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户口还有多少魅力
白丁
最近，石家庄一位普通的修鞋匠只花了3元的工本费就将户口从农村迁到了石家庄市区。以前，这听起来只能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今年8月以来，已经有至少3000多人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办理了迁入手续，成为这个城市的新成员。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附着在户口上的特殊功能越来越淡化了。市场经济需要通过市场的手段配置资源，于是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户口“藩篱”开始解冻。这在几年前甚至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石家庄市只是全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缩影。事实上，全国许多地方也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改革尝试。上海1996年就率先在浦东新区推出“蓝印户口”政策；前不久，广西宣布，将以身份证制度代替户籍管理制度。
1958年1月9日，我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从此有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户口之分。现在，市场大潮汹涌而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远离乡土闯荡世界。但已经实行了40多年的户籍制度还是像一条无形的带子，束缚着人们的自由流动。
小小一张户口本，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束缚力呢？户口的作用与它被赋予很多功能有关：195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与1955年出台的《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以及以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定，将户口与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挂起了钩。
于是，有了户口就有了生存的条件。之后，随着居民身份证、暂住证的实行，粮油关系的废除，以及住房的商品化和就业的市场化，户口的作用已经大大弱化，比如，不再计划招工了，没有商品粮了。可以说，户口的松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些地方改革户籍制度，放宽限制，是适应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的明智之举。
据权威部门预测，到2005年，我国流动人口将达到1.3亿人。户籍理论问题研究专家刘宏斌说，问题不在于人口流动，而在于外围条件和制度如何适应人口流动的现状，不能用计划经济的观点来考察和预测市场经济下的变化。一句话：户籍制度的改革不是形式上的一种创新，它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当然，户籍制度实行了几十年，在一些大城市，户口仍被附加了很多功能，要把传统的户口审批制改成登记制，显然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坚冰已经解冻，春天就不会遥远了。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记者来信
建一处厕所竟三部门审批
本报记者 范伟国
近日，记者在重庆永川市采访，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说起了这样一件事：市里的一个风景旅游区要在区内建造一个厕所，竟要跑到重庆，请市里的城乡建委、旅游局和园林局去审批。
据介绍，这审批还颇费周折，从选址、规格、式样都要涉及，没有一年半载的考察论证还审批不下来。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在下乡调查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深为不满地说：有关部门管得太多了！风景区建个厕所，报上来向省级主管部门备个案也就可以了。
风景旅游地的厕所不洁，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有关部门能重视厕所问题，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厕所建在哪个位置，建成什么风格，内部装饰和设置如何，确实有推敲的必要，弄得不好就会大煞风景。
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由此就一级一级审批。管事的人多并不是好事，很容易造成公文旅行、互相推诿或互相争权。
看来，简政放权说了多年，还是有不少环节没有放开。如果不在思想上放权，管得过多过死的现象就很难绝迹，这恐怕已不单单在厕所这件事上了。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行路难”难倒庄稼汉
新华社记者 董峻 胡靖国
目前，我国农村出现了大量从事农产品流通的农民经纪人，活跃了农村市场。但记者不久前在鲁、豫、晋、陕等省农村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出于种种原因，人为阻碍了农产品流通。不少农民说，现在做买卖，最大的麻烦不是来自市场，而是交不起、说不清的各种费用。
我们在山西运城市遇到了几个为卖瓜发愁的农民。这个市临猗县仁里村的一对父子用手扶拖拉机进城卖瓜，被交通管理部门拦车扣留了西瓜。他们再三央求仍未放行，直到第二天下午父子俩才回到家。他们气愤地说：“罚也好，缴也好，咋就这么拖拉，瓜都要晒破了……”
一个瓜农对记者说：“卖瓜就像做贼。本想天明前进城，中午车少人稀时出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单位’追着来罚。”他掏出一张罚款单，上面没有写清罚款理由，只写着名不符实的“养路费”51元。
在我们沿路调查中，不少进城卖瓜卖菜的农民反映说，不在市场里卖吧，城管、工商、交警谁见着卖菜的都要没收东西、砸秤罚款，所以老得东躲西藏；在市场里卖吧，本来市场就有限，收费的又没完没了，一会儿来收管理费，一会儿来收城建费，一会儿来收卫生费，还有交易费、地皮费……卖瓜卖菜都是小本买卖，哪能招架得住？
有个农民给我们算了笔账：前些日子他进城卖了一车西红柿，卖了一百一十几块钱，各种费用就交了近一半，三块五块、十块八块地交个没完，每次他都赔着笑脸小心翼翼地讨价还价，还真能省下几块钱。收据是从来没见过的，由此他得出“收费没谱”的结论。
小本生意渠道不畅，有的农民只好就地贱卖，没有收购商来收，甚至只有烂在地头或自家院里。采访沿途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一些刚刚调产种菜有所起色的农民家院子里，堆放着一筐筐卖不出去、已经烂掉了的西红柿、茄子、豆角等。有的农民苦恼地说，中央号召各行各业都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可是在咱这里，农民增收不光要看老天的脾气，还要看城里人的脸色！
不仅“游击队”如此，农民经纪人、销售专业户也意见纷纷。在山西祁县，我们和几个销售大户座谈时，他们感叹：“行路难，难于上青天！”一个叫韩志刚的“倒梨”大户说，拉一车梨到广州，一路下来得罚个几千块，万一碰上市场行情不好，就要赔钱。
在运城市最大的油桃专业村——陶村镇辛曹村，一个购销专业户说，去年他往外地销售了100来车油桃，今年只拉了41车。
他表示，往后再也不敢干这个了。鲜果销售季节性很强，一年里就十来天工夫，此时如果遇到“人祸”，很可能大半年辛苦就会泡汤。这个村去年外销油桃400万公斤，今年只卖了250万公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公路“三乱”影响了运输。几个从大同、呼和浩特等地来批发油桃的客商说，有的地方只是罚钱还好说，要是再碰上“认真”的，要求卸货、另外找车运输，路上耽误几小时甚至几天的都有，鲜果也全成了烂果子了。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头条新闻大奖赛
拥有首都北京的户口，一直是很多外地人的梦想。现在，北京户口的坚冰已经打破。但放开限制是十分谨慎的事情——
北京户口，门槛有多高？
本报记者 高云才
伴随着金秋的来临，《北京市外地来京开办私营企业人员办理常住户口试行办法》10月1日正式实施。这意味着，北京外来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可望成为“北京人”。横亘在北京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户口“坚冰”开始解冻。
谁最需要北京户口
“在公共汽车里，随便点一点，就可能有好几位总经理。所以，我这个经理是唬人的。”邓根保说到自己在北京东城区经营的一个小饭馆时，有些自嘲。
他是湖北荆州的农民，今年37岁，两个孩子的父亲。两个小家伙都在东城区的一所小学就读，负担不轻，除了学杂费外，每个孩子给学校的赞助费就是8000元。“有北京户口当然好，孩子入学就不用交赞助费了。将来升中学，上大学，都省事。我1992年就带着媳妇和孩子到北京闯荡，如果能解决北京户口，那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
据统计，像邓根保这样在北京闯荡和生活的外地人，统计在册的有237万。也就是说，北京市的外来人口起码在237万人以上。
大致分一下，在北京的外地人主要是三种：私企老板、一般民工和公司职员。这些人当中，谁最需要北京户口呢？
小老板们十分需要，如邓根保这一类人。那些更有经济实力的人则对有没有北京户口无所谓。“有北京户口，当然好；没有，也无所谓。”来自沈阳的职业律师林先生，是京城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到北京11年了，每年收入大约在几十万元。“有北京户口，并不能说明你的分量就比别人重。”像林律师这样的老板对北京户口的态度都无所谓，就别说那些真正的“大个”私企老板了。这类人有足够实力，他们用经济手段，就足可以解决所有因户口带来的不便。记者熟悉的一个私企老总，麾下房地产集团资产1亿多元，孩子还不到14岁，就送到了国外，户口问题自是难不倒他们。
民工的心态如何呢？在京城久负盛名的莱太花卉市场，贵州桐梓县的民工柳小山告诉我一段顺口溜：“跑到北京来挣钱，挣着就往家里转；人在北京是虾米，回到老家是款爷。”小伙子眨巴着眼睛：“其实，我们没有买户口的实力，也没有在北京长期生存的本事。北京户口，对我们来说，那是天上的云。”
最需要北京户口的，其实是那些公司职员。他们大都是有理想、有竞争实力的年轻人，要在北京扎下根。河南省一家艺术学校的毕业生刘丽，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表演专业，现在是“个体户演员”，她说：“我最想得到的东西就是北京户口。我们这些人，在北京漂着，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有了北京户口，就可以栽下树来，与人交流底气足，归属感强，就是谈恋爱也显得般配……”
门槛高不高？
这次，北京户口“瞄准”的是私企老板，那些特别需要北京户口的职员们不免有些失落。
《北京市外地来京开办私营企业人员办理常住户口试行办法》规定，申请人申请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登记常住户口的，应是连续3年担任所在私营企业的负责人，合伙企业合伙事务执行人或者其他组织形式私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户口迁入地拥有本人所有权的住房；企业连续3年每年纳税8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近3年纳税达到300万元人民币以上；企业职工中本市人员连续3年保持在100人以上，或者达到职工总数的90％以上。
“这个条件，太苛刻了。”李明浩，浙江人氏，他合伙投资的咖啡馆就设在喧闹的北京朝阳区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我媳妇是江苏人，多年来，我们俩一直为户口劳神。办暂住证就很麻烦，孩子上学事更多。我一年纳税也不少，可是离这个规定太远了。”
的确，这么高的条件，一般的私企老板难以企及。从10月1日起，北京开始对私企开放户籍，但直到目前，还是询问政策者多，申请办理者寥寥。
户籍管理部门称，北京户口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大幅度放开。市公安局户籍处的同志表示，北京现有人口数量对城市管理的压力已经很大，放开进京户口，北京的住房、交通、教育、供水等方面都会出现更大的困难。所以，放开北京户口限制是十分谨慎的事情。
一个良好的开端
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一处处长孔繁荣说，改革开放以来，在北京办企业的外地人员越来越多，北京市的繁荣发展离不开这部分人的贡献。北京应该为这部分人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北京市此次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放开对外地经营人员的户口限制，就是要以更优惠的条件吸引外地优秀人才到北京投资，繁荣首都经济。
在中直机关工作3年的孙亮，爱人在安徽淮南工作，小两口一直苦苦等待进京指标。小孙对我说：“什么时候，北京户口的光环降到了我爱人的身上，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强烈的渴望。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说，户籍制度的改革，从大的方面讲，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中国的开放、北京的开放是总的趋势，放弃人才、放弃资金就意味着放弃发展的机会。
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韩光耀表示，户籍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户口不可能无限制地迁入，也不能是死水一潭……
北京户口，虽然门槛还很高，但毕竟有了一个改革的开端。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机遇来自正确地应对挑战
吴敬琏
随着11月中旬中国正式加入WTO在即，中国经济在加入WTO以后发展前景的话题再次成为经济界讨论的热点。讨论中最常见的一句话是：“中国加入WTO，既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又意味着严峻的挑战。”这句话当然是不错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把机遇和挑战两者截然分开，以为机遇就是机遇，挑战就是挑战，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往往把入世的“机遇”理解为只要一加入WTO，出口对象国消除了关税和非关税障碍，我国出口就自然而然地大幅度增加；只要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抱有信心，外国投资就会源源而来，等等。我觉得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和乐观了。决不能以为加入WTO以后天上会下“金雨”，不用努力，机遇便自然降临。我同意这样的判断：“机遇是潜在的，挑战却是现实存在的。”为了使潜在的机遇变成现实，必须准备作出艰苦的努力。
事实上，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将遇到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有它的巨大优势，也有明显的弱点。在过去的年代里，中国经济表现良好，甚至在全球衰退的情况下“一枝独秀”，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弱点被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政府的行政保护、“倾斜政策”等等所“屏蔽”和淡化了。
加入WTO，意味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打通”，我国的企业和政府都要根据WTO的要求，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去玩“游戏”。上述保护和“屏蔽”在不超过5年的过渡期以后将不再存在。中国企业要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中国经济要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不能再靠政府的保护，而是要取决于自身的素质。如果根据这种要求审视我国的企业、我国的市场环境、我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规制方式和监管质量，就会发现，加入WTO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例如：（1）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迟滞，农产品成本大大高于发达国家，部分农民群众贫困状态没有消除；（2）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企改革尚未到位，国有经济效率未有根本提高，大量国企“下岗职工”分流成为重大社会问题；（3）银行体系相当脆弱，资本市场不能实现有效配置资本资源和度量企业绩效的基本功能；（4）市场秩序混乱状况和腐败蔓延趋势尚未扭转。在这种情况没有改变的条件下，即使加入了WTO，中国出口收益也未必能够大幅度提高，中国市场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也未必能够大幅度增强。相反，国内经济却会受到进一步开放的巨大冲击。
面对这种形势，不变革图存、加快推进改革以便存利去弊，增强自身体质，将会如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所说：“死路一条。”不过出路是存在的。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风浪与挑战，依靠改革开放，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最大困难来自由既得利益产生的体制惰性。我国政府加入WTO时的承诺，为市场化改革设定了时间底线。这就为克服由保守思想和既得利益产生的体制惰性提供了极其强大的动力。我们正是要在对挑战作出正确应对的推动下，加快我们的改革步伐。
总之，我以为机遇来自对挑战的正确应对。我们是否能把加入WTO提供给我们的潜在机遇变成现实，取决于改革在如下方面的实际进展：（1）切实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启动民间投资；（2）加快完成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使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制真正到位；（3）加快银行体系的改革，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资本市场；（4）改变用内部文件、审批制度、政府政策和对企业进行微观干预等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老办法，实现政府规制（监管）的转型；（5）建立透明的法律框架，实现司法机构的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确立法治社会。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假种子又坑农
地处鄂西北山区的房县农民饱尝了劣质种子之苦。今年春天由县种子公司引进的2万公斤劣质种子风波刚刚平息，日前又发生部分地区农民水稻大面积减产的情况。这批水稻种子是去年冬天由房县种子公司从外地引进的“金优桂99”，由于不适合高山地区生长，导致500多亩稻田大面积减产或绝收。
（附图片）
1、万峪乡中院村村民朱明奎看着标明生长期只有125天而生长了180多天仍不能收割的稻子直发愁。
2、万峪乡中院村村民齐文清抱着刚收割的稻子说，今年的稻谷估计要减产一半还多，一家五口人吃饭都成了问题。新华社记者郝同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