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
中国入世使外企信心倍增
王小平
中国入世不仅对中国的经济界是个好消息，对在华发展的外资企业同样也是个好消息。来华参加大金氟化工（中国）有限公司和大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仪式的日本大金株式会社社长井上礼之先生日前表示，中国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对大金公司来说是非常令人振奋的，这使他们信心倍增。
井上是日本关西经济同友会前任代表干事、现任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他说，最近一年半、特别是进入今年以来，日本经济界有关中国的话题越来越多，大家明显地开始关注中国加入WTO的进程问题。日本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在目前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只有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7％左右年增长率的强劲势头，并且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产业化的大潮中非常活跃，让人们在困境中看到了一线曙光。而中国作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市场和最有活力的经济地区之一，加入多边合作的世界贸易体制，必定会为WTO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会为亚太经济、特别是中日经济合作带来不少的发展契机。
井上说，在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以后，近年来日本产业的“空洞化”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制造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个理智的、大规模的转向升级运动即将到来。在日本，海外投资一般都集中在金融、流通、医药、不动产等几个领域。由于国内市场饱和及生产成本高等因素，日本的制造业厂商几乎一致开始选择向海外发展，特别是看好中国。由于中国加入WTO，就使广大日本制造业厂商对来华投资更加有信心。
井上相信，中国加入WTO让外资企业感到放心，同时更让日本在华企业多了一层信心。这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理念之间的融会贯通。大金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已有近10年，在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惠州、常熟都设有生产和销售中心，两国的生产、科研、销售和行政人员相处非常融洽，大家都真心愿意为日中两国人民造福，特别是为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做贡献。大金公司在中国的事业，将随着中国加入WTO迎来第二个发展的高峰。
第7版(国际)
专栏：述评
德国外交的重大转变
本报驻德国记者江建国
德国政府11月7日决定，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派出3900名士兵参加反恐行动。施罗德总理强调，对德国来说，这是一项历史性决定。11月16日，德国联邦议院经过激烈辩论，执政联盟以超过议会半数的票数对出兵决议表示赞成，政府获得了在一年内随时动用这支武装力量的全权。
德国这次派出的部队由侦察、医疗、空运、特殊任务和海军组成，其中执行防原子、防生物、防化学侦察任务的部队800人，特种部队100人。如从相应装备来说，包括先进的“狐”式装甲侦察车、C—160型运输机以及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舰艇、海上侦察机等等。这支武装在何时何地投入使用尚无具体计划，惟一较为肯定的是，其海军如进入战斗状态将部署在“非洲之角”一带的海域，执行监视索马里和也门附近海空的任务。施罗德在宣布这项决定时说，德国不派地面部队参战。如果同美、英在阿富汗投入的军事力量相比，德国派出的部队具有二线预备队的性质。因此，德国这项决定的意义不在于军事而在于外交。
众所周知，虽然德国是美国的北约盟友，但由于历史原因，德国对参加北约历次军事行动一直持回避态度，而多以其它方式履行其北约成员的义务。在海湾战争中，德国仅派出18架战斗机驻扎在土耳其东部以防伊拉克的进攻，实际并未投入战斗，德国主要的贡献是提供了数目可观的战争费用。海湾战争以后，德国虽先后在柬埔寨、索马里、波黑、科索沃等地派出军事力量，但多执行维和任务。也正因如此，德国始终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在西方阵营中，它的影响和地位主要还停留在欧洲的范围内。在欧洲，它的自主性逊于法国，和美国的关系逊于英国，德国的外交仍然带有强烈的战后时代色彩。
美国遭恐怖袭击的意外事件给了德国一个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机会，施罗德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数次表态“毫无保留地支持美国”，并从一开始就表示将从军事上支持美国的反恐怖行动，这同科尔当年在海湾战争期间的犹豫态度形成鲜明对照。10月上旬，施罗德在美开始轰炸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之后访问美国，协调双方立场，密切了德美关系。布什不仅称赞德国是美国“伟大的朋友”，而且肯定了德国目前在中东地区发挥的美国无法取代的调解作用，肯定了德国与伊朗发展更密切的双边关系对西方的意义。
10月11日，施罗德在访美归来的第二天在联邦议院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德国将在世界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他说，在冷战结束、德国重新获得完全的主权之后，德国面临着“以一种新的方式”承担国际责任的任务。这一责任符合德国作为重要的欧盟伙伴和大西洋伙伴的地位，与德国作为“强大的民主国家和欧洲心脏地区强大的经济实体”的地位相适应。他表示，德国战后政治的这一阶段“不可逆转地”过去了。他在谈到德国准备派军事力量参加反恐怖斗争时说，这不仅因为德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也意味着“德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新的自我认识”。
促成德国外交政策在这种时刻发生划时代转变的原因，当然不只是德国的主观愿望，更多地还是因为客观上具备了促成这一转变的条件。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9月12日通过的1368号决议和9月28日通过的1373号决议给德国提出派兵撑腰，而且北约在其历史上第一次确认“9·11”事件是对整个北约的侵犯，所有这些都使得德国外交政策发生变化成为可能，施罗德的敏感迅速地认识到阿富汗危机对德国未来作用的意义。
施罗德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克服了执政联盟内部的阻力后实现的。无论在社民党还是绿党中都有反对德国出兵的力量，尤其是和平主义传统悠久的绿党。虽然主要反对党——联盟党和自民党早就表示支持，施罗德可凭借反对党的赞成票贯彻他的主张，但若得不到自己队伍的一致支持，则将损害其政府的执政基础和他本人的威信。因此，施罗德提出把出兵决定和对政府的信任联系在一起表决。经过一番紧张的磋商和说服工作，出于维护两党联合政府继续执政这一大局的考虑，部分议员转变立场，从而使执政联盟的赞成票超过了议会半数。这次表决结果的意义在于，施罗德的外交政策转变获得了坚实基础。
此间舆论认为，在欧洲，德国已经上升到与英国和法国类似的地位。德国已经变得更为“自主自立”了。（本报柏林11月17日电）
第7版(国际)
专栏：
联合国期盼“发展回合”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丁刚
11月9日至13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连日来，联合国一些机构的负责人纷纷表示，中国加入联合国是世界贸易体制中的一件大事。
11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请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里库佩罗向多哈会议转达了他的致词。安南在致词中说，中国加入世贸是世界贸易体制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同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协调员图尔托拉也表示，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在入世后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贸易政策从此也将发生根本变化。毫无疑问，中国当然希望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大家庭来进一步推动其经济发展。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世贸将有利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在下一轮谈判中的地位。10月22日，拥有130多个成员的发展中国家组织77国集团与中国就多哈会议联合发表了一项宣言。宣言指出，由于目前国际经济、贸易体制存在的缺陷，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能够分享到全球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好处。而全球经济下滑将会对包括最贫穷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造成最严重的影响。因此，下一轮世贸谈判必须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宣言就此提出了一些建议。77国集团主席、伊朗大使阿萨德强调，宣言阐明了发展中国家对这次会议的期望和对下一轮世贸谈判的要求。他强调说，多哈会议成功与否将依赖于是否能够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他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弥补前几次的不足，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发展。
“9·11”事件后，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越来越浓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新闻公报说，在此时启动下一轮世贸谈判，真正使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全球化的进程中受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强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通过发展贸易来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他认为，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必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之成为真正的“发展回合”。安南还说，发展中国家只有具有了技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能力，才能够利用全球市场发展的机会。因此，国际社会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教育和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
为了让国际社会更重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在明年发布有关世界贸易体制问题的报告。开发计划署一位专家说，这一报告将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穷国的体制改革更应着眼于发展，而不是仅仅着眼于怎样去融入世界贸易体制。世界贸易体制的发展不能仅仅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去适应，去开放市场，而更应该通过对世贸体制的改革，帮助发展中国家把市场准入与发展结合起来，利用贸易来促进发展。
（本报联合国11月17日电）
第7版(国际)
专栏：禁毒边关行
走访强制戒毒所
本报特派记者温宪杨讴《环球时报》特派记者徐学良
编者按：毒品问题已成为困扰人类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对我国的危害也越来越大。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加强了禁毒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使读者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本报特派记者组赴云南边境地区进行深入报道。此次报道得到了国家禁毒委员会的大力协助。
2001年11月16日上午。昆明。虽晴天丽日但时有凉意。
“我叫唐国强，”一位高大的汉子向我们迎面走来。与几乎所有吸毒者的面色一样，眼前的这位东北汉子面色灰黑，嘴唇发紫，全身精瘦。“1979年时，我是八一青年队篮球运动员，1998年以后，我到缅甸做玉石生意，因好奇在那里染上了毒瘾，我为吸毒挥霍过70多万块钱。在北京和昆明我都治过，但都没戒成。我现在在这里挺好，身体正在恢复。毒品这东西太害人了！”唐国强是篮球场上正在比赛的红蓝两队总教练。球场两边各坐着百余名被强制戒毒的男学员。在各自值班员的带领下，他们不时发出略显单调的喝彩声。球场边侧的一个大棚内传出节奏感极强的音乐声，约200名身着红黑相间休闲装的女学员正在那里伴着音乐起舞。另一处阳光下的近百名男学员正在列队操练。这里就是距云南省首府以西23公里滇缅公路路边的昆明市强制戒毒所。
“这里是全国乃至亚洲规模最大、建立最早、收治人数最多的强制戒毒所，”刚刚从山上采药归来的张玉祖政委说。就是他于1989年2月带领3名干警白手起家创建了这个强制戒毒所，并参与了脱毒效果明显的中草药戒毒胶囊“6·26”的研制。“戒毒所建立时占地60亩，现在占地3000亩；床位也从最初的30张增加到目前的3000张”，曾荣获公安部二等功勋章的张玉祖说，“迄今为止，我们已收治戒毒者4万人次，年龄最大的69岁，最小的11岁。此刻正在这里接受治疗的有2420人。这些人不仅来自云南，还有许多人是从贵州、四川等省来此求治的。这里的戒毒方法被联合国禁毒署和国内外同行誉为‘昆明戒毒模式’，年内巩固率，也就是戒毒者一年内不再复吸的比率达到15％，这在世界上就算高的了！”
与欧美国家“以小毒替代大毒”的“替代戒毒法”不同，“昆明戒毒模式”更加注重药物脱瘾、心理治疗和劳动康复，加之教育学校化、治疗医院化、康复劳动化、管理军事化和环境园林化等举措，昆明强制戒毒所的成功尝试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诸多赞誉，包括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内的130多个国家的政要、新闻记者和专家学者都曾来此参观。就在记者现场采访之时，专程从北京赶来的俄罗斯公共电视台记者也赶来采访。张玉祖透露，越南海防市社会恶习抵抗局的官员已前来商谈过几次，越方希望与他们在海防市合建一所戒毒中心。
昆明强制戒毒所分为强制戒毒治疗区、强制戒毒康复区和自愿戒毒康复区。根据各自情况，戒毒者将在不同区内度过3个月、6个月或一年时间。令我们感到痛惜的是，目前正在戒毒所接受治疗的2000多人的平均年龄竟在30岁以下！在戒毒所一栋高楼上凭窗远望，只见在写有“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白墙之外，是一派青山绿水。严酷的现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初期曾被誉为“无毒国”，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称为“白色恶魔”的毒品危害日益猖狂地骚扰和危害着中华民族。至2000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已达86.1万人！
离开戒毒所，回头望去，只见大门旁的一块标牌上醒目地镌刻着江泽民主席的题词：“如果不把贩毒、吸毒问题解决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涉及到中华民族兴亡的问题。这不是耸人听闻，必须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
（本报昆明11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