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卫生·环境·人口)
专栏：环境扫描
拯救“地球之肾”
潘开亮
当人们日益关注自己的肾脏、想尽办法“补肾”的时候，却忽略了维系自然平衡的“地球之肾”——湿地正在遭受破坏。在前不久第五个世界湿地日，专家学者向公众发出呼吁：要像保护人类自己的肾脏那样，保护湿地。
湿地是地球上独特的生态系统，与人类的生存、繁衍息息相关，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态资本之一，是全球价值最高的生态系统，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包括沼泽、湿草甸、湖泊、河流以及泛洪平原、河口三角洲、滩涂等，具有维持生物多样性，蓄洪防旱，降解污染，调节气候，防止自然灾害等多种功能，有“地球之肾”的美誉。
我国是世界上湿地类型齐全、分布广泛、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目前我国湿地消失和退化极度严重，湿地生态系统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破坏，湿地面临的各种威胁已经成为我国生态建设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盲目围垦和过度开发造成天然湿地面积削减、功能下降，而湿地的缩减和破坏，又造成生态灾害日益频繁。近40年来我国已有50％的濒海滩涂不复存在，全国近1000个天然湖泊消亡，三江平原78％的天然沼泽退化；湿地生物资源和水资源过度利用，造成湿地生物多样性衰退，威胁生态系统平衡，海岸带湿地开发秩序混乱，布局不合理，近岸海域的污染和赤潮等使海岸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生物多样性下降；湿地污染严重，水质不断恶化，全国大型河流61％的河段因被污染失去了饮用水的功能，东部地区湖泊、河流的污染和富营养化已成为公害；大江、大河上游水源涵养林遭到过度采伐，导致水土流失加剧，河流含沙量增加，河床、湖底淤积，湿地面积不断缩小，长江中游河湖的快速淤积与天然湿地的过度开垦，直接对调蓄防洪带来很大的隐患。
更令人忧虑的是，即使在今天，湿地的生态功能及其脆弱性仍未得到公众以及一些管理者的认知和重视。人们在开发利用湿地过程中，忽视了对湿地的保护，导致湿地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不断增长，湿地资源在得不到正常休养生息的情况下，变得日益脆弱。从全国总体情况看，天然湿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湿地生态系统面临的严重威胁仍在进一步加剧。如果再不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湿地资源的破坏将严重威胁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生存环境。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全国生态建设十分重视。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274处，保护面积约为1600万公顷。由国务院湿地主管部门——国家林业局牵头，外交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等国务院17个部门共同参加并得到世界自然基金会和湿地国际支持的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也已公布实施。但我国的湿地保护工作仍任重道远。专家学者们呼吁，目前，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各级领导者认识湿地的重要性和湿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提高全社会的湿地保护意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湿地保护，制止垦荒等人为活动对湿地的破坏；加大湿地保护的投入力度，健全协调机制，发挥整体效益；尽快出台专门的关于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法律法规，做到依法保护湿地资源；深入开展湿地调查和监测，加大对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和演替规律的研究力度，为保护和合理利用湿地提供科学依据。
第10版(卫生·环境·人口)
专栏：中华环保世纪行
历时4年多，投资超过40亿，治理效果为何不尽如人意
点源治理初见成效，农业面源污染怎样应对，生态功能如何恢复
滇池 治污正未有穷期
本报记者 丁伟
2月的滇池见不到太多的春意，浑浊暗淡的湖水和湖面上张扬滋生的水葫芦让人有种不祥的预感：天一转暖，蓝藻又可能疯狂地暴发。而最新的监测数据表明，除COD即化学耗氧量基本得到控制外，滇池水体总磷和总氮的含量仍然居高不下，富营养化十分严重。也就是说，从1996年国务院将滇池纳入“三河三湖”重点治理规划算起，累计投资达40多亿元的滇池污染治理工程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滇池的遭遇警示后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不得
在我国众多的湖泊中，滇池“个性”鲜明。它地处高原盆地，与外界“沟通”甚少，湖水置换一次至少需要5至7年。而“老天”又偏偏将它放在春城的“脚底下”，让它充当昆明人的“痰盂”，大到工农业生产，小到吃喝拉撒，一切污染物一股脑地往它身上浇。
滇池是大度的。千百年来，它“忍辱负重”，靠自身有限的自净能力维持着肌体的健康，献出碧波清流和肥美鱼虾。
20世纪最后三四十年，滇池接连遭受致命的重创：先是“大炼钢铁”，周围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伐；后是“以粮为纲”，围湖造田，1／3的湖面被蚕食；进入80年代，粗放的工农业增长方式和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使污染负荷猛增——滇池在劫难逃。
近年来，国家和云南省将滇池污染治理视为“重中之重”，不惜投入巨额资金，污水处理厂、底泥疏浚、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等工程相继上马。可滇池依旧愁容不展。
1999年年底，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邀请国内外著名湖泊治理专家聚集昆明，为滇池“会诊”。专家们的结论是：滇池的富营养化是长期污染导致水环境和生态环境功能严重退化的结果，而功能再造将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长期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外经验证明，湖泊治理一般至少需要10至20年才可能取得较明显的成效。日本琵琶湖经过25年的治理，投资近185亿美元，才基本控制住水质恶化的趋势。
回顾“治滇”的苦辣酸甜，云南省副省长陈勋儒不胜感慨：“先污染后治理使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这条路万万走不得！”
由点到面，由易到难。治滇的得失说明，治理湖泊要有流域全局观和生态系统观
1999年春夏之交，治污“零点行动”在滇池打响。经过艰苦努力，滇池流域250多家重点污染企业全面完成治理任务。在此前后，昆明市建成4座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达60％，居全国前列。点源治理措施的实施，有效地削减了COD的入湖量。
然而，点源治理成功所带来的良性变化是有限的，并未达到人们的预期值。大量调查研究表明，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戕害滇池的“首犯”。据统计，以农村固体废弃物、化肥和水土流失等为主要构成因素的农业面源污染，目前已占滇池污染物总量的50％以上。在滇池沿湖地区，亩均化肥的施用量高达200多公斤，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化肥的过量施用，残留和淋失比例的加大，造成土壤板结，水土流失加剧，对滇池构成严重威胁。
与点源污染相比，面源污染分布面广，涉及千万农户，治理难度可想而知。
湖滨湿地是水体和陆地的过渡区，对过滤陆源污染、帮助水生物繁衍和生长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湖泊自净、实现良性生态循环的重要环节。由于历史原因，滇池沿湖用石头堆砌了一道长约160公里的防浪堤，堤后湿地变为农田或村庄。防浪堤切断了滇池伸向陆地的“七经八脉”，使水体自净能力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专家建议，有步骤地实施退耕还湖还泽、恢复和建设湖滨湿地，应作为滇池治理的重要措施，尽早纳入议事日程。
治滇像一把尺子，衡量着人们的决心和信心；云南要做出个样子，让滇池重现生机
到昆明采访，你会感受到浓重的治滇氛围。从省市领导到普通百姓，都怀着深深的“滇池情结”。昆明市副市长冯志成告诉记者，春城因滇池而兴。滇池不仅是昆明市的饮用水源地，还是守护昆明的生态屏障。“如果滇池消失，昆明将不堪设想。”据他介绍，按照城市建设远期规划，昆明将成为山水之城、园林之城，形成“城市在湖泊中，湖泊在城市中；城市在森林中，森林在城市中”的格局。这一美好的构想能否实现，关键看滇池治理。
在前不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问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治理滇池投入那么多钱，到底值不值？李嘉廷回答说，在风景秀丽、环境宜人的云南，滇池是一块目不忍睹而又必须面对的疮疤。如果这块疮疤治不好，何谈建设旅游大省和绿色经济强省。从这个意义上讲，治滇就好像一把尺子，衡量着云南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好家园的决心和信心。
目前，由云南省政府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起草的《关于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报告》已上报国务院，云南省人大正加紧对《滇池保护条例》进行修订。一场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污染治理战役已在滇池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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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透过图表看水质
●上左图说明，目前我国七大流域近60％遭受较严重的污染，按污染由轻到重排列顺序为：长江、珠江、松花江、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其中淮河、海河、辽河为重度污染。
●上右图说明，近10年来，巢湖西半湖一直处于重富营养状态，1999年巢湖流域工业污染源实现达标排放后，富营养化程度有所改善，但随后出现小幅反弹。这种状况值得关注。
●下图说明，近年来，我国工业废水和COD的排放量呈下降趋势，但生活污水排放量在增加，废水排放总量在上升。
（图表资料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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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年，随着西藏自治区不断提高珍稀动植物的保护力度，每年来雅鲁藏布江谷地越冬的黑颈鹤越来越多。黑颈鹤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据统计，每年有占世界总数的80％、近4000只黑颈鹤在西藏越冬。新华社记者 格桑达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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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绿色矿业之路
——西部大开发矿产资源发展战略思考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 寿嘉华
从我国经济格局和区域发展看，西部必将成为我国21世纪能源和矿产原材料资源的接替地。这不仅是因为西部矿产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程度低，找矿潜力巨大；而且是由于曾支撑我国工业发展半个世纪的东部大部分矿山面临转产关闭、矿业城市亟待转型的局面所决定的。但是在制定西部大开发宏伟计划时，我们不能不冷静回顾和面对新中国走过的51年和世界100余年的矿业发展历史，反省工业文明与环境、生态失衡的经验与教训。西部矿业开发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立足于两个基本点：第一，从全局出发，西部矿产资源必须开发，这是国情；第二，西部生态脆弱必须保护，这是国策。
问题与挑战
我国西部矿产资源丰富，成矿条件优越，资源潜力巨大。据统计，西部地区已探明矿产达123种，其中，天然气、富铜、富磷、富铅锌、钾盐等20余种矿产资源保有量占全国的50％以上，另有9种矿产资源储量占全国的33％—59％以上，显示出巨大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西部将成为我国21世纪能源和矿物原材料基地。
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有力地支撑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矿业产值占其工业总产值的18.47％，青海、新疆两省区矿业产值占其工业总产值的55％以上，占省内GDP的5％。一批大型矿业基地和大型矿山企业的建立，加速了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动了大批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
但是，矿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与日俱增，已成为制约西部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突出表现在：一是粗放式的资源开发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二是资源的无序开发造成植被、生态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三是采、选、冶技术相对落后，造成环境污染；四是缺少资金投入进行生态环境修复再造。如何解决好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战略与构想
100余年国际矿业发展的历程，向我们展示了三种矿产资源开发模式。“先开发后治理”模式，虽快速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由此造成的环境破坏和为此而付出的经济代价巨大，教训惨痛；“严格的环境限制下的资源开发”模式，虽有效地保护了环境，但不同程度地制约了矿业发展；“海外资源开发”模式，虽弥补了本国的资源需求，可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但需要雄厚的资金保证。我国西部矿产资源的开发，既不能走“先开发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套用“严格的环境限制下的资源开发”的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模式，而“海外资源开发”的途径打开还需时日，因此，我国西部开发必须走一条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矿业发展道路——“绿色矿业”之路。
所谓“绿色矿业”，就是指在矿山环境扰动量小于区域环境容量前提下，实现矿产资源开发最优化和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绿色矿业的实现，有三个环节：
1、通过开发前的区域环境容量或承载力评价及矿山环境扰动量评价，建立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技术标准，制定绿色矿业规划；
2、通过技术创新，优化工艺流程，实现采、选、冶过程的小扰动、无毒害和少污染。
3、通过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实现环境扰动最小化和生态再造最优化。
目前的科技水平和知识积累，已为“绿色矿业”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行区域环境承载力和矿山环境扰动评价的理论与实践，近年来取得突破。
——科技进步已使得采、选、冶过程的小扰动、无毒害和少污染成为可能。例如，“硫化矿电位调控浮选理论与技术”已使南京栖霞铅锌矿矿山选矿废水零排放；“膏体充填新技术”已基本实现了金川铜镍矿山少污染和无尾矿。
——国内外成功进行矿山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的实例，不胜枚举。如我国胶东三山岛黄金矿山，通过含氰污水治理与零排放、尾矿资源化利用以及生态再造，变成“花园式”矿山。
对策与行动
实施绿色矿业战略需要必要的措施和行动来保障：
1、加强西部区域地质环境容量评价和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研制矿床地质环境模型，制定区域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和完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这项工作在对比东部矿山资源、环境容量资料基础上可立即启动。
2、加大科技投入，促进科技创新，实现矿山采、选、冶新技术的突破。我国复杂矿选、冶技术尚需攻关，国家要重点支持，加强国际合作，力争3—5年突破西部超大型矿床、国家急缺矿种绿色选、冶工艺。
3、建立和完善矿产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配套法律法规，制定相关生态环境重建与环境保护标准，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监督和管理体系及技术指标。建议在“环境保护法”指导之下，建立政府“西部矿产开发环境法规”体系，以规定并保证西部矿产资源走绿色开发之路。
4、设立专项投入治理的资金。通过提高矿产资源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利润留成率、征收矿业开发环境修复费等方法筹措资金，保障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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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算一算“环境账”
白剑峰
最近，著名环境专家曲格平教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应扣除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如果实行这种统计，会使广大民众特别是各级政府领导大吃一惊，他们会看到，很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扣除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损失而大大减少。这就会促使人们抛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之路。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经济增长是加法，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是减法，如果只算加法，不算减法，最后的统计结果当然既不全面，也不真实。因此，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学会算“环境账”。
然而，许多政府领导并不会算“环境账”。他们一味强调经济增长，为了获得眼前利益，根本不考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不惜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不少地方，仍然存在大量国家明令禁止的“十五小”污染企业，但是，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仅不予以取缔，反而纵容包庇，致使“一个小厂污染一条河”的现象屡见不鲜。专家指出，环境成本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制造产品所使用的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二是制造和使用产品过程中对环境造成危害所需的整治修复费用。对于小化工、小造纸等行业来说，环境成本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如果严格计算一下，环境成本恐怕要比生产总值大得多。这样看来，许多地方的“经济增长”其实是“负增长”，而那些地方领导的所谓“政绩”也是“功不抵过”。
不算“环境账”，最终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山西煤炭资源丰富，素有“煤海”之称，农民们致富的一条重要门路就是搞小炼焦，由于“村村冒烟，家家点火”，导致三晋大地乌烟瘴气，汾河流水由清变黑，而太原市也被列入全世界污染最严重城市的“黑名单”。对此，许多地方领导仍狭隘地认为：山西之长在于煤，不搞炼焦搞什么？那么，这种“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小炼焦真的使山西人富起来了吗？恰恰相反，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科技含量低，山西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排名至今还处于倒数几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仅没换来经济的发展，反而又背上了沉重的“生态包袱”。试想，如果要恢复昔日的“汾河流水哗啦啦”的景象，又要付出多少倍的代价呢？
与此相反，辽宁大连市就很会算“环境账”，他们提出了“环境经济”的概念，即通过改善环境质量来提升城市的品位，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事实证明，大连市靠打“绿色牌”，极大地改善了投资环境，拉动了城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得到丰厚的回报。
当今时代，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达程度，经济实力决非唯一指标，生态环境质量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如何以最小的环境成本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新世纪的新课题。希望各级政府领导都能认真算一算“环境账”，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绿色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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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年，随着西藏自治区不断提高珍稀动植物的保护力度，每年来雅鲁藏布江谷地越冬的黑颈鹤越来越多。黑颈鹤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据统计，每年有占世界总数的80％、近4000只黑颈鹤在西藏越冬。
新华社记者 格桑达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