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名家近作
挺立一生
周大新
人与人的生命强度是不同的。有的人遭遇一点打击就会倒下，甚至使自己的生命破碎和终结；有的人在一连串的打击面前还能巍然挺立，顽强地活着。
命运之神好像很关心人的生命强度问题，经常选择一些人作为自己的测试对象。如果有谁一旦被选中做了测试对象，命运之神便会把一连串的打击加诸在他身上，尔后观察和记录他的反应。这种测试过程往往非常残酷，会使我们闻之而颤栗。遗憾的是，我的忘年交朋友孙幼才先生，竟也被选中作了这种测试对象。
他原本生活在伏牛山中的一个小村里，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这种穷家小户的儿子本不会引起他人目光注意，没想到命运之神在寻找测试对象时却选择了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命运之神给他的第一个打击是幼年丧失母亲。我们都知道母亲对一个孩子的重要，没有母亲的呵护，幼小的孩子会多吃许多苦。可在孙先生几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了另一个世界，人世的风雨开始无遮挡地向他袭来。他那细小的身子在人世的风雨中摇晃着，割草和拾柴的劳苦以及疾病的折磨，数次想使他彻底倒下，但他都咬牙挺住了。他活了下来并且长高了，长成了一个青年。
年青的孙先生先是出去当兵，接着在南阳城安下身子，在文化馆谋了个职位，而且娶了一个知书识字的姑娘做媳妇，过起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但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命运之神既然选择了他作为测试对象，就不会允许他顺顺当当地把幸福日子过下去。大概就在他的大儿子出生之后不久，就让他的妻子得了肝病。他于是开始跑南跑北地给妻子治病。在那个年头，肝病还没有治愈的可能，他只能把他那一点可怜的工资抛撒在四处求医的路上。日子又变得艰难起来，随着其余的孩子的诞生，生活的担子日益显得沉重。但他没有被压弯了腰更没有被压趴下，而是挺立着身子朝前走。他依靠他的那点工资和业余写稿所得的一点稿费，硬是把一个六口之家支撑了下来。
他在命运之神的注视下进入了中年。中年，是男人人生长途中风景最美丽的一段，可命运之神偏偏就在这一段又开始了对他的新一次测试，这一次测试的题目更残酷：失去妻子。他那有病的妻子为了补贴家用，撑着病体工作，没料到突然之间倒下了，妻子咽气之前望着他的目光里充满歉疚，她知道她不该在这个时候告别丈夫。几个孩子都还没有成人，他一个人可怎么办？中年丧妻是男人一生中的第二大不幸，他立刻尝到了这不幸的滋味。他既当爹又当娘，艰难地撑持着这个家。白天上班应付工作，晚上得为孩子们缝缝补补。他依旧没有被这新到的灾难压倒，他仍然挺着他那不高的身子，领着孩子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奔。好在孩子们懂事，尽力为他分担去一点忧愁。日子在困苦中一天一天过去，儿女们慢慢长大成人了。望着四个长大的孩子，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也是在这时他才发现，他原先乌黑的双鬓，竟在不觉中斑白了；原先浓密的头发，变稀疏了。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老境。
他这时应该享福了，大儿子结婚了，而且在一个小部门当了头头；大女儿也成家了，在学校中是优秀教师；小儿子和小女儿也相继有了工作。邻人们都以为他的苦难日子已经结束了，他进入了他人生中的收获期，他的朋友们包括笔者都以为生活对他的回报开始了，他就要去享受幸福的晚年了。谁都没有想到，命运之神又残忍地给他出了一道新的测试题目：失去儿子。他那长得高高大大漂漂亮亮的大儿子，先是感到了身体不适，随后被查出患了癌症。像是被迎头打了一棍，他懵了。两行老泪从眼眶里奔涌而出：老天，为何要这样待我？面对他的嘶声追问，命运之神一声不吭，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的反应。神估计这一次自己要胜利了，估计这一次孙幼才要被打倒了，人的生命强度到此就是极限了。可孙先生的表现又一次让命运之神吃了一惊：老人先是忍着眼泪给大儿子治病，癌症不可能治好，儿子病逝时，他又噙着泪水给儿子送葬。安葬罢儿子，他仍然没有倒下，而是拿起笔，开始了文学创作，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作品集。
至此，所有认识孙先生的人都觉得老人受的苦痛太多太多，都在私下里想，对他实施打击的那只手无论如何也该停下了。可命运之神并没有这样想，他还没有得到最后的测试数据，他于是再次扬起了手。这一次的打击更可怕——让老人的小儿子也得了癌症。当小儿子的病理切片检验报告送到老人手上时，他瞪大双眼看了许久许久，大滴的泪水把那张检验结论打得透湿。他的身子摇晃了几下，他险些要倒下了，但他最后又慢慢把双脚站稳。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手扶门框走出门去，又开始为小儿子寻医求药了。这当然又是一场很难取胜的努力，但他依旧努力着，直到完全失败的那一天来临。小儿子去世的那一天，他没有惊动别人，只和两个女儿一起去为小儿子办了丧事。接连失去两个儿子，他把老年丧子的全部苦痛滋味连续尝了两遍。有人担心他这一次会躺下不起，但他没有，他只是吸烟有些少了，身子显出了虚弱，他依然挺起身子活着，没有让人听见他唉声叹气，没有让人看见他满脸沮丧。
孙先生生命的顽强和坚强，肯定使命运之神惊讶了。一个人的肉体和精神能承受如此重压而不垮掉倒下，实在是堪做标本了。为了能把这个生命做成标本，便对他本人动了手——就在几个月前，医生在孙先生的体内发现了癌细胞。孙先生已经和癌细胞打过交道，熟知它的狠毒。他没有惊慌，而是怀着对它的蔑视平静地做着告别这个世界的准备。他拒绝做手术，也拒绝到北京做进一步的治疗。他把要做还没做的事尽快做完，他就后事的办理对女儿做了交待，他安详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他终于倒下了，在七十岁的年龄上。但这是在肉体与精神、灵魂剥离开以后倒下的。倒下的只是躯体。这不是他作为人的失败。
作为一个人，他一生都在挺立着。
身为他的忘年交朋友，我永远都为他自豪！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灰色背景中的绚烂
——写在纪伯伦纪念馆前
黄蓓佳
这满坡满墙的红叶啊！从山坡逶迤而下的、一片叠一片倾斜着的、像火焰一样燃烧又像落日一样辉煌的红叶，在走进石砌拱门的瞬间扑进我们的眼帘，轰隆的一声响，撞击出周身轻微的疼痛。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绚丽灿烂的红叶，没有一丝污秽和伤痕的红叶。纪伯伦纪念馆，在完美的红叶中默然静立的建筑。
古铜色的木门低而窄，走进去的时候须得缩肩躬腰。不知道这些古旧的门窗是不是统统由雪松木制成。纪伯伦生前曾经嘱咐他的家人：“要把我埋在黎巴嫩的雪松身边。”1931年他在美国纽约去世，家人果真万里迢迢运回他的遗体，在故乡卜舍里的山间买下这座废弃的修道院，安置他伟大而孤寂的灵魂。几世纪前用来做弥撒的山洞，被人们凿进去一个更深的套穴，放进诗人朴素的棺木。套穴和山洞之间，原先用玻璃相隔，供人们有距离地瞻仰，再后来整座纪念馆修成，觉得玻璃质地跟纪伯伦的精神不相吻合，遂拆下玻璃，在一平方米见方的不规则形洞口安放了一大块自然主义风格的雪松树根。如果躬身向前，从树根的枝杈间插进胳膊，套穴里纪伯伦的棺木几乎伸手可及。洞口钉上去的雪松木板上镌刻着诗人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我要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样的话：我站在你的身边，像你一样地活着。把眼睛闭上，目视你的内心，然后转过脸，我的身体与你同在。”
我试着闭上眼睛，希望在纪伯伦的棺木边感觉出他的幻像。不知道是山洞里的空气少有流通，还是我的鼻子过于敏感，我嗅到了潮湿而浓重的死亡的气味。生和死毕竟是两个不能沟通的空间，时间和空间把我和诗人永远地隔开了，我可以从诗人的书中进入他的灵魂，但是我无法清晰地看见他的容貌和身体，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
纪伯伦在他的散文诗集《泪与笑》的引子里写道：“海水挥发，蒸腾，聚积成云，飘在天空。那云朵在山山水水之上飘摇，遇到清风，则哭泣着向田野纷纷而落，它汇进江河之中，又回到大海——它故乡的怀抱。云的一生就是分别与重逢，就是泪与笑。人也是如此：他脱离了那崇高的精神世界，而在物质的世界中蹒跚；他像云朵一样，经过了悲愁的高山，走过了欢乐的平原，遇到死亡的寒风，于是回到他的出发点，回到爱与美的大海中，回到主的身边。”纪伯伦的一生就是云一样飘泊的历史，他十二岁离开祖国，随母亲去美国暂居，两年后回来，进贝鲁特的学校接受阿拉伯文的教育，二十五岁发表小说《叛逆的灵魂》，激怒了当局，作品遭查禁和焚毁不算，本人还被驱逐，不得已再次落脚美国。之后他进法国巴黎艺术学院，师从罗丹学绘画和雕塑，1912年定居纽约，直到逝世。特殊的经历使纪伯伦的作品唯美而又伤感，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撞击和交融又使他的心灵永远处在安静和动荡的边缘，他笔下的生命、爱情、梦境、废墟、黑夜和死亡，无一不闪烁着东方的神秘之光，是阿拉伯文学中的奇珍。陪同我们的黎巴嫩现任作协主席在纪念馆的题辞簿上恭恭敬敬写了这样一句话：“你是我们的先知，你所过的每一分钟都等同于我的一生。”
纪伯伦是作家又是画家，一生创作了六百多幅油画，纪念馆里存有其中的一百七十多幅。性爱似乎是他的画作中最常出现的主题，男女交欢的人体画比比皆是，各种姿态，各种体位，背景一律灰暗得近乎黑色，浓黑的色块中浮现出灰白发光的人体，皮肤是珍珠一样柔和的亮色，男性躯体如女性般纤美，女性的唇和乳头鲜红如血，在黑色和珍珠灰的映衬下触目惊心。猛听纪念馆的馆长在旁边介绍说纪伯伦的一生未婚，悚然间我有一种惊惧，似乎油画上的男女人体慢慢地活动起来，走下墙壁，从我的面前列队而过。面容中残留着美到极致的悲苦和压抑。其实我知道这是我对纪伯伦的世俗的理解，当年在他精心创作这些画作的时候，他未对自己有太多的悲悯，性爱给人生带来的难道不是欢乐和愉悦吗？或许纪伯伦是在灯光幽暗的画室里带着笑意勾勒这些美轮美奂的人体线条的呢？纪伯伦曾经在一幅画里忠实记录了他母亲临终的一刻，年老的妇人安详地躺在床上，脸上浮动出柔美如梦的光晕。纪伯伦给同时代的一个女作家写信解释他的这幅作品，他说，人的灵魂离开躯壳的一瞬，会在脸上留下最后的光辉。这是纪伯伦对生命的赞美和留恋，无怪乎他会在画布上对男女之爱留下那么多的想象。
下午四点钟钻出纪伯伦纪念馆的小门，脚下的山谷里阳光灿烂，面对落日不由得有一种晕眩，像是体内氧气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被消耗过多了一样。回头再看石墙上的红叶，恍惚中一丛一丛都是跳动的火苗儿，满世界都是耀眼的橙红。墙根的灌木还绿着，一只笔杆长的蜥蜴无声地钻出来，瞪了我一会儿，倏忽不见了，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穿过门窗爬到石洞里纪伯伦的棺木上。在整个世界中，给够自由与纪伯伦的骨殖亲近的，大概就只有这只蜥蜴了吧？
馆长助理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温婉女士，她端出一托盘赭红色的陶杯和一把小小的铜壶，给大家斟上滚烫的土耳其咖啡。年老的馆长亲自端着小罐在她身后给大家加糖，二十天前初到中东，我喝这种咖啡很不习惯，太浓太苦，而且满嘴都会留下沙沙作响的咖啡渣。喝过几次之后，慢慢地开始喜欢。此时喝完一杯不能过瘾，同行的陈喜儒先生善解人意递上他的一杯，我贪婪地再次喝光。两杯咖啡下肚，提神醒脑，通身舒畅，是喝透了的惬意，使我觉得这世界有许多美好。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诗二首
马凯
都江堰感怀
每临都江堰，
心涛总难平。
华夏此壮举，
人类古文明。
先人独慧眼，
神斧巧天成。
鱼嘴分泯江，
枯盛皆由人。
灌口引来水，
进排自掌门。
郎侍溢洪道，
沙水各有循。
作堰正好低，
淘滩恰到深。
遇弯则截角，
逢正即抽心。
沃野千顷地，
惠泽万代民。
功德同日月，
治水训古今。
兰亭探游
流觞曲水竞高歌，
醉笔兰亭冠墨河。
剑舞云游随惬意，
泉奔龙走任欢波。
势斜反正山旁树，
欲断还连池上鹅。
但把永和神韵借，
新毫也敢试婆娑。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一片冰心在玉壶
陈望衡
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只要是上过中学的人，大概都知道唐代著名诗人、“绝句天子”王昌龄这首《芙蓉楼送辛渐》。此诗其境之美妙动人，其句之玲珑剔透，无不令人心醉神迷。在唐朝的绝句中，不，在中国古代所存留的全部绝句中，它当得上首位。
诗中的芙蓉楼在湖南的黔城。黔城原是黔阳县的一个小镇，洪江市首府不久前迁到此，从湘中名镇怀化坐火车去，不过一小时。芙蓉楼紧临舞水，环境特别清幽。舞水不很宽，但水量不小。水色缥碧，泛着鱼鳞般的波纹，在秋阳下熠熠生辉。河对岸为一溜长长的山坡，有桔林、村舍、菜地、稻田，错落有致，色调疏淡，浑如一抹水墨画。芙蓉楼下有石砌的码头，停靠老式的渡船一只，几位农民挑着满满的粪肥，正在上船。几位从城里卖菜归来的大嫂，帮扶着，不使船动荡。笑语喧哗，桨声咿呀。好一幅恬美朴素的田园风光！
芙蓉楼前有一座很有特色的门楼，门楼及两边的护墙上有精致的水墨画。画的都是山水，进得门楼，则见到一座楼阁，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风格，楼高三层，歇山顶。可惜楼门紧闭，我们未能登临。楼上的匾额“芙蓉楼”，不知是何人手笔，端方而不失飘逸。这是清代嘉庆年间的建筑，据说，此前也有楼。最早的楼建于何时，我手头没有资料，不得而知。楼前有清嘉庆二十年邑令曾钰写的碑文《新修芙蓉楼碑记》，文曰：“有楼曰芙蓉，相传少伯送辛渐赋诗饯别其中，文采风流，照耀今古，楼在县境。”另有介绍说，清道光年间知黔阳县事的龙光甸与其子龙启瑞编了一本《王少伯宦楚诗》。这本诗集第一首诗即《芙蓉楼送辛渐》。龙光甸的学问是不错的，他的儿子龙启瑞是道光辛丑状元，做过江西布政使。龙氏父子为芙蓉楼的建设做了很好的工作。真应该感谢这位县太爷和他的状元儿子。他们编的这本诗集为王昌龄的这首名诗写于何处提供了一个答案。
关于《芙蓉楼送辛渐》写于何处，不是没有争论的。有人说写于镇江，是王昌龄在镇江做江宁丞时写的，其理由是诗中有个地名——“吴”。至于“楚山”，是因为楚灭吴后，镇江一度属于楚，故而将送客处的山称为楚山。此话也说得过去。不过，这里就有个矛盾。既然镇江属楚地，镇江的山可称楚山，何不将“入吴”写成入楚？现在，更多的学者认为写于黔阳。这主要是因为清代黔阳就有了纪念王昌龄的芙蓉楼，而且它还可以追溯到更早，而镇江没有此楼。龙氏父子将《芙蓉楼送辛渐》收进《王少伯宦楚诗》说明至少在清代，此诗写于黔阳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从王昌龄的经历来看，他写此诗时，已由江宁丞贬为龙标尉了，龙标即今湖南黔阳。此地当时十分荒僻，洛阳亲友为之担心是很自然的。如果是镇江，那就不必以“一片冰心在玉壶”来答慰洛阳亲友了。
芙蓉楼庭园不太大，但布置颇有创意，园内主体建筑是芙蓉楼，楼前有草地，沿楼前小径不几步可到长廊，廊内有好些残碑断碣，记载着芙蓉楼悠久的岁月，可惜风雨剥蚀，字迹已难辨认了。穿过长廊，步入一芭蕉林，林尽，有一门，进门则为另一天地，有孔庙，庙侧立有两巨碑，一刻孔子像，另刻孔子谱系。孔庙前临江处有亭，亭翼向上，呈飞动状。站在亭中，眺望江对岸田园风光，爽风吹来，有飘然欲仙之感。
出得园林，不忍离去。江边有一亭，走近，原来是送客亭，当年，王昌龄送辛渐，也就在此处了。中国人很重视友情，在中国旧体诗中，送别诗很多，而且精彩之作不少。王昌龄的《王少伯宦楚诗》中就有不少送别诗，其中有《送吴十九往沅陵》云：“沅江流水到辰阳，溪口逢君驿路长。远谪唯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共还乡。”思乡之情溢于言表。不过，他还有首《送柴侍御》，则是另种情怀，诗云：
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共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这首诗命意之新颖、形象之绚丽实为不凡！诗用明月寓意，这是中国古代思乡诗常用的手法，然杜甫云“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王昌龄却说“明月何曾是两乡”，完全是另一种境界。不能说王昌龄不思念家乡，其实这首诗中所蕴藏的思乡之情与杜诗是一样深厚的，但杜甫正说，王昌龄反说。就境界、胸襟而言，王诗又似在杜诗之上。我曾经在一篇怀念故乡的文章中引用了王昌龄的这首诗。凡是游子，没有不思乡的，但归家不得，又须放开来想。人生在世，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何处不可创业，何处不能发展，何必定要固守乡梓终老田园呢？人生不称意可说十之八九，贵在达观处之，平静处之，超然处之。王昌龄远谪湘西，不能说没有愁苦，没有牢骚，但他不一味沉浸在愁苦、牢骚之中，而能从愁苦牢骚中超脱出来，这就很令人敬佩。他的“一片冰心在玉壶”将逆境中的恬淡心境表达得清新鲜活，没有真情实感是写不出这样美丽诗句来的。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登山随想
段柄仁
探 索
在高山峻岭、深沟峡谷中攀登，如何能迅速而安全地奔向既定目标？概而言之：探索。
一片莽莽荒山人迹未至，或先人曾有“征战”的辉煌成果，但被历史的变迁湮没已难觅踪迹，要登临其高峰，跨越其险谷必须全身心地寻求可登之处，可行之途，不探索则寸步难移。这是不言而喻的。
按前人踪迹，亦步亦趋地跨沟越险，绕障登岩，是否就没有风险，必然能顺利登上险峰，不必探索了？这也只是一种愿望，一种想象。事实是，因走老路而麻痹大意，陷入泥淖，跌入深谷的事件，并非罕见。前人留下的踪迹是他们探索的成果，后人应充分利用，使攀登省时省力。但也不可完全照办，仍应勘探其有无变迁，是否是通向目标最便捷的通道？还要看因时代、季节、气候的不同以及攀登者自身条件与前人的区别等等。也就是说，每迈进一步，都要找出此时此地人和自然环境的最佳结合点，不探索何以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作新探索，对前人的业绩不仅谈不上超越，也难以继承。
探索，首要的是识别方向。山峰起伏，沟壑纵横，怪石多变，林草无序，可行之处总是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曲折盘旋，出没无常。每走一步都需看看山势，望望高峰，以阳光为对照系，审视一下自己的方位，确定继续行进的途径。如果方向判断有误，常常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本想寻找坦途，结果却离目标越来越远，以至背道而驰。在方向问题上，即使很快觉悟、改正，也造成了体力的消耗，时间的拖延。
探索，关键是找一条通向目标的便捷通道。从山根到顶峰，不论任何山峰都有可开拓攀登的多条路途，即便是常年冰雪覆盖的珠峰，征服者们每攀登一次都不是完全重复地走一条老路。但如何找到省时省力，风险较小，易于行进而又适合自身条件的路途，却并非易事。不仅需要总结研究先行者的经验教训，更要精心观察地形、地貌，在诸多可行之途中，比较优劣，作出最佳选择。道路选不对，不仅风险迭出，费时费力，而且极易迷失方向，使攀登受挫。
探索，最终体现在行进中。也就是每向前迈一步，都需看清方向，摆正脚位，全神贯注，还要随时寻找可以借助的山石、树木，手脚并用，稳身提速。应当说，每进一步，都是探索的成果。
拉一把
当你疲劳之极而又被一块山石挡住去路时；在费尽心力、左登右攀、已临超越的边缘而无力向上时；当你面临绝壁深谷或山涧急湍的溪流需要跨越，而又身疲腿软、胆战心惊、迈不开步子时；当你接近既定目标已精疲力竭、难抬腿脚，又不甘心放弃即将登顶的胜利时……心中特别希望有人能拉一把，扶一下。这时候走在前面的人或正在赶超的人如若毅然伸出援助之手，那是多么让你兴奋、令你敬佩！感激之情不仅会立即溢于言表，还会深深地刻印在脑海中，甚至终身难忘。因为这只手是在你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伸来的，没有它一拉一扶，也许你就只能登临至此了，永远攀不上那个山头，越不过那条深谷，享不了胜利的喜悦。你的目标、你的理想至此已成泡影，剩下的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欢天喜地一路高歌凯旋而还，而自己不得不回过头来，一步一步下坡而去。这一拉一扶对你能否达到成功之境，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
而对先行者或赶超者来说，这拉一把、扶一下或喊声加油、说句鼓励的话，或指一条通途、传授一下经验，常常是不经意地自然而至的，但却是人与人之间十分纯朴的互助之举，是一种美德的自然流露，其效果也往往是出乎意料的。不要轻视这一拉一扶，也许就是这小小的举动，成就了一名天才或挽救了一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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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卞之琳先生
卞国福
我和卞之琳先生相识是在1964年的春天。当时，他是从北京派往安徽搞“四清”工作的领导，进驻安徽省寿县九龙公社。我那时是个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作为参加“四清”工作锻炼的，恰巧分配我在九龙公社九龙大队，队部离公社很近；加之，我中学读书时，就拜读过卞老的诗和他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剧本；他又姓卞，感到很亲切。所以，一天我就从九龙大队，兴致勃勃地直奔公社，冒昧地拜见了卞之琳先生。他当时住在公社一间很简陋的房子，屋内只有一张简易的木床和一张木桌、两只木凳及一盏煤油灯。卞老十分平易近人，在这次幸会中，我只简要地说明我在大学学习音乐理论专业，非常热爱诗歌创作，很想得到卞老的教导。他听后，很高兴地点头赞许，非常和蔼地说，音乐和诗歌是兄弟姐妹关系，学音乐、爱诗歌，很好。并要我把自己写的诗送给他看看。初次见面，他的热情、随和，就使我十分感动，能够得到文学大师的指教，当然是件荣幸的事。第二天，我就将抄在日记本内自己创作的几十首诗习作，呈送给他指正。
那几天，我在兴奋和不安中等待着。很快，公社来人带口信说，卞之琳先生约我去，我高兴地跑到他的住处，卞老十分热情地会见了我。他微笑地说，你的诗作我看了，有生活，有感情，有些诗句很好，我都做了记号。他谈话中给我不少勉励。同时，卞老教导我如何写好诗，并以他在我写的几首诗中，细心地用红色圆珠笔圈过的诗句为例，如：《雪夜》一诗中“夜路难、卖鱼险，一脚深、一脚浅”“爸爸肩担的不是鱼呀！是苦、是泪、是大山……”又如《爸爸》诗中“担担水浇到菜地，瓢瓢水浇进菜根，菜叶儿得水对月亮笑，好像以立正的姿态致敬！”等等诗句中，每个字都圈了红圈圈。他说，这样的诗句，不空泛，有意思。他特别鼓励我在生活中一定要多观察、多看书、多思考、多写，要从实践中领悟什么是好诗，怎么写好诗。卞老的言简意赅的教导，使我对诗的理解顿开茅塞，他的治学严谨的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四清”工作结束前夕，卞老将返回北京，他还特此给我留下他在北京的通讯处和详细住址，嘱咐我常联系。之后，我有时来北京开会，总是登门拜访他老人家，每次都是我难得的学习和接受教诲的机会。一次，我去拜访，卞老正在家中撰写、修改论文，准备赴国外参加学术会议并讲学。他即使如此繁忙，仍是热情地接待我，鼓励我，教导我，记得在那次谈话中，他曾风趣地说，青年人一般都是爱诗的，往往有这种现象，年轻时写诗，中年时写小说，老年时写评论。我听后插话说，是否青年人容易激动，想象丰富，有诗的激情；中年人生活积累多，对人物和生活剖析较深，用小说表现更如意；老年人见多识广，资历深、阅历广，评论更能发挥作用。卞老微笑地点点头说，也许吧！
去年，我曾到卞老家看望，他病愈不久，正在家里休息。作为晚辈和学生，我向他老人家呈送上我多年来在他有形和无形的精神鼓舞下创作的六部诗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高兴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