学地认识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认识了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向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创建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推进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自身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善于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党的方针策略，总结和概括新思想、新纲领，不断丰富、发展党的理论。当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向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转变时，列宁以其深邃的世界历史的洞察力，适时地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科学地制定并实践了党的革命理论和策略，在世界上率先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毛泽东紧紧抓住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课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当今时代，邓小平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创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文献确认：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江泽民同志站在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深入思考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党如何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二十一世纪，我们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和历史任务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新形势下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党自觉应对时代挑战的政治智慧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对我们党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诸多挑战。党要永远走在时代前列，就必须有执政的忧患意识，必须对理论进行创新，而“三个代表”思想集中地体现了党自觉应对时代挑战的政治智慧。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思考“三个代表”，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
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变化，主要体现在：（1）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世界政治格局呈多极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国际关系更趋复杂、多变、难以预测和把握。（2）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和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原有的区域经济、民族经济发展的相对平衡被打破，国际市场一体化和经济运行规则统一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积极推动及牵制和挤压程度明显加剧。（3）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给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来深刻变化。在世界变革潮流的影响下，我国社会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就经济社会而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正在进一步发展。
这些变化是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考验。首先，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世界范围的产业革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使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如部分农民向工人阶级队伍转化，工人阶级内部分层呈多样化趋势，与非公有制经济相联系的各种阶层不断扩大。如何巩固和发展新形势下党的执政基础，这是新世纪党的建设面临的新任务。
其次，党员的社会角色和一些党员干部思想意识发生了新变化，对新形势下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党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得不充当多重社会角色。社会角色的多重性，客观上为党员在社会转折时期自觉履行党员义务和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党员对自身理想信念的科学把握、世界观的自觉改造和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选择带来一定的难度。社会角色的多重性，也使得党员思想意识的变化和认识上的矛盾多起来，如对改革的认识涉及主流与支流、前进与曲折、目标与过程的判断；对利益关系调整的认识涉及个人与社会、利己与利他、自律与他律的判断；等等。如何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增强党性原则，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这是时代赋予党建工作的新课题。
再次，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建设形式的要求发生新的变化，需要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拓宽工作思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使人们在就业和生产经营活动方面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显然，完全依靠过去的方式、方法来实现党的领导是不够的。它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企业形成了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这样一套各自独立、权责明确、互相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组织如何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又如，农村经济体制及经营方式的深刻变化，使党在农村赖以活动和发展的经济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家庭承包经营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和生产经营的管理形式，要求党组织的基层建设形式也要作相应的调整。此外，社团、社区、新经济组织等党建工作都面临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确保党的领导能够有效覆盖社会的各个领域，这是必须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现了党应对时代挑战的科学态度。它为我们党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转变思维方式，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尺度。在新时期，党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迫切要求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正体现了当今中国改革实践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同时也提出了理论创新的新任务。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不少行之有效的好传统、好经验、好做法，需要继承和发扬，同时又必须以改革的思想不断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形式、新途径、新方法。
它大大拓展和优化了党的执政资源，有助于提高党在新形势下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资源是指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一切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按照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就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吸纳各种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按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我们党就能吸纳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按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我们党就能准确地把握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的脉搏和社会主体力量。
它有利于我们党在二十一世纪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中，正确地处理与世界各国政党的关系，提高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地位。经济的全球化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不可分割。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从来离不开政治问题的解决。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及其对世界总体形势的判断和驾驭能力，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三个代表”思想是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为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走在时代前列，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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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为你解读经济政策
——评《与官员谈经济政策》
零河
王东京撰著的《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一书，近日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经济政策既关系到国家的昌盛，也关系到人民的福祉。广大党政干部虽然每天都要与经济政策打交道，但由于大家的工作性质不同，往往只对自己业务领域内接触到的经济政策比较熟悉，而要想从整体上把握国家的经济政策，提高宏观思维和决策能力，则存在一定的难度。为了满足党政干部了解我国经济政策的需要，该书不仅介绍了财政、金融、工业、农业、社保、外贸、就业、科技等九个方面五十多项政策，而且对每一项政策相关的国际惯例、出台的背景及其演变过程作了详尽的介绍，既有理论分析，又有事实佐证，并在研究政策的历史沿革中，努力寻找规律，提出改进建议。该书与一般的政策辅导读本有所不同，它在介绍经济政策的同时，还注重运用经济学原理对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进行分析，找出政策的理论支点。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面向新世纪的战略思考
——评《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与政治》
王缉思
世纪之交是启迪人类反思与展望的时刻。回顾逝去的百年，放眼新的世纪，世界各国学者和政治家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站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者也在思考同样的历史命题，从中国人的角度提出看法和见解。展现在读者面前的《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我国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奉献给新世纪的一份思想集粹。
该书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兼具宏观与微观，为人们全面认识21世纪初的世界与中国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全书由宏观的全球性问题入手，继以国别和区域性的微观研究，最后落脚到中国问题，在内容上几乎涵盖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所有方面。第二，汇集了诸多知名专家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该书的作者大多属于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资深专家、学者，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在本书的开篇，何方同志谈到了中国学者对科索沃战争的反应，强调结合形势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性，再次指出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在我们所处时代国际形势变化中的稳定地位与主导作用。李琮同志在论及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时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还在于本身是否具有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防范风险、以加快本国发展的能力。”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世界，正确地理解中国的对外战略，都具有现实意义。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井中葫芦现象”析
张黎洲
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但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调查研究却有点变异：从上面看，他是下去了；从下面看，他还在上面，就像井中的葫芦，看似已掉进水里，实际上仍然浮在水面。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嘲讽这样的干部为“井中葫芦”，光会在水面上游来晃去，没啥用场。
“井中葫芦现象”，核心是个“浮”字。有的作调研，习惯于“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根本不去“下车观花”，连花儿的种属、性状、气味都弄不清，更谈不上给花儿“号号脉”、“浇浇水”、“扶扶正”。有的习惯于“从干部中来，到干部中去”，从来不愿驻村入户多接触些群众，只是把机关的会议室搬到基层去，满足于开会听汇报、作指示。有的习惯于“下到基层找材料，回到机关写报告”，俨然一副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样子，可出点子、动脑子、写稿子之类的事却一概由他人代劳，其本人既不“身入”，更不“心入”。“井中葫芦现象”，反映了某些干部对待调查研究不认真、不深入、不用心的态度和贪图虚名、弄虚作假等不良作风，实质上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相互交织的产物。本来，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医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顽症最好的药方，却被一些人曲解和滥用，反而助长了这些不良风气，这实在令人深思！
“井中葫芦现象”有着深刻的原因。依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现象是事物本质的外在表现。任何现象的发生，内因起着决定作用，外因则是必要条件。“井中葫芦现象”也是如此。从主观上看，这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不懂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制定政策、作出决策、推进工作的基本环节，不经过认真、深入、扎实的调查以占有第一手材料，就谈不上求真务实和开拓创新；要真心实意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知民情、晓民意、解民忧”，就必须登门入户、讨教问计，进行实实在在、深入细致的真调研，而不是装模作样、浮光掠影的假调研。一些原来就理论根基不深、实践经验缺乏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后，如果对党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又不自觉地去继承和发扬，“先天不足”加上“后天失调”，就很难做到称职并走向成熟。认识不到位必然导致态度不端正。某些领导干部下去作调研，往往不是“我要去”，而是“要我去”，是为跟潮头、随大流、应付上级、“完成任务”而“违心”行事的。
从客观上看，领导干部下基层作调研，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离不开基层单位的大力支持。如果有关单位和人员自身不正、动机不纯，就可能使真调研难以展开。事实上，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虽然带着一定的课题，但调研过程往往没有多大的“自由度”，活动日程由下面安排，活动范围被下面划定，前呼后拥的陪同人员形成了一个不易冲破的“隔离层”和“包围圈”。即便是安排同群众见面，找哪些人座谈，甚至该谈什么、不该谈什么、有些问题怎样谈法、有些数据如何汇报，都事先作了交待。于是，领导干部能见到的常常是反复挑选的人物，听到的大多是几经“过滤”的经验，其真实性、代表性都不能不打点折扣。结果是领导干部想接触群众而身不由己，想认真调研却难乎其难，不知不觉中使调查研究走形变味，无可奈何下自己也成了“井中葫芦”。
杜绝“井中葫芦现象”，不能就事论事，而需从制度、机制上寻找解决办法。毫无疑问，我们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但长期以来并未形成党政领导干部非真正蹲下来、沉下去认真调查研究，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不可的一套合理、科学而操作性强的制度与机制。各级领导干部是否经常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是进行真调研还是假调研？调查研究有没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对这些问题，既没有硬性的要求和量化的标准，又缺乏切实有效的检查监督机制。某些领导干部用“井中葫芦”式的办法搞假调研，靠第三、四手材料进行决策和指导工作，却能够官照当、权照使，甚至照样提擢任用，他自然就想不到也不愿意认真研究应当如何克服“井中葫芦现象”的问题。道理就是这样：教育只能启发自觉而不能制约行为，只有制度、机制才有规范性和强制力，根治“井中葫芦现象”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