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读书)
专栏：
为紫荆花中的军旗增辉
——序长篇报告文学《往来香港的军车》
王玉发
当我们庄严地跨过了人类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回顾上个世纪刚刚经历的那个神圣时刻：
1997年——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那是一个不仅令中国人民为之畅然、青史留芳的辉煌时刻，也是世界为之心动、感受鼓舞的庄重时刻。
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在美丽的香港岛上高高飘扬，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使香港这颗东方明珠不仅没有“黯然失色”，而更加光彩熠熠。
日光流年，二十世纪之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的历程，无意之间已经载入史册。
驻香港部队深圳基地汽车连是一支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的规定要求，利用祖国内地的有利条件，为香港驻军提供后勤物资支援保障的军用运输车队。他们不仅在驻军香港的准备和进驻过程之中，而尤其是在部队进驻香港之后，为履行“驻军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承担”的神圣诺言，为保证驻军生活“不与香港人民争菜篮子”，为保障驻军履行神圣防务使命所需的训练、后勤物资，做出了不可须臾或缺的可贵奉献。这些年轻的官兵们每天都驾车往来于“一国两制”的道路上，每天面对的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文化意识和两种差别很大的生活观念的碰撞，他们严守法纪，一尘不染，作风过硬，技术高超。他们圆满地完成了每一次艰巨任务，在香港和内地人民面前充分展示了我军威武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无论是世界上的普通的人们，还是任何一种国家制度下的军人们，如果他们有机会了解一下我们这支车队和这些年轻官兵，听一听我们特殊军人的心灵之歌，相信他们也会受到震撼，受到感动。看一看人民解放军的军人们在紫荆花盛开的美丽港岛上的行进，一定会对世界充满希望。
这部报告文学的两位作者，一位是我们驻香港部队深圳基地政治部主任陈杰同志，人虽年轻，军人的经历却相当曲折丰富。另外一位作者苗长水同志是军旅文坛上一位较有影响和具有创作实力的作家。他们两位几次往来于深圳、济南、北京之间，酝酿初稿，征求意见，披沙拣金，丰富积累，先后五易其稿，终于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完成了这部满怀真诚之情的厚重力作。
预祝他们辛勤积累数年、采访和写作一年之久的扎实之作，能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为我们祖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也为世界和平、繁荣、进步和发展，奉献一片中国军人的真诚爱心。
（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委）
第8版(大地·读书)
专栏：
发人深省的警示
——读《谢罪与翻案》
郭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距今已经五十多年了，它在人类心灵深处铭刻的辙印并没有随着时光流逝和世纪更替而被轻易抚平，对于中国和多数受害国家以及受害民族来说，它留下的是难以愈合的伤口，对于曾经是二战重要发起者之一的德国，它给有良知的领导人和无辜人民留下的是长久的疼痛和负疚，而对于同样是二战元凶的日本，它留下的又是什么呢？是忏悔、是反思、是痛定思痛痛改前非的举措？抑或是少数人泯灭良知冥顽不化地推卸责任、一意孤行地企图推翻历史定论？翻开解放军出版社于公元2001年1月出版的《谢罪与翻案》一书，我们会从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和触目惊心的警示。
书的封面上有两幅照片，照片之间拦腰横出一行长形黑字——德国和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罪行反省的差异及其根源。这两张照片的组合颇具匠心，一张照片拍摄的是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出访波兰时的一个场面——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面对六百万具在二战中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的尸体，“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和负疚感袭来，令人窒息……他再也难以表白内心的愧疚……他突然双膝跪倒在寒冬坚硬而冰冷的大理石上……所有在场的人惊呆了。广场一片寂静，勃兰特的随从施密特、格拉斯、南宁等被西方人称为冷面铁汉的人也都潸然泪下了……”这一夜，联邦德国的人彻夜未眠。他们拥在电视机前，收看反复播放的勃兰特下跪的镜头。他们被勃兰特的人格所震撼，产生了强烈的集体负罪感。勃兰特的举动赢得了波兰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赞扬。
像这样敢于正视历史，直面本民族错误的国家领导人，在联邦德国还不止勃兰特一个人。1985年5月8日（即德国投降日），当时的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讲话，认为德国在战后四十年一直将这一天定为“战败日”是不妥的，“今天我们大家应当说，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独裁中解放出来了。”1995年6月，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双膝下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道歉。除了上述政要，联邦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奥多尔·豪斯、阿登纳、赫尔佐克、约翰内斯、科尔、谢尔等人都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反思、道歉和忏悔。同时，为教育后人，政府将多处纳粹集中营遗址辟为纪念馆，供公众参观，在教科书中增加揭露法西斯罪行的内容，以起到警钟长鸣的教育目的。除了语言道歉和精神忏悔以外，德国还制定相关法律，防止纳粹沉渣泛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战争赔偿态度也是相当明确的，先后向波兰、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尤其是受害的犹太民族赔偿近一千一百亿马克，约合五百五十亿美元。德国的一些大公司如西门子、奔驰、大众等，还提出了为“纳粹劳工”设立巨额赔偿基金的建议。显然，一个敢于直面历史错误的民族，是一个理智的民族，这样的民族，能够获得世界人民也包括曾经受到过伤害的民族的理解。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勃兰特等人那样明智和具有良知。同样是战败国家，同样给世界人民、尤其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惨绝人寰的深重灾难的日本，在对战争责任和赔偿等问题的认识上，其态度却与人类的要求背道而驰。也许，某些日本人永远也无法理解德国的坦诚和勇气。就在德国人进行真诚忏悔和赔偿的同时，日本国内有些人却“把血迹斑斑的战刀收藏起来，供奉在靖国神社里，闪着寒光，透着杀机。”在《谢罪与翻案》一书的封面上，除了勃兰特的那张“惊世之跪”照片，还有一张日本某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的照片，那位议员衣冠楚楚神色肃穆，双手合掌口中似乎念念有词，对战犯的缅怀委实虔诚。尤其值得多看几眼的，在供奉战犯牌位的案前，居然还趴着两个兴致盎然的孩子，他们踮起脚尖，天真的目光仰视着案子上的牌位。此时此刻，投射在他们幼小心灵里的是什么呢？是对“天皇”神威的敬仰？是对“皇军”先辈的崇拜？还有可能是对其他民族的仇恨？在那样烟雾缭绕的场所弥漫的，只能是军国主义的阴魂。如果说我们从那位参拜靖国神社的议员的身上感到了可恨，那么，从那两位自小就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熏陶的孩子的身上，则看见了最让人感到可怕的东西。
事实上，战后五十多年来，日本某些势力不仅抵赖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数次掀起翻案浊浪，篡改历史事实，修改教科书并企图修改和平宪法，而且政府领导人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国内有些人长期向青少年灌输侵略思想和民族沙文主义。《谢罪与翻案》一书特别提到了两本影集，《啊，满洲》和《满洲慕情》，其作者之一毫不隐讳地道出了出版目的：“人是奇妙的，像在满洲时想念内地的故乡一样，而这次又不知不觉地想起了‘故乡’满洲……多么想回去看看哪！”这些语言表达了日本右翼势力对过去殖民地时代的向往，在不能实现领土扩张的无可奈何的感情中，仍然隐含着再现昔日侵略辉煌的野心。这就必须引起中国人民的严重关注了。
《谢罪与翻案》的作者彭玉龙先生是一个观察细致治学严谨的人，书中例证充分，观点犀利，通过对比的手法，列举了德国在精神忏悔、物质赔偿、警示后人等方面所作出的真诚的努力，同时也以确凿的例证和精确的数字披露了日本政界尤其是右翼分子逆历史潮流而动，几十年来进行的一系列为世界舆论所不齿的行为。两相对照，振聋发聩，耐人寻味也发人深省。（附图片）
第8版(大地·读书)
专栏：
时代的需要艺术的需要——写在《田汉全集》出版之际
徐晓钟
由中国田汉基金会、中国田汉研究会主持编辑，周巍峙同志任编委会主任的《田汉全集》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令我们文化艺术界十分兴奋的一件大事。
田汉是中国现代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戏曲改革的先驱者。他和着中国现代戏剧前进的历史步伐，以他在戏剧创作、戏剧理论和戏剧的组织领导活动三个方面的巨大贡献，被郭沫若称之为“我们中国人民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一位文化名人的著作，在出过二十种选本之后，在他离开我们三十年之后，人们这样殷切地等待他的全集出版，这说明，田汉留下的文化精神财富，时代和人民需要，我国戏剧界需要，而且今天似乎越来越感觉到需要！
戏剧界都广为称道：田汉为人有宽广的胸怀；从艺有开阔的视野。他对借鉴西方戏剧观念有开阔的胸怀；同时又忠诚地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学、戏曲艺术的精华。在田汉的艺术血液中，流派的渊源比较多，然而在融会贯通这些流派时，他始终坚持把戏剧与时代、戏剧与人民紧紧联系起来，他坎坷的一生，就是他把自己的才智、乃至生命完全献给人民解放、祖国富强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一生。
田汉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然而，他在戏剧艺术上的追求今天看起来，多么地贴近我们。
在田汉的创作中，“就其对人生思考和对现实的反映来说，是现实主义的；但就其艺术的表现来说，则往往是超写实的。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压倒了客观叙事性；对诗一般优美意境的追求胜过了对人生图画的真实描绘。他不求生活实相之逼真地摹写，但求感情之畅快的抒发。”也就是“不求形似，但求神似。从而形成了‘诗’与‘剧’的统一”（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田汉主张：“要从眼睛看得到的物的世界，去窥破眼睛看不到的灵的世界，由感觉所能接触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觉的世界。”田汉将西方“新浪漫主义”这一掺有唯心主义成分和唯美因素的美学原则，化用在自己的戏剧美学中时，却形成了自己重气势、重抒情、重神似的艺术特色，与中国传统美学的“空灵”说结合起来。这使他的剧作带有很大的写意性和表现性。
田汉在半个世纪前所追求的这种戏剧美学的基因，在进入新时期后，经过戏剧界的实践、总结与创造，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戏剧发展的主要艺术趋向，即向“表现美学”的拓宽。
学术界认为：田汉具有一种大家风范。就是说他“为人有宽广的胸怀，从艺有开阔的视野”。他对各种美学理想，艺术观念，不盲目崇拜，也不轻率排斥，而采取研究的态度，兼容并蓄，以我为主。中国戏剧界需要这种胸怀、视野与风范，这是中国戏剧走上现代化历程所必需的。
田汉不把戏剧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完全割裂开来，而是融“中”、“西”为一体，并以“现代性”贯穿其中……他把传统戏曲的艺术“基因”移植到新兴话剧的创作中（如开放式结构、传奇性、音乐性、写意性等），又以现代戏剧的某些观念指导传统戏曲的改革（如加强戏曲的文学性、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现代性主题的提炼等）。联系我们戏剧的现实，深切地感觉到，田汉的融“中”、“西”为一体，以“现代性”贯穿其中的思想，无论对于话剧的民族化或是戏曲的革新都仍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重要课题。
田汉说，干戏剧就要干“戏剧运动”，而不能单纯地干“戏剧”。他呐喊，“要把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活动与时代、社会、群众紧密地联系起来，将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统一起来；而单纯地干‘戏剧’则往往只是从技术上或‘生意经’上下功夫，忽视艺术与时代、社会、群众的关系。”这对于某些把戏剧看作是小圈子的、闭锁于艺术自身的活动的当前的某些戏剧现象来讲，我们真切地感觉到，田汉好像看见了今天，他和我们同在。
时代需要田汉，中国戏剧需要田汉，更在于田汉的人格魅力。戏剧界传颂着田汉许多尊重戏剧界同仁、团结戏剧界的故事。夏衍说：“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懒寻旧梦录》）。田汉的人格魅力对后人是一种感召！他的“暴雨飘风总不移”的精神，推动过而且定将继续推动着祖国戏剧事业的发展。
《田汉全集》的出版汇集了我国戏剧乃至中国文化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戏剧界将以此为基本教材，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
第8版(大地·读书)
专栏：序跋选
《我的世纪》
中文版前言
（德）君特·格拉斯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一个简单的想法，我最初是这么想的，然后就开始工作。我不得不再一次地埋头在历史的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会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按照巴罗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些短小的故事，在这里不让那些有人说是他们推动了历史的有权有势的人发言，而是让那些不可避免地与历史相遇的人出来说话：这是一个把他们变成牺牲品和作案人，变成随大流的人，变成猎人和被猎对象的历史过程。我的目的是要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地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地倾吐心声。
《我的世纪》在德国的读者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我自然也会问自己，中国的读者可能会对此有多大的兴趣。在同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一次谈话时，我建议他也考虑考虑这个——如上所述——简单的想法，“一百年，一百个故事”，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从葡萄牙的，墨西哥的，俄罗斯的，南非的观点，同样也用文字来记录这个临近结束的世纪。
为什么不应该有一位中国的作家也来考虑考虑这个“一百年，一百个故事”的想法，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把一百年的希望和悲伤，战争与和平，行诸笔墨呢？这个想法并不属于我，可以说，它就躺在大街上。至少是我，作为一个德语读者，将会怀着紧张的心情和好奇的兴趣阅读这样一本书。
2000年4月17日于吕贝克
（《我的世纪》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第8版(大地·读书)
专栏：
韩国学者研究儒学的新成果
李文永《论语孟子与行政学》中文版出版
《论语》、《孟子》是儒家的精髓。千百年来，我国上到鸿儒硕彦、官宦世家，下至贩夫走卒、黎民百姓，都普遍能叙述或引用《论语》、《孟子》中的警语名句，以警世人或为己所用。但将此两部源出华夏的经典与现代行政学相联系尚属鲜见。韩国李文永教授著有多部有关行政学的著作。1996年将其悉心钻研儒学心得与多年研究行政学的成果相结合，在韩国出版了专著《论语孟子与行政学》。不久前，东方出版社把这部论著翻译成中文出版。李文永认为《论语》和《孟子》是人类最早的行政学论著，也是韩国民族首次接触到的行政学教科书。李文永对儒学中的仁义礼智所作的新的诠释，以及将之纳入现代行政科学体系的尝试，为遍及世界的儒学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途径，中文版的问世也为我国读者了解外国学者研究儒学新视野提供了方便。
第8版(大地·读书)
专栏：
科技企业家的人文回忆
4月27日，我得知台湾积体电路（即集成电路）制造公司董事长张忠谋要到上海、北京来。而5月初，正是三联书店《张忠谋自传》（上册）要出版的日子。
由于工作关系，得知他要来，我找来一本刚刚从印刷厂出来的《张忠谋自传》（上册），忙里偷闲、断断续续地通读了一遍。我有些想不到的是，作为学工科的学生，竟对在哈佛大学那一年人文学中所学的东西念念不忘，荷马、莎翁、萧伯纳、海明威……加之与不同学科的同学的广泛交流而不是社交，使他认为这是一份“可带走的盛宴”，“无论我到何处、做何事，我随身带着这个‘盛宴’”，直到几十年后，“仍不失其新鲜”。
他在北大的演讲中说，对哈佛那一年不仅是个美好的回忆，而是实实在在地不断“享受”那份“盛宴”。他演讲的题目是：“一个科技经营者的教育和训练”。他认为“教育”，就是依靠在别人指导下学习；而“训练”，则是在生活中工作中靠自己过去的积累去独立掌握新东西，包括创造新东西。
由此，我想到了一些企业家，特别是一些曾创造过辉煌又轰然颓倒的企业家。人们对他们的种种评说，我觉得都极有道理，但似乎又缺点什么。当我看完了《张忠谋自传》后，这种缺了的东西似乎补上了——系统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和训练。
张忠谋之所以受世人注目，是由于他在经营方面的业绩，他创办的台积电如日中天，自传上册只写到了他三十三岁前，而这本他亲自一笔一笔写出来的上册（许多企业家的自传是无须一笔一笔“亲自”写的），没有让人瞩目的辉煌，但张忠谋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大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