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跨进新世纪
非洲联合自强 加快发展
本报记者 黄泽全
进入新世纪，非洲各国正在制定“新千年复兴计划”，决心把21世纪变成“非洲的世纪”。
新千年复兴计划的要点是：在继续保持政治局势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行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政策，实施宏观管理，调整工业布局，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发展信息产业，同时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努力吸引外来资金、技术和人才，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与此同时，在非洲统一组织的框架下，非洲国家正在加快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走联合自强的道路。
非洲加快经济发展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近5年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年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目前，有15个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5％，有的甚至超过7％；撒哈拉以南有30多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非洲经济大国南非，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望实现5％的目标。
其次，非洲资源丰富，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资源宝库”。世界上已探明的150种矿产品在非洲都有，其中50多种世界上最重要的稀有矿产品储量巨大，至少有17种的储量在世界上占第一位，矿产业已经成为许多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据有关专家推测，非洲的资源性产业将在21世纪获得长足发展，是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力。目前非洲国家正在抓紧调整矿业发展战略，制定中短期矿业发展计划，同时加快采矿立法，制止破坏性开采，改善矿产业投资环境，推动矿产业的发展。
非洲目前正日益成为全球投资颇具吸引力的地区之一。据统计，近年来非洲地区的投资回报率高达30％左右，是发达国家的5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5倍。尤其是非洲的石油、矿产和原料加工等领域，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增加。例如，外国对安哥拉的石油勘探和开发的直接投资从1998年的7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20亿美元以上。据联合国贸发大会《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1999年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100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15％；2000年超过100亿美元。目前非洲国家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正在修改和完善投资政策，大力改善投资环境。
面对不断发展的信息经济，非洲国家意识到只有大力发展信息技术，才能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许多非洲国家已经先后制定信息产业发展计划，大力发展因特网和电子商务，以利用国际最新的工业技术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目标。据非洲电信联盟预测，在新世纪的头5年内，非洲的移动电话数量将超过固定电话。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德国甚至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电信公司纷纷投资非洲的电信领域。电信已成为外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主导产业。
去年以来，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去年10月，东南非共同市场宣布建立非洲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埃及、肯尼亚等9个国家已经加入，其他6国将于今年10月前加入。在自由贸易区内，成员国之间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务人员可以自由流动，将对这些成员国在新世纪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东非共同体将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届时该地区的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为该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和条件。非洲现有10个区域性组织。这些地区经济组织已经先后制定未来10年发展规划，其领域覆盖关税、货币、投资、基础设施和交通等。另外，非洲国家正在争取于2025年实现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的目标。
诚然，非洲经济在新世纪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它仍然会受到局部冲突、社会动荡、贫困加剧、债务沉重、技术落后、人才流失等不利因素的制约，但非洲经济形势已经在新世纪之初出现积极的迹象，非洲国家一定会抓住新世纪为非洲复兴带来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保持稳定，加速发展，摆脱贫困，将21世纪真正变成“非洲复兴的世纪”。
第7版(国际)
专栏：述评
科西嘉问题再起风波
本报驻法国记者 郑园园
科西嘉岛问题是法国内政中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去年7月20日，法国政府与岛上的民选代表在总理府马提尼翁宫签署关于科西嘉岛问题的框架协议《马提尼翁协议》。8月29日，内政部长舍韦内芒因反对该协议挂冠而去，轰动一时。这两天，总统希拉克与总理若斯潘又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分歧，引起了舆论界密切关注。
这场风波是总统的一项决定引发的。每周三上午，政府部长开会就重要的政策作决定。凡需提交国民议会审批的法律提案，均需先在部长会议上获得通过。宪法规定，部长会议由总统主持，会议的议事日程也由总统决定。若斯潘要求总统把审议《马提尼翁协议》的内容列入在2月14日的会议议程，以便4月底提交议会审议。但希拉克决定推迟在部长会议上讨论该提案。13日，希拉克致信若斯潘，彬彬有礼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若斯潘随即发表公报，口气强硬地表示政府的行为光明磊落，协议是在高度透明的情况下签署的。然而，总统的保留态度却使协议的法律批准程序推迟了。
若斯潘1997年出任总理后，希望在科西嘉岛问题上有所突破，以结束岛上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地方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结束层出不穷的政治暗杀事件和恐怖主义活动。1999年下半年谈判进程开启后，政府同岛上的民选代表，包括科西嘉民族主义分子的代表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谈判，终于在去年7月20日达成协议。协议包含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等三个方面51项条款，总的精神是给科西嘉较大程度的自治，让地方政府有更大的自主权。经济方面，除了在15年内给该岛150亿法郎的贷款外，还同意在15年内免除其居民的遗产税；文化方面，将科西嘉语作为义务教育的语言；体制上，在2004年之前分两个阶段扩大地方政府权力，2004年给地方议会“有限的立法权”。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保证在岛上实现持久和平。7月28日，科西嘉地方议会以绝大多数赞成票批准协议。协议签署后，若斯潘颇为自得，因为历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都谨小慎微，墨守成规，无所作为，而他却实现了突破。支持协议的人认为，若斯潘以现代意识成功地处理如此难题，倘若《马提尼翁协议》使科西嘉获得长久的安宁与稳定，则善莫大焉。
协议签署以来，希拉克未明确表过态。从他的历次讲话看，他对科西嘉问题的谈判进程原则上是支持的，其前提是：不能损害共和国的整体性。另外，在反对派中，保卫共和联盟的一些重量级人物，如前总理巴拉迪尔、前预算部长萨科奇也支持谈判进程。此次希拉克推迟将提案列入议程，直接的起因是国家行政法院持有异议。国家行政法院是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参照国王时代枢密院的形式建立的。它行使着国家顾问和行政裁判的双重使命。法国宪法规定，任何送交部长会议讨论的提案，必须先征求行政法院的意见。2月8日，行政法院会议对协议中将科西嘉语作为义务教育语言和免税等条款明确提出异议，这就使希拉克对《马提尼翁协议》持谨慎态度。此间舆论还从当前左右翼共处的特殊政治环境来看待这场风波：总统驳回总理的要求，有另一层含义，是想为在民意测验中处境不利的右翼党派鼓气，表明总统仍然是他们的主心骨，这是左右翼之间另一种形式的较量。
希拉克既已表明保留态度，下一步就应该明确表态，他到底支持或反对哪些条款。总统的立场明确了，议会里右翼反对派的立场才会明确。两天的风波，引发了法国关于科西嘉岛前途及地位的又一轮争论。舍韦内芒说，提案根本就应该撤销，作为同一种族、同一宗教信仰的法国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谈不上给科西嘉特殊地位的问题。但同时，也有法律教授援引1793年大革命后的宪法前言：“人民永远有权重新审视、改革和改变宪法，一代人不能强迫未来的几代人服从他们的宪法”，来表明以修宪方式对科西嘉地位做某些改变不是大逆不道背叛祖宗的行为。经过两天的较量，爱丽舍宫表现出防止事态扩大化的意愿，马提尼翁宫则乐观地表示，提案获准审议只是时间问题。
（本报巴黎电）
第7版(国际)
专栏：漫步地球村
莫只“谈牛色变”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姚立
关于当前在欧洲肆虐的疯牛病，迄今已有不少文章描述，笔者不想再多费笔墨。的确，疯牛病给欧盟饲养业和经济带来重大损失，不少农民处在困难境地。农民因不满而走上街头，封锁公路，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不便，造成社会问题。
然而，只“谈牛色变”恐怕不够，更重要的还是应当认真想想，该从疯牛病的发病原因中得到什么启示，汲取什么教训，使人类在新的千年里少出类似的问题，生活得更好一些。例如：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今后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如何让科技成果合理地转化为生产力？在选择经营方式时怎样始终注意因地制宜，把握合理的尺度？欧盟的疯牛病所以一发不可收拾，有个积累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和长期忽略上述问题有关。
所幸的是，欧盟的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注意这些问题，并正对欧盟几十年来的共同农业政策进行科学的反思。这些反思大致可做如下归纳：
其一，发展农业要注意遵循自然规律，不能只强调产量，为了产量不惜一切手段，忘记了科学和自然有时是矛盾的。欧盟1962年开始实施共同农业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鼓励农民多生产，使农业经营走向现代化。为此，欧盟（当时为欧共体）出台了不少支持农民提高产量的政策。近30年来，在这项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欧盟的农业经历了由供给不足到出现剩余，而后又制订限产措施的不同阶段。人们恐怕还记得欧盟“奶油成山”、“牛奶倒海”的新闻。为了提高产量，农作物也好，饲料也罢，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进。农田里的肥料越上越多，各种杀虫剂纷纷上马，抗生素也不在话下，喂养肉牛的所谓肉骨粉就是饲料改进的后果。
不可否认，以科技为基础的种种发明，在促进欧盟农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农业生产中的一种进步。但问题在于，有时人们在运用科技成果时未免急功近利，忘记了在使用中把握合理的“尺度”，结果是在促进生产的同时，有些经营方式也越来越远离自然，二恶英、疯牛病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如今，人们痛定思痛，呼吁在生产经营中不要背离自然，摒弃单纯追求产量的经营思想。
其二，人们开始对欧盟现有农业的集约经营方式提出疑问。共同农业政策实施以来，欧盟农业越来越集约化，个体生产规模愈益扩大，小规模农户逐渐消失。以比利时瓦隆（法语）区为例，20年来，农户数量减少了43％，而每户的经营规模从过去的20公顷增加到35公顷。这种集约经营方式同样反映在饲养业中。集约意味着更高的集中和更多的机械化，在饲养业中把握不好，就可能诱发更多的“出轨机会”。疯牛病给欧盟消费者心理上带来极大冲击，人们开始更多地呼吁注重健康与环境，一些政治家为迎合选民要求，也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某些领域是否应该将粗放和集约经营有机结合起来，以保证农业的持续发展。
欧盟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改革共同农业政策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它直接涉及到农民的切身利益。1992年的改革就曾经历艰苦的讨论。但欧盟接连发生的疯牛病一类的事件，正促进人们进一步思考。这或许会推动其农业政策进行新的改革。
由欧盟农业想到我国农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也在经历着迅速发展和深刻变化。中国农业下一步如何走？如何从欧盟农业发展经历的曲折中吸取教训，避免疯牛病类事件在中国发生？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未雨绸缪，变他人教训为自己的经验。也许，这就是欧盟疯牛病所给予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