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碰撞《霸王别姬》
郭凯
  英雄、美人的爱情悲剧大概是文学艺术中的一个永恒题材。从1921年京剧大师梅兰芳和杨小楼首演后,绝代佳人虞姬为项羽自刎垓下的爱情悲歌,在中国戏剧舞台传唱了八十年,使这场生死绝唱成为不朽的经典。
  今天,空军政治部话剧团又从新的视角对项羽、虞姬、吕雉在特定的时空环境内发生的爱情纠葛进行演绎。
  新本《霸王别姬》合理地书写出许多历史上完全可能发生,但在史书上却没有记载的反映人性的情节:徒有一世英名的霸王陷入为情所累、为情所惑、为情所困的绝境当中,终于上演了一幕“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悲剧。明察秋毫的范增气死了;虞姬在凄美绝艳的剑舞之后倒在追随一生、不离不弃的霸王怀里。一个令观众不得不重新审视的立体丰满的吕后,一个童心未泯、率性而为、固守真情真爱的呆霸王立在寒冬时分的舞台上。由于编剧对项羽、虞姬、吕雉、范增的不同以往的读解,使这段历史自然地融进了现代。
  京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对《霸王别姬》都有过成功的表现,话剧《霸王别姬》能否排出新意便成为关键。空政话剧团资深导演王向明对此却颇有信心:“我们在手段上将不拘泥于传统,观念上又强调现实性,而节奏上又非常具有现代感。”被誉为“明星团”的中国空政话剧团派出了强大的演出队伍:在国内多次获奖、颇受观众喜爱的著名演员吴京安、肖雄、白志迪分别饰演剧中的项羽、吕雉和范增,虞姬由知名青年演员侯继林扮演,甚至侍卫、侍女都是由观众喜爱的优秀演员扮演的。
  为贴近观众又不失历史感,《霸王别姬》的编剧们在话剧的编排上作了一些大胆的尝试:表演中吸收了大量的戏曲表现手段,比如京剧的韵白、身段、动作乃至脸谱等,其间还穿插现代歌曲的低吟浅唱等一些较新颖的表现手法,起到丰富表演、调节剧场气氛的作用,使历史人物故事有了现代感。
  今年盛夏,《霸王别姬》剧组受国家文化部的派遣,作为中国唯一参加第十三届“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比赛的戏剧,受到国际戏剧界的瞩目。在首场演出和正式比赛中,剧组全体人员怀着为国争光的强烈荣誉感,克服剧场设施与国内差异大、准备工作时间紧、语言、交通、饮食及气候不适应等重重困难,精心组织,发挥出色,受到国际评委和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结束后,15名国际评委打破戏剧节“评委不与剧组合影”的惯例,先后两次主动登上舞台接见全体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埃及电视台、《金字塔报》等媒体也给予了广泛关注。
  在该戏剧节中共有58台节目参加演出,演出、导演、男女主角和舞美设计5个最佳奖及相应的13个提名奖的竞争十分激烈。在最后的评比中,《霸王别姬》脱颖而出,荣获最佳演出提名奖,女主角侯继林获最佳女主角提名奖。
  《霸王别姬》剧组刚从埃及回国不久,便又赶往德国参加第二届“柏林亚太周·中国主宾国”展演活动。在为期14天的演出中,演员们通过丰富的形体和情感语言及高超的演技,深深迷倒了德国观众。有位德国观众找到带队的团领导,竖起大拇指连声赞叹:“非常精彩,非常迷人,虽然我们的语言不通,但我看懂了。”一位华人说:“我是从海报上得知你们前来演出的消息的。你们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在德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很了不起。我在德国生活近30年,第一次看到这样高水平的话剧。我衷心地希望你们走出国门,扩大中国戏剧在世界上的影响,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
  (附图片)
  1、《霸王别姬》中的项羽、吕雉
  2、《霸王别姬》中的项羽、虞姬、范增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长城杯·新游记

奇石柔水
袁亚平
  江南有一奇石,从平畴突兀而起,上丰下削,情形险峻。有人惊叹其嶙嶙傲骨,也有人担心其摇摇欲坠,而这奇石不为风所动,不为雨所泣,独立自在,神态自若,历千年而不变。奇石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浙江绍兴的柯岩,乃隋唐以来采石工所遗,高30多米,底围四米,最薄处不足1米,底脚细如锥子倒立。
  步入唐代建筑风格的景区正门,迎面一座古朴石亭,亭中有石碑,上收“柯岩绝胜”,字集王羲之手迹。沿着围墙向右行,见一照壁,一净池。那照壁上有四个大字:“一炷烛天”,蓦然回首,呵,那不正是奇石嘛,仿佛炉炷青烟,袅袅升空。
  柯岩,自三国始,就有匠人在此采石,宋代已成览胜之地,至清代,形成了“柯岩八景”,为越中胜景。隋唐的奇石、石佛弥勒,历代匠人采石所造就的石宕、石洞、石潭、石壁,有高大峻峭的,有幽深旷远的,因为有无数不知名的石匠把生命托付在这里。石文化,就这样成了柯岩风景区的主题和灵魂。柯岩紧傍鉴湖。柯岩的石文化,鉴湖的水文化,两相呼应,一脉相通。
  鉴湖,其实是我国江南最古老的大型蓄水工程,始筑于东汉永和5年,至今古鉴湖残留河网水面面积尚有30.44平方公里。驾舟湖上,远眺青山,近观碧波,那乌篷船、石拱桥、水际村,那渔舍、岸柳、荷菱、鹅侣、鸭群……充满了江南水乡情调,飘逸着清新淡雅之美。
  柯岩是采石场遗址,鉴湖为古人拦堤而成,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柯岩石,鉴湖水,一刚一柔,刚柔相济。本该刚强如铁的柯岩,却有东汉大学问家蔡邕在此抚琴听音,他在柯岩一带逗留13年之久,精制了柯笛,巧作了汉琴。本该纤柔似绸的鉴湖,却诞生了“鉴湖女侠”秋瑾,她策划武装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巾帼英雄”。
  古人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谓,又有山主刚强、水主柔润之说。岂料在柯岩和鉴湖,能在岩石中寻柔润,能在湖水中觅刚强。如此景致,不知天下能有几处?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文学期刊:面对市场和读者的选择
本报记者李舫
  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来描述文学期刊在鼎盛时期的境况,似乎并不过分。80年代无疑是中国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而今天,纯文学在困境和窘况中愈陷愈深同样也是不争的事实。90年代,文学期刊开始逐步从时代舞台的聚光灯下淡化出来,从中心踅向边缘。接下来,文学期刊不仅不再辉煌,甚至还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先是《昆仑》杂志,之后是《漓江》、《小说》、《湖南文学》、《东海》等杂志,或被停刊,或被兼并,或完全改刊,加之一些报纸纷纷也将传统副刊取消或改头换面,文学期刊界又一次感受到深深的切肤之痛。
  进入2001年,文学期刊市场低迷、销量萎缩、读者严重分流的状况仍未有好转,改刊的文学期刊大多成为通俗流行杂志或文化综合性刊物,仍在坚守阵地的纯文学期刊的发行量超过四五千份已属不易。冷峻的现实挑落了一幅蒙满灰尘的现代神话,象牙塔成了十字街,无论是文学域内的坚守,还是文学向自我边缘的拓展,各方面的运作都已经被尝试,也都被证明未必是最佳取向。作为文学的载体,文学期刊究竟应该如何走进市场?日前,由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管理系、《作家》杂志社、《收获》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文学期刊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部分文学期刊的经营者和研究者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市场——机遇和挑战
  在读者的阅读取向日趋多元、文化产品不得不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今天,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经营者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只知道期期艾艾地一味抱怨读者、回避市场、责詈政府是无济于事的。面对市场,适应市场,曾经是文学期刊经营者很少谈论的话题,今天,他们已经能够以平和的心态谈论它,谈论各种停刊和转向,越来越将这种停刊和转向与面对市场,适应市场而不是行政命令联系起来。
  《作家》的宗仁发认为,走向市场是艰难的。它所背负的重任在作为精神产品这个问题上还不够彻底,常常是头探在市场这边,脚却还陷在传统的窠臼里。《芙蓉》的萧元说:发展市场经济本来是文学期刊鼎故革新的一个大好契机,我们不能不正视文学期刊的存在氛围。过去把文学期刊做得纯而又纯的想法,本身就是期刊发展的一个误区,长此以往,使文学期刊读者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难以把握,这样反而越来越失去读者。
  另一些人对此仍然心存疑问:在我们还远未形成一个正常有序的文化市场背景之前谈论文学的自觉和自为是不公平的,纯文学拿到市场上去只能是一件白头宫女式的商品。《萌芽》的赵长天说,谈论纯文学如何面向市场总有一种悲壮的感觉。文学期刊的经营仍然是空白地带,政府部门已经退出。不少文学期刊采用了与商家合作联办的形式,或组成名义上的董事会之类的机构,实质不外乎是变相赞助。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文学期刊还不具备或不足以获得一种独立成熟的文化产业资格,只能是依附性的,离开了依附对象,生存就成为问题。《山西文学》的韩石山说,政府对文学期刊的“断奶”是果断而有创造意义的,但文学期刊既具有商品属性,也具有精神属性,不能把它视为一般的商品,更不能不看条件、时机一古脑儿推向市场。
  读者——文学期刊永远的痛?
  文学期刊的编辑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意识到:读者的阅读欲望,是文学期刊发展无可回避地面临的经济基础,读者直接影响着刊物的兴衰存亡。《钟山》的贾梦玮说:迄今为止,文学期刊面临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读者问题。文学期刊的生存危机,实际上也就是读者危机,文学期刊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前的读者已经分化或者逃亡,如何思考文学期刊的定位以挽留最后的尚在犹疑的读者,这是文学期刊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今天,在经历了消亡、瓦解、整容、抵抗或坚守的阵痛之后,人们再来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期刊的读者问题,是大有深意的。
  市场经济时代,文学杂志应该充分考虑读者的需求,读者的认知度决定着文学杂志的生存,然而目前文学期刊和文学读者的隔膜可以说到了危机的地步。湖北教育出版社的魏天无说,读者是文学期刊永远的痛。那些关注、热爱甚至是敬仰文学的读者们是文学期刊最现实、最可“触摸”的读者,而文学期刊依然忽视着他们的存在。
  近年来,为争取更多的读者,寻求更多的支持和出路,文学期刊做出了不少改变,也做出了不少让步。不少期刊一改以往所坚持的阳春白雪之路,宣称“面向市场、面向读者”,雅俗共赏,例如打破传统文学刊物小说散文诗歌几大块板块式的结构和一黑到底的形式,改换封面纸张,加印精美的彩色中心插页。
  《天涯》的李少君说,不管是重点的还是非重点的文学期刊,当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读者的定位。只有找准了读者群落,并把刊物真正办到这个群落中去,成为这个读者群的首选刊物,那么这个刊物就会站稳脚跟,越办越好。
  正如《长江文艺》的刘益善所说的,“文学期刊风格的变与不变都是一种应对的策略。”在此,依然有一些刊物保持着以往的方针,只做细部的调整,维系固有的风格的延续性,其目的同样在于读者。
  纯文学——我们的坚守,有谁看得见?
  文学的热闹只是圈子里的热闹,而文学的寂寞只有文学工作者自己知道。《十月》的顾建平用“文人无钱”四个字来概括纯文学期刊工作者目前所面临的尴尬境况,内中不无辛酸,也不无无奈。文学总是寂寞之道,需要文学工作者毫不犹豫地推开身边的嘈杂和诱惑,更专注于心灵的倾听和诉说,可是在这个愈来愈关注自身利益、愈来愈渴望速度和实用的时代,还有谁能耐得住几十年的清修和寂寞,去从事一个也许终生看不到名利的事业呢?
  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在什么样的高度上给自己的经历打上永恒的印记,而文学正是这种永恒印记的记录者。事实上,文学暗示的东西比它可以充分传达的东西要多得多,文学本身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是帮助我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一个人在少年时曾经拥有过的文学情结,曾经阅读过的文学书籍,对其一生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人格构建、生活方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赵长天强调,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应该是非常尊重文学和文学家的,这种尊重绝对不是施舍。
  新文学运动唤醒了整整一代人对旧的社会的认识,以鲁迅为主将的一大批作家的作品打开了旧中国“铁屋子”的门窗。这是文学功能最优秀的典范。在此,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文学家是一个社会的良知,承担着直面现实、维护信仰、创造理想、熔铸灵魂的重任。在纯文学和纯文学工作者已经成为弱势文化和弱势群体时,我们应该思考以怎样的方式保护他们,以谋求历史文化脉络不中断、不扭曲的延续和发展。
  生存还是毁灭,对于文学期刊,这是一个问题。中国纯文学期刊仍处于探索之中,但无论以怎样的方式改变,以何种面貌出现,都不应该因此而质疑文学本身。我们希望看到新生的力量,同时我们也向坚守者表示敬意。
  应对挑战——文学期刊别无选择
  我国加入WTO以后,面对压力和竞争,文学期刊,这些在过去长期承担了给大众提供精神食粮的重要载体,在解决好自身的生存问题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在国际化背景下坚守民族文化立场,保全和壮大民族文化和传播力量,这是文学期刊经营者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我国目前有二三百种文学期刊。其中的小部分由出版社主办,可以自负盈亏,大部分则是由全国和各省市作家协会主办的,创刊历史悠久,基本上是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四大块平分秋色,老中青几代作家“同台表演”的陈旧格局,目前的艰难处境是在所难免的。
  《收获》的程永新说,对文学期刊发展进程中所要遭遇的问题,我们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他呼吁文学期刊的强强联盟。“文学期刊有无可能组成一只船队,共同面对市场的风浪?”
  复旦大学的王宏图认为,欧美国家的文学期刊发展现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美国纯文学杂志号称“小杂志”,读者多是对文学写作有兴趣者、有新颖独创思想的青年。著名的《纽约客》并非纯文学杂志,真正的纯文学杂志中以《巴黎评论》声誉最高,销量最大,也不过二三万份,其他纯文学刊物的销量一般不过二三千份。可见纯文学在全世界都面临着同样的际遇。
  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听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上海交通大学将成立“中国文学期刊研究中心”,以考察文学期刊的发展态势,衡量文学期刊作为一种异质传媒在引导受众、平衡市场等方面的特殊功能。在文学期刊备受冷落的时刻,这种举动本身的勇气和胆识令人油然而生敬佩。
  对于文学,我们依然保持着沉实而永久的冀望和期待。应该承认,无论人的审美追求和社会背景怎样改变,文学的进步最终依赖的惟有自身的警醒和自觉,而文学期刊最终还是要用文本说话,要用作品来面对读者。
(附图)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文艺点评

武打·武侠·无赖
冷成金
  《卧龙藏龙》因获奥斯卡等多项外国奖项而成为今年电影界和影迷的热门话题,褒之者认为这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开端,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汇的象征。殊不知,该片其实是借中国式的场景演绎了西方的故事,借中国武侠形式表现了西方文化精神。
  因此,西方的观众对之赞誉有加,甚至如痴如醉,究其原因,无非是用新鲜的东方形式表现了西方的文化精神。当西方的观众对本土的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形式感到厌倦并且难以创新的时候,东方的“神秘”形式却给他们吹来了一阵清新的风,有人说,《卧》片本来就不是拍给中国人看的,在中国上映时门可罗雀,也就不足为怪。
  我们可以把这类影片称为武打片。武侠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精神在古代武侠小说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新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产生广阔的影响,从内容上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文化底蕴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度的契合,并能在一定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颇具匠心的梳理和显扬,急公好义、济困扶弱、乐善好施等等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企盼。因此,我们应该看到,新武侠小说的流行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意义不仅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在于它在现在和未来的民族文化的认同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文本,即唤起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记忆,易于将民族文化的遗传内码转换为直观可感的形式,使我们在审美状态中深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新武侠小说本身的局限和读者接受的复杂性自不待言,这里需要看到的是,影视艺术在表现上述精神方面较为困难,以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为例,就很少能够较好地表现原作的精神。就像幽默弄不好就要变为滑稽一样,有些人认为武侠片、武打片无非是打打杀杀,有些人甚至本来就是怀着不纯的动机来拍片,结果武侠片拍成了无赖片。英雄侠客不见了、仁人志士不见了,民族的优秀的文化精神不见了,充斥荧屏银幕的是流氓无赖,从而走向“躲避崇高”,“消解深度”的“反时代潮流”,也为否定武侠片的人提供了口实。
  我们应该认真甄别武打片、武侠片、无赖片这三种不同的情况,祛恶扬善,使荧屏、银幕成为鲜花盛开的地方。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美的张扬和被戕害
——看新编京剧《杜十娘》
康式昭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流传久远尽人皆知的古老故事。据此改编成的各种戏曲剧目也雄踞舞台,几百年常演不衰。最近,看了中国戏曲学院推出的邹忆青、戴英禄编剧,程派传人李海燕主演的新编京剧《杜十娘》,引发了我许多思考。
  这是一曲美的礼赞。杜十娘幼失双亲,被卖入娼门。然而,尽管命比纸薄,身为下贱,她却保持着一颗不甘屈辱的心,葆有着一片至纯至真的情。正像作者声言:名动京都的美艳,琴声哀怨的泣诉,博得了宦门学子李甲的同情。十娘寻觅到了梦中情人,将一腔赤诚的爱和未来生活的憧憬,全部寄托在恋人的身上。
  这是一曲美被戕害的悲吟。布政司——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岂能容得下一个青楼女子?豪门权势阻绝了她的自新之路,破灭了未来的憧憬。屈服于家门的淫威,更匍匐于金钱的诱惑,李甲背信弃义,将她转卖给恶商孙富。美被戕害于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
  这更是一曲以弱抗暴、维护做人尊严的颂歌。怒沉百宝箱是原话本的点睛之笔,也是戏剧的高潮。面对“买了我又卖了我”的李公子及花千两纹银买十娘、“待价而沽再卖佳人”的阔商,杜十娘毅然打开百宝箱,将旷世珍宝怒沉江中;而当两个丑恶男人眼睁睁地看着奇珍沉江而拜伏哀号的时候,十娘给了他们最大的蔑视,之后以死向“物贵人非”的不公发出了血的控诉和抗议。总之,剧作凸现了杜十娘的人性美、人情美、人格美,描绘了美被无情戕害和美的毁灭,具有感人至深的悲剧品格。
  杜十娘的故事,最早见于明代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冯梦龙深受市民意识的影响,重视小说、戏曲和通俗文学,对封建礼教持轻蔑的态度,对真挚的爱情故事情有独钟,志在“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颂人间真情,揭礼教虚伪,表现了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这不禁使人联想起他的前辈、大戏剧家汤显祖。他们都生活在万历年间,他们笔下的两位杜家女性——杜十娘和杜丽娘,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一个是青楼娼女,一个是名门闺秀,但追求爱情幸福、婚姻自主,却是共通的。
  如果把眼光越过重洋,我们将会发现,享誉全球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也是冯梦龙和汤显祖的同时代人。莎翁处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个性解放,歌颂纯真爱情,反对封建束缚和神权桎梏,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罗密欧与朱丽叶》正是他这一思想的反映。而我们将朱丽叶与知府千金杜丽娘、青楼娼女杜十娘联系起来加以比较,也会很容易地发现他们的共通点:反对束缚和桎梏,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主。而就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而言,杜十娘显然要艰难得多,悲壮得多!杜丽娘是抑郁而死,死而复苏;朱丽叶是错失性命;杜十娘则是惊天动地的怀宝沉江,以命抗争。中外的这些巨人,就思想内涵的深度和高度而言,都站在了世界潮流的前列。
  演出显示了强大的实力:程派新秀李海燕饰杜十娘,靳学斌饰李甲,可谓阵容整齐。李海燕扮相俊美,表演大度,气势不凡,演唱深得程腔真谛,韵味悠长,激越处回肠荡气,徐缓处赏心悦耳。(附图片)
  李海燕饰演的杜十娘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专家研讨人的全面发展和文艺学建设
  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12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他们就人的全面发展和文艺学价值重建、多媒体时代人的审美趋向和文化变异、文学的深层境界和生命意义等六个部分对文学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他们强调,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逐步深化和全面发展,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课题,如何突破既定的思维禁锢,拓展相关研究的新思路,提出具有建设性和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是一项紧迫而不可回避的任务。文艺理论应该坚持“开放创新,与时俱进,多样共生,对话融合”的主导精神,呼唤当代文艺学研究的深入和变革。该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和《文学评论》杂志联合主办。(元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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