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大地之光
靳月英
王剑冰
一个人站在山上。这是太行山的余脉，山不算高，但坚实，沉稳，少有绿荫。壁立的山体像一幅苍劲拙朴失却颜色的古画。一只鹰从画中掠过。靳月英的目光显得苍茫。在淇县黄洞乡的这片山上，她已经望了七十七年了。
近些年来，靳月英意想不到地获得越来越多的荣誉和各方关注。这多少有些打乱她的生活或者说“工作计划”，五十多年了，她不知道什么叫拥有，她只知道热爱与付出。五十多年前，她望来了一面红旗和一个叫杨贵的区长，她知道红旗和区长代表着穷人的愿望，毅然地将丈夫送过了山梁，然而她再也没有望见丈夫回来。那时靳月英二十四岁，孩子刚刚八个月。自此她把每个穿军装的战士当成自己的亲人，每年都缝制军鞋和鞋垫给部队，以微薄之力体现出鱼水情深。靳月英不过是个普通百姓，山区的生活又相当清苦，拥军的本钱哪里来？战争年代，为赶制棉鞋，她曾经拆掉棉裤里的棉花；和平年代，为慰问部队，她曾经卖掉儿子为她准备的“寿材”。后来靳月英把目光集中在了漫山遍野的黄密草上。有人收草，每斤草也就三五分钱。草不值钱，其他东西却在涨价。如果靳月英给部队送上一百元的慰问品，就得三千斤草！一天按一百斤算，靳月英得上山割一个月！每到快“八一”的时候，人们就会看到一位老人在烈日下弯腰的情景，看到五十余斤的大草垛子在靳月英的肩上高耸，多少次靳月英随着那草垛子从山坡上翻滚下来。靳月英每年要割回近一万斤的黄密草，那种艰难和毅力可想而知。
靳月英站在山上的时候，就看到了山后小学的孩子们，没有文化的她知道知识的重要，可山里的孩子苦啊，生活都还困难，上学谈何容易。靳月英有了想法就放在了心上，在孩子们的节日里，靳月英像发糖豆似的给孩子发着笔和本，孩子们那个乐呀。往往这个时候，是靳月英最满足最高兴的时候。
我这篇短文不好细数靳月英五十多年间做的好事，仅举几例：1985年国家刚把9月1日定为教师节，靳月英就买了三十条毛巾、三十个茶缸送给黄洞乡中学每一位教师；南疆自卫反击战打响时，靳月英将三百二十四双鞋垫寄给了部队；1998年南方发生水灾，靳月英寄去了八百多元的慰问品；1984年靳月英去北京开“双先”会，什么都不舍得买，却用儿子给的六十元钱买回来二百五十个笔记本、一百五十支铅笔，在黄洞学校新生入校时送到了学校。靳月英慰问过方圆十里、百里的驻军，关心着五保户、困难户、军烈属。她的花费，除去每月的抚恤金、儿子的孝顺钱外，全是她上山割草、摘酸枣、挖小叶茶、采槐花换来的。
从1988年开始，靳月英与荒山较上了劲，她在石头缝里填土植树，一棵棵栽下去，十多年过去，竟栽活了四万多棵，绿化面积达五百多亩。如不是亲眼所见，绝不会相信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会有如此壮举。我们一行人缘着山路去看她的植树成果，说真的，个个都累得气喘吁吁。看着这些已经一人多高的柏树，不敢想象靳月英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刨坑，填土，下到水库边提水，搬石头围树坑。有的树今年栽了，明年又死了，死了再栽，直到栽活。一个人的日子总是孤独难熬的，何况在这孤独的荒山上，没有语言交流，没有音乐，甚至很少有一声鸟叫。靳月英也许总是自言自语，锄头与石头奏出单调的音乐。有人算过一笔账，十几年来，靳月英垒树坑搬动的石头都能装满六千多辆四吨重的大卡车，相当于搬走了一座小山。
植树成了靳月英的宗教，她以自己的虔诚、自信与执著，将荒山看作了能够置放灵魂的地方。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精神，以期充实而有质量。社会上飞扬着一系列的民谣，将一些人的追求方式诠释得通剔透明。这些人应该来读一读靳月英。靳月英老人所拥有的只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床，再就是一把镢头、一根扁担、两只水桶。作为一个社会中人，靳月英不会看不到生活的变化，不会不知道过去当官的与现在当官的待遇上发生的变化。作为一个基层最普通的党员，靳月英的欲望小到了几乎为零的程度。不图升迁，不图发财，不图吃香的喝辣的，她还贪图什么呢？
靳月英终于享受了一次高规格的待遇。1998年的建军节前，靳月英想为淇县中队的战士买三个矿泉壶。老太太思想也超前，自己喝着山沟沟的水，却想着战士们的健康问题。尚差百十元钱，她爬到树上去采槐花了，槐花一斤能卖六块钱呢。七十六岁的靳月英随着一束嫩枝摔落下来，腰摔伤了。县里听说以后，安排靳大娘住进了省城的高干病房。书记说靳大娘辛劳了一辈子，一定让靳大娘住最好的医院，享受最好的治疗。靳月英如何能睡踏实，她在医院里仍然做着绿色的梦，她说植树节快到了，正是栽树的好时候，她总是想回去，心里着急呀。
社会进步是因为文化提升的结果。说起来靳月英没什么文化，讲话也讲得疙疙瘩瘩，然而从靳月英五十多年的为人感到，靳月英是在鞋垫上纳绣文化，以普通百姓之情感染军营、鼓舞士气；且在孩子身上补救文化，以母性之心滋润幼小心田，援学助教；是在荒山上栽种文化，以坚韧不拔之志征服荒山，荫庇后世。人说靳月英在建设三大工程：巩固长城的工程，增长知识提高素质的工程，改造自然加强环保的工程。这正和我们国家抓的工作不谋而合。淇县县委书记张民堂对我说，在靳月英的带动下，三十多万人的小县，竟有十万大军上太行。
一个人站在山上，山风很大，撩起了她的衣襟与白发。她显得很瘦小，犹如一株小树抑或一棵小草。山不算高，但很多人都看到了她。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眭书魁和他的研究所
高庆春
“三驾马车”是怎么奔到一起来的
一个人迟早要走上一条路，一条贯穿终生的路。影响他走上这条路的，或者是家庭，或者是课堂，或者是传说中的某个人物，或者是突发的某个事件。比方说，青年鲁迅留学日本，一度学医，那是因为他父亲当年遭庸医误治，他始终感到悔恨，同时他确信，通过医学的道路，可以打破国民的迷信思想，增进他们对于科学的信仰。而郭沫若呢，留学日本时，也曾经学医，那是因为他意识到“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将来学成归国，“做一个跑道医生，背着药囊，走遍全国的乡村，专门替贫苦人们作义务的治疗”，那该多好！
本文的主人公之一眭书魁之所以学医，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缺医少药的山村，从小就目睹乡人有病得不到必要的及时的治疗，而不幸死亡。这当中，就包括他的父母。父亲去世时，只有三十来岁，正当壮年。母亲虽然多活了几年，但也没能把他拉扯到中学毕业。这是他终生的隐痛。所以，当“文革”后恢复高考，他就毅然报考了河北医科大学。
五年大学，打的是基础。毕业后，他又考进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继续深造。这时，他还不是一个定向的科研工作者。他面前的路很多，充满各种诱惑。直至有一年暑假，他回到河北赞皇县的老家。乡里有个小孩，不幸患上了红斑狼疮。这是一种疑难病症，它的凶虐，与癌症、血液病齐名。小眭深知它的难度。然而，作为医学研究生，他不能见死不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出手援治。奇迹就在不经意中诞生了。若干日后，小孩的病竟被治愈，重新背起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此时，眭书魁与小孩的家长一样高兴，不，应比他们还要高兴。因为他看到了研究的方向，就像哥伦布在茫茫的海洋里突然发现了新大陆。
高建华呢，他大学和小眭同校，也学医。毕业后去到部队一家医院，当临床医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治疗一般病症。忽然有一天，天崩地裂，他新婚不久的爱妻，竟然得了红斑狼疮！作为医生，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哪怕是为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他也不能束手。他带着妻子四处求医，所见的专家都告诉他，国内医学界对本病的认识还很不足，没有特效疗法。他没有灰心，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自己用药研究。一次次的实验，使他对该病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尽管后来没能治好妻子的病，却也使她的生命延长了几年。沉重的代价换来小小的成功，心灵得到些许安慰。同时他也答应了妻子的临终遗愿：为了更多患者的幸福，一定要把已经开了头的研究进行到底。
马秀清，大学与前二人同校。毕业后，在河北省中医院，专治肾病。由于红斑狼疮的发病常常和肾脏相连，所以她在研究肾病的过程中，也把目光稍稍扩展。有一次，她大胆接手一个狼疮病人，结果，连她自己也没料到，疗效竟是出奇地好。此番成功，激起了她的兴趣。她想，既然该病是世界性的难题，为什么不努力闯它一闯呢？于是她就把目光瞄向了这一尖端课题。
三个志同道合的昔日同窗，在不同的岗位上遥相呼应。久而久之，都取得相当的成绩。但是，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他们开始考虑如何拧起绳来。刚好，变革中的时代提供了良好机遇。1994年，在石家庄市谈固西街北段的一座小楼里，他们挂牌成立了石家庄市同济红斑狼疮研究所。
悬崖上的红花
凡成功，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著名作家冰心曾写过这样一首小诗：“成功的花，人们只惊叹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浸渍了奋斗的泪泉。”
在攻克狼疮这恶魔的道路上，眭书魁是“三驾马车”中的学术带头人。要带好这个头，谈何容易。古人有一心读书三年不窥园，他呢，不是三年不窥园，而是十年不看电视。想也不去想，一眼也不看。不窥园，是不受四季景色的诱惑，因为书中自有繁花似锦，功名利禄。眭书魁压根儿不看电视，是因为他时时刻刻想着病人的痛苦，想着任务的艰巨，他没有时光虚掷，没有工夫分神。达摩面壁九年，为的是破壁飞升，眭书魁十年不看电视，为的是集中有限的精力，向病魔投去制胜的一剑。
眭书魁是在太行山区长大，大山给了他倔犟的个性，也给了他得天独厚的资源。他们征服狼疮，靠的是中草药。太行山，就是中草药的天然宝库。常常，眭书魁一人带了工具，到深山采药。奇巉危峰，层峦叠嶂，处处留下他的足迹。有时在山里逗留过久，天黑了还没踏上归路。你见过大山的夜晚吗？四周围黑黢黢的，没有灯火，没有人声。高一脚，低一脚，碰上野兽找食，也是寻常事。他就碰到过几次，直觉中惊为是老虎。这时，没有武松的胆量，你是很难迈步的。
还有一个细节很有象征意义。有年冬天，眭书魁在太行山里采药。猛抬头，他看到悬崖上有一截裸露的树根，因为是冬天，看不到树叶，难以辨认，但是，凭直觉，他意识到这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一种草药。这时他内心的激动，不亚于地矿人员发现一种重要的矿脉。悬崖很陡，要上，只能从别处绕上去，但那要花费很多时间。他等不及了，决定援壁而上。没有保护设备，没有攀援工具，赤手空拳，一步一步向上爬。待到抓住树根，回头向下一看，幽谷峭壁，凛然惊魂。
药采来了，究竟效果怎样，要试验。怎么试验？这可不能拿病人当对象。通常，眭、高、马三位医生，一人尝一味。以一月为期，然后坐到一起，交流、讨论服药体会。就这样，像尝百草的神农，一味药一味药地筛选。尝药，有时需要加大剂量，不如此不能明显体会药效。剂量一大，副作用也大，强烈的药物反应常常让他们茶饭不思，辗转难眠。药方确定了，还要北上北京，南下上海，到一些著名医院找专家探讨。一药之入伍，一方之组成，真是惨淡经营，煞费苦心。
大山深处有好药，这不是偶然的。一株草药的生长，与它荒僻的环境，与它充沛的雨露，与岁月的流泻、雀鸟的喧阗，一句话，与日精月华、风霜雨露，都大有关系。当它生长在山林，它有色彩，有个性。当它化为草药，依然有色彩，有个性。眭书魁他们呢，当他们瞄准这一尖端课题，他们的棱角就开始崭露。而当他们尝遍百草，研制出出色的处方，他们的生命，也在时代的背景上发出熠熠光彩。几年间，他们在红斑狼疮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获得过自然科学基金奖、部级成果奖及省级科技进步奖；他们研制的“狼疮饮”通过了河北省科委及卫生厅组织的专家鉴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所选中药恰当，配伍合理，疗效明显，居国内先进水平。
最大的效益
“以病人为中心”，是同济人上下一致的理念。旧的医疗管理模式导致这样一种观念：患者求医，是求，既求，就得对医护人员毕恭毕敬，有时，还得“意思意思”。在同济，情况相反。同济人认为，医本仁术，讲究的就是一个仁慈。患者有了病，心理本来就处于最脆弱的境地，对他们的任何不当刺激，都会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因此，他们一改官医作风，各科治疗改“患者动，医生不动”为“医生动，患者不动”；各科护理改“护士坐着，患者站着”为“患者坐着，护士站着”。这一动一静、一站一坐，看似小事，带动的却是医患关系的根本变革，拉近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标志着多年形成的“到医院求大夫”的陈旧观念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科学意义上的医患关系。
“一份病历就是一张请柬，一个患者就是一位上帝”，开放式的窗口，简洁规范的就医流程……他们把群众反映最多的问题作为工作的“着力点”，过去不完善或群众不满意的，就改进，过去没有但群众有要求的，就尽力去办。患者来自不同地区，民族风俗、宗教信仰不同，对饮食的要求各别，他们在食堂大众化的基础上，又免费为患者提供炊具。一般医院手续繁琐，收费昂贵，在这里应减则减。一位患者辗转几家医院，每次检查相同，结论却大相径庭。到同济，医生只看了他带来的各种资料，就予确诊，避免了许多重复花费。所内实行微机病案管理，建立集诊断效果、药物有效率统计于一体的资料跟踪网，对患者进行跟踪调查，遇有可疑情况及时提醒患者，帮助制定预防措施，降低患者的复发率。
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说起来容易，然而，真正把它作为研究所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并落到实处，确非易事。所长眭书魁说：“这是一句口号，但更是科学。它不单是讲究医疗服务态度，更关系到医疗服务内容，医院的每一个举措，都要看是否有利于诊疗水平的提高，是否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患者的就医权益，是否符合现代医院的发展方向，病人至上，就是在工作中更多地关注病而不是关注钱，就是真正遵循医学规律。”
同济红斑狼疮研究所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上百张床位、上千万元固定资产、数百万元检查设备，集科研与临床于一身的现代化专科性医疗机构，其附属医院平均每天有近百人就诊。
自从加入因特网，研究所和全世界已经连成一体。远在日本、新加坡、英国、美国的患者，都来求医求药。新加坡有一位女患者，对于中草药治疗疾病，尤其是治疗红斑狼疮这样的重症，将信将疑，当她通过旅游团，获得药物，并且取得明显疗效，她实在是惊讶万分，说：“想不到中药效果这么好！”有位日本友人今井先生，其正处青春妙龄的女儿患了红斑狼疮，父亲为她愁白了头发，母亲为她流干了眼泪，朋友为她请遍了名医，却仍不见好转。后来今井先生经日本汉方医生介绍，辗转到中国寻求中医治疗。慕名寻至同济研究所，经眭书魁短短三个月的调治，患者症状消失，检查结果完全正常。这位与中国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日本学者提笔欣然写下“杏林添新叶，橘井又一枝”的条幅送给研究所留作纪念。
每逢接到病人类似的陈述，高建华大夫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又一个病人脱离了苦海；难过的是他的妻子走得太早，没能等到这一天。不过，能够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总算没有辜负妻子的遗愿。愿她在天国含笑。
眭书魁来自赞皇，这是太行山区的一个贫困县。眭书魁事业有成，没有忘记生养他的故土，1998年，他带领所、院职工，深入赞皇山区，为乡亲们送医送药。平常，对待某些困难病号，也采取一些特殊照顾。当然，研究所和附属医院，是经济实体，不是扶贫机构，搞科研，为患者治疗，是要讲究经济效益的。但是，这医疗战线上的“三驾马车”，专攻红斑狼疮的三位高手，他们看得更多想得更多的，是事业，是彻底攻克难症。能为人类的健康服务，这就是他们追求的最大效益。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曲海说山
曹竹青
当你写作，偶尔抬头看壁上的挂钟，是希望时间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好让你从容干完手底的活；当你旅行，无论是在机舱，还是在列车，你不时抬腕看表，是渴望时间走得快一点，再快一点，好让你尽早抵达终点。
自打弃工从文，写作就成了你的主业，毋宁说宿命。你像一艘开足了马力的快艇，在文学的海洋里乘风破浪。那时天真高，仰头但见朵朵云絮，或者什么也没有，晴晴朗朗，清清亮亮；那时海真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蔚蓝，是柔蓝，媚蓝，沁蓝，醉蓝。你为审美的冲动而陶醉。曾经，你是制造潜艇的助理工程师，热衷于在海底巡猎。直到有一天，长埋在心头的创造激情犹如火山喷发，你于是毅然改变航道，也来“文曲星”们驰骋的洋面一试身手。你把目标锁定在元明清小说戏曲，你的硕士论文是《〈赵氏孤儿〉剧目研究》。
有一天，你把快艇靠上一座叫“金瓶梅”的小岛。你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学问的天地，清代小说美学家、《金瓶梅》评点者张竹坡的家世生平，从此走进你的视野。
烟云只在残破的文献间出没，兴衰只在历史的皱褶里更替。你风尘仆仆，广搜博求。你夙兴夜寐，兀兀穷年。书中自有蓝天碧海，书中自有长鲸云帆。不梦黄金屋，不梦千钟粟，不梦颜如玉。你此生有书在案，有笔在手，有烟霞笼室，沧溟涤胸，便别无他求。自然，你也适时从书案上抬起头来，从斗室走出，因为你是大海的一朵浪花，你的欢舞是由了整体的激荡，整体的节奏也需要你合拍的和谐。
你澄心，寂虑，按部就班，踏踏实实。你的终极欲望就是一个读书人，读了写，写了读，读出几分名堂，写出几分志向。
生活的海洋向你敞开另一条航道：仿佛在一夜之间，你被任命为徐州市文化局的官员。如果你坚持拒绝，你的道路将相对平坦。但是，你注定避不开人生的回旋曲折，除非你无爱，无恨，无述，也无为。
作为从来是逆着大风大浪扬帆。
倡导并主办中国戏曲史上第一次跨省区单一声腔剧种的艺术大会集———苏鲁豫皖首届柳琴泗州淮海戏剧节，举办徐州市首届青年演员会演、首届中年演员会演和徐州市首届艺术节，举办首届全国暨国际《金瓶梅》研讨会，组织整修开放大型汉墓，建造汉兵马俑博物馆和汉画像石艺术馆，构设大汉文化博览区，策划创作音乐舞蹈史诗《大汉魂》和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汉刘邦》，并计划编纂“两汉文化研究丛书”，所有这些第一和首创，映亮了你前后左右的水域，鼓舞你在余暇还能见缝插针，书写或编纂你心爱的学术著作。你不无自得地总结，这就叫“在位谋政，克己奉公，丝竹乱耳，案牍劳形”。
生活的航道再次改向：进入知天命之年，你又被推上徐州教育学院的领导岗位。
去丝竹之乱耳，存案牍之劳形，你依然大刀阔斧，你依然兢兢业业。教育学院很小，颇有点螺蛳壳内做道场的味道，教育学院又很大，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一桩桩，一件件，你都要从头抓起，从长计议。这又是一番兴废立新的创业。五年过去，在你和同事的努力下，学院已从往昔的“小不点”，发展成为徐州地区教干培训中心、师资培训中心、图书资料中心、电化教育中心，迈入全省乃至全国教育系统的先进行列。
你仍然不失书生本色，那证据，便是一篇又一篇关于教育、关于戏剧论文的撰写与发表。
我们初次相遇，是在北上京华的列车。你一路手不释卷，边读，边在书上作眉批，显得极为投入，正是这种书卷气吸引了我；而从你不时亮腕看表的细节，我推断出，你内心有事，你渴望尽快到达终点。
攀谈之下，才知道你叫吴敢。
而你要到京城拜会的人物，有几位也是我素所敬仰的学者，比方说王利器、冯其庸、吴小如。
那日的话题集中在鲁迅、周作人、胡适，这都是我正在写作的选题。我发现你对近代文化人物非常熟悉，每每都有独到的见解。尤其你所说“历史不在乎一时的风风雨雨，也不在乎炒作、粉饰和拔高，它只重质量，只讲究摒弃任何附加物后的净重”，使我在洗耳恭听之际眼前一亮，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由是揭开了我们的交往。
今晚，当我在电脑上敲这篇短文，随手打开你新赠我的《曲海说山录》。这是你近年在文海驰骋的结晶。冯其庸先生作的序。冯老说：“我与吴敢同志认识已经很久了，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实干家，不仅事业上实干，学问上也是实干。”两个“实干”，揭示出你的精神实质。吴敢，你是文理兼通的干才，愿你在新世纪新岗位继续写出大文章。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烈士·恩师
穆青
我的老师赵伊坪烈士牺牲已整整六十年了。
还是三十年代初期，我在家乡河南杞县大同小学和大同中学读书的时候，赵伊坪和梁雷老师曾两次来学校任教。时当国难深重，民不聊生。他们受我党地下组织的派遣，满怀爱国热情，在同学中积极传播革命思想，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赵伊坪那时候是我们学校的训育主任，他和教务主任梁雷一样，都是同学们十分敬爱的老师。学校里所有的抗日救亡活动，都是他们领导和组织的。特别在“西安事变”之前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日寇侵略加剧，国家危如累卵，全校师生义愤填膺，毅然成立了抗日救国牺牲大同盟，赵伊坪老师任同盟的主席。那时的杞县，是一个贫穷偏僻的小县，十分闭塞，可唯独我们学校有点特殊，不仅可以看到北平、上海、武汉等地的报纸杂志，而且还能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国内外的动向及全国关注的焦点。有时候我们甚至还收到过我党当时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以及其他一些秘密发行的印刷品。我清楚地记得，我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我和几位同学都曾收到过。当时我们只敢秘密传看，并不知其来源，现在回想起来，可能都是赵老师和梁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系的。不言而喻，这些宝贵的精神食粮，对于开导我们这些正在成长的少年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赵老师出身于书香门第，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本人又是一位诗人，表面上似很严肃，但内心却充满激情，讲起话来激昂慷慨，极具感染力。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听他讲课。记得有一段时间他教我们古文，一篇袁枚的《祭妹文》把全班的同学都讲哭了。直到如今，那篇文章中的一些词句我还没有忘记。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历代那些充满爱国激情的诗词的讲解。其中有陆游的《书愤》、《示儿》，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等。这些千古传诵的诗词，都是赵老师选来教给我们的。每次讲这些诗词时，赵老师都要把全文写在黑板上，然后结合着作者的身世和当时的时代背景，一句一句给我们讲解。每讲一首诗都是一堂爱国主义的教育课。讲到动情处，他往往激情难抑，要我们全班同学跟着一齐高声朗诵。记得文天祥那首《过零丁洋》最后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赵老师就曾声泪俱下地领着我们反复朗诵了好多遍，以至这联充满民族气节的不朽壮歌，从此就深印在我们的心里。
1936年的下半年，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教我们世界语的老师傅铭第，被反动当局逮捕了，接着我们的校务主任王衡儒也被牵连入狱。很显然，这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我们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活动采取镇压和迫害的信号。但我们并没有屈服，相反地，全校师生在赵伊坪、梁雷老师的领导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学们群情激愤地贴标语、散传单，游行示威，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抗日运动，逮捕进步教师，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人员。经过近一个月的斗争，加上各方面的设法营救，被捕的教师终于放回来了。但我们的学校，从此更陷入了反动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中。随后，学校周围以及县城城墙上，竟出现了“打倒共产党赵伊坪”的反动标语，并以恐吓信的方式扬言要严厉制裁赵伊坪和梁雷老师。对此，赵老师一概置之不顾，照常组织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而且越来越红火。
1937年底，我参加了八路军，在烽火连天的战斗环境里，很难听到一点老师和同学们的消息。只听说赵老师在离开学校后，由彭雪枫将军介绍，去了山东聊城范筑先的部队。后来报载范筑先老人在聊城失陷时壮烈殉国了。从此，赵老师的去向就再没有听到。
然而战争的残酷性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果然，当我1940年下半年从敌后回到延安，同几位老同学相逢时，他们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赵伊坪老师在山东壮烈牺牲了！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但遍访山东的来人，都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那是1939年的春天，日寇重兵扫荡山东，当时赵老师正担任中共鲁西区党委秘书长兼统战部长。在一次战斗中，他带领区党委机关干部和少数警卫战士向鲁西北转移，不幸在荏平县的许楼村突遭日寇装甲兵和骑兵的伏击。赵老师负伤落马，黑夜里他的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也失落了。由于行动不便，终于被日寇所俘。面对着野兽般的敌人，赵老师始终正气凛然，理直气壮地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残暴的敌人完全灭绝了人性，便当着被刺刀枪托驱赶来的群众，把遍体鳞伤的赵老师绳捆索绑，浑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火光中，人们还断断续续听到赵老师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当时，他年仅二十九岁。
这不幸的消息，这惨烈而又极其悲壮的情景，使我感到强烈的震撼。没想到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敬爱的三位老师都先后匆匆离我而去了。他们死得壮烈，死得光荣，但也死得太早了。
为了纪念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用傅雨坪的笔名写过一些文章。傅指傅孤侣，雨是梁雷（他又名梁雨田），坪就是赵伊坪老师。他们不仅是英雄的革命烈士，我的恩师，更是我心目中那盏永不熄灭的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