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万古清光此夜圆
——《同一首歌》走进台湾
本报记者卞毓方
应台湾东森电视台邀请，年初，中央电视台曾组织28人的队伍赴台，录制《同一首歌——走进台湾元宵特辑》，节目播出后，在海峡两岸反响热烈。“上元之夕人如狂，新灯新月同光芒。”有此基础，9月，央视再次应东森之邀，组织38人的队伍赴台，与台湾演艺界人士合作录制《同一首歌——中秋特辑》。
两岸演艺人有着共同的文化传承，但由于地域和时尚的差异，表演风格有别。比如，以主持人论，内地的程前、朱军、瞿颖，简练而洒脱，活泼而庄重，台湾的胡瓜、高怡平、蓝心湄、曹启泰、周瑛琦、许效舜，则亦庄亦谐，无拘无束，更多即兴表演的成分。即以串演小品而论，内地的李琦，举手投足，都自有一种经典式的严谨，而台湾的许效舜，则见出爱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的天才。歌唱演员的风度、节奏，差异就更加明显。然而，为了录好节目，两岸演艺人互相切磋，反复排练，极力既异彩纷呈、各有千秋，又水乳交融、相得益彰。齐秦和那英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迪克·牛仔与田震合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都是一次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经过多次试录才告成功。台湾歌手费玉清演唱《一剪梅》，为了好上加好，竟反复唱了七次，直到满意为止，使在场的工作人员十分感动。
从剧组走出台北松山机场那一刻起，台湾的传媒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跟踪报道。台湾的日报、晚报每天都辟出相当的篇幅，记叙两岸演艺界人士同中有异的风格以及异中存同的友情。那英和田震还分别为她俩的新专辑《我不是天使》和《水姻缘》举行新闻发布会，两人的水准，尤其是两人在相关场合的互相谦让，受到媒体的热烈关注。
此次活动，内地组织者为北京新景世纪文化艺术公司，台湾则为唐龙艺术经纪公司。艺术搭台，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加深理解，在理解中消除疑虑，已经成为两岸众多人士的共识。
在录制现场，一位台湾同行请笔者留言。我想，前次元宵特辑，锁定的是团圆月，此番中秋特辑，锁定的仍然是团圆月，于是欣然画了一轮明月，旁题：“万古清光此夜圆”，以此表达对两岸文化交流日益花好月圆的明天的祝愿。
(附图片)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阿Q”与“孔乙己”同时出场
侯耀忠
经典名著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丧失其生命力？如何拉近经典名著与现代观众的距离？我们从河南省曲剧团近期演出的大型悲喜剧《阿Q与孔乙己》中，再次找到了确切答案：经典名著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魅力，具有永恒的认知价值。
改编是一种创造，对经典名著的改编更是一种高层次的创造。《阿Q与孔乙己》在主题立意、人物塑造和舞台呈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编剧和导演不是对原著“照搬”和“复制”，也不是借助于原著去“任意发挥”或“另搞一套”，而是实实在在地解读鲁迅，自觉地跨进一个历史的阶段，将自己的创作心态和情感世界贴近鲁迅，与伟人进行情感的沟通和心灵的对话，从而进入到一种沉静的、理智的层面，也就是说对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哲学与美学思考的层面。
鲁迅作品的恒常价值，首先表现在代表了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他们都是“压在大石底下的草”，又有着顽强的寻求生存的韧性。该剧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和现代审美意识，运用戏曲舞台样式，让鲁迅先生笔下的两个独具艺术魅力的人物从作品里走上了舞台，并在编织的同一个故事里演绎着他们的苦乐悲喜。编剧和导演以历史的眼光和近乎洞察的理性思维，剖析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吴妈、赵太爷、地保……揭示这些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呈现这些人物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的独有的个体生存意识和生命状态。
该剧让两个典型性的人物阿Q与孔乙己在剧中直接对话、冲突，对比观照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情趣，寻求与现代人心灵的沟通，营造了一个诗化的艺术境界。
(附图片)
曲剧《阿Q与孔乙己》剧照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中国作家大红鹰杯”文学奖启动
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杂志社与中国宁波大红鹰烟草经营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中国作家大红鹰杯”文学奖日前宣布启动。该文学奖的设置考虑到了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和冯牧文学奖的区别与互补，体现权威性、公正性和导向性，争取成为鲁迅奖、茅盾奖、冯牧奖的准备与补遗。
“中国作家大红鹰杯”文学奖将是一项长期设置的奖项。每年一届，每届评出优秀作品5至8篇。次年2月召开评委会评出上一年度获奖作品，春天在北京召开颁奖大会。该文学奖还设置“最佳友刊作品奖”，以奖励同年度发表在其他兄弟刊物上的优秀作品。这一奖项的设立在国内尚属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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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录
襄樊何不称襄阳
李辉
金秋时节，数以万计的各方客商、游客，云集湖北襄樊市，参加在这里举办的诸葛亮文化节和中西部经贸洽谈会，这使位于汉水之滨的历史文化名城，着实又热闹了一番。
在开幕式晚会上，人们见到了毛阿敏、韩红、张信哲、郭富城等一批明星的身影。主持晚会的是扮演过诸葛亮的唐国强、电视节目主持人周涛。周涛的主持很到位、得体，但当她提到东道主时，却多次把“襄樊”说成了“襄阳”。
不能怪周涛的口误，与几十年前才出现的“襄樊”这个新地名相比，“襄阳”这个地名实在是历史太悠久、名气太大、文化底蕴太深了。可以说它早已溶进了中国文化的血液，溶进了中国人的记忆。
熟读《三国演义》的人，对襄阳当然不会陌生。120回《三国演义》有31回的故事便在这里发生。刘备马跃檀溪、水镜先生举荐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在襄阳郊外的隐居地隆中发表著名的“隆中对”，诸多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喜爱诗歌的人，对襄阳当然不会陌生。唐代诗人孟浩然在这里出生并在郊外鹿门山隐居，人称孟襄阳。“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千古绝句，吟诵于此。王维在游历襄阳后，也欣然写下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诸葛亮文化节开幕式晚会定名为“襄樊好风日”，可见当地人对王维诗句情有独钟，却又因为地名已改，不得不套用之。
喜欢书法的人，对襄阳当然不会陌生。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旅居襄阳多年，号“襄阳漫士”，人称“米襄阳”。米公祠至今矗立汉水边。至于喜欢读金庸的人，对襄阳更不会陌生。从郭靖、黄蓉到杨过、小龙女，一个个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在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发生。
襄阳隔汉水与樊城相对，襄阳的故事从来与对岸的樊城密切相关。“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民间流传的这个俗语，固然是从军事角度来谈两座城，但也说明隔江相对的襄阳、樊城，实际上是连为一体的。50年代襄阳与樊城合并为一个城市，但不知为何舍弃襄阳、樊城如此具有历史影响和文化含蕴的地名不用，却各取头字，起了一个陌生的名字———襄樊。
不可否认，经过当地政府多年的努力，襄樊作为一座新城市，有了一定名气。但它又怎么可能取代“襄阳”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呢？当地官员也时常感到使用新地名的不便利。一位官员说，他们到外地或海外，每当提到襄樊，对方总是不知所云，而一提到襄阳，几乎无人不晓。这便是地名文化内在的生命力。一个地名的历史影响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此次襄樊举全市之力再度举办诸葛亮文化节，借历史人物的名声来扩大地方影响，吸引八方来客，取得可喜效果，可见当地深谙打好历史牌的妙处。据介绍，诸葛亮文化节今后每年都将举办。那么，何不也打好“襄阳”这张同样具有价值的牌呢？
几年前，湖北的荆州与沙市合并时，曾一度沿用襄阳、樊城合并时采用过的办法，起名为“荆沙市”，结果引起各方人士异议，认为舍弃有着历史价值的荆州不用实在遗憾。可喜的是，有关方面最终恢复了荆州的大名。这说明，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遵循地名规律，挖掘历史文化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谈得上继承历史传统。
襄樊有无可能改称襄阳呢？新地名虽然用了40年，但与两千年相比，40年一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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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日著名女作家
金秋相聚北京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中国文联出版社、社科院文学所、日本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日本日中女作家会议执委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首届中日女作家作品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中国女作家有：王安忆、铁凝、张抗抗、残雪、方方、迟莉、陈染、林白、迟子建、徐坤；日本女作家有：津岛佑子、中泽惠、小川洋子、多和田叶子、松浦理英子、道浦母都子、金真须美、茅野裕城子、中上纪。中日两国当代文学评论家和学者白烨、许金龙、川村凑等数十人也出席了会议。为了配合此次会议，中国文联出版社精心策划出版了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和“日本方阵”两个系列共20卷图书。
此次会议是中日两国首次举行女作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从未有过的重大活动。在日本文学的历史上曾产生过紫式部、清少纳言等优秀女作家。同她们的先辈一样，日本当代中青年女作家，用女性特有的眼光反映了所处时代的日本文学、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现状。在表现女性独特的生理、心理、性意识、家庭、伦理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男性作家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次在北京召开两国女作家的研讨会，并出版了日本女作家的作品，这对于中国的作家、评论家和普通读者了解日本当代女性文学，乃至通过这扇窗口更准确地了解日本文学、文化，乃至日本社会都有极大的帮助。
此次活动推出了“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强大的作家阵容和作品鲜活的时代性蔚为大观，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掀起新一轮的女性文学出版热和读书热。（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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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点评
由“父母官”称谓谈起
夏恩训
在地方性新闻中或有的电视剧里，常可以见到一些县处级领导干部自称“父母官”，或者被他人尊称为“父母官”。《辞海》注释说，“旧时称州县官为‘父母官’，大抵始于宋初。”
笔者近日读到一则资料，原来比宋代早几百年的汉代便有“父母官”的称谓了。西汉末年的南阳太守召信臣抱着济世安民愿望，“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耕劝农，出入阡陌”，因此深得民心，百姓尊称其为“召父”。东汉初年的南阳太守杜诗，崇尚节俭而且为官清明，“以诛暴立威，省爱民力，广拓王田”，因此百姓生活安定富裕，便尊称其为“杜母”。此后，人们将“召父”、“杜母”并称而有了“父母官”的称谓并流传下来。
当官，如果自认为是百姓的衣食父母，无可争议是封建思想的残续。观念上的错位导致了高高在上，老百姓成为依附自己的子民。山西省有位受百姓称赞的县委书记叫刘郁瑞，他在职时“做官是为做事”，而不是“做事是为了做官”，所追求的就是为老百姓办点事，不辜负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退休以后，不幸身患重症，仍强忍病痛坚持用笔记录自己任职期间的作为，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他在剖析“父母官”观念之谬时说：“视老百姓为‘衣食父母’，是我为官的根本观念，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和动摇过。我鄙视那些当了个小小‘芝麻官’，就自称或互称‘父母官’的人。觉得他们不但颠倒了关系，还卑微、不自量，甚至是卑鄙，是无耻。吃着老百姓的，喝着老百姓的，穿着老百姓的，怎么头上多了顶‘顶戴花翎’，就要当‘民之父母’，就成了‘衣食父母’和‘父母官’了呢？”
我们党历来教育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服务于人民作为自己最大追求，把造福于人民作为自身价值的最大体现，当好人民的“公仆”。“公仆”的称谓与“父母官”的称谓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只有立党为公，勤政为民，切实维护、实现、发展群众利益的人才配称“公仆”，是让群众仰视的“父母官”永远达不到的境界。
天津有个区委书记带领一班人把实践“三个代表”落实到具体为群众办实事上：让能者有其工、居者有其屋、贫者有所帮、残者有所助、患者有所医、老者有所养、人人增收入。这七句话变成一句话：“当官的就应关心群众，不能坐在位子上只想自己的事儿！”这种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深刻认识，更是言必称自己是“父母官”的人所不能企及的。这让人想起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他生前在群众遭遇困难的时候，深入百姓家访问，一位老农感激地问他是谁，他亲切地回答：我是您的儿子！
做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是共产党干部的优秀品质。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官者更应当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融进对待群众的态度里，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愿望作为自己最大的责任。只有善解民意，善待百姓，以“公仆”之心鞠躬尽瘁的人，才最能体现我们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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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漓江诗情》唱响广西欢歌
一台充满诗情画意的广西民族歌舞文艺晚会——《漓江诗情》近日在中国剧院上演。
这台由广西歌舞团等单位演出的文艺晚会，满载着壮乡儿女的深情厚谊，带着参加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庄严使命和宣传广西、打响“漓江”文化品牌的光荣任务，来到了北京。晚会以美丽的漓江风光、情韵为主线，让首都各界观众在领略广西少数民族“歌海”的独特风采的同时，感受漓江山水的诗情画意和美妙意境。
整台晚会在丰厚充实的文化内涵基础上以大气魄、大手笔进行布局处理，在每个细节上精雕细刻以突出艺术风格及艺术品质。晚会汇集了近几年广西在全国获奖的一批优秀节目和地方特色歌舞，并在具体的衔接和编排上紧扣一个“美”字做文章，致力于突出少数民族生活中自然、健康、芳香的“泥土气息”，突出鲜活的人性、人情，突出各少数民族的智慧以及丰富的创造力。通过变化的队型，细腻的情感，多样的手法，优美的动律，力求民族性、现代性、抒情性的完美融合。
《漓江诗情》共分三个章节：《漓江春华》、《漓江秋实》、《漓江欢歌》。晚会没有主持人，只配以字幕，分别以壮族二声部、三声部和多声部民歌调演唱著名诗人贺敬之《桂林山水歌》中“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呀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来串联各章节，节奏明快，富有特色。（王文）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中国分体文学史》通过鉴定
由赵义山、李修生两位教授组织全国9省市13所院校20位专家学者编写的《中国分体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前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专家鉴定。由宁宗一、吕薇芬、费振刚、吴新雷等教授组成的专家组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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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评介
历史氛围与情感空间
——电视连续剧《邓小平在1950》观感
何光渝
电视连续剧《邓小平在1950》是贵州省继《黄齐生与王若飞》、《遵义会议》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如何在短短4集的容量之中，真实再现50年前大西南解放历史中这重要的一页，并使它以鲜活的故事形态展示给观众，用电视语言去表达新中国始建之初的时代精神，是该剧要着力解决的最大难题。
然而，由于这类革命历史题材与现实生活距离太近，有的还在变化和发展之中而并未真正成为“过去了的”历史，创作者们不得不同时受到历史和政治现实的双重制约，在进行艺术创造时便增加了更多困难。这部《邓小平在1950》也不例外。编剧唐佩琳是剧中历史的一个亲历者，他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回忆这段令他终生难忘的历史。就作品完成后所展示出来的主要特征而言，以历史真实为主、艺术虚构为辅的特点是不容置疑的。作品对历史的叙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础、借艺术语言加以演绎的“正说”。这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历史真实，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是力求再现历史状态下客观存在的历史，二是创作者审美眼光中的历史真实。在剧中，创作者们既很好地营造了1950年西南（主要是贵州）真实的历史氛围，又很好地拓展了主要人物邓小平的情感空间，并使二者相得益彰。
作为历史剧，这部剧对于历史背景、重要历史事件、主要历史人物、阐述历史精神和历史本质等重大问题，在整体上符合1950年的历史真实。历史真实性这一最基本的前提，在作品中得到了切实的体现，并尽可能表现出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作为艺术品，《邓小平在1950》这部历史剧，当然不能像历史著作那样“一时一事，均有出处”，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它正是在历史事件“假定性”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艺术的虚构和加工，并主要是在细节、某些情节上进行了描绘、渲染、生发和想象。在我看来，它正是在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从剧情的第一组画面（解放大西南战争背景下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的谈话）开始，就努力把握、并营造好特定的历史氛围，把观众带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
《邓小平在1950》创作的最大难度在于，它所着力描述的事件，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特别是作为第一书记的邓小平面对大西南的复杂局面，如何运筹帷幄，其中多是一系列发生在高层的、政治性极强却并无多少戏剧性可言的事件。如何以此为据刻画人物，特别是刻画好主要人物邓小平，是这部电视剧成败的关键之处。
剧中的每个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在剧里成了人物活动的舞台。这些正反力量的较量，最终改变了大西南历史的进程。而一切纵横捭阖、波谲云诡，都只是历史这个大主角的注脚。在这些剧中人物思想和行为的背后，是时代不可抗拒的前进步伐。而处在故事中心的则是邓小平，是这位参与推动历史前进的风云人物。
该剧在邓小平与老战友刘伯承，与家人卓琳，与下级杨勇、陈赓，与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常友山、方玉华夫妇，与统战对象沈辉等人物的关系上，以若干十分生活化的、动之以情的小情节和细节，在情感层次上揭示出邓小平作为一个活生生的领袖人物，在种种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中那种极富人情味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作为一代伟人的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正是在情感层次上的求真，使得这部电视剧能通过观众自身相类似的生活体验，表达出与之相适应的历史内容。
当然，一部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要有一种当代意识。历史的纵线和现实的横线的交合点在哪里？找到了它，就是找到了这段历史对当代人的“共振点”，就能真正打动人心。《邓小平在1950》所展现的，就是剧情开始时邓小平所说的那一句话：共产党要“靠政治吃饭”。全剧的所有故事情节，都在力图从不同侧面，对此作意味深长的艺术解析，以表现这一“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以期引起观众对此的感应和深入思考。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艺与人
评弹一支笔
安宝勇
陈灵犀是一位了不起的曲艺作家，在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改编、整理评弹作品长篇5部、中篇20部、短篇9部、开篇200多段，达数百万言。其中许多作品久演不衰，至今深受演员和观众的欢迎与喜爱。
陈灵犀先生生前所在的上海评弹团，曾经是个享誉全国的曲艺团队。这里的演员阵容强大，流派纷呈，有着如最近刚刚仙逝的一代宗师蒋月泉先生为代表的书坛翘楚；这里的观众，对评弹耳熟能详，随便找出一位，兴许就是听琴子期，顾曲周郎，是真正的知音。还有一个原因，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这里还有以陈灵犀为代表的了不起的作者和雄厚的创作实力。
我国曲艺有400多个曲种，唱的或有说有唱的占大多数。在这大多数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代表性演员的曲种不少，而有代表性作家的曲种却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曲种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创作力量最雄厚的当属评弹。在几个大曲种的代表性作家中，创作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当数评弹作家陈灵犀。陈灵犀的创作，为曲艺事业做出了贡献。
陈灵犀先生早年从事新闻编辑工作，评弹创作虽属半路出家，但他虚心向传统学习，向艺人学习，向生活学习，谨勤敬业，默默耕耘，为丰富上海评弹团的上演曲目，为评弹演员才华的展示、流派的形成和日臻完美，为评弹创作与评弹艺术、曲艺创作与曲艺艺术的进步、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评弹艺术和曲艺事业需要有蒋月泉这样的大师级的表演艺术家，评弹艺术和曲艺事业同样需要有陈灵犀这样的大师级的作家。近日上海举办了评弹作家陈灵犀百年诞辰纪念演出专场和陈灵犀作品研讨会。人们呼唤有更多的曲艺创作人才、大作家。大家认为曲艺界和全社会应像重视表演艺术家一样，重视曲艺作家和创作人才，重视他们在曲艺艺术和曲艺事业中的至关重要的位置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