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择善而固执上下而求索
——何兹全的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
马宝珠
出生于1911年的何兹全，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与教学中，他淡泊自守，孜孜以求，在史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史学思想。
不倦探索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何兹全着力最多的领域。他长期潜心于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于1989年完成了近50万字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学界称这部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论著”；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标志着中国史研究最新水平的新书”。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对中国文化的根源、走向、主流、未来等，也有许多深入的思考。其基本观点和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是史学界讨论多年的重大问题。何兹全在系统而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汉魏之际封建说”。他的这一思想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50年代，发表《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一文，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沉寂多年的史学界重新开始活跃起来。1979年第1期的《历史研究》发表了他系统阐述这一观点的文章，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认为，第一，自战国以来繁荣的城市经济到汉魏之际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此后的几百年中都没有恢复过来。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形态从交换经济演变为自然经济；第二，社会上占大多数的人的身份也从自由民、奴隶，变为半自由且隶属于主人的部曲、客等依附民阶级；第三，社会的中心问题已不再是土地兼并，而是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荒芜、人口减少和依附关系加强而出现的人口争夺；第四，半自由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更加紧密，地著问题得以解决。这四个方面是中国古代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典型现象，也是其“汉魏之际封建说”的主要依据。“汉魏之际封建说”从20世纪30年代萌芽到70年代末得到系统而全面的阐述，何兹全在对中国社会形态更替的深入研究中体现的执著精神、求实态度深为同行所赞许。与“汉魏之际封建说”相联系，何兹全提出战国秦汉古代社会说，认为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而战国秦汉是中国的古代社会时期。
探索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何兹全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思想，提出了中国国家的出现应在春秋战国之际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从萌芽到产生有个过程，不是氏族制度一分解、有了阶级，就是阶级社会了，国家就出现了。盘庚以前的商和夏属于氏族部落联盟时期。盘庚到东周初是氏族部落到国家的过渡时期，但氏族组织仍是它的社会基础。在部落联盟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早期国家”的概念。他从阶级分化、土地制度和国家形式三个方面阐述了春秋战国前作为“早期国家”的依据，认为这一时期社会仍以氏族部落为单位，还没有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氏族内部虽已有阶级分化，但矛盾还没有尖锐到出现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王的地位已经突出，有了王廷和群僚；氏族部落向真正意义的国家过渡，逐步接近国家，可以称之为早期国家。
开创寺院经济研究和兵制史研究。寺院经济和兵制史是何兹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两翼。他认为，中古社会是中国的封建社会，而寺院便是这个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中古时期的寺院不但是宗教的组织，也是政治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封建关系。因而，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寺院经济，具有独特的价值，有助于全面考察中国社会的构造，了解中古社会的性质。从1934年9月何兹全发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把佛教社会和寺院经济纳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领域之后，几代学者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成绩喜人。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何兹全主编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一书，反映了他开创的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对兵制的研究，何兹全同样倾注了很大热情。1935年发表《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一文，成为他研究兵制的开端。在文章中，他提出三国时期的州郡领民、屯田客、军户这三种领民是分籍分属的，属于不同的行政系统之下。就其身份地位而言，州郡领民为最高，屯田客次之，军户最低，进而廓清了三国以后具有社会显著特征之一的人口分割的基本概况、生产关系情况以及领民的社会作用和地位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何先生的兵制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一步。《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十六国时期的兵制》、《孙吴的兵制》等论文就孙吴世袭领兵制等问题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证明了十六国兵制是对魏晋制度的继承、北魏前期兵制是部落兵制后来受到汉族兵制及十六国兵制的影响、府兵制与北魏前期部落兵制有渊源关系等。在兵制史研究中，何兹全善于揭示制度的发展变化，总结制度变化的规律，从而使纷繁复杂的古代兵制变得清晰明确。
择善而从形成独特史学思想
何兹全的史学思想既带有中国史学家群体的特征，又有其鲜明的个性。“择善而固执，上下而求索”，就是他史学风格的高度概括。
坚持唯物史观，执著而不教条。1930年，何兹全从家乡山东菏泽来到北京大学读书。在那里，他深受自由而严谨的学术空气所熏染。更重要的是，他得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并逐步将其确立为自己的史学指导思想。他曾诚恳地说过，在他读过的书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等。这些书使他懂得，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他在总结自己学术生涯的《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中概括说，任何历史现象，从纵的方面说，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点；从横的方面说，都是当时全面形势中的一环。不了解历史发展大势和当时社会全面形势，就不能真正认识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的本质。而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根，离开唯物史观，学问就是漂浮的，就会本末倒置。何兹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而不是教条。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科学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要执著而不教条；反映在史学研究上，就是要尊重史实，努力创新。可以说，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史学实践，是何兹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首要条件。
重视理论与史料并重、宏观与微观结合。何兹全始终对理论表示出极大的热情。他说，“要紧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也可以学，而且越学越能丰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越学越会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高明。”无论是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独到见解，以及魏晋封建说的提出，还是他的寺院经济研究、兵制史研究，都涉及到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国家的起源、交换经济、农奴制与封建社会的关系以及专制主义等。他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精神考察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寻找历史规律，既不生搬硬套，也不盲目附和。同时，何兹全非常注重史料，主张让史料说话，从中引申出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他重视宏观研究，倡导从世界史的大视野出发考察中国历史，强调以发展和全面的角度观察问题，同时指出微观研究不可偏废。
关注史学的普及与提高。像许多历史学家一样，何兹全也非常关注史学的社会意义。他提出，历史学有两个使命：一是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真实和客观发展规律，二是把这些认识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他认为，历史学的提高是重要的，这是历史学不断前进的标志；历史学的普及也是重要的，它关系到个人文化修养和民族文化素质的水准。“对于普及，我特别有热情。”这句话反映了何兹全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心迹与热忱。
（附图片）
压题照片为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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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制度变迁模式比较”研讨会研讨
——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
曲文轶汤吉军谢作诗
辽宁大学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主办的“制度变迁模式比较”研讨会前不久在沈阳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就以下三个专题进行了研讨。
关于经济制度变迁。与会者认为，经济制度变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政府主导型和自发创新型。政府主导的正面效应和积极意义体现在打破僵局和放松管制方面，但也有较大的负面效应和消极成分。在企业自发创新促成的制度变迁中，企业和个人成为创新的主体，政府部门则扮演着明智的支持者的角色。在制度变迁中，明智的政府和官员是非常重要的，而政府和官员的明智是在变革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关于所有权结构演变与公司治理。“资本雇佣劳动”和“委托—代理”问题中都蕴涵着“股东至上主义”，但由于股东也有败德行为，所以公司治理结构的最优安排应该是“共同治理”，即剩余分配不单一倾向于股东，而是使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分布于股东和职工，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与会者认为，用“专用性”和“专有性”概念可以对“共同治理”作出更好的解释。劳动要素有专用性，因为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很难转化，技术的发展使劳动专用性进一步增强。专有性资产则是这样一些资产，一旦它们从企业中退出，将导致企业团队生产力下降，甚至企业组织解体。这种资源被其他团队成员所依赖。现实中，大多数资产既具有专有性也具有专用性，即资产所有者既依赖于其他团队成员，也被别人所依赖，因此形成利益相关者分享租金的“共同治理”局面。
关于自然垄断、管制和政府的作用。与会者认为，对于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来说，为有效推进自然垄断领域的改革，需要解决一系列理论和政策问题，包括规制框架的设计，激励政策的实施，竞争因素的引入，以及所有制形式的选择等。
低于成本定价与价格管制问题引起与会者的兴趣，他们首先围绕价格战是否源于国有产权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人指出，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也有价格竞争行为，因此不能用国有产权来解释价格战的原因。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当前国有企业管理层追求的个人利益，除薪水外还包括个人成就感乃至行政职务的升迁，这样他们就会追求市场份额最大化，为此甚至不惜采用低于成本定价的手段。
与会者普遍认为，政府无须对企业的价格战进行干预，但论证的逻辑却大不相同。有人认为，只要进行产权改革或完善治理机制就可以根治恶性竞争。有人则认为，低价竞争不可能带来垄断，所以政府没有必要出面干预。还有人认为，现实中认定垄断性定价非常困难，这使得政府管制难以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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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哲学理论创新丛书》
韩庆祥主编的《哲学理论创新丛书》，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包括发展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交往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主体性哲学和人学等等，着重反映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哲学研究的轨迹和讨论的焦点，有探索也有创新，对于从总体上把握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面貌，具有一定的意义。（庄福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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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刘平撰写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政治变革——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所有这些变革都曾受到工人运动的影响。该书在广泛吸收欧美工人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工人政治放在比较的角度加以考察，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政党等问题，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为人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
（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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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伦理学与经济学的互补
李连科
利益与道德、经济与伦理的内在联系及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是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巴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济学本来就具有两种根源，即两种人类行为的目的：一种是对财富的关注，一种是更深层次上的目标追求。由此产生两种方法，一种是工程学的方法，也就是数学的、逻辑的方法，一种是伦理的方法。这两种根源或方法，本来应是平衡的，但不同学者重视的方面有所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比较注重伦理问题，而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等更注重工程学方面。现代经济学则大大发展了工程学方面，而忽略了伦理方面。
在食物供给能力极高的现代社会，为什么还会有饥荒呢？单纯的工程学方法难以解释这一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因为饥荒主要不是生产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其中包括伦理道德问题。可见，经济学与伦理学本身就是互相关联的。这并不是说少了社会伦理方法，经济学就无效，而是说会使经济学缺少一些说服力；反之，如果伦理学缺少经济学方法，也是非常不幸的。
人们的行为，作为学科研究对象，通常被当作是受完全理性支配的，因为这样，逻辑的方法才有效。但具体的人是活生生的、有情感的、有许多非理性特征的人，人们的感情、意志、理想和道德，在经济行为中也会起巨大作用，单纯的工程学或逻辑方法往往难以解释清楚。亚当·斯密指出，人们的活动受自利引导，市场应以互利为原则。这一点被现代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但人们却忽略了他的另一些观点，即人们的同情心、伦理考虑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一般来说，个人有追求自利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追求就一定是伦理正当。当这种追求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时，就违背了伦理正当，从而成为应受到谴责的不道德行为。可见，人们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不能摆脱伦理道德的约束，纯粹的、孤立的经济行为是不存在的。离开伦理学只能使经济学贫困，正如离开经济学只能使伦理学空洞一样。
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结合，包括借助经济学的方法，可以使伦理学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关于道德权利的分析便可证明这一点。人们常常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待权利，即表现为他人必须遵守约束。这类义务论结构可能不大适用于对道德中普遍存在的相互依赖性等复杂问题的解释。例如，如果人们不能完全遵守约束，那么其他人是否应该阻止这种侵权行为呢？举一个例子，甲侵犯了乙的权利，那么丙有义务去制止吗？丙有权利，但不一定出于义务，甚至可能丧失其应承担的义务（例如失约于人）。如果借助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去解释丙的行为，可能更有效。用福利主义的根据事物状态的好坏来判断行为的原则，又用结果主义的根据效用结果来判断事物状态好坏的原则，那么丙去制止甲，因其结果是好的，他便有道德权利去行事。评价一个道德行为，不应只看内在价值（自我完善），还要看结果（与人为善）。显然，用结果主义的逻辑推理来分析道德权利，不见得完全充分，但却十分必要。
由此可见，经济学应具有伦理学的方法，伦理学也可引进经济学的方法。伦理学与经济学之所以有相通之处，可以相互联系、相互引进，是由人们的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本身的相互关联决定的。例如在工业生产中，人们的创造能力不仅取决于知识和技术水平，也取决于是否具有肯于奉献的道德水平。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任何人的行为都带有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既包含经济因素，也包含伦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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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首都社会科学界举行座谈会研讨——
按“三个代表”要求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王彦京
最近，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召开常委扩大会，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和8月7日在北戴河会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时的讲话精神，部分参加北戴河会见的首都社会科学界代表戴逸、黄楠森、陈先达、龚书铎等作了发言。
与会者一致认为，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内容丰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导我们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针；北戴河讲话充分显示了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与尊重。江泽民同志高度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指出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四个同等重要”的光辉思想，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是极大的鼓舞。哲学社会科学界对于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落实其中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负有重要责任。
与会者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相互补充、同时并举的社会。如果说科技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推进器，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方向盘。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哲学社会科学绝不是无关轻重、可有可无的。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讲话中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对国际和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与会者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只有符合时代需要，关心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才能真正关心哲学社会科学。要改变社会上存在的“重理轻文”状况，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获取理论创新的深厚源泉和强大动力，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回答和解决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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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实现工业持续快速增长的思考
吕政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比去年同期增长11％。在当前国内需求仍然不足，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这是很不容易的。7月份，我国工业增长的势头虽然明显减弱，工业增加值仅比去年同期增长8.1％，但这一增长速度并不低。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正视工业增长速度减缓的现实，在政策上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工业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而要实现工业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继续坚持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的方针。扩大内需，除了增发国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西部大开发外，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加快企业的设备更新改造。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工业品市场出现了持续的供大于求的格局，以扩张生产能力为主的工业增长空间日益缩小，工业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产品销售问题成为制约工业增长的突出矛盾。我国工业发展已从数量扩张为主转向以提高素质为主的新阶段。提高素质，不仅要通过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企业，消除不合理的重复建设，而且应高度重视对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
目前，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总体上仍然大大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以向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机器装备的机械工业主导产品为例，“九五”末期达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的仅约占20％，达到80年代中期水平的约占30％，而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水平的约占50％。经济周期的实践表明，每一轮新的经济增长都是建立在企业设备大规模更新改造的基础上的。企业的设备更新，扩大了对投资品的需求，既可拉动机械装备制造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增长，又能提高企业装备技术水平，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使企业在新的技术平台上实现新的增长。
今年上半年，在国有及其他类型的投资中更新改造资金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6.9％，但投资额只有1776亿元，仅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4.9％，远远不能适应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的要求。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缺乏积累能力。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的利润为2400亿元，由于利润的分布极不均衡，除了少数盈利大户外，大多数盈利企业的年平均利润不到150万元，没有依靠自我积累进行技术改造的能力。要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一方面，需要企业自身加强经营管理，特别是加强成本控制，增强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在条件具备时，逐步调整工业企业的税负，把增强企业自我积累能力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部分，以增强企业发展的后劲。
鼓励和引导非国有经济主体扩大投资。在我国GDP的构成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约占60％。在工业增加值构成中，非国有经济约占70％。这说明，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经济及国有控股单位的投资平均占80％左右，今年上半年仍然占75％。而今年上半年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的投资增长率分别为8.7％和6.5％，仅相当于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的49％和36％。
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低、投资增速减缓的原因是：第一，非国有经济主要分布在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劳动密集型领域，产业进入门槛低，产品普遍供大于求，并出现过度竞争，使企业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造成投资十分谨慎。第二，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没有技术储备，找不到新的投资项目，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非国有经济主体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由于贷款担保、投资回报风险以及企业信用等方面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向非国有企业贷款极为慎重。融资困难成为制约非国有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解决非国有经济融资困难的主要措施，一是积极稳妥地发展股份制性质的地方商业银行，主要为非国有经济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服务；二是建立各地区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基金；三是减少对非国有经济主体投资领域的限制；四是减轻中小企业缴费负担，增强这些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
努力提高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目前我国工业品的过剩是相对的，是在大多数低收入阶层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出现的。今年上半年，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0.3％，增长率并不低。但从消费品零售额的结构看，城乡居民的购买力存在十分悬殊的差距，城市消费品零售额11209.1亿元，人均约3736元，县及县以下实现的零售额为6706.1亿元，人均约700元。
现阶段我国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大多数农民、城镇下岗职工、退休职工、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和基层干部。扩大内需的政策必须考虑怎样有助于增加这些阶层的收入。只有这些阶层的收入增加了，才能真正扩大全社会的有效需求，实现城乡消费品市场的持续繁荣。我国工业品供大于求，市场实现遇到障碍，关键环节是县及县以下农村购买力低。当然，增加农民收入需要一个较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从近期看，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可进一步增加对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经费支持。这样就既使这些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来源有了保障，又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并使这一部分转移支付转化为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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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越南卷》
于向东主编的《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越南卷》，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系统评价了近邻越南古代至当代10余位较为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包括其生平、主要观点和地位、影响等，而且提出了越南思想史发展阶段的分期意见，论述了越南思想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若干主要特征，对于了解和认识越南文化特别是越南思想史颇具参考价值。（石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