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秋季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张怡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200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秋季座谈会”于10月11日在北京举行,与会学者就我国目前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及走势进行了深入研讨。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出席会议并发言,来自全国的五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认为,新世纪的第一年,尽管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明显减速,但是我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预测2001年GDP增长率将达到7.5%左右。在当前形势下,仍有必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结合新的情况,对这一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这种调整和完善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债资金使用方面的调整。在国债投资资金中加大用于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加大国债资金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在西部地区适当上一些工业建设项目。二是财政政策内容的调整。在税收增长速度颇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取减税的办法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三是对宏观调控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
  季羡林在《论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一文中指出,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的产生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所谓文化体系是指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从这一前提出发,世界文化共分为四个大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希腊文化。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作者认为,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摘自《北京日报》九月二十四日《理论周刊》)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哲学研究须强化三个“自觉意识”
  汪信砚在《研究方法的自觉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一文中认为,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必须在方法论上强化以下三个方面的自觉意识:一是强化民族意识,更加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前实践相结合,在新的深度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二是强化世界意识,自觉地面向当代世界哲学,在形成与我们的时代相适应的、与世界上其他哲学共通的基础上,积极展开与当代世界哲学的互动,努力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走向世界;三是强化人类意识,
  自觉地关注和深刻地反思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努力捍卫和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并由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发展。
  (摘自《武汉大学学报》第四期)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治学漫笔

为学必经“勤”与“苦”
杨寿堪
  历经近50年大学学与教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心得体会的话,那就是两个字:“勤”与“苦”。古人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确是至理名言。
  治学要“勤”字当头。“业精于勤,荒于嬉”、“勤能补拙”,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凡学业有成之名人大家都离不开这个“勤”字,只有以“勤”为“径”,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舍此别无他途。企图找到一条不费力气的“捷径”,只能是一个幻想。
  具体来说,为学要做到四勤。一曰勤读。勤读,就是要多读,经常读,持之以恒,切忌“三天打渔,两天晒网”。通过勤读多读,博览群书,知识得到积累,思想就会开阔,脑子方能灵活。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是这个道理。知识浩如烟海,发展变化无穷,珍惜时光,勤读多读,才能有所作为。
  二曰勤思。“学而不思则罔”。罔者,谓无所得也。勤读有如蜜蜂采集花粉,勤思则是把花粉酿成蜜。勤思是创新的必要环节。通过勤思,能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创造的智慧。可以说,思则聪,思则通,思则新。做学问切忌当思想的懒汉。深思熟虑固然不易做到,但勤思多思却不可少。
  三曰勤问。做学问要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学问,顾名思义,既是学,又是问。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真诚地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学习者,为了探求真理,他通过对话不断向人们提问、请教,最终成为学识渊博、影响深远的智者。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其中包含知与不知的辩证法。勤问,不能仅仅局限于长者、师辈,而且要敢于真诚地面向晚辈、学生,以能者为师,补己之不足。
  四曰勤写。勤写是锻炼与提高逻辑思维的一个好办法,也是表达自己、参与社会的一种重要形式。一个人即使经纶满腹,但不能表达出来,终究无益于社会。一个不愿在“写”上下功夫的人,是很难学有所成、发挥作用的。
  除了勤之外,为学总是与苦结伴而行。征涉学海只有通过“苦”舟,才能最终驶向成功的彼岸;离开了这个“苦”字,将一事无成,这是毫无疑义的铁律。
  所谓苦,首先表现在为学要刻苦、耐劳,经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难。人虽然有天资的差异,但一个人学业成功与否、成就大小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刻苦的程度。少小之时,家父常以晋代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苦练书法的故事,教诫我兄弟要刻苦学习,切勿虚度年华,至今犹如在耳。王羲之为了练好字,经年不辍,日子久了,连家中花园旁洗笔的池塘都变成墨色。王献之效法其父,年复一年,把花园中几大缸的水都写完了,终于成为与父齐名的大书法家。这个故事是对为学之苦的最好注解。
  所谓苦,还表现在为学要耐得住寂寞,经历“十年寒窗”、“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考验。“寒”与“冷”,是对为学者思想意志的检验。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坚强意志的人是很难闯过这一关的。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同样并非易事。常言道:“坚持就是胜利。”话是好说,但真正要在“寒窗”中、“冷板凳”上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谈何容易!
  为学虽苦,但苦中有乐。经过冥思苦想问题得到解决时,经历“十年寒窗”终有所成时,这种回报引发的心理愉悦是难以言表的。这种愉悦,只有经受过“寒”与“冷”磨难的人才能体会到,怕“寒”、畏“冷”者与之无缘。而这,也许正是无数学人明知学中“苦”、偏要学中“行”的缘故吧。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劳动经济问题再研究》
宋养琰
  苏树厚等撰写的《中国劳动经济问题再研究》已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1992年出版的《劳动经济问题》的姊妹篇,对劳动经济问题在更宽广的领域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探索。全书包括人力资源开发、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险三部分。
  作者对人口资源、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三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了全面分析,对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区别作了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人力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本一方面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投资物,而且这种投资物天然要求增值,要求得到回报。该书还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劳动力价格、工资的构成等进行了分析。
  劳动就业篇提出,劳动力要素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这一中介环节。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行,能够实现对劳动力的评价和激励,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科学导向。但在注意提高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的同时,必须重视解决失业问题。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外反失业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人口政策、人力资源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等,逐步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也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社会保险制度不仅有助于社会稳定,而且对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激励作用。由于传统的社会保险体制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以劳动力公有为依据,因而表现出保险责任主体单一化、保险基金支付单位化、保险范围局部化和保险管理体制严重分散化等显著特征。该书从社会保险的基本理论研究入手,以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为切入点,提出当前社会保险的基本模式:应当走一条基本保障、广泛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多个层次、重视家庭、突出特色、抓住重点的混合型社会保险道路,并对如何贯彻实施这种新型的社会保险模式进行了探索。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入世后的中国服饰文化
——“国际服饰文化·大连论坛”综述
张书政
  前不久,在第十三届大连国际服装节期间,大连日报社承办了“国际服饰文化·大连论坛”,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以“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中国与国际服饰文化”为主题,对繁荣服饰文化理论和推动服饰产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者认为,继承传统、讲究环保、注重创新是中国服装业迎接“入世”挑战的三个对策。
  与会者认为,“入世”对中国服饰产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了抓住机遇,赢得挑战,中国服饰设计理念应摈弃对欧美的一味模仿,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仅仅仿效西方,将永远落于其后。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服装曾对西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当时,“中国品位”是欧洲的主流,穿中国设计的丝绸服装是最高时尚。中国传统的优美设计和艺术,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当前,关键是继承传统,将东西方服饰文化的特点结合起来。
  有的专家认为,“入世”以后,“绿色环保”将成为中国服装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一道“坎儿”。近几年,我国纺织服装业为攻克“绿色环保”这道“坎儿”,取得了明显成绩。被称为“软黄金”的山羊绒,是人们普遍喜爱的高级羊绒时装的原料,能为国家换回大量外汇。但是,山羊是草原的破坏者,能把草根都啃净,致使草原沙漠化。目前,世界最大的山羊绒产地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山羊圈养,既讲究环保,又确保绒源,是把我国服装业发展成绿色环保产业的有益探索。为了迎接“入世”挑战,国内服装业应高度重视“绿色环保”,以攻克国际贸易壁垒,取得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
  与会者认为,振兴中国服装服饰产业,必须走款式设计、色泽采用和面料制作的创新之路。中国纺织服装业从生产到科研、从企业到产品应全面构建创新体系,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跨越。在产品创新方面,应以生态服装、将生命科学融入服装产业、将艺术融入服装产业为主要内容。在管理创新方面,应以培养现代服装人才、发展高新技术、应用先进生产设备和建立具有活力的企业机制为主要内容。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如何看待太平天国的失败
  苏双碧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之我见》一文中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太平天国运动大有骂倒之势。概括起来大约有这么几条:一曰太平天国运动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曰太平天国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任意烧毁经书;三曰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是邪教。作者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提出了与历次农民战争不同的施政纲领,初步担负起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主张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些历史功绩是无法否定的,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意义。作者还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次农民战争,也带有农民阶级本身的特点,最后失败也是正常的。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其成功的经验及失败的教训。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探讨与争鸣,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要把它骂倒骂臭,太平天国是骂不倒的。
  (摘自《光明日报》九月二十五日《理论周刊》)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与商榷

谈谈“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黄铸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普通存在的现象,也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对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确有探讨的必要。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理论根据
列宁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这就是一分为二的理论根据。
  对列宁的这个论点,应当加以分析。一切事物都包含有互相对立或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列宁自己也指出:对立面的统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我国古代哲学家也提出物必有两、物必有对。张载的“有象斯有对”,程颢的“万物莫不有对”,程颐的“天下无不二者”,朱熹的“一中有二”,都是这种哲学思想的反映。但统一物分为两部分或一分为二,除了可以说明物必有两之外,还兼有一层不同的含义,就是矛盾形成的方式,即事物分裂为矛盾着的两部分,从而形成矛盾。这正是它区别于合二而一之所在。应当承认,统一物一分为二是矛盾形成的一种普遍方式或普遍方式之一,如电流之分为阴电和阳电,磁场之分为两极,社会之分为阶级等。但这是矛盾形成的一种方式或方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方式。许多矛盾是由对立着的或矛盾着的两种(或多种)事物或方面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而形成的,用我国明代哲学家方以智的话来说,就是“合二而一”。恩格斯指出:“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我国古代哲学家史伯也说:“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也就是合二而一。《易传》认为万物是阴阳二气生成的。《系辞上》《疏》说:“天下万物,皆由阴阳,或生或成本其所由之理。”这都说明,对立物可以结合、融合为统一物,合二而一也是矛盾形成的普遍方式之一。
  自然界中存在大量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现象
  先看物理现象。物理现象中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最显著的就是原子核裂变和聚变。前者是重元素(如铀—235)的原子核经中子轰击时分裂成两个质量较小的原子核(裂变碎片),同时产生2—3个中子和β、υ射线及中微子,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新产生的中子又去轰击另一个铀—235核,再产生新的裂变。如此持续下去,形成链式反应。这是一分为二。后者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较轻原子核(如氢的两个同位素氚和氘),在超高温特定条件下聚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如氦),同时释放出相当于核裂变4倍更大的能量。太阳就是一个核聚变的大火炉,地球上的光和热都来自太阳的核聚变。这是合二而一。
  原子核包含许多粒子。粒子成双成对,有一个粒子,必有一个反粒子,夸克和轻子都是这样。一对正反粒子相碰可以湮灭,变成携带能量的光子。反之,两个高能粒子碰撞时可能产生一对新的正、反粒子。这也是一种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现象。
  再看化学现象。化合物分解为元素是一分为二,如水分解为氢和氧。元素化合成化合物是合二而一,如氢和氧化合为水。
  再看生物现象。生物细胞经过分裂进行繁殖,是一分为二的现象。动物和人类通过雌雄或双亲交配受孕生育子女,植物通过雌雄花粉传授结子,则是合二而一的现象。
  再看原材料工程现象。金属冶炼就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现象。经过冶炼,去掉杂质,这是一分为二。在冶炼中形成合金,这是合二而一。
  再看宇宙和天体的演化现象。根据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大爆炸后一秒钟以前,宇宙中的温度高于100亿K。那时不仅不可能存在星系、恒星,甚至除氢核以外没有其他化学元素,只有处于热平衡状态下的由质子、中子、电子、光子等基本粒子混合而成的“宇宙汤”。当温度降到10亿K时,中子和质子合成氚核的反应开始,类似氢弹爆炸时发生的聚变过程把所有的中子合成到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构成的氦核中。当宇宙的温度降到3000K,电子与原子核结合成稳定的原子(这个过程称为复合)。又过了几十亿年,中性原子在引力作用下逐渐凝聚为原星系,原星系聚在一起形成等级式结构的星系集团。原星系本身又分裂形成千千万万的恒星。在恒星生命即将结束时,它会通过爆发形式抛出富含重元素的气体尘粒,又构成新一代恒星的原料。在某些恒星的周围,冷的气尘会坍缩成一个旋转的薄盘。这些尘粒通过相互吸引碰撞粘合,最后形成从小行星到大行星的形形色色的天体。这说明,宇宙的演化是极其复杂的分与合的过程。太阳系的演化也是这样。
  人类社会中同样充满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现象
  社会阶级分化,是一分为二。男女婚配组成家庭,成为社会的细胞,是合二而一。
  民族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既有分化,又有融合。如我国历史上的古羌族在发展过程中分化为许多部分,分别成为今彝族、纳西族、拉祜族、傈僳族、白族、基诺族和藏族的重要族源。古越族分布在我国东部、南部的几支融入了汉族,分布在我国西南部的几支,则成为今壮族、傣族、水族、侗族、布依族、黎族、毛难族、仡佬族的重要族源。这是一分为二。汉族则是融合了许多民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合二而一。
  改革开放这样一种社会实践也是既有一分为二,又有合二而一。改革要发扬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优良传统,改掉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传统。这是一分为二。经过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境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发展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以及外资独资企业,这是合二而一。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要吸收和借鉴,首先必须对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对当今世界各国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进行分析,分清哪些是先进的,哪些是落后的,哪些是对我们有用的,哪些是对我们无用的。这就是一分为二。对一切于我们有利的先进的东西,加以大胆吸收和借鉴,这就是合二而一。
  一个政党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就要不断抛弃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清除腐化变质的成分。这是一分为二。同时,党必须加强各种不同出身、不同社会成分(工农、知识分子等)、不同思想状况的成员的团结,加强各部分、各级组织的团结。这又是合二而一。
  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充满着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现象。不论在中国或外国,历史上都是学派纷呈。以我国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派很多。秦汉以后,佛教传入我国,逐渐形成儒道释争锋的局面。在哲学上,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辩证思想与形而上学思想的斗争。这些都是一分为二的现象。但在同时,又有学派之间的交流与合流。这又是合二而一。最大的合二而一现象,就是近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也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一经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面貌一新。显然,这绝不是中国传统思想一分为二的结果。中国传统思想中,虽然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只靠中国传统思想一分为二,是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然,在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各种思想流派时,又有一分为二。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以上这些事例表明,不论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或思想与意识形态,都存在并且充满着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现象,并且二者往往交互出现,交相为用。所以,我们必须同时掌握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两种方法、两种武器,决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用其一,不用其二。至于有人认为,合二而一是调和论,否认矛盾斗争,那是误解或曲解。合二而一形成的统一物,其中同样包含矛盾和斗争。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拓展清史研究的学术视野
——“清代政治变革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林存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清代政治变革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日前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八十余位清史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者就关涉有清一代政治变革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边疆等层面,展开了学术探讨。
  政治史方面,有清一代的政治演变方向、政治制度变化、思想观念的整合、皇权与皇位的分离等问题;经济史方面,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关系、清代农业的持续发展、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定位等问题,成为学者探讨和阐释的重点;社会史方面,学者们就清人“养为先务”的睦族观和家庭通财观,乾隆至道光年间北京外来人口的成分、职业及相关的社会问题,仕宦习尚浮华奢侈风气的转变对社会的影响,广东土客大械斗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挖掘;边疆问题方面,学者们对“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分而治之”、“众建而分其势”的边疆政区政治体制观点,以及治边思想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探讨;文化史方面,学者们对居家文化的内涵、十八世纪中法文人地位的比较、绘画成就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学术史方面,对经学、礼学、乾嘉学术、台编《清史》的经验与教训以及满文文献的整理研究、澳门问题等进行了比较扎实的交流。
  这次会议体现出如下特色:重视理论问题的探讨和阐发;注重史料文献的发掘和利用;老问题新思路,开阔视野寻求对新问题的研究;将清代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突破以1840年为界限的传统模式;寻求史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的结合;注重国内学术与国际学术的有机结合。与会学者认为,这次会议为新世纪清史研究的发展提出了新思路、新方向,对推动清史研究向深度、广度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中共满洲省委史研究》
盖军
  沈阳出版社出版的刘贵田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科研课题成果《中共满洲省委史研究》一书,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中共满洲省委始末史的专著,反映了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除了观点鲜明、条理清晰、史料翔实、论从史出等特点外,还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作了探索。
  第一,论述了国共两党对日本侵略者截然不同的方针。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领导,我们党于同年10月建立了中共满洲省委。满洲省委建立过程中和建立后,党中央选派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到东北开展工作。陈为人、刘少奇、陈潭秋、罗登贤等先后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赵一曼等抗日民族英雄,都曾是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要成员。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地进行工作和战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即发表抗日宣言,高举抗战旗帜,勇敢地站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这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丧权辱国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历史事实表明,在国家和民族存亡处于危急关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力量在白山黑水间,在深山密林中,前赴后继、浴血奋战14年,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第二,反映了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和人民在共同对日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在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下,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抗日武装队伍及党的工作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两国同志生死与共,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齐心合力地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是朝鲜共产主义者、朝鲜人民给予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极为宝贵的援助。
  第三,实事求是地分析有关人物和历史事件。对刘少奇在东北工作时的功绩的评说,对陈独秀发表关于中东路事件的意见的评述,对中共满洲省委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的原因的分析等,既实事求是,又见解独到,引人思考。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