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人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
邓伟志
大连一个普通的出租汽车司机，在火车站听到外地客人讲了“大连市政府怎么不来迎接我们”这样一句话以后，竟然会主动地把外地客人从火车站送到市政府门前，并且表示分文不取。外地客人有点愕然，司机说：“权当是我们市政府来接你们了。”百姓如此地爱护政府，百姓如此诚心地为政府弥补失误，这是何等崇高的品格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专题片《伟大的创造》一开始的这个镜头，便把我紧紧地吸引住了。
《伟大的创造》告诉我们，创建文明城市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需要，“争当文明市民”是人民群众自觉的要求。精神文明既是人民群众内在素质的组成部分，也是人民群众外在形象的重要体现，是人民群众生存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发展的需要。需要是力量。需要的力量胜过一百次动员报告。需要量越大，动力也越大。需要是导向。人民群众的需要指向哪里，我们的精神文明就应当建设到哪里。正如电视片上所说的：“群众说的，就是我们听的，也是我们要做的。”电视片上报道了许多省、市、区开展“民心工程”，这都是顺乎民意的，我们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在为广义的“民心工程”添砖加瓦。
《伟大的创造》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和创造者。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硬件，有软件。软件中有法制建设，有道德建设，等等。人民群众是硬件建设的主力军，也是软件建设的主力军，是法制建设的主力军，也是道德建设的主力军。片中记录了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们的“孤儿婚礼”，看了催人泪下。孤儿能有今天，是党，是政府，是许许多多黎民百姓辛勤培育的结果。孤儿是人民的儿子。人民是孤儿的“父母”。毋庸讳言，群众中是有落后现象的，是有后进者的。但那是群众中的少数，不能代表群众的本质。群众这支主力军的主流是好的。电视片中那位乐于助人的“小巷总理”，便是“主力军”的普通一兵。有人很喜欢把“社区”说成是引进来的，是“舶来品”。其实，所谓“引进”，所谓“舶来”，只能是从词源意义上来说的。中国近七百座城市、四亿多城市居民的丰富多彩的社区建设事业，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中国的社区有多种模式。有的社区姓“政”，也有的社区如片中所说的：“不姓‘政’，不姓‘商’，只姓‘社’。”有的把社区的基点放在街道，有的把社区的基点放在居委会，还有推行“小区——社区——城区——城市”这种“同心圆”社区的。在功能上，有把社区视为精神文明载体的，有把社区视为政权建设基础的，还有把社区视为党建前沿阵地的。在属地化问题上，也是各有千秋。差异性带来了多样性。多样性中洋溢着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自从党中央把“两个文明”写进决议以后，一方面精神文明仰仗物质文明，另一方面精神文明也推动了物质文明。文明是一个过程。任何进化都伴随着退化。有文明，就有“文明病”。城市化中有城市病。信息化中有信息垃圾。现代化中有“现代病”。会场上、剧场上手机齐鸣，噪音四起，就是“现代病”之一种。这些“文明病”都要在长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加以解决。不断提高文明程度，根治“文明病”，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就一定会在二十一世纪成为现代文明的大国。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教授）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从《伟大的创造》中我们看到如何——
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
陈瑛
在步入新世纪的伟大时刻，回首以往的五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我们中国人民格外振奋，非常自豪。这不但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大进步，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中华民族振兴的正确道路，其中既有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道路，又有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的道路。近来，中央文明办、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专题片《伟大的创造》，试图全景式地展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辉煌成就，并且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今后精神文明建设的种种思路。看过之后，很受启发，在中国的大地上，自觉地、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确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电视片《伟大的创造》用生动的事实讲述了这个过程，以及它的方方面面，介绍了许许多多宝贵经验，但是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还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最根本的宗旨，也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则。
精神文明建设从哪里做起，首先应该做什么？电视片告诉我们：寻找精神文明建设的起点，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仔细倾听群众的呼声。从人民群众最关心，与人民群众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事情做起。沈阳市创办市民投诉中心，就是领导人心里装着人民，利用电话的形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使政府成为市民的亲人，凝聚了人心。漳州110，把报警电话从公安的变成社会的，就是依据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把这种精神贯彻到110报警服务台所特有的快速反应机制上。事实证明，各地精神文明建设中创造的许多好经验、好做法，都是因为它们有利于群众，并为群众所欢迎，例如创建文明社区。以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各种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关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事，多由各个单位去做。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条件的变化，社区越来越重要，它作为人们的生活共同体，成了满足群众、提高生活质量和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方式，也成了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主要渠道，因此，抓文明社区成为建设城市精神文明的一条主要渠道。北京汽南小区居委会提出，社区最重要的就是为居民服务，他们的宗旨是“民思我想，民困我帮，民求我应，民需我做”。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社区把居民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婚、生、幼、教、职、助、孤、残、扶、贫、难、老、病、丧”，全帮到了家，把社区变成全体居民的一个家，一个大家。
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文明城市，最主要的依靠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最普通的人民群众。从《伟大的创造》中可以看出，凡是精神文明建设做得好的单位、团体，无一例外地都是由于依靠群众。吉林市开展的评选万名文明市民活动，就是来源于群众，是靠发动群众，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才成功的。青岛市开展“我为创文明城市献一计”的金点子活动，也是靠广大群众的参加。在短短几个月里，市民为自己的城市提出六千多份意见和建议。他们意识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管”。广东中山市的“慈善万人行”，南京市的“万家帮，帮万家”等活动，更是靠发动群众才开展起来的。正如影片中所说：“有些社会难题正是通过社会上的各个方面的人群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合理的、公正的解决，能够做到许多行政部门所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二十年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之所以能够称之为“伟大的创造”，集中到一点，就是由于我们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紧紧地抓住这一条，我们才会有力量、有办法，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之投入到精神文明建设中来；而在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之中，人民群众又总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使自己的精神文明素质不断地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电视片《伟大的创造》成功地揭示了这一点，值得我们仔细品味体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人物春秋
余隆说
爱乐乐团任重道远
叶元
从新年音乐会的独特创意，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优秀策划，中国爱乐乐团的顺利组建，北京、深圳、广州、南京、苏州、上海的成功演出中，我们发现，他不但是音乐指挥家，更是文化活动的出色组织者。
中国爱乐乐团去年5月刚刚挂牌，紧接着就招兵买马，购置乐器，与德意志唱片公司合作录制激光唱盘。排练还没几天就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然后赴深圳、广州演出，再返北京新年音乐会，1月2日又去南京、苏州、上海登台，真可谓马不停蹄。首席陈允曾告诉我，他连周围的同事都来不及认识呢！另一首席马晓明称这一阶段仅仅是个磨合期。不过，从前的广播交响乐团首席、如今爱乐乐团的三首席之一吴阳信心十足，因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他已经看到了一股非常的凝聚力，听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声音。其实这也是许多听众和音乐行家对爱乐乐团的看法。
中国爱乐乐团组建和首演的成功自然有许多良好因素，但也得益于艺术总监余隆的出色组织才华。
余隆生在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他至今都认为，在艺术修养和文化情趣上，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他的外祖父，也就是作曲家、教育家丁善德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和柏林高等艺术大学的深造经历，使他有缘受业于黄晓同、鲁宾斯坦这两位一代名师，让他的音乐天赋尽情发挥在指挥艺术的浩瀚海洋里。二十出头，余隆就在欧亚许多国家的乐坛穿梭往还，与名团多次合作，指挥曲目也十分广泛，尤其偏爱歌剧。
十年前，余隆回到祖国发展，1992年就任中央歌剧院常任指挥。当时他二十八岁。据我所知，多数指挥家在台上挥洒自如，一到台下，面对社会和行政工作往往束手无策。余隆却台上台下兼擅。他不但指挥音乐，还策划音乐活动，提高中国在世界乐坛的地位。他发起首届北京新年音乐会，那些曲目及演出盛况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最能体现余隆策划组织才能的是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1998年创办的音乐节已成为世界有声誉的艺术盛会，音乐名团、名人、名剧纷纷涌来。作为艺术总监，余隆采取的是国际通行的筹办方式，行事既靠演出市场又尊重艺术规律。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和文化部领导下，除一部分启动资金由政府划拨外，均为音乐节组织机构自行运作，自己解决。三届音乐节的操作业绩显示出这一机构办事高效，作风务实，独创性强。从赞助筹划、演出联络、票务推广、新闻宣传，直至送往迎来，上上下下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循序发展，赢得了各方面的称赞。如此大的国际性文化活动，他们不但能够操持下来，并且越办越好，照余隆的说法，是因为有序、敬业、讲究职业道德，更因为拥有一种团队精神。对团队精神，他自有一套理论。他认为，社会是人与人、机构与机构组合而成的，所以共性才是各种事业发展的基础，不尊重这种共性，群体活动肯定一事无成。余隆要求大家把音乐节看作一个整体，极力倡导在尊重团队精神的基础上发挥个人特长。
余隆也把他的工作作风与整体意识带到了中国爱乐乐团。在北京国图音乐厅排练时，我看见他中英德文一起上，提醒这个，点拨那个，指挥内外的事情都不含糊，而平常却是一派洒脱从容的风度，让人领略到余隆作为一位大团总监的风采。
在爱乐乐团首演新闻发布会上，余隆一再强调，乐团的音乐季从2001年9月才开始，爱乐乐团只有经历过严谨训练、风格培养才可能真正显示出自己的水准，达到乐团既定的“国内一流，亚洲前列，世界著名”的目标。
余隆希望观众的期待不要过急。中国爱乐乐团任重道远！（附图片）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上海双年展带来了什么
本报记者杜英姿
记者：最近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2000年上海双年展，首次由中外策划人组成策划小组，来自欧洲、美洲、澳洲、非洲和亚洲的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六十多位艺术家带来了包括油画、国画、版画、雕塑、装置艺术、录像艺术、媒体艺术等各种艺术样式的三百余件作品。这样的形式和规模在国内还不多见。
朱青生（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正如我们知道的，双年展、三年展这样的大型艺术展示活动已经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现代艺术的主要展出方式。在亚太地区，“横滨三年展”、“福冈三年展”、“悉尼双年展”、“新加坡双年展”、“台北双年展”等，都以各自的角度和各自的探索对于艺术的现代化潮流作出回应、阐释和再创造。上海双年展也是按照世界上一般办展览规律、规则和标准来筹办的现代艺术展。前两届面对的基本是国内的艺术问题，这次有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在处理国际的艺术问题了。在1996年和1998年成功地举办了两届上海双年展之后，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已被列为由国家举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固定项目之一。它的成功举办，其意义和影响超越了双年展本身。
记者：您为展览写了《这是现代艺术》的说明文字，在展览期间举办的研讨会上也做了主题讲座。国内的许多观众对现代艺术还不是很了解，也存在着种种疑问，把现代艺术同对西方现代艺术形式的模仿等同起来。您怎样看待现代艺术与我们时代、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朱青生：现代艺术不是西方艺术，也不是西方的现代艺术。它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逐渐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艺术问题。艺术家在新的生活、新的社会、新的思想环境下感受到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足以从思想、哲学、宗教、科学等方面获得解决和讨论的时候，艺术就以特殊的行为方式，把这一问题形式化，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在艺术家呈现的形式面前有所警醒。它着重反映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反映人民大众的精神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艺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灵敏的“传感器”。
记者：现代艺术同普通人习以为常的审美期待并不吻合，或者说它并不以审美为唯一目的。我们应抱有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现代艺术？
朱青生：面对这次双年展上展出的作品：如梁硕的雕塑《城市农民》，李华生的《纸本水墨》，海波的摄影《他们——送云桥参军》等，我们会不断地警醒、反思、追问，在激发的新的创造性的思考过程中，习以为常的桎梏人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东西被打破了，人们的心灵通道被打开了，创造的契机、新生的可能出现了，具有新生精神状态的人在一次次的追问、反思和警醒中成长起来。现代艺术是为自觉的、富有创造活力的艺术上的“成年人”所预备，所以现代艺术不是做作品给人欣赏，而是希望参与到社会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参与造就一代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创造活力、能够承担责任、能够独立反省的新人，使社会向着公正光明前进。
记者：那么说，这次上海双年展就给普通观众一个了解现代艺术、接近现代艺术的机会了？
朱青生：正是这样。这一次上海双年展的价值也就在这里，它在纵向的历史标尺上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1996年江泽民主席亲临《路德维希收藏展》开幕式，路德维希夫人说：“我们把世界上的现代艺术带给中国人民。”今天，观众进一步走近了现代艺术，通过看、听、触、摸，参与到现代艺术活动中来。中国现代艺术与普通观众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显示着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大的历史性变化。（附图片）
上图为梁硕的雕塑《城市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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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潘璠，北京，公务员——
私利驱使
我曾问过不少人，他们都整不明白天天宣扬的那么一大堆奖是怎么回事。至于各种各样的歌手、主持人、模特大赛以及愈来愈多的地方性奖事、赛事，就更让人如雾里看花，糊里糊涂，不知哪个更高哪个更低，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评奖多滥，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参赛者而言，获奖是出名并走向更大成功的途径；对主办单位来说，发奖也有不菲的经济效益；而对于赞助厂商，参与图的是广告效应，舍点本或许还有高额回报。正因为对各方都有好处，所以大家乐此不疲。不过，凡事有度，过多过滥，就难免事与愿违，以致弊大于利，甚至得不偿失。
其弊和失在于：一是影响权威性。唯一的第一才是真正的第一。你是冠军，我得金奖；你被封王，他又被称帝。究竟谁更过硬，圈外人搞不清楚，圈内人士也未必认同，未必服气。“物以稀为贵”，多则滥，滥则跌价，奖项的含金量就要大打折扣。二是影响群众性。近些年，一些本该有更多群众参与的奖事、赛事，群众参与的程度明显下降。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频繁评奖，既会影响群众的参与热情，也难免使他们搞不清应该如何参与。三是影响公正性。仅凭某一部分人甚至是某一个圈子里的人，没有任何权威性，就确定了奖项归属，很难公正、公平、透明。少数上网男女的一厢情愿，就可以对某人封王称后；没有什么比较，就敢给这个最优那个最佳，更表明一些高规格、影响大的评奖，其权威性、群众性、公正性也在下降。
为了繁荣文艺创作，发现和培养人才，大奖还是要评，赛事还是要搞，但一定要少而精，才能恰到好处，才能收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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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低票价演出
《原野》走进北大
应中国科学院院士及北大师生的邀请，1月9日和10日，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演出的歌剧《原野》走入北大校园。《原野》自1987年首演以来在国内外演出近百场，荣获了“文华大奖”。
这次演出全部采用二十元起的低票价。（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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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卫视娱乐栏目面貌一新
湖南卫视的娱乐栏目“娱乐无极限”今年初以一副崭新的面孔出现，令观众感到他们锐意进取、不断创造的精神。人们看到，新闻更丰富更有趣味，选题更具新意，点评也一针见血。据说，这个收视率一向不低的节目更呈上升趋势。去年五月一日“娱乐无极限”开播，立即引来无数惊奇的目光。他们的重头戏有金鹰节系列报道，《茶馆》系列报道，中华文化美国行系列报道，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报道等，主持人舒高也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王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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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演唱新组合将亮相京城
近年来，韩国演唱风格冲击中国歌迷，使青少年听众大受影响。一月十九日，北京工人体育馆的一场演出，将让人们看到这一影响带来的新风格。中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和韩国新徐罗伐音像株式会社共同主办的“幸福—飘一代演唱会”，主角是十位少男少女，分别为男声六人组合TNT，女声三人组合TKB，再加一位女歌手。他们都是去年六月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举办的评选活动中的优胜者，然后赴韩国学习，曾三次在韩国万人观看的表演会上登台。（梁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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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版本两种形式
韦唯唱起《海神妈祖》
韦唯近来正忙于她的新作品音乐电视片《海神妈祖》。这部作品由韩静霆作词，方瑛作曲。
韦唯很喜欢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词很好，音乐也很好，非常难得。方瑛的音乐富有女音乐人细腻的情感和不落俗套的技巧。我喜欢这种感觉……”韦唯认为，《海神妈祖》是她多年来难得的一首好歌。中央电视台拍摄这首歌曲的音乐电视片，凤凰卫视也将在同一时间拍摄纪实性的电视片。不同形式、不同版本的两种音乐电视将同时推出。
（史光为）（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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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为刚刚在北京台基厂对外友协广场落成的雕塑《和平万岁》。遥远设计。钱兴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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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编名剧再度上演
娜拉“嫁”到中国
北京中央实验话剧院将于1月11日至13日在剧院所属小剧场再演新编世界名剧《玩偶之家》。此戏本是易卜生的名作，经过再创造，已成为纯粹的中国故事，首演时反响热烈。
几十年前，漂亮的挪威姑娘娜拉远嫁到中国来，她努力学习中国的生活方式和人文环境。正当丈夫就要升为银行经理的时候，娜拉几年前为给丈夫治病私自借钱的事情被丈夫发觉，丈夫不能原谅娜拉的行为，于是感情的大厦突然倒塌了。
娜拉的扮演者是挪威演员阿格丽塔·荷兰德，吴晓江执导。在京演出结束后，此剧将赴上海演出。（金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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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心理时间”讨论生活
“心理时间”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与哈尔滨电视台共同投资并向全国发行的一个电视栏目，高源出任节目主持人，徐静蕾、陶虹、胡珂作为嘉宾主持轮流与高源搭档。张铁林、黄格选、李琦、李亚鹏、方青卓、黄磊、马羚等影视明星在节目里做客。
能言善谈的主持人，众所周知的明星，见解独到的心理学专家，经历丰富的现场观众，将共同围绕一个热点话题各抒己见。节目有五大类：婚姻爱情与家庭，亲子关系，工作中的心理，特异性人格，怎样能生活得更好。（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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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世纪坛展出国宝
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全面开放之际，“世纪国宝展——中华的文明”和“澳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展”也同时在世纪坛艺术馆拉开帷幕。其中，“国宝展”揭示了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我国考古发掘的重大成果，两百余件国家精品文物首次在国内集中展示。而“澳门文物展”则是为纪念澳门回归祖国一周年，由京澳两地携手主办，让人们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澳门的历史。这两个展览2月28日结束。（阿童）
图为属龙山文化的彩绘陶盆，一九八三年在山西襄汾县陶寺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