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副刊)<br/>专栏：<br/><br/> 吆喝<br/> 胡弦<br/> 吆喝声也是可以入诗的。“卖花声里梦江南”，这是清人舒瞻一首题画诗中的句子。卖花声像一个悠长的美梦，如此入心的吆喝现已难觅。陆游写得更妙些：“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原来尚未到来的一声饱含诗情的叫卖，也竟能让人牵肠挂肚，一夜难眠。<br/> 卖花是高雅的商业行动，就当那卖的是清新的春色吧。但一般的人，更敏感于贴近生活的吆喝。<br/>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乡村里游走着担挑的货郎。先是拨浪鼓的声音，接着是或短促或悠长的吆喝：“大针洋线桃木梳——”，这是针对村妇们的，“糖豆帽卡玻璃蛋——”，这才是吸引孩子们的。货郎的挑子是一座移动的百货商店，东西又多又有趣，装在玻璃瓶里的糖球，五颜六色地诱人，仿佛聚集了整个世界的甜，而我却难得有钱买上两粒。因为不大能买得起吧，所以总觉得它甜得特别。<br/> 但现在的农村，货郎的吆喝已经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br/> “棉油——”卖油郎的吆喝。<br/> “巴盆巴锅——”补锅匠的吆喝。<br/> 但有些吆喝还在继续。<br/> “弹棉花——”土地承包之后才出现的吆喝，表明农民的床上可以多两床新被子了。<br/> “修雨伞——呀！”修雨伞似乎只是南方人才熟习的技艺，空气中颤动的异乡人的声音，初听来让人新奇而兴奋。<br/> 吆喝声像细细的线，在记忆里悠荡，钩挂的是一些人的音容，寻常而又难忘的旧事。我记得那个叫巴老三的补锅匠——一个光头的小伙子，记得那些带着洞眼和裂纹的锅和盆，钢钻发出的吱吱的叫声和钻眼里涌出的细细的粉末。“补好了”，他敲一敲面盆说。面盆发出噼噼啦啦的声音，是一种由陶片、铆钉、伤痕组成的不再浑圆的混响，一如生活本身的质地。我还记得一个姓陈的屠狗人，面孔黑亮，十分壮实。他如只带了一根棍子，就会吆喝“打狗——”，他如挎一个篮子来就会吆喝“狗肉——”。他是个粗心大意又不识字的人，有人赊狗肉时，只在他的本子上记下赊欠的斤两，却不写姓名，使他收账时难以查找。他便会跳脚大骂一通，“要再赊账我是狗！”但他似乎老是记不住自己发的誓，狗一直打着，账也一直照样赊下去。<br/> 吆喝声是让人愉快的，在商业不甚发达的年代，它带来浅浅的喧哗，但不含疯狂的成分，像很熨帖的平民化的乐声。对于渴求的心灵，它还可以代表更多的东西。“蒲席——”，细嫩的童声里有劳动的艰辛和生活淡淡的苦味；“包子——”，粗犷的高音仿佛是扑面而来的浓香；“冰糕，三分五分的”，甜甜的流着汗的凉；“抢刀磨剪子！”任怎样迟钝的心也会因之锋利且轻快起来。<br/> “青菜啦青菜，绿油油的青菜。”一部电影里的吆喝，黑白片，什么情节早已忘了，但这吆喝声却一直记着。让记忆有所选择的，也许就是那鲜明的绿和湿润蓬勃的气息吧，游离于影片之外，超出了黑与白的单调。<br/> 好的吆喝是一种艺术，真正的民间创作，有质朴的乡土气。记得一位卖苹果妇人的吆喝：“甜苹果——吃个肚子圆哪。”那声音里含着儿童的向往，是饱满而多汁的。还有一位卖布的小贩，“禁拉禁拽禁蹬禁踹冬暖夏凉不结实不要钱！”字字用力的句子确实契合了家织土布的特征与品格。<br/> 但这样的吆喝越来越少，市声喧嚣的时代，真正的吆喝却逐渐淡出，慢慢趋向寂静。住在城市的楼房里，窗外带着乡土气的声音，已是极偶然的，而代之以“洗油烟机”、“煤球”之类，沾染了工业的恶浊气。街上是林立的店铺，生意人越来越多，无声地站在柜台后面。市场内是商人麇集的地方，但没有吆喝，只有讨价还价的声音，嗡嗡地响成一片。<br/> 商人们不出声，是有人替他们吆喝。打开电视的任何一个频道，都可以见到各路大大小小的星级人物——演员、歌星、模特、教授———自己不卖东西，只替出钱的人吆喝。这新的吆喝一族是电视时代的产物。本是离艺术最近的一群，一吆喝竟俗得无以复加。某待字闺中的小姐会作慈母柔情状说：“我们家孩子……”某面对刺刀不曾皱眉的银屏硬汉会为一盒补品泪眼蒙蒙。语言也日趋晦涩暧昧。当小孩子问：什么是“防侧漏”？为什么“他好我也好”呢？人们才警醒到这些吆喝的负面……<br/> 吆喝声被明星们垄断，无怪乎小民百姓们渐渐哑口。而真正的吆喝艺术却失传了。<br/> 电视里吆喝一声是价格不菲的。听说一花卉基地想请某明星给吆喝一声，该明星一开口就要价数十万元。“卖花声”也值这许多银子，大概是当年的陆游、舒瞻诸人不曾料到的吧？
第12版(大地·副刊)<br/>专栏：各抒己见<br/><br/> 也说《塞下曲》<br/> 志远<br/> 学贵善疑，作为一种治学的态度，肯定是十分可贵的。《人民日报》3月22日大地副刊，官伟勋对华罗庚先生批评唐人卢纶《塞下曲》提出反驳，当然是学术讨论的一件好事。看了官文，我以为无论是华罗庚的批评，还是官伟勋的反驳，恐怕都有再疑一下的必要。<br/> 《塞下曲》很简短：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华罗庚说：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如果将卢诗理解为，在一个没有月亮，下着大雪，大雁高飞的夜晚，单于逃跑了，华先生批评卢诗落笔有误，似乎就没有问题。毛泽东在九月秋天的六盘山，不是就“望断南飞雁”了吗？大雪天的北方边界，哪里来的雁飞？<br/> 官先生对华先生的批评提出了反驳，但却反驳得非常无力。华先生并没有说没有看到雁而判定无雁，而是说冬天北方根本不会有雁。官先生却说“听到雁叫也可以知道天上有雁在飞”，这大概有些无的放矢之嫌吧！同时，官先生回避了华先生所说的“北方冬天”这个前提，抛开《塞下曲》北方边境这个特定地域，泛谈他的广义北方的个别现象，而这也同样难以改变“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的大气候。<br/> 官先生在文章的末尾说：“这样的好诗，是不好轻易否定的。”好像华罗庚拿起数学演算之笔，一下子抹掉了一篇文学名著。问题哪有这么严重。即使华罗庚说的有道理，也不一定就是要否定《塞下曲》。诗歌可做多方面、多层次的理解。各人自有不同的领悟，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各种评说都有存在的理由。华先生将“大雪”和“雁飞高”连在一起理解《塞下曲》，而判定卢诗有误，当然也是一家之言。你硬说没有道理，他也不一定服气。<br/> 其实，我们也用不着反驳华先生，只要将《塞下曲》做另外的理解，它同样也就没有毛病了。我们完全可以走与华先生不同的路子去理解《塞下曲》的第一句。试想：如果不把“月黑雁飞高”理解为单于逃跑的那个夜晚的实况描写，而当做“单于夜遁逃”的比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做比喻，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就像无月的黑夜雁飞得很高很高一样，单于逃跑了。这样，“月黑雁飞高”就和“大雪满弓刀”脱开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月黑雁飞高”作为一种艺术写照，当然就同大雪的冬天没有时间、季节的矛盾了。“月黑”，那是在说无光无亮。“雁飞高”，那是在说无声无息。你想想，天上一片漆黑，雁又飞得老高，你能看见吗？雁飞得老高，即使有叫声，你也很难听到，这不就是无声无息吗？
第12版(大地·副刊)<br/>专栏：大地书讯<br/><br/> 大地书讯<br/> 诗人胡世宗选编的《新诗绝句》近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辑录了中外三百多位新诗诗人关于人生、爱情、祖国、时光、事业等三十个门类的精短诗句三千余条、一万多句。另由胡世宗选编的《中外新诗名句集萃》和《青春美赠言》也分别由解放军出版社和辽宁少儿出版社出版。（山风）<br/> 苗族作家侯自佳的长篇小说《荒村》近由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卢文莲）
第12版(大地·副刊)<br/>专栏：<br/><br/> 走进新世纪<br/> 谢夏雨<br/> 今天，我们站在笔直的起跑线<br/> 以庄严而盛大的仪式<br/> 向二十世纪辞行<br/> 又以雄壮的合唱和虔诚的祝福<br/> 在花海里欢呼新世纪的诞生<br/> 一百年，一个世纪的长途跋涉<br/> 一百年，一个世纪的风雨兼程<br/> 我们在二十世纪的史册中<br/> 阅读祖国<br/> 阅读长征的铁流抗日烽火<br/> 阅读解放的旗帜翻身的笑容<br/> 我们在二十世纪的史诗中<br/> 聆听祖国<br/> 聆听石油的欢歌原子弹的怒吼<br/> 聆听香江的奔腾<br/> 一个世纪就这样结束了<br/> 结束得辉煌而又从容<br/> 一个世纪就这样诞生了<br/> 诞生得如此充满激情<br/> 清新朝气的二十一世纪呵<br/> 我们将以十倍的坚韧和勤奋<br/> 在你温暖的土地播种人生<br/> 让清朗的笑声和绿色的旋律<br/> 飞翔在祖国的万里长空<br/> 让如画的山川如诗的生活<br/> 照耀每一个夜晚和每一个黎明<br/> 让奥林匹克竞技场上<br/> 猎猎飘扬着五星红旗<br/> 让古老的中华青春的中华<br/> 傲然挺立在世界的珠峰
第12版(大地·副刊)<br/>专栏：多味斋<br/><br/> 土豆情结<br/> 孙士杰<br/> 蛰居京城近三十载，我依旧不改老习惯：吃早点必熬一大壶奶茶，比蒙古人还像蒙古人。冬天，喝下几碗滚沸的奶茶，身上微微沁出热汗，便会想到牧人用过早餐策马在风雪中出没的情景，仿佛有一种勇武雄悍的感觉。<br/> 但我要说，奶茶之外的另一样食品，更为我所喜爱，那就是马铃薯，俗称土豆或山药蛋。植物志载：土豆属一年生草本，块茎繁殖，开白色和紫色的花，果实兼作蔬菜和粮食，又是淀粉和酒精的原料。此种食用植物，据说始出南美洲，何时引进华夏未及细考，想来是很久远的了。在我国北方诸省区，土豆是主要农作物之一，是城乡居民不可缺少的大众食品。<br/> 三十九岁以前，我生活在塞外青城呼和浩特，住的是单位分配的平房。家家门前围个小院，搭间凉房，院内都有一口菜窖，深秋时用来储存土豆、胡萝卜、圆白菜。土豆入了窖，既可防冻，又可保持水分，随吃随取，非常方便。家庭人口多的，每年要买六七百斤，一直吃到第二年时菜下来。刚上市的时菜贵，一般人家吃不起；假如没有土豆垫底，老百姓的光景是不可想象的。<br/> 按照正宗的吃法，莜面和土豆不分家。小时候，我们家穷，娘很会精打细算过日子。那时候，莜面和白面一个价，可莜面吃了耐饥，家里逢年过节才能吃点白面，莜面就是平时最好的饭食。推“窝窝”，搓“鱼鱼”，蒸“丸丸”和“傀儡”，都离不开土豆。主副搭配，花样多多，可口而又实惠。我至今还记得，后山一带用农家肥种植的土豆，人们特别喜欢，烀一锅熟了，黄的皮紫的皮都爆开了花，满屋子弥漫出香气，吃着沙沙的，面面的，多少有点甜，味道好极了。<br/> 我原先供职的杂志社，有位姓梁的老厨师，跟我挺谈得来。此人年轻时在北海仿膳掌过勺儿，后来到内蒙古的卓资山呆了些年。梁师傅见我总爱买土豆菜，就说：“吃了几十年土豆，没吃够啊？”我说：“没吃够，还馋着呢！”实话实说，我就是吃莜面和土豆长大的，这也可以说是我钟情土豆的人文背景吧。<br/> 在北京工作的这许多年，我当过编辑，做过公务员，在研究单位任过职，经常外出采访呀调研呀，免不了要参加一些饮宴。山珍野味，生猛海鲜，都见识过不少次；觥筹交错，你来我往，也能对付几个回合。可是，吃罢喝罢之后，往往感觉肠胃不适，不如吃家常便饭、土豆白菜那样舒服。<br/> 素日在家用饭，我会做几样土豆家常菜，譬如清炒土豆、醋溜土豆、拔丝土豆、猪肉炖土豆白菜粉条儿等等。偶尔出门办事来不及回家吃饭，我会在随便一家小饭馆坐定，一碟凉拌土豆丝儿，一个小瓶二锅头，一盘炒饼什么的，吃得津津有味，同时津津有味地聆听一番市声民情，街谈巷议。正如俄国作家契诃夫说的：“如果必要的话，不妨在码头上，在什么地方的小船上，在草原上过夜”，“要尽量坐三等车，有时候在那儿可以听见有趣极了的话……”<br/> 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我的始终不变的土豆情结，就证明自己是凡夫俗子，“小人”一个。有道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实在是迂拙到无可救药的一种食癖。
第12版(大地·副刊)<br/>专栏：·长沙杯·七一之歌<br/><br/> 深情海棠<br/> 王晓明<br/> 宋代诗人苏东坡歌咏海棠的名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把“花中神仙”的娇柔之态活脱脱地勾画出来，流露出一片爱花之情，然而，这爱却远不及周恩来与邓颖超对海棠的眷眷钟情。<br/> 位于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是周恩来夫妇的住处。庭院里种有许多海棠树。这些海棠树每年都是花丰叶茂，姿影绰约。虽然鲜媚温柔却不妖冶，有超群绝类之势。我想，当年周恩来选中这里，定是被这海棠深深地吸引了。每当海棠花开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要抽空和邓颖超一起，漫步欣赏那如霞似锦的鲜花。每每工作到深夜，累了，周恩来也爱在海棠树下散步。那沁人心脾的花香，使夜间的空气显得格外清新。于是，一切烦扰和疲劳都被暂时忘却。<br/> 有时，周恩来走到海棠树下，赞叹地说：“海棠是一种非常清香的花，人人喜爱。”夜空里，花枝在轻轻地摇曳着，似乎在感谢周恩来的夸奖。<br/> 海棠花是楚楚动人的，而由此引来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故事，恐怕比它还要动人。还记得美国著名作家斯诺的夫人曾谈起，当年，邓颖超送给她一束新鲜的海棠花，并告诉她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喜爱的花。斯诺夫人高兴极了，给花拍了照，然后压在书中保存了起来。<br/> 1954年春，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而这时，周恩来正在瑞士开日内瓦会议，不能亲临赏花。于是，邓颖超便剪下一枝海棠花做标本，压在书中托人带给周恩来。真是：“羁客有家归来得，对花无语两含情。”看到这蕴涵着祖国亲人深情厚谊的海棠花，周恩来十分感动。百忙之中，他压了一朵芍药花，托人带回中南海。回国时，又把那枝海棠带了回来。邓颖超随即用一张纸作衬，把海棠和芍药放在一个镜框里挂了起来。人们见了，都以为是一幅静物油画呢！北京—日内瓦，海棠—芍药花。直到现在，这两枝花还完好保存着，看到它，就会使人们引起多少美好遐想。<br/> 啊！深情的海棠！
第12版(大地·副刊)<br/>专栏：走进新世纪<br/><br/> 心中的乌镇<br/> 叶文玲<br/> 阳春三月，我再次来到乌镇。<br/> 秋光如金时想起乌镇，是桐乡乌镇那一片铺天漫地的菊海，承载着我情思的小船；春雨如酥时想起乌镇，是乌镇古戏台旁的每一块街石，令我遥想它那逝去年代的缩影；想起乌镇，我仿佛总在听它叙说上一个世纪的衷肠，想起乌镇，最令我缅怀的亲切而又具体的一个名字就是茅盾先生。<br/> 记得是1977年，一封融和着《人民文学》编辑部美好心意的请柬，在灿烂秋光中飞到了郑州，飞到了当时还是“工人业余作者”的我手中。揣着这真正来自文学的召唤的平生第一份请柬，惊喜莫名的我，在被喻为“春回大地”的当时，尽管心潮激荡，却根本不可能想象将要出席的是一场怎样的盛典，也根本不可能想象我将在这个会上遇到什么人。<br/> 开这个短篇小说座谈会的地点在北京的远东饭店。小小的饭厅，自始至终的清淡伙食，两人一间的住舍；作为会场的房子，好像也是饭店临时归整出来的而非正规的会议室，一切的一切，都带着“劫后”初复的匆忙和简朴，但这一切，都没妨碍与会者那种“解放”的欢欣，没妨碍在听说将要与会的那些名字时所生的再度震惊和惊喜莫名。<br/> 我的同室茹志鹃，是当时与会的另一个女作家。我对《百合花》和其作者的钦仰由来已久，而茹志鹃对茅公的由衷的敬仰和感佩，自然也与《百合花》以及它后来所遭遇的一切相关。故而，当她讲这个会将由光未然——当时出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主持，文坛大师茅盾先生可能也与会祝贺时，我简直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了。<br/> 要知道，在五十年代的初中语文课本中，我曾经像仰望天上星宿一样仰视鲁迅茅盾这两位文坛泰斗的名字，我从未敢设想过能够亲见和亲聆茅盾先生教诲这样的荣幸，如果说那历时三天的会议中有什么“花絮”的话，那么，我与另一位同样幸运的青年业余作者（陕西的邹志安———可惜他已在九十年代初英年早逝）因激动而失眠、因紧张而发言口吃，便都是最真实的“花絮”之一。<br/> 会议开始第一天，主持人宣布茅盾先生因为目疾和健康的原因，来不了会上，但茅盾先生非常重视和关注这个会议，他向与会的作家亲切问候，并撰写了稿子作书面发言……果然，而后报道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消息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以显著的版面和篇幅隆重推出，而茅盾先生亲笔撰写的《老兵的希望》更似炽热的火把，点燃了人们对新时期繁荣文学创作的热烈希望和信心百倍的期待。<br/> 没曾想，会议结束时又有消息传来：茅盾先生要来与会议的参加者合影！<br/> 那是又一个兴奋和匆忙的时刻，那天，所有的与会作家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及会议工作人员全体到场，当穿着深灰色对襟布衫拄着一柄手杖的茅盾先生在大家中间坐下时，站在他身后的我，虽然感受着梦境般的幸遇，却丝毫没有那种参见巨人的紧张，倒像过年节时和大家庭的家长照一张“全家福”似的，十分温馨平静。<br/> 这种“常态”式的心情，自然是由于茅盾先生和大家招呼时那平和亲切的声调，那极其家常而又慈和的态度，还有那身家常的对襟布衫和那柄普通的手杖，都使我有如见父辈的自然和亲切。就在那一刻，我分外感知了什么是大师风范，长者胸襟；什么是秋月澹面，温风如酒……<br/> 这张窄长的有着五十余人合影的照片，和过去岁月的珍撷一样，从此为我特别珍藏。<br/> 1977年10月在脑海中的“珍撷”自然还有许多：在会议中聆听的那些声泪俱下的发言；在会终游览香山时一位老编辑送我而被夹藏在日记本中的那片红叶……如今，多数发言者和送红叶者都已作古，我们敬仰的茅公也早已英灵在天，但是，那天照相的人和情景，却成为不凋的风景，永远鲜活在我的记忆中。<br/> 1977年10月的这些日子，成为我文学创作旅程中的祝福和祥瑞。此后我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次年冬天，当全国性的儿童文学创作会议召开时，我又有幸成为参加者，而会议中的又一次令人兴奋的“高潮”是：我们被获允去茅公府上探望。<br/> 当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喜悦而又急切地来到茅公所居的院门时，带队者怕人数过多而太惊扰茅公，便特地让金近先生、陈模同志，还有湖南的金振林和我，代表大家去问候茅公。<br/> 就这样，我们四人来到茅公的小客厅，因为谨记着“时间要抓紧，别累着老人”的告诫，我心里又一次紧张起来，那小小的客厅是什么布置什么模样都没有看仔细，只记得茅盾先生依然是一身中式棉布裤褂，一口听来语调轻轻而又十分亲切的乡音，虽然彼时我并没有到过桐乡，但我认定那是融和着绵绵的吴侬软语的桐乡口音……<br/> 时至今日，我无法忆起茅公当时的原话，但仍旧记得他所讲的大意。他以十分抱歉的神情说自己患白内障多年，目力已经很差了（知情者事先就告诉我们说茅公戴了眼镜的视力也只有零点几……），所以尽管看你们来了很高兴，但我却看不清你们的模样，得知你们开这个会很高兴，但我也无法看你们发表的文章，真是抱歉……<br/> 最后，当然是语意深长的勉励，茅公勉励大家要常写多写，为全国儿童多写好文章，最后，又让我们将他的问候传递给大家……<br/> 当我们四人按照安排依在茅公身边照了相后，我这才注意到，在我们身后的那面墙上，有一帧尺幅不小的油画；而墙角窗后的一张小小书案上，摞着一沓先生在看的书刊和文稿，最上边，放着新近的一期《人民文学》……<br/> 此时，原先在院子里静候的众多作家们，竟一窝蜂地涌入室内，连这次会见的安排者也无奈地被挤在一边，而被大家蜂拥在中间的茅公，虽然被热情得忘却礼貌的作家们拥挤得几无回身之隙，却一点没有责怪的意思而依然宽容地向大家微笑。<br/> 若干年后，当我回归浙江并能有幸去乌镇拜谒先生的故居时，当一同参观的友人偶尔认出了1978年的这张照片时，短暂而荣幸的往事联翩来至心头，记忆的涟漪犹似桐乡的菊海，如雪似浪地涌起，在凝视着“目力不好”的先生的双瞳时，我总觉得先生仍是那样慈爱地注视着我们，耳畔就会缭绕起他那乡音温和的话语。<br/> 是的，因为那话语不仅有乡音的魅力，对我们这一代更有着感召的魅力；因为那话语蕴含无穷，因为那话语，永远嘹亮着中国文坛这位赤诚的“老兵的希望”……
第12版(大地·副刊)<br/>专栏：名家茶座<br/><br/> 豆汁记<br/> 赵大年<br/> 豆汁是北京人喜爱的传统饮料。把豆腐磨成浆，发酵后煮沸，大碗盛，趁热喝，就着吃炸焦圈和辣咸菜丝儿，别有风味。春秋提神，寒冬暖胃，尤其是盛夏喝豆汁，越烫越辣，越辣越烫，出汗凉身，清热祛暑，妙不可言。它不含兴奋剂，却也能上瘾。您若离开北京，喝不着啦，定会时常想念。梁实秋先生就是如此。他去台湾多年，北京情结难以释怀，听说家乡变了，高楼林立，汽车满街，便在散文里问道：“要是没有豆汁和大冰糖葫芦，那还是北京吗？”<br/> 也有外来客人初次喝豆汁吓一跳的笑话。某君初尝这带酸味的绿豆浆，吓得赶紧吐掉，还悄声告诉老板：“你这豆浆馊了，别卖啦。”日本教授日下恒夫是个“中国通”，曾在复旦大学攻读中文，能用流利的北京话和上海话演讲，有研究老舍作品和生平的专著。他曾问我，怎样才算个“北京通”？我说，那你就先去喝豆汁吧。两年后他高兴地说，第一口差点没吐，后来一次能喝三大碗。只可惜东京没有卖豆汁的。<br/> 京剧《豆汁记》描写一位穷书生饿倒在叫花子门外，被叫花子的女儿金玉奴用豆汁救活一命。后来他与金玉奴结为夫妻，考中进士，当官变了心，将金玉奴推落河里……故事很曲折，不必细说。然而豆汁能入戏，叫花子家里也有豆汁，足以说明它是一种大众化的食品。<br/> 《城南旧事》记叙了童年林海音的生活环境和许多真实的故事，同名影片使它家喻户晓。前几年林海音女士回到北京，故地重游，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请她吃饭，吃什么呢？去喝豆汁！兴奋之余，林女士还给店家提了三点意见：豆汁不烫，碗小，辣咸菜应该是丝儿而不该是丁。舒乙哈哈大笑：您真是行家呀！她沉吟半晌，说：喝豆汁是我童年的梦啊……（附图片）<br/> 王复羊配图
第12版(大地·副刊)<br/>专栏：大地<br/><br/> 草原食客（摄影）梁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