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评介
铸造民族精神重塑爱国英雄
张煊
“五个一”获奖影片《英雄郑成功》是一部不同凡响的历史题材创作。
《英雄郑成功》的重头戏是收复台湾。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大战、恶战。但郑成功生活的时代背景是明末清初，他所拥戴的南明王当时偏安一隅，气息奄奄。中原大地，纷纷易帜，福建也存在易帜的潜在危险。郑成功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在他的思想意识深处，忠君复明，反清抗荷是一致的。他的这种观念使他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因此，郑成功与之对垒的满清势力和荷兰守军，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也无论与哪一方较量，郑成功都处于劣势。他有良知，有爱国热忱，但他并不拥有武器装备、人员、财力等方面的优势，这也决定了这部影片的悲壮色彩。
片中有好几场两军对垒、交战厮杀的戏，处理和表现方式也各有特色。影片一开始，郑成功从南京回闽，辅佐父亲，途经苍南关时遇清廷守军，郑成功与随行人员奋力拼杀，锐不可挡。这也是一场打仗的戏，这场戏在整部影片中并不占多大分量，但它为郑成功的出场，为郑成功征战一生的戎马生涯做了有力的铺垫。
在影片《英雄郑成功》中，导演吴子牛在一些战争场面的细部表现上，有许多独到之处。而在场面调度和人物关系的内在张力方面，仍保留了他以往的一些特色。影片后半部有一场郑成功率部攻打城堡的戏，这一场戏是正义与非正义、反侵略者与侵略者两股力量的生死对决，是矛盾冲突的极致。这场戏是影片的高潮戏，作为战争片，它自然免不了血火交融、生死搏杀的惨烈场面，但这不是导演着力表现的重点。在这一场戏中，战争场面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而表现人物则是导演运镜的侧重点。以郑成功为首的义军在抢占滩头后，开始向荷兰守军盘踞的城堡发起总攻，荷兰人眼见支持不住，便使出毒招：他们把郑成功密派到台湾与内应何斌接头的薛娘押至城头，企图以此逼郑成功退兵。在战事酷烈的胶着时刻，突然出现了这一幕，委实令郑成功进退两难。在他的眼皮底下，攻城将士前仆后继的血肉之躯历历在目，而薛娘是他的红颜知己，她是受郑成功的委托去完成这个明知生还希望很小的艰难而光荣的使命，郑成功能眼看着薛娘落入敌手遭其蹂躏而熟视无睹？生与死有时就系之于瞬间一念，而这一念既有可能使人性升华，亦有可能使人性泯灭。关键时刻，何斌挺身而出，表示愿作为人质替换薛娘，但敌方没有接受，在何斌向城堡靠近时枪杀了他。在这一场戏中，剧情跌宕起伏，悬念迭起。在那节骨眼上，进与退关系到战与败，还牵出情与义。就在观众的注意力为郑成功的回应所吸引时，城头上的薛娘忽然做出惊人之举：她突然挣脱看押她的荷军，从城头上凛然跳下，她拼得一死为郑成功的最后一役廓清障碍。在这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我们既从画面上感受到了人性的升华。把善与恶推向极致，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透视人的性灵，这是吴子牛所执导的战争片中比较常见的表现手法，而在《英》片中又有所发展——它糅进了情感纠葛的因素，使戏剧冲突更加尖锐，故事内涵更丰富精彩，也更有吸引力。
作为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文艺作品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以往的文艺作品中，我们对郑成功的了解，仅限于知道他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至于他的文化底蕴、思想风貌，我们则所知甚少。在《英》片中，创作者不但向我们展示了郑成功的文化底蕴——他是南京国子监贡生，是明末著名学者钱谦益的高足，是孔夫子的忠实信徒，更向我们揭示了郑成功从一个孔夫子的信徒，进而成为收复台湾的战将的思想历程。
银幕上的郑成功不但是一个骁勇的战将，亦是一个浸透了儒文化思想的儒生。儒文化思想是郑成功人生信念的积淀，是他行为准则的内在依据，他与李卫由好友到反目成仇即是有力的佐证。影片中与郑成功关系密切的三个主要人物（郑父郑芝龙、李卫、薛娘），他们都与郑成功存在不同程度的情感纠葛：父子情、朋友情、儿女情，我们可以通过创作者对郑成功与父亲、李卫、薛娘之间情感纠葛的展示，充分认识郑成功的思想风貌、文化底蕴。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福建总兵，手里拥兵20万，他是海盗出身，又常与日本、吕宋的商人有生意往来，他有草寇习气，亦兼有生意人的精明，识时务是他的生活信条。他的草野出身，使得他迫切希望儿子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名份，而南京国子监则是当时儒生的最高学府，郑成功从小习武，加之后天的文化素养，他可谓文武兼备。从个人素质方面说，郑成功是他父亲的骄傲。但郑成功只是在某些方面顺遂了他父亲，而在人生理想、生活信念方面，他则与父亲格格不入。与父亲投机钻营、善于夤缘时会的市侩心理相比，郑成功更带有中国传统的文臣武将不事二主的节操，这种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在君王没落时，往往表现为不识时务。在中国历史上，涌现过不少这样的“不识时务者”，如屈原、嵇康、文天祥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不识时务的俊杰”。这种“不识时务”是儒家道德伦理精神的组成部分，当它与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相融汇时，则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英》片中的郑成功正是一个这样的“不识时务”的俊杰，影片中郑成功与父亲的情感纠葛可以用爱恨交加、忠孝难全来概括。郑成功赴仙霞关之前，当他父亲探知他的使命时，尽管李卫的降清与郑芝龙有关，但虑及儿子的性命，郑芝龙深知李卫绝招“穿心剑”的厉害，怕儿子吃亏，脱下护胸皮垫，让薛娘连夜送给郑成功；郑成功在与李卫交锋过程中，李卫透露郑成功父亲有降清意向，郑成功不能容忍，乃一剑杀了李卫。但最终他还是被这个残酷的事实镇住了：父亲有意接受清廷加封的闽粤总督，郑成功震惊之余，痛忿交加，当苦劝无效时，他几次欲拔剑，终又忍住，最终无奈地脱下皮垫掷在父亲身旁，一泄心头之恨。此时此际，伦理之情与郑成功的生活信念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这里，创作者在审美把握上很注意分寸：在表现郑成功的思想局限的同时，着力凸现他的人性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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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感天动地关汉卿
——电视剧《关汉卿传奇》观后
吕新斌
作为处于现代文化传播主流位置的视听审美文化，一部电视剧的成功，离不开其审美艺术的鼎力打造。看完长篇电视连续剧《关汉卿传奇》后，感到自己的艺术神经被激活了。
关汉卿是河北省安国人，是元杂剧四大家之首，是享誉海内外的世界文化名人。其一生命运坎坷，富有传奇色彩。把这一世界级重量人物搬上荧屏，没有相当的艺术胆识是不敢有此奢望的。令人可喜的是，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电视台不但在国内第一次完成了这一非凡之举，而且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艺术饱满、感天动地的关汉卿形象。笔者以为，此剧成功的最突出之处在于以情驭景，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了此剧的审美艺术之旅。
首先，关注真情。调动情感手段，使观众在情感运动中达到对真、善、美的愉悦和认同，是电视剧审美艺术的重要指归。《关》剧对关汉卿的真挚情感进行了充分演绎，从三个支点为观众托起了一片真情天空：一是对杂剧艺术的真情投入。电视剧通篇以关汉卿创作杂剧为主线，从每一部杂剧的精心创作到正式演出，从玉京书会就任会长到团结才人共创杂剧，都表现出关汉卿对杂剧艺术的一往情深；二是对劳苦大众的真情关怀。关汉卿一生对劳苦大众的命运都给予了深切关注，并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创演杂剧为民众申诉呐喊。在他的作品中，充满着对社会底层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对民间疾苦的关心；三是对忠贞爱情的真情追求。应当说，尽管所依据的史料不多，但剧中关于关汉卿与朱帘秀的爱情故事却被演绎得曲折有致、荡气回肠、动人心魄，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二人对忠贞爱情的真情追求。当他们历尽艰难终于推翻阿合马一伙急切地走向一起时，周跃宗却又挟天子之威将二人强行分开，他们的真情之恋从反面被逆推向了高潮。
其次，唱响一曲正气之歌。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贯穿《关》剧的又一条主线，也是《关》剧审美艺术着墨的一个重点。剧中以关汉卿为代表的正义一方与以阿合马为首的邪恶势力的斗争，始终牵动着观众的心。剧中的关汉卿面对邪恶势力，一身正气，义薄云天，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正气飞扬。其一，关汉卿坚信邪不压正，正义给他勇气和力量，这才使他独闯阿府而不惧；其二，关汉卿身上的正气有一种机智和果敢，他智取实证巧救玉珍，他设计帮引娣逃出魔掌，都显示出一种正气因智慧支持而增加的力度；其三，关汉卿理解的正气并不狭隘，他对忠义过人的“敌国”阶下囚文天祥敬慕有加，尽其所能为之做好临终前的每一件事，这就引领着观众绕过文天祥的封建式愚忠而专注于其顶天立地的正义气节与操守。
再次，营构一道双语景观。学术界把“男女世界”称为“双语世界”，这里所用的“双语”便由此而来。在电视剧《关汉卿传奇》中，主创人员为观众营构出了一道多姿多彩的双语对谈景观，深刻揭示出了男性与女性社会地位和生存权利的严重失衡，也托举出了一个充满人文精神的关汉卿形象。在剧中设置双语情节并不难，难的是双语情节如何实现主旨意蕴的传达。可贵的是，《关》剧双语景观的展开是有内涵、有层次、有深度的。正面的双语关系如关汉卿与朱帘秀、关汉卿与引娣、高杰与顺时秀等，反面的如不鲁花与朱帘秀、周跃宗与朱帘秀、吴大可与引娣、陈德胜与郑玉珍等。无论是正面与反面，关汉卿与朱帘秀的情感纠葛无疑是整个话语关系的中心。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双语关系中，既有双语对谈的琴瑟和鸣，也有双语对谈的剑拔弩张；既有双语世界的历史开掘，也有双语世界的现实观照；既有男性话语的暴风骤雨，更有女性话语复杂的声音。在这种双重话语情境的背后，折射出一种人性追寻的深度，并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给出了人文关怀的多重内容和方式。关汉卿作为一个最主要的话语代表，成为编导人文理想的承载者和代言者。
没有情感的滥觞，也没有戏说的侵蚀，有的是真情与正义的庄严承诺，有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壮诉说。我们从《关》剧中看到的关汉卿既没有离开历史依据的可靠支持，又给了观众一个比较自由的审美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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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自大地的嘹亮声音
——观河南省豫剧二团晋京演出
顾成敏
中原文化，浸润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内在精神。豫剧，是中原文化的重要一脉，因其和中原土地的深刻关系而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核产生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河南省豫剧二团日前的晋京演出，使我们又听到了这来自土地深处的嘹亮声音。
河南省豫剧二团的前身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建立的一支文艺队伍，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陈赓兵团的“娃娃剧团”。曾涌现出一大批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优秀剧目和著名表演艺术家。这次他们为首都剧场带来了《清风亭》、《三哭殿》、《大祭桩》、《骨肉恩仇》和《下陈州》五场大戏及《穆桂英挂帅》中的一折。一个剧团一次五场大戏晋京演出，亦属少有的壮举。豫剧团在京的精彩演出，不仅使首都观众有机会触摸到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使我们有机会对“民族艺术的未来发展”、“艺术与人民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清风亭》又名《天雷报》，是一出已有百余年历史的传统戏。京剧大师周信芳、马连良擅演此剧，清风亭的恩怨故事在民间也流传甚广。豫剧《清风亭》本着“来源于民间，回归于民间”的艺术宗旨，在编剧、表演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剧中的对白贴近中原民间日常口语，主创者把传统戏剧的“程式化”表现法和话剧的体验表现法融为一体，走出了传统戏剧表现手法的创新一步。动情处，台上演员声腔泣涕，台下观众泪眼相应。张元秀的扮演者李树建是国家一级演员，文华表演奖和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是豫剧四大流派“豫西调”“靠山簧派”的唯一传人。“大本嗓，走下五音”的唱法，使本就擅长表现曲折委婉感情的“豫西调”更加悲壮苍凉。他以细腻真切的表演，恰当地运用搓步、滑步、抖须、抢背等舞台技巧，把七旬老人思子之切、失子之痛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剧中传达的“拾子之喜悦”、“养子之艰辛”、“失子之痛苦”、“盼子之凄凉”、“斥子之义愤”，都无不是来自中原民间老百姓生活的喜怒悲欢，演员们场场泪流满面，首都观众场场动情感叹。
豫剧，俗称“靠山吼”，它本身就是中原乡人在农耕之余，仰天靠山吼出的一腔嘹亮之音，它来自广阔天地，将茁壮开花于广阔天地。在中原老百姓的生活中是和土地、麦子一样重要的精神食粮，它以其广泛持久的影响力，在乡土基层起着伦理教化、移风易俗的潜移默化作用。该剧团的主创人员深知广大民众对于豫剧这门艺术的重要性，他们把艺术创作的根基牢牢扎在乡土，扎在民间，创作、唱腔、表演，都无不是来自于民间生活的深切体验。
剧团的《清风亭》一剧曾在中南海警卫局礼堂汇报演出，晋京演出一结束，他们就又赶赴田间地头，继续为农民演出。他们自称是“昨在中南海，今住生产队”。正是靠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源于民间，归于民间”的艺术准则，使豫剧这门艺术在中原大地上再发新华，使根植于民族传统的豫剧艺术在未来显现出世界性的眼光和胸襟。（附图片）
豫剧《清风亭》剧照李树建饰张元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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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情怀的形象再现
刘继贤
毛泽东是伟人，被世人敬仰。毛泽东也是常人，是情感极为丰富的有情之人。
毛泽东伟大，不仅仅因为他是卓越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领导人民砸碎了旧世界，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他留下了许多极为宝贵的财富。毛泽东丰厚精辟的著作，说明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文采飞扬的诗篇，说明他是浪漫的大诗人；毛泽东泼墨潇洒的手迹，说明他是杰出的书法家。这些是人所共知的，也是大家所敬仰的。除此之外，还有不被人所完全知道的，那就是毛泽东对人的真情实意，同样是感人的，值得敬仰的。
电视片《毛泽东与湖南》在全面反映毛泽东与湖南的历史联系和现实意义之外，还生动地向人们展现了毛泽东的乡情、亲情和友情的画面。毛泽东在生命弥留之际，仍然情系故里，念念有词要回韶山，催人泪下；毛泽东恰同学少年，求学和生活于自己的家乡，沐浴着三湘四水之精华，让人激动；毛泽东作为职业革命家，播火于潇湘大地，从农村走向城市而不忘家乡，使人感动；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大获成功，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但同自己的亲人还是那样的亲近，令人心动。这部集革命激情和个人真情于一体的电视片，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启示。
乡情是重要的，但乡情要服从国家的利益。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对于有情之人来说，故乡的恩惠是难以忘怀的，故乡的热土是让人眷恋的。从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故乡是难以忘怀和非常眷恋的。然而，毛泽东的乡情是融于国家利益之中的。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是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是政治家关注的头等大事。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为了人民的安康和幸福，毛泽东怀着对家乡依依不舍的心情，走出韶山，走出湖南，投身革命，出生入死，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带领人民建设新中国，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丰功伟绩。这是毛泽东的家乡之情与国家之情的有机结合，也是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革命理想的充分体现。
亲情是重要的，但亲情要服从人民的利益。从片中的许多情节来看，毛泽东非常看重亲情。毛泽东对父母乃至叔伯长辈都非常敬重，对族家兄弟乃至同辈表亲都很尊重，对自己的儿女乃至侄儿侄女们都很疼爱。所有这些，说明毛泽东也是有血有肉有情的常人。但是，当人民的利益和亲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毛泽东总是站在人民利益的一边，告诫亲人不要有特权思想，但又有不同于其他人民的地方，这种不同不能有特殊，而是要有更多的自律，做得更好。
友情是重要的，但友情要服从革命的利益。友情包含着学友、战友、朋友之情，可以说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情谊。真正的友情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珍惜和延续下去的。从电视片中，就能看到毛泽东对同学、对战友、对朋友的诚挚感情。毛泽东的友情没有停留在个人私交上，往往是同革命理想、革命利益、革命情操紧紧地连在一起，甚至把发展友情作为维护革命利益的重要内容。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友情必须服从革命利益。这种友情是高尚的，这种友情是无私的，这种友情是值得弘扬的。
毛泽东情系韶山，情系湖南；毛泽东情系亲人，情系友人。毛泽东是常人，但更是位伟人。他不仅情系韶山和湖南，更情系于全中国和全世界；不仅情系于亲人和友人，更情系于国家和全体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要学习毛泽东的伟人品格，又要学习毛泽东的常人情怀，努力实践江泽民“三个代表”和“以德治国”的思想，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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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亘越千古
——评大型歌剧《司马迁》
孙豹隐樊兆青
在中华文明璀璨夺目的历史长河中，有一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万古流传。
在灿烂群星的民族脊梁榜上，有一位“高山仰止”的巨人司马迁让世人颂扬。
司马迁与《史记》，皇皇巨著，巍巍人生，相融相铸，熠熠生辉，吟颂出多少响遏行云的篇章，流淌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陕西省歌舞剧院歌剧团创作的大型歌剧《司马迁》，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独特的视野，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奏响了对这一历史绝唱的现代述说。
为历史剧作在当今舞台充盈有益的生动再现、为中国歌剧成功实现新的审美展示、为西部传统民族文化激情磅礴的挥洒飞泻，开辟了广阔深邃的艺术大道。大幕拉开，奔腾的黄河自天际涌来，高亢激越的歌声，传递着黄河人粗犷、坚毅、豪迈的博大情怀和精神气质。伴随着西洋歌剧交响音乐辐射全局的强大表现力，一位不虚美、不隐恶、爱国、求实、秉笔直书的史圣矗立在观众面前。音乐攫人，情节突进，全剧从司马迁立志继承父志为国修史切入，通过被汉武帝恩宠知遇，到其坦言大宛之战得罪李氏兄妹，继而因据实撰史冲撞了汉武帝，以至冒死为李陵申辩宫刑加身，大起大落的命运，把主人公壮丽悲怆的人生演绎得鲜活而丰满，深刻而动人，真切而可信。编导作曲以伦勃朗式的浓烈色彩，塑造出司马迁鲜明形象的同时，又描绘出了一条贯穿人物始终的人文精神，即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重以天下为己任，把个人的功名、信仰、追求、生死，紧紧地与社稷、民生结合在一起，融入到事国、事君，纲常伦理的行为准则之中，而轻个人利益的奢取、个人欲望的满足，个人志趣的张扬。这种亘越千古的人文精神，也就是司马迁的精神，对我们当今甚或未来的人而言，在修身道义和精神寄托上仍不失为榜样。
《司马迁》在内容承载上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司马迁与汉武帝的互动交锋。在另一部歌剧名作《张骞》里，张骞同汉武帝目标一致，行动统一，共同致力以通西域的大业。而《司马迁》则不然，司马迁毕竟是因汉武帝下令才遭了宫刑。显然，要写好这种人物关系会比《张骞》艰难，然而，一旦写好了，人物之间则会更有“戏”，整个作品的思想含量和舞台表现也会更加恢宏感人。在这个关键戏核上，编剧张平没有困顿在所谓历史真实的围城中，而是着意站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制高点上，对这一历史予以新的解读。他深深懂得，歌剧主题的确立与完成，是历史与人生、古事与今情融溶的结果。要以当代眼光透视那段耐人寻味的历史，就有必要重新演绎双方人物之间的恩怨冲突，细致开掘人物的心理和情感。任何人类精神资源都具备无限的可重复开发性。以往种种传说都可以有新的表述。汉武帝、司马迁虽然代表着不同的地位、权力，有着自己的不同的性格、素养，可他们共谋大汉强盛、同为伟大人物却无疑是相同的。在这些基本的相近的感应点上完全能够共振出一种昂扬心曲，使观众在充满情韵激昂的观赏中，敞开怀抱，让人物心灵融入这永恒的主旋律中。于是，剧本在锐意艺术创新中编织情节，在情节合理推进中努力去划开人物因愤怨而闭锁的心灵，揭橥人物隐秘的内心冲突，进而用心灵的歌传达出历史的心声。这样不仅使剧作具有了较高的文化品位，而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对历史人物的矛盾与统一。
从《张骞》到《司马迁》，陕西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中国歌剧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它们成功的道路，给当今的中国歌剧如何做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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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精品凝铸民族精魂
——简析芭蕾舞剧《二泉映月》
黄莉莉
竹影婆娑，泉水清澈，新月如钩，琴韵幽婉。青年艺人泉哥同美丽的少女月儿的爱情激发了他创作的激情，江南水乡的毓秀之气带给他艺术的灵感，《二泉映月》的旋律在泉哥的指间流泻……
这部作品以民族经典乐曲《二泉映月》及它的作者阿炳的人生为素材，生发出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作者将男女主人公定名为泉哥和月儿，寓意深长，他们生长于江南水乡，身上凝聚着水乡的钟灵之气，他们的性格就像江南的泉水和明月那样澄澈和皎洁。泉哥生于旧中国民间，却有天赋的音乐才华，江南的风物和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优秀音乐的洗礼熏陶出他高尚的气节，而他经历的人间疾苦则使他变得坚强。月儿有江南女子的美丽和善良，有对爱情坚贞不屈的品格。他们是生活在苦难之中的民众，但他们敢于对恶势力进行不屈的抗争，不下跪乞求，不忍辱偷生，他们为追求自由与幸福奋斗。泉哥和月儿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灵魂的象征。
辽宁芭蕾舞团创作的《二泉映月》描述的是一个民间音乐家的情感历程，表现的是他的精神世界在巨大的欢乐、痛苦、悲怆、希望中发生的震荡、变化。剧本塑造的月儿这个纯洁美丽的少女形象，与泉哥所处的那个黑暗的年代、污浊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成为泉哥这样一个音乐家心中的圣女，创作的灵感之源。他们对爱情的向往、追求，对破坏他们爱情的黑暗势力的抗争为剧作的主题和贯穿全剧的情节线索，而在大的社会环境得不到改变的时候，他们的爱情只能以悲剧作为结束。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成为这部芭蕾舞作品鲜明的主题，表现了善良的人性对黑恶势力的抗争，对自由的向往。
《二泉映月》选择了以戏剧芭蕾为主、借鉴交响芭蕾的创作思维和手法并吸收中国民间舞以及其它艺术表现手段的路。但编导并没有像传统的戏剧芭蕾创作那样过于注重故事情节的交待，削弱音乐和舞蹈的地位，而是强调对舞蹈本体的展示。舞剧创作与一般舞蹈创作不同，它要有鲜明的形象。为此，就必须创造出有个性特征的能够用舞蹈语言明确表达的戏剧动作。剧作为主人公设计的“断弦”和“沉湖”、“刺目”等一系列大的戏剧动作，非常强烈地描写了泉哥和月儿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贵品格，男女主人公的形象也就通过这一系列大的动作而留在了观众心中。
芭蕾舞剧《二泉映月》把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结合起来，把相当民族化的人物性格以及故事情节同芭蕾这种标准西洋化的舞蹈形式结合起来，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新范式。在这部作品中，从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塑造到戏剧主题的提炼，从舞剧的结构到舞段的编排，更加上音乐主旋律本身就是民族音乐经典，这一切无不体现出浓郁的东方美感、民族风格，应该说，这是一部凝铸着民族精魂的芭蕾舞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