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吆喝
胡弦
吆喝声也是可以入诗的。“卖花声里梦江南”，这是清人舒瞻一首题画诗中的句子。卖花声像一个悠长的美梦，如此入心的吆喝现已难觅。陆游写得更妙些：“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原来尚未到来的一声饱含诗情的叫卖，也竟能让人牵肠挂肚，一夜难眠。
卖花是高雅的商业行动，就当那卖的是清新的春色吧。但一般的人，更敏感于贴近生活的吆喝。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乡村里游走着担挑的货郎。先是拨浪鼓的声音，接着是或短促或悠长的吆喝：“大针洋线桃木梳——”，这是针对村妇们的，“糖豆帽卡玻璃蛋——”，这才是吸引孩子们的。货郎的挑子是一座移动的百货商店，东西又多又有趣，装在玻璃瓶里的糖球，五颜六色地诱人，仿佛聚集了整个世界的甜，而我却难得有钱买上两粒。因为不大能买得起吧，所以总觉得它甜得特别。
但现在的农村，货郎的吆喝已经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
“棉油——”卖油郎的吆喝。
“巴盆巴锅——”补锅匠的吆喝。
但有些吆喝还在继续。
“弹棉花——”土地承包之后才出现的吆喝，表明农民的床上可以多两床新被子了。
“修雨伞——呀！”修雨伞似乎只是南方人才熟习的技艺，空气中颤动的异乡人的声音，初听来让人新奇而兴奋。
吆喝声像细细的线，在记忆里悠荡，钩挂的是一些人的音容，寻常而又难忘的旧事。我记得那个叫巴老三的补锅匠——一个光头的小伙子，记得那些带着洞眼和裂纹的锅和盆，钢钻发出的吱吱的叫声和钻眼里涌出的细细的粉末。“补好了”，他敲一敲面盆说。面盆发出噼噼啦啦的声音，是一种由陶片、铆钉、伤痕组成的不再浑圆的混响，一如生活本身的质地。我还记得一个姓陈的屠狗人，面孔黑亮，十分壮实。他如只带了一根棍子，就会吆喝“打狗——”，他如挎一个篮子来就会吆喝“狗肉——”。他是个粗心大意又不识字的人，有人赊狗肉时，只在他的本子上记下赊欠的斤两，却不写姓名，使他收账时难以查找。他便会跳脚大骂一通，“要再赊账我是狗！”但他似乎老是记不住自己发的誓，狗一直打着，账也一直照样赊下去。
吆喝声是让人愉快的，在商业不甚发达的年代，它带来浅浅的喧哗，但不含疯狂的成分，像很熨帖的平民化的乐声。对于渴求的心灵，它还可以代表更多的东西。“蒲席——”，细嫩的童声里有劳动的艰辛和生活淡淡的苦味；“包子——”，粗犷的高音仿佛是扑面而来的浓香；“冰糕，三分五分的”，甜甜的流着汗的凉；“抢刀磨剪子！”任怎样迟钝的心也会因之锋利且轻快起来。
“青菜啦青菜，绿油油的青菜。”一部电影里的吆喝，黑白片，什么情节早已忘了，但这吆喝声却一直记着。让记忆有所选择的，也许就是那鲜明的绿和湿润蓬勃的气息吧，游离于影片之外，超出了黑与白的单调。
好的吆喝是一种艺术，真正的民间创作，有质朴的乡土气。记得一位卖苹果妇人的吆喝：“甜苹果——吃个肚子圆哪。”那声音里含着儿童的向往，是饱满而多汁的。还有一位卖布的小贩，“禁拉禁拽禁蹬禁踹冬暖夏凉不结实不要钱！”字字用力的句子确实契合了家织土布的特征与品格。
但这样的吆喝越来越少，市声喧嚣的时代，真正的吆喝却逐渐淡出，慢慢趋向寂静。住在城市的楼房里，窗外带着乡土气的声音，已是极偶然的，而代之以“洗油烟机”、“煤球”之类，沾染了工业的恶浊气。街上是林立的店铺，生意人越来越多，无声地站在柜台后面。市场内是商人麇集的地方，但没有吆喝，只有讨价还价的声音，嗡嗡地响成一片。
商人们不出声，是有人替他们吆喝。打开电视的任何一个频道，都可以见到各路大大小小的星级人物——演员、歌星、模特、教授———自己不卖东西，只替出钱的人吆喝。这新的吆喝一族是电视时代的产物。本是离艺术最近的一群，一吆喝竟俗得无以复加。某待字闺中的小姐会作慈母柔情状说：“我们家孩子……”某面对刺刀不曾皱眉的银屏硬汉会为一盒补品泪眼蒙蒙。语言也日趋晦涩暧昧。当小孩子问：什么是“防侧漏”？为什么“他好我也好”呢？人们才警醒到这些吆喝的负面……
吆喝声被明星们垄断，无怪乎小民百姓们渐渐哑口。而真正的吆喝艺术却失传了。
电视里吆喝一声是价格不菲的。听说一花卉基地想请某明星给吆喝一声，该明星一开口就要价数十万元。“卖花声”也值这许多银子，大概是当年的陆游、舒瞻诸人不曾料到的吧？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各抒己见
也说《塞下曲》
志远
学贵善疑，作为一种治学的态度，肯定是十分可贵的。《人民日报》3月22日大地副刊，官伟勋对华罗庚先生批评唐人卢纶《塞下曲》提出反驳，当然是学术讨论的一件好事。看了官文，我以为无论是华罗庚的批评，还是官伟勋的反驳，恐怕都有再疑一下的必要。
《塞下曲》很简短：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华罗庚说：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如果将卢诗理解为，在一个没有月亮，下着大雪，大雁高飞的夜晚，单于逃跑了，华先生批评卢诗落笔有误，似乎就没有问题。毛泽东在九月秋天的六盘山，不是就“望断南飞雁”了吗？大雪天的北方边界，哪里来的雁飞？
官先生对华先生的批评提出了反驳，但却反驳得非常无力。华先生并没有说没有看到雁而判定无雁，而是说冬天北方根本不会有雁。官先生却说“听到雁叫也可以知道天上有雁在飞”，这大概有些无的放矢之嫌吧！同时，官先生回避了华先生所说的“北方冬天”这个前提，抛开《塞下曲》北方边境这个特定地域，泛谈他的广义北方的个别现象，而这也同样难以改变“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的大气候。
官先生在文章的末尾说：“这样的好诗，是不好轻易否定的。”好像华罗庚拿起数学演算之笔，一下子抹掉了一篇文学名著。问题哪有这么严重。即使华罗庚说的有道理，也不一定就是要否定《塞下曲》。诗歌可做多方面、多层次的理解。各人自有不同的领悟，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各种评说都有存在的理由。华先生将“大雪”和“雁飞高”连在一起理解《塞下曲》，而判定卢诗有误，当然也是一家之言。你硬说没有道理，他也不一定服气。
其实，我们也用不着反驳华先生，只要将《塞下曲》做另外的理解，它同样也就没有毛病了。我们完全可以走与华先生不同的路子去理解《塞下曲》的第一句。试想：如果不把“月黑雁飞高”理解为单于逃跑的那个夜晚的实况描写，而当做“单于夜遁逃”的比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做比喻，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就像无月的黑夜雁飞得很高很高一样，单于逃跑了。这样，“月黑雁飞高”就和“大雪满弓刀”脱开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月黑雁飞高”作为一种艺术写照，当然就同大雪的冬天没有时间、季节的矛盾了。“月黑”，那是在说无光无亮。“雁飞高”，那是在说无声无息。你想想，天上一片漆黑，雁又飞得老高，你能看见吗？雁飞得老高，即使有叫声，你也很难听到，这不就是无声无息吗？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诗人胡世宗选编的《新诗绝句》近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辑录了中外三百多位新诗诗人关于人生、爱情、祖国、时光、事业等三十个门类的精短诗句三千余条、一万多句。另由胡世宗选编的《中外新诗名句集萃》和《青春美赠言》也分别由解放军出版社和辽宁少儿出版社出版。（山风）
苗族作家侯自佳的长篇小说《荒村》近由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卢文莲）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走进新世纪
谢夏雨
今天，我们站在笔直的起跑线
以庄严而盛大的仪式
向二十世纪辞行
又以雄壮的合唱和虔诚的祝福
在花海里欢呼新世纪的诞生
一百年，一个世纪的长途跋涉
一百年，一个世纪的风雨兼程
我们在二十世纪的史册中
阅读祖国
阅读长征的铁流抗日烽火
阅读解放的旗帜翻身的笑容
我们在二十世纪的史诗中
聆听祖国
聆听石油的欢歌原子弹的怒吼
聆听香江的奔腾
一个世纪就这样结束了
结束得辉煌而又从容
一个世纪就这样诞生了
诞生得如此充满激情
清新朝气的二十一世纪呵
我们将以十倍的坚韧和勤奋
在你温暖的土地播种人生
让清朗的笑声和绿色的旋律
飞翔在祖国的万里长空
让如画的山川如诗的生活
照耀每一个夜晚和每一个黎明
让奥林匹克竞技场上
猎猎飘扬着五星红旗
让古老的中华青春的中华
傲然挺立在世界的珠峰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多味斋
土豆情结
孙士杰
蛰居京城近三十载，我依旧不改老习惯：吃早点必熬一大壶奶茶，比蒙古人还像蒙古人。冬天，喝下几碗滚沸的奶茶，身上微微沁出热汗，便会想到牧人用过早餐策马在风雪中出没的情景，仿佛有一种勇武雄悍的感觉。
但我要说，奶茶之外的另一样食品，更为我所喜爱，那就是马铃薯，俗称土豆或山药蛋。植物志载：土豆属一年生草本，块茎繁殖，开白色和紫色的花，果实兼作蔬菜和粮食，又是淀粉和酒精的原料。此种食用植物，据说始出南美洲，何时引进华夏未及细考，想来是很久远的了。在我国北方诸省区，土豆是主要农作物之一，是城乡居民不可缺少的大众食品。
三十九岁以前，我生活在塞外青城呼和浩特，住的是单位分配的平房。家家门前围个小院，搭间凉房，院内都有一口菜窖，深秋时用来储存土豆、胡萝卜、圆白菜。土豆入了窖，既可防冻，又可保持水分，随吃随取，非常方便。家庭人口多的，每年要买六七百斤，一直吃到第二年时菜下来。刚上市的时菜贵，一般人家吃不起；假如没有土豆垫底，老百姓的光景是不可想象的。
按照正宗的吃法，莜面和土豆不分家。小时候，我们家穷，娘很会精打细算过日子。那时候，莜面和白面一个价，可莜面吃了耐饥，家里逢年过节才能吃点白面，莜面就是平时最好的饭食。推“窝窝”，搓“鱼鱼”，蒸“丸丸”和“傀儡”，都离不开土豆。主副搭配，花样多多，可口而又实惠。我至今还记得，后山一带用农家肥种植的土豆，人们特别喜欢，烀一锅熟了，黄的皮紫的皮都爆开了花，满屋子弥漫出香气，吃着沙沙的，面面的，多少有点甜，味道好极了。
我原先供职的杂志社，有位姓梁的老厨师，跟我挺谈得来。此人年轻时在北海仿膳掌过勺儿，后来到内蒙古的卓资山呆了些年。梁师傅见我总爱买土豆菜，就说：“吃了几十年土豆，没吃够啊？”我说：“没吃够，还馋着呢！”实话实说，我就是吃莜面和土豆长大的，这也可以说是我钟情土豆的人文背景吧。
在北京工作的这许多年，我当过编辑，做过公务员，在研究单位任过职，经常外出采访呀调研呀，免不了要参加一些饮宴。山珍野味，生猛海鲜，都见识过不少次；觥筹交错，你来我往，也能对付几个回合。可是，吃罢喝罢之后，往往感觉肠胃不适，不如吃家常便饭、土豆白菜那样舒服。
素日在家用饭，我会做几样土豆家常菜，譬如清炒土豆、醋溜土豆、拔丝土豆、猪肉炖土豆白菜粉条儿等等。偶尔出门办事来不及回家吃饭，我会在随便一家小饭馆坐定，一碟凉拌土豆丝儿，一个小瓶二锅头，一盘炒饼什么的，吃得津津有味，同时津津有味地聆听一番市声民情，街谈巷议。正如俄国作家契诃夫说的：“如果必要的话，不妨在码头上，在什么地方的小船上，在草原上过夜”，“要尽量坐三等车，有时候在那儿可以听见有趣极了的话……”
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我的始终不变的土豆情结，就证明自己是凡夫俗子，“小人”一个。有道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实在是迂拙到无可救药的一种食癖。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长沙杯·七一之歌
深情海棠
王晓明
宋代诗人苏东坡歌咏海棠的名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把“花中神仙”的娇柔之态活脱脱地勾画出来，流露出一片爱花之情，然而，这爱却远不及周恩来与邓颖超对海棠的眷眷钟情。
位于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是周恩来夫妇的住处。庭院里种有许多海棠树。这些海棠树每年都是花丰叶茂，姿影绰约。虽然鲜媚温柔却不妖冶，有超群绝类之势。我想，当年周恩来选中这里，定是被这海棠深深地吸引了。每当海棠花开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要抽空和邓颖超一起，漫步欣赏那如霞似锦的鲜花。每每工作到深夜，累了，周恩来也爱在海棠树下散步。那沁人心脾的花香，使夜间的空气显得格外清新。于是，一切烦扰和疲劳都被暂时忘却。
有时，周恩来走到海棠树下，赞叹地说：“海棠是一种非常清香的花，人人喜爱。”夜空里，花枝在轻轻地摇曳着，似乎在感谢周恩来的夸奖。
海棠花是楚楚动人的，而由此引来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故事，恐怕比它还要动人。还记得美国著名作家斯诺的夫人曾谈起，当年，邓颖超送给她一束新鲜的海棠花，并告诉她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喜爱的花。斯诺夫人高兴极了，给花拍了照，然后压在书中保存了起来。
1954年春，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而这时，周恩来正在瑞士开日内瓦会议，不能亲临赏花。于是，邓颖超便剪下一枝海棠花做标本，压在书中托人带给周恩来。真是：“羁客有家归来得，对花无语两含情。”看到这蕴涵着祖国亲人深情厚谊的海棠花，周恩来十分感动。百忙之中，他压了一朵芍药花，托人带回中南海。回国时，又把那枝海棠带了回来。邓颖超随即用一张纸作衬，把海棠和芍药放在一个镜框里挂了起来。人们见了，都以为是一幅静物油画呢！北京—日内瓦，海棠—芍药花。直到现在，这两枝花还完好保存着，看到它，就会使人们引起多少美好遐想。
啊！深情的海棠！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走进新世纪
心中的乌镇
叶文玲
阳春三月，我再次来到乌镇。
秋光如金时想起乌镇，是桐乡乌镇那一片铺天漫地的菊海，承载着我情思的小船；春雨如酥时想起乌镇，是乌镇古戏台旁的每一块街石，令我遥想它那逝去年代的缩影；想起乌镇，我仿佛总在听它叙说上一个世纪的衷肠，想起乌镇，最令我缅怀的亲切而又具体的一个名字就是茅盾先生。
记得是1977年，一封融和着《人民文学》编辑部美好心意的请柬，在灿烂秋光中飞到了郑州，飞到了当时还是“工人业余作者”的我手中。揣着这真正来自文学的召唤的平生第一份请柬，惊喜莫名的我，在被喻为“春回大地”的当时，尽管心潮激荡，却根本不可能想象将要出席的是一场怎样的盛典，也根本不可能想象我将在这个会上遇到什么人。
开这个短篇小说座谈会的地点在北京的远东饭店。小小的饭厅，自始至终的清淡伙食，两人一间的住舍；作为会场的房子，好像也是饭店临时归整出来的而非正规的会议室，一切的一切，都带着“劫后”初复的匆忙和简朴，但这一切，都没妨碍与会者那种“解放”的欢欣，没妨碍在听说将要与会的那些名字时所生的再度震惊和惊喜莫名。
我的同室茹志鹃，是当时与会的另一个女作家。我对《百合花》和其作者的钦仰由来已久，而茹志鹃对茅公的由衷的敬仰和感佩，自然也与《百合花》以及它后来所遭遇的一切相关。故而，当她讲这个会将由光未然——当时出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主持，文坛大师茅盾先生可能也与会祝贺时，我简直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要知道，在五十年代的初中语文课本中，我曾经像仰望天上星宿一样仰视鲁迅茅盾这两位文坛泰斗的名字，我从未敢设想过能够亲见和亲聆茅盾先生教诲这样的荣幸，如果说那历时三天的会议中有什么“花絮”的话，那么，我与另一位同样幸运的青年业余作者（陕西的邹志安———可惜他已在九十年代初英年早逝）因激动而失眠、因紧张而发言口吃，便都是最真实的“花絮”之一。
会议开始第一天，主持人宣布茅盾先生因为目疾和健康的原因，来不了会上，但茅盾先生非常重视和关注这个会议，他向与会的作家亲切问候，并撰写了稿子作书面发言……果然，而后报道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消息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以显著的版面和篇幅隆重推出，而茅盾先生亲笔撰写的《老兵的希望》更似炽热的火把，点燃了人们对新时期繁荣文学创作的热烈希望和信心百倍的期待。
没曾想，会议结束时又有消息传来：茅盾先生要来与会议的参加者合影！
那是又一个兴奋和匆忙的时刻，那天，所有的与会作家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及会议工作人员全体到场，当穿着深灰色对襟布衫拄着一柄手杖的茅盾先生在大家中间坐下时，站在他身后的我，虽然感受着梦境般的幸遇，却丝毫没有那种参见巨人的紧张，倒像过年节时和大家庭的家长照一张“全家福”似的，十分温馨平静。
这种“常态”式的心情，自然是由于茅盾先生和大家招呼时那平和亲切的声调，那极其家常而又慈和的态度，还有那身家常的对襟布衫和那柄普通的手杖，都使我有如见父辈的自然和亲切。就在那一刻，我分外感知了什么是大师风范，长者胸襟；什么是秋月澹面，温风如酒……
这张窄长的有着五十余人合影的照片，和过去岁月的珍撷一样，从此为我特别珍藏。
1977年10月在脑海中的“珍撷”自然还有许多：在会议中聆听的那些声泪俱下的发言；在会终游览香山时一位老编辑送我而被夹藏在日记本中的那片红叶……如今，多数发言者和送红叶者都已作古，我们敬仰的茅公也早已英灵在天，但是，那天照相的人和情景，却成为不凋的风景，永远鲜活在我的记忆中。
1977年10月的这些日子，成为我文学创作旅程中的祝福和祥瑞。此后我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次年冬天，当全国性的儿童文学创作会议召开时，我又有幸成为参加者，而会议中的又一次令人兴奋的“高潮”是：我们被获允去茅公府上探望。
当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喜悦而又急切地来到茅公所居的院门时，带队者怕人数过多而太惊扰茅公，便特地让金近先生、陈模同志，还有湖南的金振林和我，代表大家去问候茅公。
就这样，我们四人来到茅公的小客厅，因为谨记着“时间要抓紧，别累着老人”的告诫，我心里又一次紧张起来，那小小的客厅是什么布置什么模样都没有看仔细，只记得茅盾先生依然是一身中式棉布裤褂，一口听来语调轻轻而又十分亲切的乡音，虽然彼时我并没有到过桐乡，但我认定那是融和着绵绵的吴侬软语的桐乡口音……
时至今日，我无法忆起茅公当时的原话，但仍旧记得他所讲的大意。他以十分抱歉的神情说自己患白内障多年，目力已经很差了（知情者事先就告诉我们说茅公戴了眼镜的视力也只有零点几……），所以尽管看你们来了很高兴，但我却看不清你们的模样，得知你们开这个会很高兴，但我也无法看你们发表的文章，真是抱歉……
最后，当然是语意深长的勉励，茅公勉励大家要常写多写，为全国儿童多写好文章，最后，又让我们将他的问候传递给大家……
当我们四人按照安排依在茅公身边照了相后，我这才注意到，在我们身后的那面墙上，有一帧尺幅不小的油画；而墙角窗后的一张小小书案上，摞着一沓先生在看的书刊和文稿，最上边，放着新近的一期《人民文学》……
此时，原先在院子里静候的众多作家们，竟一窝蜂地涌入室内，连这次会见的安排者也无奈地被挤在一边，而被大家蜂拥在中间的茅公，虽然被热情得忘却礼貌的作家们拥挤得几无回身之隙，却一点没有责怪的意思而依然宽容地向大家微笑。
若干年后，当我回归浙江并能有幸去乌镇拜谒先生的故居时，当一同参观的友人偶尔认出了1978年的这张照片时，短暂而荣幸的往事联翩来至心头，记忆的涟漪犹似桐乡的菊海，如雪似浪地涌起，在凝视着“目力不好”的先生的双瞳时，我总觉得先生仍是那样慈爱地注视着我们，耳畔就会缭绕起他那乡音温和的话语。
是的，因为那话语不仅有乡音的魅力，对我们这一代更有着感召的魅力；因为那话语蕴含无穷，因为那话语，永远嘹亮着中国文坛这位赤诚的“老兵的希望”……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名家茶座
豆汁记
赵大年
豆汁是北京人喜爱的传统饮料。把豆腐磨成浆，发酵后煮沸，大碗盛，趁热喝，就着吃炸焦圈和辣咸菜丝儿，别有风味。春秋提神，寒冬暖胃，尤其是盛夏喝豆汁，越烫越辣，越辣越烫，出汗凉身，清热祛暑，妙不可言。它不含兴奋剂，却也能上瘾。您若离开北京，喝不着啦，定会时常想念。梁实秋先生就是如此。他去台湾多年，北京情结难以释怀，听说家乡变了，高楼林立，汽车满街，便在散文里问道：“要是没有豆汁和大冰糖葫芦，那还是北京吗？”
也有外来客人初次喝豆汁吓一跳的笑话。某君初尝这带酸味的绿豆浆，吓得赶紧吐掉，还悄声告诉老板：“你这豆浆馊了，别卖啦。”日本教授日下恒夫是个“中国通”，曾在复旦大学攻读中文，能用流利的北京话和上海话演讲，有研究老舍作品和生平的专著。他曾问我，怎样才算个“北京通”？我说，那你就先去喝豆汁吧。两年后他高兴地说，第一口差点没吐，后来一次能喝三大碗。只可惜东京没有卖豆汁的。
京剧《豆汁记》描写一位穷书生饿倒在叫花子门外，被叫花子的女儿金玉奴用豆汁救活一命。后来他与金玉奴结为夫妻，考中进士，当官变了心，将金玉奴推落河里……故事很曲折，不必细说。然而豆汁能入戏，叫花子家里也有豆汁，足以说明它是一种大众化的食品。
《城南旧事》记叙了童年林海音的生活环境和许多真实的故事，同名影片使它家喻户晓。前几年林海音女士回到北京，故地重游，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请她吃饭，吃什么呢？去喝豆汁！兴奋之余，林女士还给店家提了三点意见：豆汁不烫，碗小，辣咸菜应该是丝儿而不该是丁。舒乙哈哈大笑：您真是行家呀！她沉吟半晌，说：喝豆汁是我童年的梦啊……（附图片）
王复羊配图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大地
草原食客（摄影）梁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