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中国警察维和波黑
本报驻南斯拉夫记者谢戎彬
不少读者知道，在东帝汶活跃着一支中国维和民事警察队伍，但人们不甚了解，在波黑也有中国维和警察的身影。
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我见到了这支5人中国警队的队长黄陞诚和副队长谈钧。他们都来自公安部机关，分别在波黑维和警察总部和萨拉热窝机场管理队工作。记者没能见到另外3名中国维和警察刘耀南、刘海志和郭学全，据说，他们在偏远的山区工作。作为第一批到欧洲维和的中国警察，他们在国内时通过了英语、射击、驾驶、生存训练等一系列近乎苛刻的考核，可谓中国警界精英中的精英。
今年1月，5名警员开赴波黑。出国前，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波黑的情况，但到波黑后，工作和环境的艰难还是让他们大吃一惊。黄陞诚说，最大的威胁是贫铀弹的污染。北约曾在波黑投下大量贫铀弹，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家人在与他们通电话时，总是流着眼泪嘱咐他们小心小心再小心。其次的威胁来自地雷，面积仅5万多平方公里的波黑，在内战时期竟埋设了400万颗地雷，绝大部分没有得到清理。第三，由于多年战乱，波黑民众拥有大量的武器弹药，这对执勤的维和警察也是相当大的威胁。第四个困难就是驾驶。波黑大部分是山区，道路崎岖坎坷，而维和警察平均每天要开车走100多公里的山路，驾车要格外小心。另外，波黑是传统的欧洲人维和区，欧洲警察对来自亚洲，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警察心存偏见。
面对困难，5条中国汉子没有后退。在中国驻波黑大使馆的帮助下，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在波黑，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近2000名维和警察，他们中不少人曾参加过多次维和行动。波黑的维和行动与东帝汶的不一样，维和警察并不从事具体的执法，主要任务是帮助波黑改组执法机构，协助训练执法人员等。这对维和警察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维和警察的行动，也是展示参与国警察形象、风采和素质的大擂台。5名中国警察从工作较苦的基层巡逻干起，经过一段时间后，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熟悉了任务区，才能渐渐显露出来。
32岁的谈钧是萨拉热窝国际机场管理队的副队长，手下有7名来自欧洲国家的警官。对这位中国副队长，7名欧洲警官开始颇不服气。谈钧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突出的工作成绩，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好评。在谈钧的主持下，萨拉热窝国际机场建立了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大大改变了原先出入境管理异常混乱的局面，7名欧洲警察向他伸出了大拇指。中国维和警察正是以这种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联合国官员和波黑民众的一致好评，不少人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中国警察来到波黑执行任务。据悉，中国日前已派出10名第二批维和民事警察进驻波黑，其中包括两名女民警。
在近10个月里，5名中国警察不仅顺利完成了维和任务，也宣传了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他们把五星红旗和联合国徽章一起缝在了警服上，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中国警察。来自云南省昆明市的郭学全是普米族人，他经常对外国同事说：普米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我能有机会被派到波黑执行维和任务，证明了中国的民族平等和团结。
采访结束时，夜已经很深了。窗外，曾饱受战争摧残的萨拉热窝车水马龙，一片和平景象。此情此景，让我明白了维和警察对于波黑的意义，对于世界和平的意义。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希望的马拉松”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陈特安
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中心，有一座美丽的小山丘——议会山。典雅壮观的议会大厦坐北朝南矗立在这个小山丘上。宽阔的威灵顿大道从议会大厦的正前门穿过，大道南侧有一座1米多高的人物雕像，一眼便知那是个阳光青年运动员，他的右腿是假肢。他朝着东方，大跨步地奋力向着光明、向着太阳奔去。汽车在他身侧来往穿梭，他是那么专注地奔跑着，犹如一位矫健的运动员，仿佛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
这位阳光青年的名字，就刻在雕像旁边的青铜碑上：泰瑞·福克斯。这是一个被加拿大和全世界所熟知的英雄的名字。他铿锵有力的脚步声至今仍在全球回响，他的行动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
福克斯于1958年出生在马尼托巴省的温尼佩格的普通家庭。他是马拉松运动的爱好者和积极参加者。不幸的是，他18岁时被确诊患了骨癌，并于1977年右腿截肢。手术前夜，福克斯读了一篇关于一位截肢者参加纽约马拉松赛的报道，了解到癌症病人的痛苦状况，使这个年轻的生命做出了最重要的选择。
1980年，福克斯打算从东到西跑步穿越整个加拿大，为癌症研究募捐筹款。这项名为“希望的马拉松”的计划鼓舞了加拿大人民。
同年4月12日，福克斯带着一只小喇叭，拖着假肢，从纽芬兰省的圣约翰斯出发，开始了他的长途马拉松，去实现他跨越加拿大、为癌症研究募捐的梦想，去实现他“使别人活得更好”的愿望。他在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每天行程43公里。开始时他的行动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他很快就把人们的目光和热情吸引过来。筹款的数额也与日俱增。
这就是加拿大人永远不会忘却的壮举：希望的马拉松。
然而，就在9月1日，在历时143天、长达5373公里的长途跋涉后，病魔迫使他在安大略省的桑德贝湾停下脚步。那时，他已病入膏肓，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人们把他送回家乡。
10个月后，即1981年6月28日，福克斯与世长辞，举国上下无比悲痛。人们怀念他，决心继承他的遗愿，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的确，福克斯的脚步正在人们的脚下延伸。上月14日9时，有7000多人参加的多伦多国际马拉松赛在雨中起跑，为癌症研究基金会募款，场面盛大，十分感人。参赛者有来自35个国家的运动员。两周后的27日，北京也举行了希望马拉松义跑，参加者达数千人。目前，世界范围内以福克斯的名义为癌症研究筹集的款项已达2.7亿加元。
福克斯没有死，他的精神永存。加拿大人民怀念他，在1998年7月1日特为他在议会山前建起一座青铜雕像（见左下图。陈特安摄），加拿大前总督罗密欧·勒布朗亲自为雕像落成揭幕。
（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欧洲广场上的鸽群
郑荣来
到欧罗巴游览，有一种景观颇让人留连，那就是广场上的鸽群。城市里的广场，大都活跃着为数不少的鸽子。他们自由自在，潇洒生活，与旅者友好相处，大大方方地接受喂食，亲亲密密地与客人玩耍，给人一种太平安定的景象。
5年前那个仲冬的某日，我过访英国伦敦。使馆教育处的一位先生一早就驾车出门，带我们到市区观光。到达英国艺术馆时，洁净而蔚蓝的天空正洒着温暖柔和的阳光。我们匆匆看过馆内那价值连城的荷兰画家凡·高的油画《向日葵》真迹，便折返大门外，准备到大英博物馆，去参观马克思当年在此读书破万卷、潜心做学问之所在。
但出了大门，门前广场上的鸽群却让我们驻足，久久不忍离去。我拿出一片准备做午餐的面包，它们便三五成群地飞来，站立在我的手掌之上，兴奋地啄食着。有的干脆站在我肩上等候，直到我掏出另一片面包。我友好地给予，它们友好地接受；不似饿者的争抢，而是像礼貌者赴宴。同行的朋友小陈“咔嚓、咔嚓”地按了好几次快门，留下了几张值得纪念的照片。
但这美好印象，稍后却被另一种心情所驱散。大英博物馆里，那巨如房、厚如墙、重如山的大石雕，以及大量的宝贵文物，不少都烙印着埃及、罗马、印度和中国等世界各国的古代文明的印记。走出博物馆，八国联军侵华、英法联军掳掠和焚烧圆明园的情景，忽然闪现在眼前。这并不如烟的历史，让我等感到脚重如铅。这个国度的一些掠夺者，曾把我们不愿意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强加给我们。那联军的野蛮与鸽子的亲善，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去年仲秋，我再次到访欧罗巴。那是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我又一次看到众多的鸽群。如织的游人，一点儿都无妨它们的自由，它们如在无人之境，又像在自己家中玩耍。一会儿在人群头上飞翔，一会儿又飞落在游人脚下。广场上有好几摊卖鸽食的，小贩多为阿拉伯人，有老人也有小孩。他们以此谋生。我买了一包，还没来得及打开，十几只鸽子，便“呼”地一声飞了过来，冲着塑料袋乱啄。虽然导游提醒过，要当心它的爪子会挠破你的手，有传染疾病的危险。但我们都为它们的友好所感动，顾不了那么多了。人家那么友好，我们哪有拒绝的道理！即使踩在了头上，也不会以此为忤。我们甚至做着各种姿势，欢迎它们站在头上、肩上或胳臂上。人和鸟和平共处，是一个美好的情景，平时还求之不得呢！
在欧洲多日，除威尼斯外，我们在巴黎、柏林、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等地，都曾看到友好的鸽群，几十只几百只不等。他们没有种族歧见，从不拒绝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者，无论黑皮肤还是黄皮肤，都一视同仁，一样地亲善。
欧人在广场放养鸽群之风，不知始于何时，出于何因。据说，那是出于百姓对和平的向往。欧洲自古多战事，百姓历经战祸，不堪其苦。他们想借鸽群营造和平氛围，寄托渴求和平的愿望。此说不无道理。
此刻为文，正值辛巳中秋时分，忽然想起当今世界风云，又生发出另一种感叹：人类与完全的和平，距离何其遥远！挚爱广场鸽群的欧罗巴黎民，不知你们此时是何感想。严酷的现实想必已经看到：和平，仍需千呼万唤！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色彩与生活
色彩中的学问
刘芳
编者按：我们生活在五彩斑斓的世界，无论你是否在意，色彩都与你形影相随。许多人在挑选服饰和布置家居时，往往注重款式和外观，却忽略了色彩，没有意识到恰当地运用色彩也是一门学问。开辟“色彩与生活”栏目，就是想给大家一些有关的知识，让我们能恰到好处地运用色彩，将生活装扮得更加和谐美丽。
妙用色彩是一门学问。色彩搭配不当，会给人杂乱无章的感觉；色彩运用得法，其先声夺人的效应和动人的魅力便会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许多人对色彩缺乏判断基准，选色随意性很强，往往仅根据个人喜好，而不懂科学的配色规则。为帮助人们在短时间内塑造美的形象，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一种风靡欧美的色彩理论，它可以帮助人们在生活中正确地选择用色，最大限度地挖掘人们美的潜力，与服饰、化妆达成和谐统一。
这一色彩理论源于德国艺术家伊甸的美学理论，后经许多色彩专家的完善，形成了科学体系。最终将色彩学从高不可攀的神圣殿堂请入大众生活中来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色彩顾问公司——美国美仪色彩公司（COLORMEBEAUTIFUL，简称CMB）的创始人、被誉为“色彩第一夫人”的卡罗尔·杰克逊女士。她受瑞士著名色彩学家约翰内斯·伊顿“主观的色彩特性”观点的启发，结合色彩学基本理论，创立了用最佳色彩来展示人的和谐美的“色彩季节理论”。
“色彩季节理论”首先根据自然界中四季的景观，将生活中的常见色按照冷暖色调分为春、夏、秋、冬四种类型，然后再通过对每个人皮肤、头发、眼睛、嘴唇等身体自然色素的分析，用专业测试布来确定每个人的色彩类型，使人们可以对号入座地选择自己最适用的色彩。由于男士服装的颜色较少，所以不必细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型，只需判断出冷、暖色系即可。
近20年来，在全球2000多名CMB的色彩顾问指导下，成千上万的男女因应用“色彩季节理论”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无论是政界要员、白领丽人、演艺明星，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人们不仅将它用于指导个人的装扮，还将其融入家居布置、室内装潢、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中，使色彩学真正实现了从艺术范畴迈向应用领域。从下期起，本栏目将分别介绍春夏秋冬四个季型色彩的特点及应用。（一）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夜宿格塞托
石英
我生平第一次涉足地中海沿岸，不是在像法国马赛那样的世界知名都市，而是在意大利罗马西北的一个普通市镇格塞托。
那是由罗马赴佛罗伦萨途中，本想在比萨过夜，但由于汽车出了故障，只好在小城格塞托落脚了。小城与中国沿海的普通县城差不多大小。我们下榻在“假日酒店”。酒店是四星级的，诙谐的导游预先打了招呼：“这里的四星级不同别处，如果谁过分摆谱的话恐怕多少会失望的。”
在欧洲国家旅游，我们通常吃中餐，这顿晚饭却不可能了，因为店家是清一色的意大利人，只供意国饭菜，大家只好入乡随俗。饭后，我们一行不约而同地循树丛“护驾”的公路西去海滨。接近海畔时，大路变成灌木丛中的羊肠夹道，路面变为松软的沙土小路。鼻息间的植被味极其好闻，与国内同类环境的气息不尽相同。有人调侃：难道这海滨的青草也带地中海味吗？
但观天云，青紫色交糅，罅隙中偶尔露出几颗星星。再看那海，云水相接，深不可测，海平面仿佛倒卷在半天之上，就像要倾倒过来似的。海浪不时击打着人们的脚面，尽管月光不显，浪花还是偶见粼光，幻觉中疑是鱼与人嬉戏。有人禁不住诱惑，脱去鞋袜，探索着向海中走去，也许是为了品味一下地中海的滋味，因为今生可能不会再来此地。我没有下水，却深感这天、这海、这沙滩与我的故乡渤海酷似。如果不是有人提示这是意大利的西海岸，我可能真会产生置身家乡的幻觉呢。看来地球各处的“海味”虽有不同，却为一母所生，形态性格大致相似。
第二天早起，我们又依原路来到海滨。清晨的空气格外清新，薄雾中的景致也十分可人，如同一个若隐若现不着脂粉通身素雅的女子。海滨静得出奇，只有脚步踏沙的柔细声息。白天里看这海滩并无特别之处，沙粒虽细，但少了些金色，满是深深浅浅的小坑，可能是游人践踏的痕迹。滩缘呈半月形，但地势平缓，没有山崖作依托。远处有几丘花花绿绿的金属或塑料的“房屋”点缀其间，才使海滩看上去不那么单调。远处海面上，一条不大的机动船正缓慢而犹豫地由南向北向海边开来。忽然，船停了下来，过了十分钟光景，又掉头向西北开去。这时海滩上唯一一位“遛早”的老者告诉我们，那是一艘偷渡船。它没有靠岸，可能是因为看见这里有不少人，或是发现浅滩上没有靠船的码头，就到别处去了。我早就听说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多为偷渡所扰，想不到竟在这里领略到了。
夜宿格塞托，没有看到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却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离去，个中缘由难道是因为第一次结识地中海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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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闲话打苍蝇
杨叙
从东方的文明古国来到北欧丹麦，总能见到不少新鲜事。
丹麦人天性喜爱动物，而且心肠软，见不得小生灵遭受剥削压迫。甭管是患有洁癖的天鹅，上蹿下跳的松鼠，还是贼眉鼠眼的狐狸，皆蒙宠幸。它们在43000平方公里土地上各得一方乐土，子孙繁衍，“人丁”兴旺自不必说，就连你在湖边走动惊扰了野鸭的美梦也有人向你翻白眼，不似我等处心积虑尽惦记如何抓几只来开荤解馋。
然而料想不到的是，丹麦人保护动物居然惠及到那令人恶心的绿头苍蝇身上，终于使我从心内有愧变得理直气壮，甚而有点儿愤愤不平了。
夏日的一个下午，我们到斯基沃市一个炮兵副团长家做客。他的家掩映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坐在他那间通体透明的玻璃客厅里，啜着香槟酒，享受着明媚的阳光，别提多惬意了。美中不足的是，大概生态环境太好了，客厅里的苍蝇很多，而且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它们肆无忌惮、优哉游哉地会餐，根本没把主人放在眼里，弄得我们不像吃点心，倒像跟苍蝇抢食儿。
我们那位好脾气的主人只是偶尔彬彬有礼地挥手请它们小心，不要掉进滚烫的咖啡壶里。我心想，这“五讲四美”总共9条，光讲礼貌不讲环境美也不对吧。
我记起那年暑假到济南看望公婆，正上小学二年级的侄女愁眉不展。一打听，原来是老师要求假期必须打死50只苍蝇，开学带到学校验明正身方可过关。我和先生正好闲来无事，于是慨然承包，每日挥拍不止，半个月下来黑鸦鸦一瓶收获甚丰，小侄女欢呼雀跃，说余者可接济同学，既灭了四害又学了雷锋，一举两得。
我有心给副团长先生上一堂政治课，恭恭敬敬地问：“据说贵国人民以爱护动物著称？”
他很自豪地点头称是。“苍蝇也在被保护之列吗？”
他赶紧挥挥手赶走脑门上那摩拳擦掌的绿头家伙。
我择其要者给他讲了中国小学生勇灭苍蝇的事迹，苦口婆心。
他不好意思地一乐，嘴上却振振有辞：“苍蝇也是生命，而且它们来自森林，不脏。”
苍蝇还有干净的吗？我又孤陋寡闻了不是。
多说无益，我眼疾手快，蝇口夺食，抢在那“干净的生命”前面吃下了最后一块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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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洲茶亭
友谊根植民间
吉人
老朋友武际良最近访美归来，谈到美国社会人士对他热诚接待的情景，并送我一本他的《十个美国人的中国情缘》一书，使我获得了这样一个确定而深刻的认识：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深藏于美国人民之中。
从历史上看，许多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了解支持，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没有任何党派利益的政治偏见。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是典型的拥有美国文化传统的美国人，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他们以公正的态度审视中国发生的一切，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介绍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1972年，冰冻的中美关系化解了。65岁的海伦迫不及待地想访问中国，但苦于经济拮据。中国提出为她提供费用，但她谢绝了。她说：“不论是埃德加·斯诺，还是我，从不接受任何政府和集团的一分钱。如果接受了，我们就失去了读者，我们是独立思考的作者。”为筹措到中国的费用，她卖掉了家中部分家具和物品。
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还完全出于正义感的驱使，不怕吓，不怕压，不惧险，不带任何一点私利。他们在中国交的是穷朋友，吃的是穷人饭，处的是苦环境，做的是难事险事。如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婉言谢绝了印度总理尼赫鲁请她作政府顾问的美差，来到中国和解放区的人民一起过苦日子。在延安，她说：“无论是在上海还是美国，我都不能过得如此自由自在，如此惬意。”她说，从太行山到大别山“是我一生中最为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候”。在美国当权者对她进行恐吓和压制时，她丝毫不改对中国人民的支持之心。由于她受到迫害，生活极端困难，有时一餐只能吃到一个夹青菜的面包，可只要手上有一文钱，她都要捐出来支持中国人民。她说：“我全身心充溢着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之情。”1950年5月，史沫特莱病危，她向朋友交待了三件事：把她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举行宗教仪式，在遗体前唱一支《义勇军进行曲》；稿费捐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忠于自己国家的史迪威将军，为什么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军队友好？罗斯福总统的保安人员、情报官卡尔逊，为什么愤然辞去军职，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奔走呼号？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必胜。
一滴海水，可以看出大海的成分。十个美国人的情缘，集中代表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情。尽管这种友情深藏于美国人民的心中，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关键时刻就会显示出它的巨大恒久的威力。任何损害和破坏这种友情的做法，都是暂时的。天空有时涌来阴云，而阴云散后必然是满天灿烂的阳光。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雕塑集萃
最后的石块
史宗清摄于荷兰拦海大堤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风沙中的阿富汗难民营
新华社记者戚恒摄于阿富汗北部考姆克斯拉克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库克石屋
库克石屋是由拉塞尔·格里姆韦德爵士在1934年赠送给墨尔本的，以纪念著名的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库克在1768年后的十年中三次远航，对澄清南半球的地理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库克家于1755年在英格兰的大艾顿建造了这座石屋，据说库克船长航海之间的日子就住在石屋里。这座石屋被拆解并运至墨尔本，然后又依原样组建起来，成为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如今，石屋风物依旧，但物是人非，留给人们的是对库克船长的无尽思念。
龚铁鹰文并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