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
《紫荆勋章》与岭南电视剧创作
施文毅
新时期特别是近几年来，广东创作的电视剧可以说是展示广东文化成果的一面旗帜。广东的电视创作者们在宣传文化部门的支持和鼓励下，推出了《商界》、《外来妹》、《情满珠江》、《和平年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优秀电视作品。今年初广州电视台在中央台一套的黄金时间推出以回归为背景的《紫荆勋章》，再次谱写了广东电视的辉煌。
广东地处南岭以南，面临广阔无际的大海，这种自然形成的地理特点，形成了岭南文化中开放、向上的品格。而广东的电视创作也继承了岭南文化中这种开放的文化品格，表现出鲜明的特点。首先，拼搏向上的精神决定了广东电视创作中的现实性。以《紫荆勋章》为例，它选取的角度很特别，通过香港回归前后的一段历史，折射出中资机构在香港的发展历程，并揭示出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为了更真实地展现香港回归这段历史，《紫荆勋章》的创作者们专门到香港实地感受生活。正是这种对艺术的严肃态度，使广东电视中的现实魅力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同时也增强了电视剧本身所包含的生活信息量和思想信息量。
岭南电视剧创作中一个独到的魅力就在于它对生命故事的挖掘。《紫荆勋章》在讲述历史过程中生命故事的时候，努力张扬的是对所有生命个体的尊重。它反对虚假、浮躁的情感，追求的是宽厚、诚实、永恒的人性理想，以一种温暖的氛围来唤起广大电视观众对真、善、美的追求。《紫荆勋章》中透露出的种种生命态度所投射的不是悲观、失望，而是一种飞扬的生命精神。
如果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岭南电视剧中支撑这种生命精神的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正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支撑着剧中的众多人物，解释着人物所有的动机。
在现在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大致形成了北京、上海、广州三足鼎立的局面。京派显得豪迈、大气；海派则继承了江浙秀丽的人文风景，显得温柔多情；粤派则体现出人的自信、好强和兼容并蓄。岭南电视剧强调现实，但是这种现实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底层，而是涉及到各种题材和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人物。像《外来妹》是描写打工阶层，《和平年代》则把视角投向了新时期军人的风貌，《英雄无悔》又触及到了人民警察，可以说，广东的电视剧所涉及的社会面是更为广阔和博大的，它实际是在展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潮所带给整个社会的全方位的冲击，是整个中国在社会转型期的宏大画面。
《紫荆勋章》就是这样一部标志着岭南电视剧创作迈向新阶段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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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看的电视剧
西篱
毫无疑问，《紫荆勋章》是一部弘扬主旋律的优秀的电视剧，同时，它又是一部很好看的商业片，是十分难得的。全剧节奏紧凑，没有半点拖沓繁复，主题宏大而鲜明，人物个性丰富多变，具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
《紫荆勋章》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岭南电视剧的这些特色，但是这部二十集的连续剧，无论是在主题、制作、艺术表现和演员们的表演等方面，都有了一个更大的拓展和飞跃。该剧的文学性相当高。由于其丰富的文学性，该剧拓展了电视剧艺术本身的艺术表现和审美探索范围。在塑造李修龙、张天伟、徐丽（温妮）这样一批人物时，既突出了他们追求成功的共性，更表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精神本质的不同。同时在“中资企业”这条大船上，张天伟们在看不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在出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就下船走人，而李修龙们则是停下来将它整治和修补好，再招呼大家上船。同样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成功和价值的实现，张天伟们血管里还流着中国人的血，讲求传统的美德，要的是公平竞争，斗智斗勇，而由徐丽变名温妮的一类，则讲的只要目的，不择手段，将情场变战场，商场变杀场。
应该说，创作者们的种种探索和尝试都是成功的。在结构上，它打破了传统结构的机械因果律，多线索多层面地呈现历史和生活。剧中既设置了“天马大桥”、“新机场”的竞投等焦点事件来展现历史的进程和各种角色的纠葛，表现他们鲜明的个性、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人物的成长过程，避免了简单化和概念化。
同时，该剧对电视剧的“室内表演、纪实风格、慢慢道来的叙述方式”的基本特征也有突破，无论是高级写字楼里的筹谋，还是香港夜景的醉迷，既纪实，也有抽象化的表意，它既是精彩、有趣的，又是深刻和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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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鉴赏
《大法官》震撼人心
李准
与现实生活中法制建设、反腐倡廉实践的大踏步前进相呼应，近年来我国文学和影视创作中的法制题材热可说是持续升温、有增无减。尽管法制题材作品数量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优秀之作也时有出现，当我读完山东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张宏森的长篇小说《大法官》时，仍然感到由衷的惊喜和兴奋。它那强烈的新鲜感和独特的思想艺术魅力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大法官》写的是春江市法院副院长杨铁如等一批法官的命运，写的是他们经手的一个又一个的案件，作者不走公案戏的路子，主要不是靠故事的离奇和戏剧化冲突去吸引读者，而是致力于对时代生活的深度发现和对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深入开掘，用新鲜而又深刻的思想艺术发现来打动读者。比如，写周士杰贪污案，对具体犯罪过程的描写几乎是一笔带过，而对他精神沦落过程的心理描写则是入木三分，以其对欲望满足是个两刃剑这一时代课题的深入揭示让人触目惊人；写吴西江杀人案复审案，对复审情节的描写也不追求过分曲折，着重刻画的是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精神飞跃，形象而又深刻地展现了新一代法官追求审判工作的人性深度的崭新面貌；写王大凡开枪杀人案，对开枪和审判过程的描写很简练，着力描绘的是他如何在内心深处把权力变成子弹，到头来，似乎只是在“一瞬间”就从警察变成了罪犯；写王杏花投毒杀夫案，对作案过程的描写是平实又无悬念，而对审判过程中围绕着当代司法人道主义是否应更多地倾向于弱者的生动论辩的精彩描绘却深深地吸引和震撼了读者。作者的这种新发现新追求，可说是与时代生活同步，与司法实践同行，有着很强的前沿性和深刻性，给司法题材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生长点。
一向以长于哲理思考著称的张宏森，在《大法官》中更自觉把哲理思考融入形象感人的描绘之中，追求现代理性之光的照耀，特别是努力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理性精神照亮人物，照亮情节，使小说有一种情理交融的哲理意味。不仅是人物对话，而且对人物心理、行动和周围环境的描写，都浸透着作者的激情和哲理思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连那些对愚昧行为、悲剧行为的描写，如梦巴黎女店主赵清华对年轻女顾客强行搜身还振振有词，遭受丈夫百般摧残的王杏花宁肯投毒却想不到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受害农民带头人李长明的母亲因感谢法院帮她治病竟要求儿子撤回与混蛋县长王玉和打官司的诉状，凡此种种，也都成为对全民族现代民主和法制意识普遍觉醒的深情呼唤，而且，小说的描写越是催人泪下，这种呼唤也就越是有力。小说对新一代法官的成长道路和个人命运的描写，因为有了现代理性之光的照耀，更是富有引人深思的哲理意味：宁折不弯的副院长杨铁如被强行调离了法院，他所代表的法律精神却在春江法院生根开花、发扬光大，更具有现代法律意识的林子涵等年轻法官成长起来了，而杨铁如本人也在当律师的行动中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读者从中自然会深深感悟到，依法治国的道路是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的潮流更是不可阻挡的。
凭借着对时代生活的深度发现和现代理性之光的投射，《大法官》塑造出了一批有着深刻时代内涵和新的性格魅力的人物形象。一号主人公杨铁如是一个“从骨髓到头发梢都充满”法律“气息”的人物。作为一名法官，他执法如山，宁折不弯，“没有任何弹性”，就像一柄利剑，使一切枉法违法者为之胆寒。女法官林子涵自称“既要事业，也要生命；既要法律，也要爱情”。在现代法理精神和人生意味的追求上提供的启示更加新鲜和耐人寻味。其他人物形象也都鲜明生动，各具特点，足见作者功力。
《大法官》的创作，是电视剧本和长篇小说同时进行的。可能是受电视剧本的影响，小说《大法官》对人物活动的背景和氛围的描写显得不足。另外，小说的结尾也似乎有些匆忙。但无论如何，长篇小说《大法官》的面世是法制题材创作的一个带有突破性的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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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紫荆勋章》和谐之美
陈晓武
《紫荆勋章》的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至1997年回归前后的香港，表现这样一个特殊的题材和历史时空，对作者叙事智慧与技巧确是一个考验。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资、华资和英资，中国大陆人、香港华人和英国人，市场法则与道德规范，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都无法回避，都需要合理地、恰如其分地得到反映。剧中作者通过主人公李修龙这一形象，准确地把握到了这些矛盾关系之间的平衡点。这个点即是“和而不同”，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涵，实质上就是哲学上的矛盾对立统一规律。从而使该剧达到了一种“和谐之美”的审美效果。
剧中，最后由中资、华资联手组成CHB公司竞投香港新机场主体工程，它生动形象地表明，香港能有今天的繁荣本身就是靠中、港、英三方共同合作与努力的结果。这是经济事件，也是政治寓言。而在这一过程中，诸如如何在市场竞争的同时又不以牺牲情感、人性和道义为代价？如何既与时共进又保持发扬传统美德和理想主义等等许多令现代人困惑、迷惘的矛盾问题，在李修龙身上都得到近乎完美的统一与平衡。这也正是这些年岭南电视剧一直孜孜不倦地发掘、表现和弘扬的一种主题。我称之为新英雄和新理想主义。之所以说是新英雄和新理想主义，是因为它既不同于战争年代以抛头颅洒热血为外在特征的英雄，也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以牺牲自我与个性为代价的激情浪漫型理想主义，既不是禁欲无为的苦行僧，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更非高不可攀的“高、大、全”。一言以蔽之，新时代的新英雄、新理想主义既是事业的强者、成功者，同时又是人格上的典范。《紫荆勋章》通过塑造李修龙，将这种新英雄新理想主义的模式推向了近乎完美的境界。这种境界从哲学上来说有点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扬弃”、“去粗取精”，从审美角度来看，则给人一种“和谐之美”、“平衡之美”。在这里，新英雄新理想主义虽名之为新，但对一切优良的传统精神价值的信奉和捍卫，却是颇为重视的。对于李修龙，剧中强化和突出的是他那一代人所特有的传统和“代征”：价值取向上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国家利益为重，以组织意志为尊，以社会价值为崇，奉献、牺牲、服从也就理所当然构成一代人的人生品格。从这里，我们就能理解李修龙为什么最终选择年薪仅数万元的国企，而没有选择年薪二千万元的私企。因此，对一切优良的传统精神价值的尊重和维护，乃是南方电视剧新英雄新理想主义的一道独特的景观。（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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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推荐
丹青画高原 雪域寄深情
——读陈奎元《蓝天白雪集》
孙荪
陈奎元同志近期出版的诗集《蓝天白雪集》，是一本精心印制的著作。该书就文体说，全为古体诗词，包括八十四首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五、七言古诗和四十七首词，共一百三十余首。进入阅读后，更为作品本身蕴涵的精神魅力所吸引、打动。
陈奎元同志受命主政西藏而到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八年之久。高原雪域，主要的层面是困难和问题：自然环境的恶劣，工作环境的艰苦，身体的适应和生活的磨练。但在作者的心目中，高原雪域却成了审美对象。这块神奇、神秘的高原，成为其诗作灵感发生的源泉；为高原雪域写照传神，是其诗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个好的诗人常常具有画家的眼光，以诗为画。本书作者实际上也是要以他的诗笔作画笔，画一幅西藏的风景长卷。
西藏确实是一方“有大美而不言”的绝美之境，同时又是具有独特风貌的天下无二的地方。这两方面刚好是文学创作所遇到的极好境遇：陌生和奇特，为诗人展示才华准备了广阔空间。
诗人是西藏主政者，又是自然之子，每到大自然中，他的心胸为之开阔，心情为之振作。在藏北藏南藏西藏东，在重要的城市、寺院工作考察之余，面对雪峰绝壁与旭日明月、峡谷深涧与浊江绿树、蓝天白云和红墙金顶这些西藏特有的景物，或遥望，或近观，或驻驿，或留连，于春夏秋冬晨昏昼夜阴晴雨雪时节，诗人情不自禁，摄照了它们不同角度的身影和色彩，记下了自己不同情景下的观察和体验。
七律《三下亚东》，似为偶然得之的神来之笔。在对比中写出仙女峰前后两种气候风光，一种“隔山如隔世之感”：顽石怒立千竹茂／古木参天百草萋／白水飞烟云乍起／轻风入面日偏西／回头再望青山外／厚雪严冰冻战旗。
像这种主要写风景风光的诗作，作者深得诗家融情入景融景入情之三昧，常常是情景交融，而且音韵铿锵。《亚东行》、《林芝行》、《鲁郎林场行》、《错高湖》、《近樟木》等，都是出色篇章。
至于佳句妙联，在许多篇中更是随处可见。
“云横半壁雄天下，国立东方振长缨”，“雪海常蓄千亿水，冰峰拱卫万里垣”，这是遥望珠穆朗玛峰的全景镜头；“月洒珠峰雾成雪，星浮河汉风如刀”，这大概是作者刚进藏时的强烈感觉。
进藏日久，对西藏风光特点的体悟越来越深细了：“高原瘴气少，雪域晚风凉”；“旷野霜前绿，峰峦雪后明”；“日午风凉芳草软”；“云过青天尘不染”；等等，都可以说自然、天然，微妙、传神。
在诗人所画的这一幅西藏高原的风景画中，还融进了藏民族的风俗和风习。
在诗人笔下，一再出现藏族农牧民劳作和生活的场景：“早起农妇歇陌上”，“苍颜父老策牛犁”，“灰尘卷地轻车过，粪火烧茶帐幕薰”，“牛背顽童应最乐，赤足背篓入山村”；“炊烟帐外小儿女，笑看牦牛络绎归”。藏族的宗教习俗是这幅风景风俗画中十分显眼的内容：“百姓朝佛跪泥涂”“百里长途膝磨穿”。
有了这些风俗笔墨，这幅蓝天白雪的巨幅风景画，平添了生命活力，诗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强化。
但是，《蓝天白雪集》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画一幅西藏风景风俗画。诗言志。作者的立意和主旨在这里。
从内蒙古赴藏前夕，有一首诗表达了作者主政西藏的壮志豪情：周公送我走天涯／遥指西天落晚霞／白发临风望丛岭／赤心追日越金沙／艰难敢赴身无悔／横断山外国为家／半世足痕留塞北／明朝踏雪看桃花。
作者进藏时，已经年过半百，“不入危邦”的古训在耳边回响，地处边疆，政务繁要，确实是“身疲担重任”。进藏以后，“边疆少有逍遥日”，严重的高原反应使其寝食常废，有时彻夜难眠。作者所遭遇的这些，都进入了他的诗作之中。
陈奎元同志对西藏山水充满激情的热爱，对百姓苦乐长短设身处地的关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化，也是责任感使命感的具体化。作者不是一个职业写作者，他的社会角色不可能不进入诗中。因为创作规律要求，好的诗作必须是写自己最熟悉的，最感动的，最关心的，乃至最揪心扯肺的生活和情感。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册立，西藏的历史，西藏的宗教，西藏的发展，等等，是作为主政者的他，带着思考感情经验智慧以至全部心灵去投入的工作和生活；同时，创作冲动也常常在作为诗人的他心中产生；在新一轮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中，这一切化为诗作，并且成为他诗作的重要部分。
单纯从诗的特性出发，可以批评有的纪事诗说理诗质胜于文，尤其是“卒章显其志”时说理过露，影响诗的感染力度。但是，从思想认识意义上说，这部分作品是十分可贵的，有的篇章（比如《十一世班禅坐床》、《十一世班禅受戒》、《乞儿行》、《一妻多夫杂咏》）兼具史与诗的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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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丁玲逝世十五周年
为纪念丁玲逝世十五周年，丁玲研究会和《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于近日联合召开了“丁玲杂文研讨会”。与会者从丁玲的人格到杂文成就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认真研讨。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丁玲写出了大量杂文，是杂文著作家，也是得力的倡导者。与会者认为，在丁玲的身上和丁玲的杂文中都体现了一种精神，这就是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献身于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精神。
（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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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归题材的压轴之作
——评《紫荆勋章》
谭元亨
香港回归，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不仅仅是一个世纪的庆典，也是近现代几百年历史中的一个热点、一个白炽的亮点。
而今，回归已有三年多了，广州电视台推出了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紫荆勋章》，在“回归”这一题材“退潮”与消隐之际，兀地涌出一个新的浪峰，不能不说是有胆识的。可以说，《紫荆勋章》成为了“回归题材”的压轴之作。
根据霍达的长篇小说《补天裂》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它正面展现了“香港拓界”——即英国侵略者最后完成对香港、九龙、新界的占领——这一页惨痛的历史。而后著名老作家朱崇山的长篇小说《风中灯》，也为影视公司买断了改编版权。该作品抓住了回归前夕即八十年代初，中英谈判之际，香港金融界所经历的惊涛骇浪，展示了华资与英资两大家族上百年的沧桑，和中资正在突破禁区、即将在香港占有一席之地的前景。而在《紫荆勋章》中，中资企业也已从《风中灯》中的初始阶段崛起，在香港经济生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抓住经济做文章，这正是《风中灯》与《紫荆勋章》共同的过人之处。不是有人预言，一旦英国人退出香港的管理，香港的经济便要衰退，甚至一塌糊涂吗？因此，中资的崛起，这对实行“一国两制”，保证中国不仅在主权而且在治权上同样成功，无疑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考验。而《紫荆勋章》大刀阔斧展开的，正是中资企业在这方面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起落沉浮、失败与成功、屈辱与光荣、挫折与奋发……的确，要把握好中资、华资、英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陷入图解或简单的伦理判断，决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同样，要把握好中资机构内部、中资与内地、中资与香港等各方面的关系，尤其是有关政策方针方面的问题，也更是一件难事。
可喜的是《紫荆勋章》没有回避现实中真实的矛盾，写出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又有较强的艺术性。从而在回归题材的创作上，再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经验，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压轴之作”。（附图片）
《紫荆勋章》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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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点评
试说“以德治文”
邓友梅
新世纪之初，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重大治国方略。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令人大受鼓舞。“德治”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围，文化人显然有一份光荣职责。文学前辈顾炎武先生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者，曰明道也；曰纪政也；曰察民情也；乐道人之善也。”他认为文艺作品本身就应是“德”的载体。因此才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
这句本是文人创出的名句，近年来在部分文化人眼里似乎有点“过气”之嫌，不信到文化市场上看看，诲淫诲盗的作品有，宣扬暴力的作品有，把严肃的历史事件拿来戏说，为铁证如山的历史罪人翻案的也有。打着“虚构故事，请勿对号”幌子作人身攻击以泄私愤者也有。以德治国要从儿童身上作起。我真担心孩子们看了某些作品能不能说清楚那里边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能否引起其要学做好人不做坏人的志愿。
文艺界要在“以德治国”中有所贡献，不妨先来个“以德治文”。文艺市场上有些现象并不犯法，但缺德。
要以德治文，还得从文化人自身治理做起。我们的祖先早就认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系列次序。把个人“修身”视作齐家，治国的基础。平心而论，我从事文艺工作数十年来，文艺界的整体形势以改革开放以来这二十多年最好，而且越来越好。这是党坚持贯彻“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的结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八个字表达了党和政府对文艺理解、宽容、自由的政策。与此相对应，文艺家也必须有所自律。大家联手建立起洁身自爱，明公理讲道德的文化氛围。只讲“法治”个别靠“缺德”而不“犯法”而发财获利的人还有空子可钻。大兴“德治”，在舆论、道德等监督下就有感到羞愧的可能。记得四十多年前在一次座谈“双百”方针的讨论会上，有人说“既讲双百方针，就应鲜花和毒草并存，因为毒草常常要靠时间来鉴定。”老舍先生听后说“鲜花可以和毒草并存，可绝不能跟毒蛇并存！色情文学，淫秽读物早证明了是毒蛇！青年人被咬一口要入骨三分，这不必再用时间来验证的！”
这话应引起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