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核心是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王正伟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包括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方面的内容，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党的面貌，又在总体上构成党的形象，从而使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人民群众往往首先从一个政党及其党员的作风中观察党的性质，评判党的优劣，进而决定自己的向背取舍的。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之所以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具有崇高威望和巨大凝聚力，关键就在于我们党以优良的作风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血肉联系，就是对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的形象概括。在新世纪，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就是要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使我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快更好。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保持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生存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将一无所有；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将一事无成。党只有自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使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这是党八十年光辉实践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作风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因为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严重损害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全党同志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坚持一切工作、一切活动都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是一个根本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问题。现在，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作风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往往与脱离群众关系极大。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须夯实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基础，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因此，我们的各级干部无论工作岗位如何不同，职务有什么区别，都应当始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经常反思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审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感情问题，努力做到在感情上贴近群众，思想上尊重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不断获得前进的力量。
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群众。历史反复证明，得民之心者胜，得民之誉者荣。能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民心向背，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只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就可以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创新的追求和创新的成果
——读《我观党史》
萧寒
济南出版社出版的《我观党史》一书，是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部文集。该书收录了作者石仲泉近些年来的文章九十二篇，约百万字。通读《我观党史》，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贯穿全书的创新意识，即在党史研究的视角、道理和思想方面的“创新”。
找出新视角。对于党史和党史人物，人们已经从不同角度作了研究。《我观党史》的许多文章不落俗套，力图从一些新的视角来审视历史。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后，作者提出用这个思想解读建党八十年的历史，就是党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作者还尝试着用一个宗旨、两大转折、三个阶段、四次挫折、五度辉煌来概括党的八十年历史，通过对党史发展的提纲挈领的概括，深刻说明“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新总结。
讲出新道理。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揭示历史“所以然”的过程，因此也就会不断讲出新的道理来。关于中共八大的历史地位，作者认为它是可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两次伟大革命的交汇点的，但后来的曲折发展使这个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作者分析了八大同两次伟大革命的联系所在，特别指出八大已经提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那些任务，在进入初级阶段、提供历史参照和准备等四个方面同第二次伟大革命有割不断的联系。这些分析进一步深化了作者在八十年代对八大前后党的认识的看法。
提出新思想。在考察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程时，作者提出了一个颇有启发意义的思想。作者认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写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著作以后就一劳永逸地完成了。“老祖宗”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形态变成科学形态，这是就奠定理论基础和建立思想体系来说的，并不等于说他们穷尽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社会主义实践层面来看，苏联和中国都有过教训。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角度看，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对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认识从空想走向科学。作者提出的这个思想观点，拓宽了观察和思考历史的视野。
第9版(理论)
专栏：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专论
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李文海颜军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初成果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必要条件。资产阶级革命派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是为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前提。
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成为现代化进程历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几乎从历史进入近代的第一天起，对我们国家极端贫弱、民族备受凌辱有着切肤之痛的志士仁人，就热切期盼着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他们向往着有一天我们苦难的祖国能够同欧美国家“并驾而齐驱”。这种期盼和向往，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当时，还没有“现代化”的概念，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现代化的追求。如果把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这二百年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对现代化的执著追求，是贯穿这一历史阶段的一个基本线索。
今年是辛亥革命九十周年。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头一个历史性巨大变化，是鸦片战争以来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如果对这次革命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系加以剖析，既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切地了解它的伟大历史功绩，也能为进一步认识近现代历史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必要条件
辛亥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初，不是偶然的。它是鸦片战争以来全部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是在殖民主义的侵略中断了中国社会正常发展进程的情况下开始的，也是在国内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开始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而最早试图推动现代化的恰恰是资产阶级以外的政治力量。
真正迈出现代化实际步伐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他们为了“求强”、“求富”，发动了所谓的“洋务运动”，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活动。他们的努力，为中国社会催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注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观念。但是，他们决不允许“洋务运动”越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秩序的雷池一步。这就使得他们的现代化努力受到极大的制约，步履维艰，蹒跚行进。
资产阶级维新派较之洋务派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懂得，发展经济和文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条件。于是，他们首先致力于政治的革新，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力图对封建专制政治进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但是，他们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的力量是如此软弱，以致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击下，冰消瓦解，一败涂地。当然，他们的斗争并非毫无意义。如果说，洋务派的历史功绩是为现代化留下了虽然菲薄却极其宝贵的物质遗产，维新派的历史功绩则是为现代化留下了虽是昙花一现却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
这样，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挫折，成了呼唤辛亥革命到来的强大推动力和社会要求；而早期现代化的最初成果，则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
从革命队伍来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为辛亥革命锻造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其中坚力量和骨干成员，主要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又接受了西方政治观念的留学生和新式知识分子。这部分社会力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他们正是早期现代化的产物。革命派的主要依靠力量华侨和新军，或者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联系，或者是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进行了改造，在当时也被看作是军队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成果。没有早期现代化，就没有这些社会力量的汇合；而没有这些社会力量的汇合，辛亥革命的发动和展开都是不可能的。
从革命纲领来看，只有经过了几十年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才有可能使得日渐壮大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系统的、契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以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孙中山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大主义，能够在二十世纪之初提出并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除了他本人的杰出贡献之外，还需要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是思想源流，即对自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力量提出过的各种救国纲领的继承、扬弃和发展。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即当时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具备了能够接受这些观念和主张的客观基础。正是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创造并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也为辛亥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证。鸦片战争后，中国迈开了现代化的最初步伐。随着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大批反映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涌入中国，使得人们耳目一新，激发了对现代化的进一步渴求。与此相比，腐朽的清政府虽然作出过某种姿态，骨子里却仍然麻木不仁，固步自封，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面前，充分暴露了这个政权衰败没落的本质。
革命派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是为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前提
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如果没有通过对前一任务的完成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则后一任务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
这就是一贯执著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不得不集中那么多社会精英、经历那么多艰难险阻、付出那么多惨痛代价去从事革命斗争的根本原因。早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毛泽东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讲清了这个道理。他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深切地体会到，要想实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首先必须集中全力推翻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政权，埋葬封建帝制，求得民族的独立，争取政治的民主。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正是为走向现代化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
但是，革命派强烈地感觉到，民富国强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两个方面的严重阻碍。一个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凌欺压，再一个是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的钳制束缚。
关于前者，孙中山早在1895年所写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就大声呼喊：“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些人曾一针见血地揭露当时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强盗主义”，不仅在政治上使一些弱小国家的人民“自由败灭”，而且通过经济的扩张，对别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
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明确地将反对帝国主义写进他们的政治纲领，这自然反映了他们的某种弱点。但我们丝毫也不应该怀疑，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他们有着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强烈要求。
关于后一方面，孙中山也是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对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控诉：“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在革命派后来的声势强劲的政治宣传中，揭露清朝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内容，占据了最重要的部分。尤其令人注意的是，他们突出地强调这个独裁的、腐败的、野蛮的专制政权，扼杀了国家民族的生机，堵塞了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和文化上走向现代化的任何通道，因此，不推翻这个政府，仅仅靠舍本逐末的“新政”或补苴罅漏的“变法”，是无济于事的。
事情就是这样。既然民族独立地位的丧失，国家主权的备受侵凌，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既然封建专制政治的统治，剥夺了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成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大障壁，志士仁人们便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遗憾的是，将近一个世纪前革命派的壮怀激烈的行动，似乎并没有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认同，以致至今还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破坏，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它“耗尽了”“民族的生命能量”，“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这种看法，显然缺乏起码的公平和公正。
辛亥革命为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开辟了道路
辛亥革命的风暴摧毁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殿堂。当资产阶级革命派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诞生在神州大地的时候，他们显然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这场革命的政治成果。他们以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障碍已经扫除，现在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产业革命”，进行“实业建设”了。孙中山兴高采烈地说：“今专制业已推翻，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之局伊始。”又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而实现民生主义最切实的举措，就是发展实业。孙中山对此满怀信心，指出：“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这样的认识自然有不切实际的一面，但却十分有力地证明上述所说革命派的革命初衷是为了现代化、“破坏”是为了“建设”是完全真诚的。
残酷的现实很快使革命派从陶醉中清醒过来。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抛弃信誓旦旦“忠于共和”的承诺，公开复辟帝制的时候，革命派立即意识到，旧势力虽然受到了打击，却远远没有被彻底清除。和平建设的道路还无法走得通。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他们依然不能放下革命的武器。
确实，由于辛亥革命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因而它并没有为现代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为了争取到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中国人民不得不继续前赴后继地高举革命的旗帜，进行长期的难以想象的艰苦斗争。但是，绝不能因此而低估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成为现代化进程历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辛亥革命最直接的结果，同时也是它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贡献，是它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之久并已日趋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铲除了中国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同时也迈出了中国的政治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辛亥革命对现代化发展的作用，还表现在对经济现代化的政策推动上。人们在讨论现代化问题的时候，往往把眼光局限于单纯经济的范围之内；在观察经济现代化的时候，又往往只重视具体的经济活动，而相对忽视经济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巨大的影响。实际上，经济政策对具体经济活动或者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张謇，对此就有深刻的切身体会。他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相关的政策法律支持。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利用执掌政权的短暂时间，制定了若干维护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方针，努力为经济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当然，对这方面不能估计过高。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无论从规模、范围还是影响上，民国初年的经济发展，都大大超过了晚清几十年的总和，这无疑是辛亥革命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辛亥革命在摧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使得当时的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由此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特别重视两个问题：一是“国魂”的熔铸；再一是国民性的塑造。所谓“国魂”，实际上指的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所谓“国民”，就是享有民权、自由、平等的地位和具有完全的权利和义务的公民。除此之外，革命派在思想意识方面，还涉及广阔的领域，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妇女解放，主张移风易俗；等等。这些主张，都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几乎在辛亥革命时期都已经被提出来了。
思想的启蒙和观念的现代化，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和必需的基础，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来说，把长期束缚于封建主义精神枷锁中的人们解放出来，并使其实现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更是走向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切不可低估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
第9版(理论)
专栏：
改善环境突出重点化解风险
增加农业投入是一项系统工程
田敏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大提高，长期短缺的农产品供给实现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我国将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当前，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业投资不足。因此，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增加农业投入，缓解农业发展的资金瓶颈。
进一步改善农业投资环境。一是保持农业、农村政策的稳定性，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适当向农业倾斜。应充分认识新阶段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能因为近几年农产品供给比较充裕就放松农业，也不能因为加大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忽视农业。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政策不连续、不稳定，对优化农村投资环境，增强农业资金积累危害极大。因此，保持农业、农村政策的一贯性和稳定性极为重要。在各项农村政策中，尤其要保持土地承包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因为如果承包期过短，承包方式变动过于频繁，必然会影响农民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应建立健全农用生产资料供应、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与应用、农副产品收购与销售等服务体系。二是保持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对农业投入的适当倾斜，特别是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方面加大财政的扶持力度，多渠道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投入。
调整农业资金投向，突出农业投资重点。农业资金投向要着眼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突出支持农业高科技项目的研发、推广与应用，着眼于运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发展具有当地特色和竞争力的优势产品，支持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发展；支持以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农副产品收购为主的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加速贸、工、农一体化的进程，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同时，要注意资金投入与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有机配合，以充分发挥资金效益。
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机制，有效化解农业投入风险。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农业生产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市场风险增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业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同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理环境复杂、自然灾害比较频繁的农业大国。因此，通过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机制，对投保的农户、龙头企业等在生产中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是对农业生产的一种有效保障，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有利于促进各方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由于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太平衡，东西部的差异较大，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应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探索、试验和选择适合各地特点的农业保险模式。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为什么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
——学习六中全会《决定》系列谈（2）
王铁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这一论断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对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基础和中心环节。注重思想上建党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一贯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全党，不仅要求党员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求党员首先在思想上入党，指导他们为实现党的纲领和任务而奋斗，因而始终保持了先进性、纯洁性和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坚持从思想上建党，体现在党的作风建设上，就是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尤其要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这是因为，思想作风建设贯穿于各项作风建设之中，是整个作风建设的基础和中心环节。抓好了思想作风建设，全党就能够统一思想和认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从而为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
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是党顺应时代潮流、永葆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不是静止不变的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在党的基本理论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使党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是党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根本保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也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我们党经过八十年的发展，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国内的形势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遇到许多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新矛盾，归根到底，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和关系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许多问题没有本本可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我们党要继续前进，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创造性地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切实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