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21世纪：知识·创新·发展——第二届全球化论坛发言摘编
编者按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20世纪最后10年，人类目睹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繁荣景象，也见证了南北差距日益扩大的事实。整个世界在希望与困惑中走进了21世纪。
努力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同时，人们也日益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与日俱增，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发展，发达国家的繁荣也终将会受到影响。如何实现“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成为一项世界性课题。
1月12－14日，人民日报社、香港全球化基金会、信息产业部联合主办主题为“21世纪：知识·创新·发展”的第二届全球化论坛。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围绕经济全球化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现集录部分外籍人士观点。
科菲·安南（联合国秘书长）信息和通信技术是全球化的驱动力，它使人们更加密切地走到一起，并为人们分享知识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环境。信息技术不是灵丹妙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的运用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健康、教育、商务和环境方面受益。联合国正在组建数字工作组，这个队伍将起到全面的领导作用，并帮助制定全球信息技术发展战略。
纳丁·德赛（联合国副秘书长）全球化只给世界20％的人口带来了益处，它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全球化。同时，全球化也加剧着各种形式的跨国犯罪，我们需要全球一级的技术性变革来处理这些问题。
有关机构只反映了为数很少的一部分人的关心和利益，这就是民主赤字。我们必须有一个民主化的多边主义机构，使每个国家可以参与制定游戏规则。我认为联合国有潜力创造出一个多边主义。
埃斯科·阿霍（芬兰前总理）国家应加强在以下五个领域的存在：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教育，三是创造一种企业家精神，四是运营良好的社会和法律体系，五是高科技调研开发。
人是社会进步的真正驱动力，创造新经济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使各种层面、各种水平的人受到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长期受益、持续发展。怎么强调教育都不过分。
马华德·维特（厄瓜多尔前总统）经济全球化下资源优势已让位于竞争优势。国家的规模不再重要，一国的人口实际上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政府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发展和拥有它的权力。国家利益如何与对全人类的责任平衡起来，是国家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减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方面，市场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把市场称做一只无形的手，那么还需要一只有形的手帮助比较弱小的国家，帮助贫穷的人们。
小莅原敏晶（日本《时报》总裁）从某种程度讲，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互联网使国家间界限模糊，产生了世界性的竞争环境。与此同时，英语也越来越变得全球化。日本在这方面处于劣势，政府应采取措施。
鹿达宁（芬兰驻华大使）信息革命不会给一国主权带来威胁。芬兰有很强的民族独立性，但在全球市场上也不断巩固自己的竞争力。诺基亚首席执行官说，诺基亚的所有一切都深深植根于芬兰的文化中。
跨国公司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不应仅仅关注自己的业务和利润。他们必须实现本地化，与当地社会共同发展。
爱德华多·阿尼奈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副总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赞成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贸易壁垒，减少配额限制，并在有关国际协议中规定出来。如果一些大的工业国家减少50％的贸易壁垒，世界贸易就会增加1000万美元，IMF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派瑞拉（全球发展资源公司总裁）先进技术的运用是企业成功的决定因素，知识丰富的员工是企业成功的要素。信息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好的知识和生存机会。应减少贫穷国家的债务，使它们有更多的钱投资教育，提高人的素质。
欧比·依泽克威斯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腐败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发展问题。腐败造成了严重的低效率，必须将反腐败特别是跨国界腐败纳至全球治理的层次上。经合组织一些成员国已经推行了在项目审批方面的反腐败运动。腐败不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世界各国都应承担责任。
黄亚生（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一个有竞争性的公司，可以从小公司发展成大公司，一个有竞争性的公司可以通过投资于技术和生产过程，保持它的竞争性。竞争力的核心是人的因素。
魏根深（欧盟驻华大使）为了适应全球化的挑战，世贸组织必须做出调整，贸易的规则和政策必须要发生变化。贸易政策应涉及到公众所关心的所有领域，而不是变成富国俱乐部。为了能够得到发展中国家对新一轮多边谈判的支持，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问题。
厄内斯特·威尔逊（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国际冲突管理中心教授）如果我们继续无视社会经济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国际冲突可能会再一次爆发。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领袖的作用至关重要。所以，在电子商务、电子政府时代，需要一个电子领袖。
（附图片）
①联合国副秘书长纳丁·德赛与参加第二届全球化论坛报道的本报女记者合影。②论坛举行圆桌讨论会。③会间讨论。④会务组的中外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中。⑤论坛举行全会，与会人员认真聆听发言。⑥来自非洲国家的发言人接受记者采访。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徐烨摄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文化不应放入博物馆——访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亚洲部主任塞奇教授
本报记者马小宁
久闻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亚洲部主任塞奇教授不仅是位全球化理论权威，而且是一位中国通。在第二届全球化论坛举行期间采访塞奇教授，又发现他有一个全球化的家庭。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落到了与经济全球化有关的文化多元化上。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最后10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和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麦当劳、美国大片等为形象代表的美国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不仅使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劣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感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就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颇多的一些发达国家也有着同样的困惑。“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说词一度颇为流行。塞奇教授对此不以为然。他不无幽默地问记者：“我是伦敦人，我的妻子是中国人，我的儿子最喜欢的电子玩具来自日本，我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你说我的家是美国化、日本化还是中国化？都不是，我的家是多元化。”
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塞奇不主张文化保护的提法和做法，认为文化保护就意味着“把文化放进了博物馆，等于宣布了一种文化的死亡”。他认为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前进的过程。随着信息在全球范围的高速传播，人们的思想观念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个国家应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各国文化之长，并把它融入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塞奇以中国文化作比，说明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将并行不悖，他认为中国56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与国内市场的统一并不矛盾。一国内部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互动如此，世界亦然。
全球化论坛研讨期间，来自不同国家的政要、学者对经济全球化与南北差距日益扩大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塞奇认为导致南方国家贫穷的因素很复杂，但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南北差距是一个事实。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否定经济全球化，而是要通过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在这一过程中，塞奇认为有三点十分重要。一是发展中国家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二是要大力发展教育，强调教育的核心是挖掘学生的潜力、培养学生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与人合作，接受再教育的观念，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变的环境，国家的发展也有了稳定的基石；三是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应在自身利益和国际义务二者之间寻找平衡，跨国公司要使其行为有利于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则应拿出更多钱帮助发展中国家寻找适合本国条件的发展方案及改善教育和基本医疗条件；四是逐渐消除国际组织中存在的“民主赤字”，让发展中国家能平等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事务中。
塞奇认为今天承担着国际管理职能的联合国、世行、IMF、WTO等国际组织都是二战后适应国际政治经济需要的产物。“需要决定存在。今后也一定会有适应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国际机构的出现，无论它是经过改革的现有国际机构，还是全新的创造。”一席话让人感受到他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乐观态度。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来自读者
来自读者
国际周刊的编辑同志，你们好！
首先对你们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看到贵刊“请您点题”（见本报1月12日第七版）的告示，我认为非常之好，一下子拉近了贵报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我由于工作原因，对国际事务非常关注，但是有几个热点问题一直没有完全搞明白：
1.中东问题。中东问题很复杂，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能否组织几篇通俗易懂的文章，详细介绍一下中东问题的由来，各种矛盾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帮助人们对中东问题的理解。
2.我发现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世界上各种矛盾、战争产生的主要根源，能否系统地介绍一下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帮助人们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理解。
祝贵刊越办越好！
（崔军刚）
本刊编辑回复：首先感谢崔先生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建议。中东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去年3月2日、7月27日、11月9日，《国际周刊》曾根据当时形势对中东问题进行了跟踪深度报道。今后我们将适时组织文章继续帮助读者加深对中东问题的理解。此外，当今世界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确实有待系统的介绍与分析。我们对此也将会有所作为。再次感谢您的鼓励与支持！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全球化”浮想
黄晴
“全球化”这一概念的出现大约是近20年的事，在中国则是近10年。但在世纪之交的近3到5年中，这一概念成为一个突出话题，成为一种“显学”。
也许，目前尚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明确的“全球化”定义，但人们却已日益感觉到了“全球化”现象。在世界许多地方，人们可以买到“MadeinChina（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中国，许多中国人使用“诺基亚”、“摩托罗拉”手机，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在世界范围内流转、交汇、组合。这是一种日益凸显的现实。不管人们对此持有何种价值判断，你都必须面对。
由“全球化”现象联想到“奥林匹克”现象，二者之间似有一些可相比拟之处。
“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一种“全球化”现象。它有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竞赛平台，有不同的项目，有确定的游戏规则，有所有国家的参与，有强者与弱者，有胜者和负者……这同目前世界经济平台的情况有几分类似，后者也有个组织WTO，也有确定的游戏规则，民族国家也是游戏的参与主体。
参与竞争就会有压力，有失败的可能，这是一个包含痛苦的过程。比如说，在国内可以拿冠军，上奥运会进不了前八名，这当然会产生让人沮丧的感觉。但是，如果不去全球性的舞台上施展身手，只是自己关起门来称王称霸，长本事、上档次的机会就会丧失。在体育舞台上是如此，在经济舞台上也是如此。
在奥运会上，每个国家往往是各有强项和弱项，在经济舞台上大体也是同样。在体育舞台，每个国家各展所长，金牌各归其主。在经济舞台上，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弱势，但也会有自己的长项。在一定的阶段，发展中国家恐怕还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善于审时度势，能够明己知彼，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办法，在世界舞台上取得若干立脚点。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力争在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上取得突破。
体育上有游戏规则，经济上也一样。既然参与游戏，就得照规矩玩。同时，也只有参与游戏，才能取得修改规则的发言权和表决权，这就是中国在加入WTO问题上要做的几件事。
面对世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人们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只有我的，才是好的”，一种是“只要好的，就是我的”。窃以为，前者是一种晚清心态，后者是一种盛唐气度。前者是盲目的，闭塞的，缺乏自信心的，后者是开放的，恢宏的，有自信力的。明清之际，曾有不许片帆出海的禁令，自己把自己搞得闭目塞听，国力也衰弱得很。盛唐之时，长安汇聚了数十万丝绸之路上的来客，乐不思归。这样说，倒不是倡导“老子先前阔”的阿Q精神，只是想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对外的开放态度和恢宏胸襟是和国力强盛相一致的。
列宁在力主发动革命时，曾引用过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在世界的经济竞技场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涌动中，恐怕也要有这样敢于拼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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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承担更大责任——访IMF执行副总裁阿尼奈特
本报记者马小宁唐勋
刚刚结束在第二届全球化论坛研讨会上的发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副总裁爱德华多·阿尼奈特就如约来到饭店大堂，准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未及我们提问，他先对记者手中的数码录音笔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再询问它的性能和价格。言谈话语中的随和一下子消除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和陌生感。
飞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似乎具有神奇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谈到成立于50多年前的IMF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阿尼奈特先生指出，国际融资，尤其是短期融资，具有很大波动性。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欧洲的俄罗斯和东亚地区因此先后发生金融危机。这就对各国政府对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反应能力和制定货币、财政、收支平衡政策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IMF有责任为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为此，IMF将着力增强对金融危机的预测和预防能力。目前该组织正筹划成立资本市场工作小组，改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实现世界金融市场主体间的信息共享，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同时，IMF还将提供相关技术支持，敦促一些国家和地区提高金融市场操作的透明度，帮助某些发展中国家建立或加强金融监管体系。
中国和IMF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是该组织的净出资国。阿尼奈特先生高度评价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认为中国通过坚持积极外贸政策，严格监控国内金融市场和稳定人民币汇率，为缓和亚洲金融危机，促进地区经济稳定和复苏作出了很大贡献。这表明中国有能力也应该承担起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更多的责任。今年1月5日，IMF董事会提议将中国基金份额由2.22％提高到3％。如提议通过，中国在该组织中的基金额将达到近85亿美元，和加拿大并列第八。由于IMF成员国的投票权和份额成正比，这意味着中国将在IMF决策过程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阿尼奈特强调，这一提议是建立在IMF对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的充分认可上的。IMF预测中国2000年经济实际增长率将有可能达10％，大大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他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很高兴看到中国提高IMF份额，“希望中国继续为维护地区经济的稳定作出贡献，为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改革的典范，并更多地参与世界维和、经济合作和为贫穷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行动”。
半个世纪以来，IMF在稳定国际汇兑、促进国际经济稳定方面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但近年来，该组织却一再成为反全球化示威者攻击的靶子。阿尼奈特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IMF与公众交流不力。一方面，某些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缺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了解，提出超过其宏观金融调控这一主要职责范围的要求；另一方面，IMF自己在向外界介绍决策及影响时没有采用通俗、大众化的方式，导致了误解和不满。
经过14年的艰难谈判，中国即将加入WTO。在谈到中国经济前景和金融市场开放问题时，阿尼奈特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面临如何坚持开放政策的问题，提高一些传统产业的生产率将成为中国的重要课题。从IMF角度而言，中国资本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流动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但金融市场的开放必须谨慎进行。中国政府必须根据自己实际，决定开放的力度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