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世纪断想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人们难免百感交集：有对未来新的展望，也有对历史的回顾。百年前的上一个世纪之交，世界和中国的情形究竟如何？中华民族又是怎样进入二十世纪的呢？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边，回首当年的情景，感悟历史的启示，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世纪里振兴中华，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百年前的世界与中国
刘存宽
百年前的世界
百年前的世界，是一个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世界。欧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俄国，先后进入了资本帝国主义阶段。列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达到高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成为列强的俎上肉、盘中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处境极其悲惨。
这一切，都是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长期演变的结果。
西欧的中世纪虽是一个黑暗落后的封建时代，但由于这个地区分散为许多各具特色、富有多样性、彼此既竞争又互相促进的小国，有的国家内部又分裂为众多的小国或不相统属的贵族领地，不存在一个像中国那样传统悠久牢固、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大国，加以得舟楫海洋之利，便于交流，故商品经济关系得以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较早地孕育成长，改革的阻力也不如中国这么大。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要求、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对封建贵族、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的世界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次思想大解放和一系列地理大发现，极大地刺激了西欧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壮大。接着，1640年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776—1781年美国进行了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独立战争，1789年爆发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发展，其中包括1848年的欧洲革命，意大利的统一，美国的南北战争，德国的统一等。在沙皇专制的俄国，由于国内农民革命和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于1861年签署废除农奴制的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法令。在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总之，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英、法、美、德、俄、日等国通过革命、战争或自上而下的改革，已先后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或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统治世界的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确立对生产力的大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明和技术革新。蒸汽机、纺织机、铁路、轮船等的应用，机器制造业的推广，使生产力似有神力相助而飞速发展。英国完成了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大工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城市化的大转变。与此同时，社会结构根本改观，近代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内阁制和政党政治逐渐完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英国的对外扩张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
继英国之后，法、德、美、俄、日等国也先后发生工业革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即资本帝国主义的过渡。因此可以说，资本帝国主义是和二十世纪几乎同时来到人间的。资本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垄断，表现为资本的高度集中，垄断组织的形成及其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结合形成金融资本；在商品输出的同时，资本输出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垄断组织结成同盟在经济上瓜分世界；如此等等。
与此相适应，在上个世纪之交，列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这一斗争又因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空前加剧。189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1910年德国工业总产值又超过英国，英国丧失了长期垄断世界工业和市场的地位。当后起的德、日、美等帝国主义登上瓜分世界的舞台时，它们惊异地发现已是筵尽席散、杯盘狼藉了。在此情况下，德国大嚷大叫地要求获得“阳光下的地盘”；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几乎没有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跑步进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开始推行以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称霸亚洲为宗旨的“大陆政策”；俄国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推行“积极的东方政策”，兴修西伯利亚大铁路，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美国在十九世纪末西部土地开拓完毕后，将注意力转向殖民地的争夺，大力推行门罗主义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方针，视拉丁美洲为自家的后院。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受到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咄咄逼人的威胁，为了保持并扩大既得的殖民利益，也纷纷采取行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放弃了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积极参与在中国夺取租借地和瓜分势力范围的大角逐。这样，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争夺的焦点。
百年前的中国
正当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并过渡为帝国主义之际，中国却处于全面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文化衰落，军备不修，民生疾苦，社会动荡不安。王朝末日和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景象随处可见。面对列强的疯狂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极点。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对人类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直到明末清初，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胜过西方。但中国又是一个举世罕见的旧传统十分牢固、高度集中统一、保守封闭的封建大国。封建专制政体的长期延续使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到十七世纪后期和十八世纪中国正沉醉于康乾“太平盛世”时，西方已在科学技术、经济、财富、文化等方面占据优势。当欧美主要国家早已完成工业革命时，中国近代工业还刚刚起步。1900年美国钢和生铁的产量分别是1035万吨和1401万吨；德国分别是665万吨和852万吨；英国分别是498万吨和910万吨。而偌大一个中国，直到1928年仅生产钢3万吨，生铁47．7万吨。
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滞后反过来又导致社会结构的惰性和踏步不前。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沿海地区虽已出现少许近代工业和初期的资产阶级及工业无产阶级，但还十分幼弱。传统社会结构虽已开始瓦解，但根基依然牢固。高踞于广大人民之上的，是承袭了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清政府。它麻木不仁，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自以为是天朝上国，视他国为蛮夷，坚持要“明华夷之辨”。它拒不承认中国各方面落后于西方的事实，拒绝向他国学习，更拒绝作根本性的改革。“天不变，道亦不变”、“君权神授”、“敬天法祖”、三纲五常等极端落后的封建信条，成为他们禁锢人民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的利器，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1840年的鸦片战争撞开了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当时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林则徐、魏源等人率先睁眼看世界，承认中国落后又不甘落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级中的改良派的华夷观念发生动摇，提出“自强”主张，大力兴办洋务，进一步向西方学习，有所前进。但洋务运动的着重点在于师其船坚炮利和兴办实业，局限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内，即“变器不变道”，没有触及带根本性质的政治制度改革。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惨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认识到“变政”即政治制度改革是救亡图存、赶超西方的根本。对此，清政府是绝不会容忍的。正如当年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一样，1898年的戊戌变法终于被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淹没于血泊中。这说明，直到上个世纪之交，中国封建势力还很强大，新兴的资产阶级还很幼弱，封建思想文化仍然根深蒂固。
历史事实表明，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从上层建筑看，百年前的中国较之世界先进国家整整落后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全面落后给列强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古老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腐朽的封建专制远不是高度工业化的、推行经济扩张和武力侵略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对手。继两次鸦片战争之后，1871年沙皇俄国悍然出兵侵占了伊犁，1883—1885年爆发了中法战争，1894—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于日本。接着，1898年出现列强在中国攫取让与权、强夺租借地和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从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新界直到广州湾，被俄、英、法、德等国强租而去。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列强分割为一片片排他性的禁脔。恰在距今百年前的1900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又因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和清政府的叛卖而惨遭失败。同年，沙皇俄国派兵17万，对中国东三省实行野蛮占领。翌年，清政府又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总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0年，列强通过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支付了达到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列强的租借地、租界和势力范围遍及全国。此外，列强还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海关控制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驻军权和开矿筑路等让与权，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操纵中国政治。由此不难看出，到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的停滞落后和民族危机已经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中华民族在极度的屈辱之中进入二十世纪。
历史的启示
百年前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何以如此落后？何以总是挨打？要说明这个问题，远非三言两语所能济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清政府顽固拒绝进行彻底的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牢固性，传统封建文化的积垢太深，成为人们精神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难以冲破的桎梏，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化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官僚、地主、士绅等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根本不想进行任何改革。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更尖锐地提出了近代化的问题。清政府迫于形势，开始允许兴办洋务，但是只允许在封建传统范围内进行改良，不许越过雷池一步。甲午中日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光绪帝支持下开始实行的变法即政治制度变革，又被封建顽固派扼杀于摇篮中。这说明直到国家面临亡国惨祸时，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仍不愿进行重大的改革。
对比之下，欧美先进国家和日本的情况与中国迥异。以日本为例。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这个国家的封建落后状况并不亚于中国。中国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即已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早几年。但日本明治维新不仅仅限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科学技术和发展近代经济，而是包括政治、文化教育在内的带根本性的学习。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实现了近代化，国力大增。二十多年后，甲午一战，将清政府打得惨败，从而将中国推入那个黑暗的世纪之交。
历史启示我们，一个国家要臻于富强并保持富强，必须听取时代的呼声，根据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自我更新，力争先进并保持先进。在这里，改革开放是问题的关键。所谓改革，不只是物质经济层面的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的根本改革。单纯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改良，并不能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所谓开放，不只是经济上的开放，而是包括学习他国各方面的长处，不能限于皮毛。思想文化改革是深层次的改革。我们主张保持并发扬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反对不加区别、不顾国情的全盘西化，但百余年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禁锢人们的思想，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批判和摧毁业已过时的旧文化，在思想文化上不断自我更新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之一，切不可等闲视之。
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来，世界和中国发生了惊人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现代化引上康庄大道，综合国力迅速增长。今昔对比，欣感人类社会前进步伐之不可逆转。未来的一百年，中国和世界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但必然会变得更加光明美好。只要我们不忘记历史的教训，中国的前途将是不可限量的。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新世纪新在哪里
张江
伴随着2001年新年钟声的响起，人类正式跨入又一个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纪，我们为它振奋，为它鼓舞，一切思想和实践都为它开始新的记录。然而，当人们看着新世纪的阳光时，发现它和昨天几乎完全一样，运载相同的能量，依照相同的色谱，穿越同距离的空间，平静地走向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变化。那么，新世纪究竟新在哪里呢？
在新的世纪里，人类会获得新的创造力量。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的一百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五十年，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更是有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巨大进步。当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面貌和生活方式。我们积累了丰富无比的物质财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精神生活。信息技术的应用把偌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为我们开辟了无限广阔的活动空间。基因遗传工程为人们最终打开生命奥秘之门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些积累和储备，科学技术开始随时可能产生具有巨大突破性意义的研究和应用成果，赋予人类以保护和改变世界的有力武器，使人类自身的力量无比强大起来。
面对新的世纪，人类对自己的命运充满信心。上一个千年是血与火的千年。战争和生存是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上一个百年也很不安定。两次世界大战残害了无数无辜的生命，经济增长耗费大量能源，污染了环境，以致人类的生存也受到威胁。经过无数的探索和斗争，世界各国人民认同了一个结论：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和平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发展是人类进步的根本保证。在新的世纪，发展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总体进步，是人类文明全方位的提升。人类不再以传统的方式积累财富，而是依靠科学技术创造新的能源，创造知识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将真正成为战胜自己的强者，自觉地把握未来的命运。
在新的世纪里，人类将共同迈向美好的未来。人类在长期的生活中，培养和造就了多种长期并存的思想形态。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步，强权与民主，压迫与自由，所有相互对立的矛盾，终究要靠人民的力量来解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制度，同已存在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激烈斗争了一百多年，虽然遭受挫折却依旧傲然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生机勃勃。在新的时代，社会主义者一定会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努力学习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全世界劳动群众也一定会以更加宽广的眼界总结历史，观察现实，勇敢接受和实践一切符合全人类根本利益的优秀思想和信念，改造世界，推动人类进步。
对于中华民族，新世纪的新意更加丰富。在上一个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赢得了独立和解放，战胜穷困，走向小康，找到了通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在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将迎来自己的一百年生日。经过改革开放和执政考验的党，将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时俱进，永葆青春。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将迎来自己的一百年生日。经过亿万人民的努力奋斗和辛勤建设，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中华民族将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舞台上，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新世纪之新，就新在这里。我们迎接它，是迎接人类进步的理想；我们庆贺它，是庆贺人类自身的伟大力量。实现新世纪的理想，靠我们继续奋斗，靠后人不断努力，靠全人类共同创造。
第9版(理论)
专栏：工作研究
敢于和善于突破难点
许宗衡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关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严峻考验。
进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首先要有敢于突破难点的精神状态。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事实上这一正确判断的另一面则是“难点也在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要使人才充分涌现，脱颖而出，必须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相当难。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一改革进展迟缓，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为什么大家都看准了的事情，做起来却那么难呢？原因固然很多，但首要的一条，是缺乏敢于负责、敢于碰硬、敢于创新的精神。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深圳市委对各级组织人事干部进行了“学与敢”的教育：一是学习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敢于同一切困难作斗争，努力保持和发扬共产党人“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英雄本色；二是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敢于向人民负责，坚持以人民满意为领导行为的最高准则；三是学习深圳特区发展的基本经验，发扬“拓荒牛”的精神，敢于在难点上创新。经过学习和教育，大家普遍认识到，敢于突破难点，是前进者的自信、勇气，是胜利者的气势和精神状态；而作为配备人才资源的组织人事部门，必须有敢于突破难点的创新精神。近年来，在深圳市，“向难点要人才”，“向难点要发展”，已成为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的自觉行动。在培养、选拔、使用干部的各个环节，在干部人事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方面，都有了突破性举动，从而为深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证。
突破难点，仅有“敢于”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这就需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对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来说，关键是善于从实际出发，按照人才的特性和成长规律办事。
人才具有相对性，对于领导岗位、重要岗位、关键岗位人才的上岗，必须坚持竞争的原则。干部人事工作的实质，就是要把更合适的人才运作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对于一定岗位来说，会有许多人“基本合适”。为了把“更合适”的人才挑选出来，使用上去，仅靠组织人事部门自身的考察、挑选很难达到目的，必须实行人才的竞争，使“更合适”的人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组织人事部门的主要任务，不应再是“我说谁行谁就行”，而应该是正确制订和实施竞争规则，让那些有用人才依照规则、通过竞争自己走出来。
人才具有社会性，对领导人才的使用必须坚持公认的原则。领导人才走上领导岗位并发挥领导作用，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因此必须讲究公认。这就是说，拟担负一定领域领导职务的人，必须得到相应领域至少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为了实行公认，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进一步提高群众在干部选拔和使用中的发言权。
人才具有系统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坚持配套的原则。既要考虑各个环节之间的配套，又要考虑干部人事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改革的相互配套。最近一个时期，深圳在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方面，着重突破了以下难点：一是突破用人上的论资排辈的难点，进一步完善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运行机制；二是突破选拔干部上的竞争不够、民主不够的难点，完善公开、平等、择优的民主竞争机制，使广大人才能够“凭真本事”走上重要岗位；三是突破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难点；四是突破领导干部交流难，完善领导干部交流机制；五是突破对干部监督虚化的难点，完善对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使广大领导干部在财产申报制度、审计制度等约束之下，实现他律和自律。这些难点的初步突破，使深圳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第9版(理论)
专栏：
城市建设的新理念
李大伦
资金是制约城市建设的主要瓶颈，没有资金，城市建设就难以为继。随着城市发展的日益加速，“经营城市”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建设理念，正在为人们所接受。这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新理念，为我们突破资金瓶颈、实现城市建设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经营城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盘活城市资产的现实选择。在计划经济时代，市政设施是给人们提供生产、生活条件的无偿服务型、共享型的公共产品，政府对它只投入、不收益，只建设、不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用市场的眼光重新认识和审视城市。应当看到，城市是国家长期巨额资金投入的结果，实际上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构成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载体的自然生成资本（如土地）与人力作用资本（如路、桥）及其相关延伸资本（如路、桥冠名权）等进行重组、营运，最大限度地盘活存量，吸引增量，走出一条以城建城、以城兴城的城建市场化之路。
经营城市是摆脱城市建设困境的必然选择。由于城市建设事关国计民生，投入大、周期长、公益性强，因此，城市建设长期以来都是政府包揽包办，单一投资。但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对提升城市品位、完善城市功能的要求日益提高，城市建设所需资金越来越大，单纯依靠财政搞城市建设的路子已举步维艰。要摆脱城市建设的困境，必须彻底改变城市建设政府投入、无偿使用的旧模式，走经营城市之路，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努力开辟城建资金来源。城市建设既可以由政府投资，也可以由企业、个人投资；既可以启动内资，也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通过股份制的形式吸引多元投资。总之，要变一方投资为多方聚资，变政府包建为全民共建，实行多元化开发，吸纳更多的资金投入城市建设。
经营城市是城市建设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选择。事实上，经营城市思想近几年已经开始在各地城市建设中得到实践，一些城市因此而受益匪浅。湖南益阳市1996年将市内所有路灯、电线杆上的广告加以拍卖，收入1000多万元。长沙市1997年对累计亏损1亿多元的公交公司进行改革，广泛筹集资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经营，当年五家巴士股份公司不仅没有一家亏损，还新增车辆195台，赢利250万元。近几年，郴州市在探索经营城市中，也尝到了甜头。迄今为止中南地区最大的广场——五岭广场的建设，耗资8000多万元，但郴州市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广场建设开工伊始，原来只有不到10万元一亩的周边地价便节节攀升，还在动工阶段，第一批20余亩土地就以每亩45万元的价格协议出让；其后又分别以每亩50万元和68万元的地价出让了两宗土地，成功地筹集了两千多万元启动和周转资金；广场竣工后，每亩地定价70万元，也成了抢手货。由此可见，城市建设本身就是一座金矿，只要经营得当，就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以至城市经济的良性发展。郴州自1995年撤地建市以来，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共投资7．9亿元，其中财政投入建设资金仅为1．36亿元，其余6．54亿元均由经营城市而来。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为何要把增加农民收入摆在突出位置
王韩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增加农民的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决策，在实践中必须认真贯彻。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持续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始终是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扩大内需、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有着巨大的市场。多年来的经验表明，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不断开拓农村市场，扩大有效需求，经济发展才会有动力、有活力；只有增加农民收入，各项改革才会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收到预期的成效。一句话，农民手头宽裕了，国民经济这盘棋就可以走活走好。可以说，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能否有较大改善，城乡经济能否协调发展，“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增加农民收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九五”以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折，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应该看到，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许多地方特别是一些粮食生产区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已成为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面临的新问题。这是农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农业基础不牢固和农村城镇化水平低等问题的综合表现。这种状况必须下决心加以扭转。如果农产品价格不能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提高不能给农民带来实惠，来之不易的供求平衡局面就会发生逆转；如果农民购买力得不到稳定提高，扩大内需的方针就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农民的投入和积累能力不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就难以提高；如果农民生活不能继续得到改善，影响农村稳定的因素就会增加。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并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
第三，解决农业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关键是要调整与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广辟增收渠道，扩大增收空间，营造增收环境，减轻农民负担。当前，应围绕增加农民收入，继续按照适应市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的原则，制定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规划，并通过政策引导、信息服务、金融支持、技术示范等手段，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结构调整的引导，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条件。大力扶持以公司加农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实现转化增值，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结合乡镇企业调整和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商业、饮食、服务和旅游等第三产业，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的空间。加快发展畜牧、水产、林果和花卉业，促进农业内部结构合理化和产业间的良性循环，为农民增收创造更多的亮点。重视搞好农产品市场特别是批发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农民经纪人和各种中介组织的作用，让农民更多地感受市场信息，了解市场行情，便捷地组织和出售农产品，从中得到应有的收益。同时，要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减轻农民负担，真正把农民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