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千帆竞发【木刻】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绿色的延伸
章仲锷
自从申奥成功，“绿色奥运”已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北京准备斥巨资用来改善生态环境，加速绿化的进程。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里，城市的污染将不断得到治理，森林覆盖率也会大幅度提高，待到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召开之日，定是一个更加美丽清洁的首都呈现之时。
然而，筹资治理污染或绿化植树，实现“绿色奥运”，依我看，这只是我们要达到的低级或曰初步目标，我们的终极和长远任务，是要使绿色延伸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树立牢固的环境意识和环保伦理观念，庶几方为造福子孙、泽被后代的根本大计。
从以往的实践经验看，短期的突击性的甚至一哄而起的植树造林并不难，难的是长期保持维护，使之成材成林，而不是单纯追求种植面积、树木棵数和覆盖率。因为同是绿化，其质量和效用大有区别。谁都知道，合抱粗的大树与拇指细的幼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绿树成荫，参天蔽日，而不是统计上的数字或弱不禁风的“苗圃”。
自古以来，绿化植树无非靠两条，一是政府法令的约束，包括乡规民约的限制，这是权威性的。像西北大道上的“左公柳”，就是当年左宗棠的政绩善举，当然，也由于他有封疆大吏的权威，才形成今天这样一个景观。据说，冯玉祥驻军某地时曾经下令：谁砍我的树，我砍你的头！（大意）结果收效奇佳，无人再敢伐树。这则是依仗权威过于极端的例子。今天，我们的政府和林业部门，已作出了早该作出的决策，把一向生产木材的林场变成了植树护林的单位，伐木工成了植树护林的专业力量。这一根本性的转变，由于是强制性的政府行为，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不只是挽救了多少林木的问题，而有其更深远的移风易俗、改变习惯势力和观念的伟大意义。
再就是靠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维系。
但是，传统的爱护林木、反对滥砍滥伐的古训箴言，抵不住贫穷落后和物质利益的冲击诱惑，人们要吃住生存，要烧柴盖房，甚至毁林垦荒，于是滥伐林木成风，愈伐愈穷，愈穷愈伐，恶性循环。结果变得到处荒山秃岭，赤地裸野，水土流失，灾害频仍。有的地方即使保留一点绿荫，竟是靠鬼神迷信的力量。据说西部某地有处庙宇附近林木葱茏，原来庙门上有副对联：“尔砍我树我不语，吾要汝命汝难逃！”使得害怕报应的乡民不敢砍伐。今天，随着环境意识的加强与深入，再不需用这种消极办法来保护森林了。不仅有国家法令管着，更有众多的民间举措和志愿护林的行为，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和道德舆论，例如提倡结婚植树、生育造林，以至各种纪念活动，均可与绿化挂钩，蔚然成风，岂不大大加速国土绿化、全民绿化的步伐！
“绿色奥运”只是起步，而使绿色延伸到祖国的各个角落，延伸到每个人的心里，才是我们全民久远的奋斗目标！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艺文短波
中国侗族稻作与祭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举办
由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与湖南省怀化市人民政府、贵州省黎平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侗族稻作与祭祀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湖南省怀化市召开。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院、广西民院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近百位专家以及韩国中央大学、日本学习院大学的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期间，与会者考察了怀化市的靖州、会同、通道、洪江和贵州的黎平、从江等县市丰富的民俗文化，并就悠久的稻作文化如何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直接的理论依据及赋予民族民间文化更深刻的文化内涵等诸多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专家学者们认为，祭祀是原始水稻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侗族祭祀活动的民族特点十分鲜明，反映在节日习俗中主要是祭神、祭祖、祭鬼，其中以祭祀萨岁为最虔诚、最严肃和最隆重。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习俗，经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一定会使其焕发新的活力与传承价值。侗族是我国古老的水稻民族，侗族人民在长期农业社会劳动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优秀、丰富、独特的农耕稻作文化。专家学者们通过分析稻作文化对于一个地区的落后与进步、闭塞与开放的辩证关系，从而试图探讨并找出一条新的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依据与途径。（王珏）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悼念周一良
季羡林
最近两个月来，我接连接到老友逝世的噩耗，内心震动，悲从中来。但是，最出我意料的最使我哀痛的还是一良兄的远行。
9月16日中国文化书院在友谊宾馆友谊宫为书院导师庆祝九十华诞和米寿举行宴会。一良属于米寿的范畴，是寿星老中最年轻的。他虽已乘坐轮椅多年，但在那天的宴会上，虽称不上神采奕奕，却也面色红润，应对自如。我心里想，他还会活上若干年的。就在几天前，在10月20日，任继愈先生宴请香港饶宗颐先生，请一良和我作陪。他因身体不适，未能赴宴，亲笔签了一本书，送给饶先生。饶先生也在自己的画册上签上了名送给他。但在两天后，想把这本书送到他家时，他却离开了人世。多么突然的消息！据说，他是在睡梦中一个人悄没声地走掉的。江淹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一良的逝去，既不饮恨，也不吞声。据老百姓的说法，这是前生修来的。鲁迅先生也说，死大概会有点痛苦的；但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次，是会过得去的。一良的死却毫无痛苦，这对我们这些后死者也总算是一种安慰了。
一良小我两岁，在大学时至少应该同学二年的。但是，他当时在燕京读书，我则在清华。我们读的不是一个专业。即使相见，也不会有深交的。可以说，我们俩在大学时期是并不认识的。一直到1946年，我在去国十一年之后回到北平，在北大任教，他在当时的清华任教，此时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一部分相同了。因为我在德国读梵文，他在美国也学了梵文。既然有了共同语言，订交自是意中事。我曾在翠花胡同寓舍中发起了一个类似读书会一类的组织，邀请研究领域相同或相近的一些青年学者定期聚会，互通信息，讨论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学术问题，参加者有一良、翁独健等人。开过几次会，大家都认为有所收获。从此以后，一良同我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增强了，一直到现在，五十余年间并未减退。
一良出自名门世家，家学渊源，年幼时读书条件好到无法再好的程度。因此，他对中国古典文献，特别是史籍，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曾赴日本和美国留学，熟练掌握英日两国语言，兼又天资聪颖，个人勤奋，最终成为一代学人，良有以也。中年后他专治魏晋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献、佛教研究，多所创获，巍然大师，海内无出其右者。至于他的学术风格，我可以引汤用彤先生两句话。有一天，汤先生对我说：“周一良的文章，有点像陈寅恪先生。”可见汤先生对他评价之高。在那一段非常时期，他曾同人合编过一部《世界通史》。这恐怕是一部“应制”之作，并非他之所长。但是，统观全书，并不落他人窠臼，也可见他的史学功底之深厚。可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长才未展，他留下的几部专著，决不能说是已尽其所长，我只能引用唐人诗句：“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一良虽然自称“毕竟一书生”，但是据我看，即使他是一个书生，他是一个有骨气有正义感的书生，决不是山东土话所称的“孬种”。在十年浩劫中，他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当时北大大权全掌握在“老佛爷”手中，一良的命运可想而知。他同我一样，一跳就跳进了牛棚，我们成了“棚友”。我们住在棚中时，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进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向壁西立。我忽然听到几声巴掌打脸或脊梁的声音，清脆“悦”耳，是从周一良和侯仁之身上传过来的。我想，下面该轮到我了。我肃穆恭候，然而巴掌竟没有打过来，我顿时颇有“失望”之感。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押上来！”我们就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声震天动地。这种阵势我已经经受了多次，已经驾轻就熟，毫不心慌意乱，熟练地自己弯腰低头，坐上了喷气式。至于那些野狗狂叫般的批判发言，我却充耳不闻了。这一段十分残酷然而却又十分光荣的回忆，拉近了我同侯仁之和周一良的关系。
一良是十分爱国的。当年他在美国读书时，曾同另一位也是学历史的中国学者共同受到了胡适之先生的器重。据知情人说，在胡先生心目中，一良的地位超过那一位学者。如果他选择移民的道路，拿一个终身教授，搞一个名利双收，真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然而他却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至今已五十余年头。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他走过的道路，有时顺顺利利，满地繁花似锦；有时又坎坎坷坷，宛如黑云压城。当他暂时飞黄腾达时，他并不骄矜；当他暂时堕入泥潭时，他也并不哀叹。他始终无怨无悔地爱着我们这个国家。我从没有听到他发过任何牢骚，说过任何怪话。在这一点上，我虽驽钝，也愿意成为他的“同志”。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始终维持着可喜的友谊。见面时，握手一谈，双方都感到极大的快慰。然而，一转瞬间，这一切都顿时成了过去。“当时只道是寻常”，我在心里不禁又默诵起这一句我非常喜爱的词。回首前尘，已如海上蓬莱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我已经年逾九旬。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包括年龄在内，能活到这样高的年龄，极出我意料和计划。世人都认为长寿是福，我也不敢否认。但是，看到比自己年轻的老友一个个先我离去，他们成了被哀悼者，我却成了哀悼者。被哀悼者对哀悼这种事情大概是不知不觉的。我这哀悼者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件件不缺。而我又偏偏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我内心的悲哀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鲁迅笔下那一个小女孩看到的开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是人人都必须到的，问题只在先后。按中国序齿的办法，我在北大教授中虽然还没有达到前三甲的水平，但早已排到了前列。到那个地方去，我是持有优待证的。那个地方早已洒扫庭除，等待我的光临了。我已下定决心，决不抢先使用优待证。但是这种事情能由我自己来决定吗？我想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索性不再去想它，停笔凝望窗外，不久前还是绿盖擎天的荷塘，现在已经是一片惨黄。我想套用英国诗人雪莱的两句诗：如果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闭目凝思，若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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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随感
《“刘邦文化”是什么？》赘述
张雨生
“金台随感”专栏去年发表的《“刘邦文化”是什么？》，继《老鼠的口味》、《名人效应的侧面》获得第九届、第十届中国新闻奖之后，又一次获得中国新闻奖。连续三次获奖，说明广大读者和作者对本栏目的热情支持和关心，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此文摘自获奖作者为今年第十一期《新闻战线》撰写的专稿。
——编者
《新闻战线》的编辑同志盛情相邀，要我谈谈《“刘邦文化”是什么？》。
这篇千多字的小杂文，先后获得人民日报杂文“金台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第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是我始料未及的。这不是说客套话。当今之时的杂文，尤其是直面社会、揭示和批评性的杂文，能让编辑同志看中编发，能让主任和老总们审阅通过，就该非常感谢了。见报之后，被批评对象没找上门来算账，就算是很不错了。得奖，尤其是中国新闻奖，没有那样的奢望。
去年6月，我因心脏病，到杭州疗养。自己给自己规定，疗养期间，不写文章。去时也没带稿纸。一天晚上，在阅览室读报，看到一则简讯：江苏沛县“刘邦文化节”胜利落下帷幕。于是，这个“刘邦文化节”便在我的脑子里翻腾，怎么也驱之不去。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满脑子酝酿着一篇文章，几乎可以默诵下来。我不得不起身，跑到值夜班的护士那里，要了几张病人登记卡，反面是光的。拿回之后，一口气写了出来。
我写这篇小文，用了不到两小时，却不是一时冲动，心血来潮。实际上，我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持续了好些年。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自从有人总结出了这个经验，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风风火火地传播开来。一些地方领导对发展当地经济拿不出什么高招，一听到这个经验，立即兴奋起来，对“文化搭台”的热闹紧追不舍。他们以为，文化台一搭起来，就有经济戏好唱，有了前者，后者必然随之而来。他们着力琢磨的是：搭个什么文化台，又如何拉钱去搭这个台。效果如何呢？不能说搭台之后都没有经济戏可唱，但确有不少的地方，搭了个空台，经济的戏并没有唱起来。说是签了多少合同，但都是纸上的，落实不了。看完戏，喝过酒，嘴巴一抹，也就完事了。
对于这种一哄而起的“文化搭台”现象，我颇有些看法，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想对此泼瓢凉水。但文章一直压在抽屉里，没寄出。
后来，“文化搭台”迅猛升温，越闹越大，全国各地出现了大办文化节之风。办文化节，需要找一个文化由头，这个文化由头既要有当地特色，又要有较高的知名度，这样搭出来的台才亮丽。富有文化传统的地方，由头好找；缺少文化传统的地方，要找到由头还真难。不好找也要硬找，许多地区便上演“拉郎配”，不管与文化有没有关系，拉过来就办文化节。办文化节，也很适应某些领导好大喜功、华而不实的工作作风，大办之后，能讨得上面喜欢。轰轰烈烈，喜气洋洋，一片颂扬，送柬请客，鞭鸣车响，广拉关系，你来我往。好做表面文章的人，干这种事轻车熟路。他们在其掌管的那个地方，办了许多“形象工程”、“窗口工程”、“路边工程”、“迎客工程”、“赶节工程”。而如今的“文化工程”，有漂亮的“文化”作包装，比别的工程都风光。办这样的文化节，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政府掏了财政，单位提供了赞助，个人搞了捐款，说是自愿，其实都是指派。这股风潮的真正得益者，仅仅是抬高了文化影视界的那些终日忙着赶场的这星那星的身价。
于是，我又对“文化节”有话可说了。但我写杂文，不愿像写评论那样归纳起来谈，泛泛作议论。我喜欢找到具体的批评对象，由此生发感想。说杂文是文学，文学有个重要特性，即通过个别反映一般，这是文学典型化的必然要求。选好具有普遍性的个别，把它剖析透彻，讲出事物的本质，用不着讲更多的道理。直面社会的杂文，同某类新闻差不多，以抓问题见长。抓准了问题，想透了实质，不用担心找不着下笔的对象。既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反映这种现象的个别必然存在着，不在这里找到，就会在那里找到。
直面社会的杂文，提出问题也就够了。能不能解决，如何解决，不是杂文的任务，它也没有那个能量。我从来不认为，杂文批评了某种社会现象，那种社会现象就会消失。当然，杂文不是一点作用也没有，舆论了一下，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和思考。
《“刘邦文化”是什么？》得了那么多的支持，那么大的鼓励，我从心里感谢这篇文章的编辑和相关奖项的评委。尽管它批评了文化节的“泛”，这“泛”决不会因此而收敛，还要照旧“泛”下去。今后，“刘邦文化节”是否会照样举办？江东子弟受到启发，是否还会张罗办“项羽文化节”或别的什么节？难说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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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味斋
烤红薯
黄杨木
我喜欢吃红薯。每年桂子飘香时，我都要妻买十斤二十斤回来。煮着吃，清甜清甜的；蒸着吃，粉粉的，跟吃野菱角一样，特别香。但我最爱的还是用锡纸包上红薯放到微波炉里烤着吃。一打开锡纸，剥开微焦的一层皮，一股甜香直冲脑门，那真叫人馋，馋得流口水。待到吃进肚里，回味无穷。那个美呀，真没得说。不信，你试试。我喜欢吃红薯还是从当兵开始。1960年，正是六亿国人捆着肚皮渡难关的时候，我当了一名空军飞行员。照说，飞行员不会饿肚子吧，可我偏偏饿了肚子。那个年代飞行员是军官。我们这些学生兵，必须到陆军当兵锻炼。我被安排在山海关陆军某部当战士。我们连是抗美援朝的英雄连。虽然在平时，军训仍然抓得很紧。射击刺杀、越野拉练，运动量很大。真难为我这个城市兵，每天摸爬滚打居然挺过来了，就是有一点吃不饱。当时，老百姓已经在吃三合粉，当兵的仍然每人每月四十五斤口粮。为了不忘本，军区动员每人节约三斤粮捐给百姓。师里又留下三斤作为战备粮。连队做饭时，每次留一点。吃到我们肚里，也就每天一斤多一点。没有油水肉食，十七八的大小伙子，饿肚子也就可想而知。我每个月七元钱的津贴，几乎全买了黑色的古巴糖吃了。一个清冷的夜晚，我睡不着，肚子饿，在床上辗转反侧。忽然听到老班长压低嗓门叫我们起床。我以为是紧急集合，一骨碌翻身爬起，打上背包，别上军用铲，扛起枪，第一个冲到操场上。等队伍集合齐，我一看，也就我们一个班。老班长什么也没说就带着我们出发了。
明月当空，十二个人悄没声地急急走进了银装素裹的关外山坡上。远处，巍巍长城，宛若长龙，若隐若现。四周万籁俱寂，只有几只蛐蛐在叫。我们走到一片已刨过的红薯地时，老班长突然下达了命令：卧倒。我们立即成战斗队形散开，端起枪卧在地上。老班长又下达了命令：构筑工事。我卧在地上，从背包上拿下军用铲，低着头，一铲一铲把土往脑袋前面的地上堆，很快就堆起了一个小山包，也就是卧式掩体。我正把枪放上掩体，准备进入战斗状态，忽然听到一个战士惊喜地喊：老班长，好大一个白薯（北方人把红薯叫白薯）。这时又有一个战士叫，老班长，我这儿也有一个。说也怪，经他们一叫，我也发现了一个不大的红薯。我仔细搜寻面前的土堆，一连又发现了好几个大大小小的红薯。我把它们拢在一起，竟有一小堆，在银色的月光下泛着红光。肚子又咕咕叫开了，看着这粉嘟嘟的红薯，实在叫人喜不自禁。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战斗结束。老班长简短讲评了演习的情况，然后要我们把刨出的红薯集中起来，想不到竟有十来斤。老班长又叫我们拾柴，打水，和泥。不一会，火生起来了，我们把一个个红薯用泥糊起来，放到火里烤。老班长掏出一包香烟，里面就剩一根了。他抽出香烟，拿着一根烧着的柴点着了烟，美美地抽了一口。看着老班长惬意的样子，我蹭到老班长身边，轻声问道这会不会犯纪律。老班长浅浅一笑，说不会，我们不吃就叫拉拉蛄吃了。我一想也是，那会儿还是人民公社，社员吃食堂，集体收庄稼，活做得粗，而且，收过之后，再不会刨二次。我们不吃，也就美了小动物。何况，我们一个个肚子饿得直叫唤呢。我想，这也算是“兵粮因之于民”吧。一边说着话，老班长一边用香烟盒里的锡纸包起一个不大的红薯放到火里烤。
篝火还在燃烧，大伙兴高采烈地加着柴，翻烤着红薯。渐渐，一股甜甜的略带焦糊味的香气弥漫开来。我的肚子又叫了。不知谁喊了一句可以吃了。大伙立马七手八脚把带泥的红薯从火灰里扒出来，剥去泥，连皮吃起来。老班长把他用锡纸包着烤的那个红薯扒出来，剥去锡纸，然后把烤得黄亮的红薯递到我的手上，朝我点点头。我看到老班长那真诚的笑脸，接过了这特制的烤红薯。我小心翼翼地把红薯掰成两半，一股浓香扑鼻。我舍不得吃，将一半递给老班长。老班长轻轻推回给我，柔声说你年轻，将来的担子还很重，吃吧。不知怎么的，我忽然心里一颤，鼻子一酸，眼泪就直往下掉。和着泪水，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烤红薯。老班长一直看着我吃，微微地笑着。
自打那以后，在军训中我就觉着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在军事考核中还被评为神枪手。后来，我转业到公安机关，转战南北，侦破了不少大要案件。再后来，我又改行当了律师，现在已经是高级律师了。我仍然一直钟爱烤红薯，更忘不了老班长那句常挂在嘴上的话：“没有上不去的山，没有过不了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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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极圈里的乡村
肖肖
我们的目的地是法斯卡，北极圈里的挪威小城。火车在挪威高原疾驶，当广播里请大家注意北极圈的标志的时候，从车窗里望出去，四野渺茫。依然是绵延的挪威森林，灰绿的树冠和黪白的岩石，湛蓝得几乎透明的天空，雕刻出刚硬的森林轮廓，衬出岩石柔和的阴影。这就是我们跨过北极圈时留下的印象。
穿越北极圈几个小时以后，法斯卡到了。从车站出来，沿着路人的指引，顺公路向西步行。渐渐地，浅褐色的土地露出起伏明显的线条，不规则地自由任性地延伸，深红雪白的农舍稀疏其间。走过的每一户人家都鲜花盛开，门廊里，窗台前，栅栏上，蓝色红色的浆果，白色黄色的花朵，随意堆放的花园椅下面，野花竟然也星星点点。真的难以想象我们已经置身在北极圈内，更难以想象，一个大半国土都在北极圈内，漫漫黑夜的冬天几乎长达半年的国家，植被如此丰富，土地如此肥沃，色彩如此鲜艳。弯曲粗壮的老树任性地生长变成地界，将土地划分成一块一块的。在一览无遗的平川上住久了，便渴望起伏变化的地形。北欧的土地具有整合心灵精气内敛的作用，从土地里流出的水和蕴藏在土里的石头能感到一种内在的力量。
前面星散着几幢农舍，透过树林缝隙，隐隐瞥见原木小桥旁，有一座二层小楼。雪白的墙壁，鹅黄色的窗棂，玻璃后面是深红龙凤图案的中国折扇，白地紫花的窗帘透出暖色的灯光，就是我们投宿的地方：一个乡村家庭旅店。
我猜想，说不定来开门的是一个穿着格子布裙，高大丰满，浑身奶酪味道的农妇。门打开后，站在门口的却是一位瘦小干练深色头发的中年男子，有一种见过世面的淡定和舒展。
我们住在二楼。这里好像一个小联合国，分别有来自意大利、芬兰、瑞士等国家的旅游者。壁炉里放的几根柴禾已冒出乳色柴烟，即便是在夏天，夜里的温度也比奥斯陆要低得多。炉火燃起后，屋子渐渐暖和起来。靠窗户的橡木长桌上，有一束红黄相配的蔷薇，枝枝蔓蔓地插在喝水的玻璃杯中，在法斯卡的白夜里，释放出热情和温暖。
已经是夜里11点了，仍然明亮如昼。只是我们运气不好，遇见了阴天，卷成团的灰色云块遮住了午夜的太阳，偶尔，阳光从阴云的间隙里费力地挣出，放射状的光柱和土地森林呈现出层次丰富的灰色，油然感觉一种静穆的庄严。
清晨，打开门，便闻到一股牛粪味。臭烘烘的牛粪夹着淡淡的青草味飘过来，这个熟悉的味道唤起我十六岁时下乡当知青的记忆。青草牛粪代表真正的乡村味道，无论在四川还是在北欧都一样。
一只黑狗汪汪地叫了起来，被震动的空气一波一波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不知不觉间，走到村子的深处，抬头瞧见一座带露台的白红相间的房子。让我惊讶的是门口高高的旗杆上，迎风飞扬的挪威国旗降了半旗。露台上一对老人向我们微笑招呼。老头银须银发，一双手筋肉结实，看得出早年一定是劳动好手。果不其然，老头做过水手，见过大世面，还到过香港和上海。老太太瘦削，脖子上的深红丝巾结得非常雅致，稀疏的金发一丝不苟地贴在脑后，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我们被邀请在露台上一起喝茶。茶点是现烤的蛋糕，表皮凹凸不平，切开后，里面夹着自制的干果，配上家酿的蓝莓果汁，清新芬芳，就像这周围的空气。老太太特别为我们端出一盘腌三文鱼，粉红的鱼肉厚笃笃的，还没切，就闻见香气。老太太指着院子里的一个像彝族火塘的东西，告诉我们，新鲜的三文鱼腌制后，在火塘里用一个烟囱样的器具熏上几个小时，就可以了。我从来没有吃过如此美妙的三文鱼，比起粤菜馆里吃法繁复的生鱼片，这种天然的单纯和乡村的风格自然融为一体。
一个年轻的农妇走进了屋子，紧随身后的，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两人都穿着工作衣，裤脚还沾着露水和青草，对我们腼腆地笑，一脸的淳朴和善良。他们是老人的女儿和女婿。
去年农妇怀孕，全家人等着新生命降生，不幸婴儿胎死腹中，老人十分伤心，为早夭的外孙女降了半旗，这一降就是整整一年。要等到女儿再次有了身孕，老人才会重新升起国旗。年轻的农妇和父母贴脸亲吻，又凑到老太太耳边嘀咕，脸上有掩不住的欢欣和羞怯，一旁的农夫笑得憨憨的。我们知趣地告别。看来，老人的国旗，很快就会在这个北极圈里的乡村里升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