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下乡手记（29）
身价为何翻筋斗
年前，我挂职的那个县有几个朋友来京出差，临走时我带他们到报社附近的一家超市购物，当看到蔬菜柜上盒装蔬菜的价格时，他们惊叹不已：寻常的西红柿、豆角、小白菜一装进泡沫盒子再蒙上一层薄薄的保鲜膜，身价顿时翻了几个筋斗。县蔬菜办的一位领导大发感慨：闹了半天，我们出了力，钱却让人家给赚去了。
农产品加工程度低，是我国农业落后于世界水平的重要原因。专家曾作过这样一个统计：如果我国的农产品加工程度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将在现有基础上提高3倍。
单就粮食的价格看，目前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相差不多，但美国的粮食增值这一块，却是我们的5至7倍。在美国，玉米可以加工成2400多种产品，我国只有十几种；小麦，我们的加工品种不足30个，美国超过150个。水果也如此，以苹果为例，我们的加工品种不足10个，而美国多达100多个。
加工程度低，不仅使我们的农副产品丧失了多次增值的机会，还加剧了卖难。近几年，农产品烂市的呼声不绝于耳。实际上，无论粮食还是果品，我国的人均占有量都远远低于世界水平。譬如苹果，我们的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6。美国苹果加工量占总产量的60％，而我们不足0．1％。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已解决了温饱，改善食物质量、转化农产品将是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近些年，国内有不少地方或企业在这方面已有了成功的经验。如四川绵阳的光友公司，将红薯加工成淀粉，再把淀粉加工成粉丝，将粉丝再加工成快餐粉丝面。一公斤鲜薯售价0．3元，制成快餐粉丝面后，售价6．9元，是鲜薯价的23倍。再如黑龙江的华润金玉实业有限公司，将玉米的粒、瓤、秆都加以充分利用：将玉米粒脱脐脱皮，生产出玉米脐子油、色拉油和调和油；用玉米淀粉生产食用酒精，渣子加工成高蛋白饲料和复合饲料；用玉米瓤子生产出木糖普醇和高醇，下来的渣子又生产出各种养菇的菌棒；玉米秸秆被用作原料生产汽油醇；连剩下的黄浆水也被用来生产饮料添加剂、大棚蔬菜助长剂等。这样，就基本上把玉米原料用干榨净了。一个企业年消化玉米就达70万吨，占肇东市玉米年产量的70％，其增值程度可想而知。
当然，要达到光友、金玉那样的加工程度，目前很多地方还力不能逮。但因地制宜搞一些初级加工，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譬如将蔬菜冷冻脱水、把鲜果精包装、把肉类制成半成品等。待有了一定的实力，再把产业链往长里抻。
实践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农产品加工搞得好，那里卖难的问题就解决得好，农民增收的步子也就迈得大。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今年国家“进中心、保生活”的方针不变，在给国企下岗职工一颗“定心丸”的同时，各地转轨试点已开始悄悄推进———
下岗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过渡
本报记者 白天亮
新千年的第一个月，国有企业660多万下岗职工的96％进入了再就业服务中心，92％领到了基本生活费。“保生活”的到位，让绝大多数下岗职工过了个安稳的春节。今年是实现国有企业三年改革和脱困目标的决战之年，企业减员增效力度加大，下岗人员会不会进一步增多，每月的基本生活费还能不能保证足额按时发放，再就业服务中心会保留多久？记者就此采访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人士。
去年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目标基本实现，今年下岗职工人数预计会有所增加，“进中心、保生活”仍是当务之急，资金筹集渠道不变，企业和社会筹资不足部分，财政将兜底
据介绍，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普遍建立了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全年下岗职工总规模1174万人，月均580万人。当年出中心下岗职工524万人，其中492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人数占全年下岗职工总数的42％。在中心的下岗职工90％可以领到基本生活费，而且在1999年9月后每月生活费平均提高了86元。这意味着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问题的组织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要求也基本上达到了。
考虑到今年企业改革力度加大，预计全年下岗职工将达到1200万人左右，出中心再就业大约500万人，需要保障基本生活的下岗职工月均700万人，比去年多120万，增加20％。另外，今年是在基本生活费标准提高的基础上保发放，资金需求大幅度增加，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任务更重、压力更大。
形势虽然严峻，下岗职工的生活还是要保。国家已经明确，今年要继续把巩固“两个确保”放在首位，眼前的当务之急仍是“进中心、保生活”。“保生活”最关键的环节是资金能不能落实。统计数字显示，去年全年共筹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195亿元，其中财政承担50．8％，社会筹集20．5％，企业自筹28．7％，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基本生活保障资金90亿元。今年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资金渠道和政策不变，有关部门已经要求各地充分考虑下岗职工数量增长和调标因素，及早做好资金需求预测，对企业筹集部分加强督促，对社会筹集部分，除失业保险基金调剂外，还要开拓新的筹资渠道。企业和社会筹集不足的部分，财政要兜底，打入预算，不留缺口。对资金确实有困难的地区，中央财政会继续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一定的支持。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后的支持方式会有所改变，不是缺多少补多少、要多少给多少，而会与地方财政的实际投入及工作实绩挂钩。
国企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将逐渐向失业保险过渡，各地根据条件确定实施步骤和时间，失业率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攀升
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现行的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会逐步向失业保险制度过渡，以加快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提出初步设想，在实施步骤上分三个阶段，即“双轨”、“转轨”、“并轨”。在“双轨”阶段，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失业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转轨”阶段，企业新的裁员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此前已进中心的下岗职工仍维持原政策，直到协议期满全部出中心；在“并轨”阶段，失业人员、企业新的裁员和协议期满出中心的下岗职工，全部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三步具体何时走，全国没有统一的时间表，由各地区依据条件自行设定。记者从2月底召开的全国培训就业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东部沿海不少省份已明确了过渡目标，如北京、天津、浙江规定今年再进中心一年，明年起不再进中心。部分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也在积极创造条件，如成都市已提出从今年起，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下岗后不再进中心，2001年起新下岗的职工原则上都转为失业处理。
按照这一思路，后两个阶段，失业率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攀升，就业的难度有可能进一步加大。这给再就业比较困难的下岗职工敲响警钟的同时，也向我国失业保险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据了解，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失业保险基金还很脆弱。以黑龙江为例，去年年底进中心的下岗职工73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的3万多人，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仅为5．7亿元，只能满足28万人一年的失业保险金支出。因此，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还要加紧完善。对收不抵支的地区适当调整缴费比例，确保下岗职工转到失业后基本生活仍有保障。据悉，近期不少转轨的试点地区提出，在下岗转为失业后，财政支持的资金不能削减。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已进行了研究，总的方向是财政会继续保持资金支持力度，保证转轨试点的进行。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支出部分，除用于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外，还会用于补贴失业保险基金地区缺口和促进再就业。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积极财政政策三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米建国
●积极财政政策要实施多长时间？
●国债发行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会增大财政风险？
两年来，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践充分证明，这是一项符合主客观要求的正确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到底要实施多长时间？第一，要看国有企业的脱困情况，要看民间投资的增长情况。这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脱困，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待到民间投资的增长达到能够支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也是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取得重大成果的时候，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时候。第二，要看物价变动和通货膨胀的发展。当物价超常攀升，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健康运行的主要威胁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及时转向。但这并不等于那个时候就不发国债了。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的经验看，即使在经济良性循环时期，也要发行适当数量的国债。正是国债这种流动性极强的金融商品，使央行的货币政策得以有效发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80％是国债，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有30％是国债。不然，美国的货币政策便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公开市场业务便成为空谈。
关于国债的规模，要纠正一种流传甚广的误解，即把欧盟国家《马约》规定的“入围限制线”：当年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不高于60％和财政赤字不超过3％作为债务规模和赤字的警戒线。实际上，国债的规模和继续发行的空间，即国债发行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要用国家财政的国债利息支出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关系来判断。只要国家财政每年用于国债利息支出的增长幅度小于或等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那么，这个国家的国债发行便具有可持续性。可怕的不是1998年以来新增的国家债务，而是此前发行的高利息债务。尽管我国的国债发行额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到了3890亿元和4015亿元，但到期时的付息额可能与1994年1175．3亿元的利息总额不相上下。1998至2000年国家财政的国债利息支出分别为751亿元、618亿元和761亿元，利息支出高峰即将过去。发新债还旧债是国际惯例，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具体表现，不必过虑。应考虑的是付息额不要增加过多。过快增加的利息负担会对财政平衡构成巨大压力。从目前的国债利率水平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看，我国的国债发行不仅有较大空间，而且成本相对较低。即使发行5000亿元，到期时的利息总额也不会超过200亿元，这要比1998年、1999年、2000年的国债利息支出少得多，以后的财政是完全有能力承受的。关键是掌握好国债资金的投向和提高使用效益，既能发挥对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又能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挤出效应”。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财政风险是否增大的关系，也是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主动防范财政风险的政策。只有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支持经济发展和保证社会稳定的力度，才能渡过难关，才能真正地化解财政风险。如果财政无所作为，一旦经济出现停滞，财政风险和其他风险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假设在1998年、1999年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必然大幅减速，不仅财政收入会减少，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要增加，而且其他社会问题也会接踵而至，局面将不堪设想，财政风险和其他风险肯定都比现在大。按目前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的增幅来看，应该说财政风险不大。如果1998年、1999年在原发行基础上每年再多发行500亿元国债，目前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将会更好，也许在2000年就可以少发些国债。由于前两年的国债发行量有些偏小，2000年必须适当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这才是积极防范财政风险的应该之举。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劳动力市场体制逐步建立
上海再就业服务中心出大于进
本报讯 记者吴焰报道：在过去一年里，上海再就业服务中心新进下岗人员25万人，出中心人数26．6万人，创造了中心创建3年多来首次人员“出大于进”的纪录。全市再就业服务中心由1998年底的308个减少到298个。原9个试点行业中，广电、仪电、建材3个中心的下岗人员已全部出了中心。
上海的这一新情况表明：作为下岗人员从企业到社会的“摆渡船”、“蓄水池”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在对下岗人员迈入社会、帮助企业减负发挥极大作用后，随着市场化就业机制的逐步确立，开始进入“后中心”时期，上海也将步入劳动力市场体制新阶段。
去年是上海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进入高峰”年，全年新进下岗人员为25万人，为历年之最，加上上年结转的16．3万人，总数达到41．3万人，再就业任务较重。由于上海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在全市构筑了不同层次的社会救助网络，健全了社会保障体系，加上扶持和发展非正规劳动组织就业、开展“创业者”培训、建立公益性劳动组织、建立职业介绍网络、推进职业培训社会化等措施，下岗人员从服务中心流出的渠道更为通畅。到去年年底，累计有83．3万下岗人员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68．6万下岗人员出中心，出中心率为82．4％。
据介绍，到今年年底，上海大部分再就业服务中心将实现职能的转换。一些有条件的中心单独或与地区联合转换为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机构，也可转换为组织劳务输出的人力资源公司。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将集中主要精力，建立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体系、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全市网络化的管理服务体系、法治化的劳动力市场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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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茶座
好好研究玩
晓飞
春节和妻子孩子回了两个家。先上岳丈家，妻子忙着会同学朋友，城里城外可以走走的地方我都走过了，只好捧本书，等着吃饭。尔后到我老家，又轮着妻子赋闲了，不过比我稍好些，逛商店永远是女人的最爱，尽管并不一定买什么东西。实在想不出可以玩什么，想不出玩什么能让大人孩子都开开心心而慷慨解囊。
节后上班一问同事，经历、心情似我者不少。看来，“假日经济”时代虽已出现在我们面前，但如何面对、如何把握住这商机，实在是准备不足、研究不够。
任何健康的经济运行都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构成。假日经济已充分显示出了它的需求特征，即旅游、休闲、娱乐、购物等等，包括不同群体、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地域所特有的不同需求。
相对而言，在旅游、购物供给方面，各方做了大量工作，准备还充分一些。而在休闲、娱乐即玩的方面，实在有待开发，适合各个年龄段的“玩”都亟待开发。
报载，北京的中国科技馆新展厅将于3月18日正式向社会开放。和老厅相比，新厅设置的项目增强了参观者的参与性，比如驾驶太空船、乘坐磁悬浮列车、骑自行车走钢丝等，让你上天入地，体验神奇。既“玩”了，也长了知识，人类苦苦探寻的科学奥秘在“玩”中潜心入脑。当然，全面规划建一批文化娱乐设施，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档次高，关键是抓住“玩”的精髓，既吸引人，大众消费水平又能承受，好玩不贵。比如日本不少地方在城市近郊开辟农业公园，提供让市民体验农业生活、与农户交流的场所；在农林资源丰富的地区，组织短期农业研修，融旅游、休闲、购物于一体，很受市民欢迎。这类“玩”法便很值得我们借鉴。
好“玩”乃人之天性，无论是人文的、科技的，还是自然的、田园的，皆大有文章可做。和旅游、购物等市场一样，目前已有的“玩”的思路和供给不免失之粗糙和肤浅，须下功夫研究、细化。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今日学技术 明朝闯市场
湖北当阳市再就业中心为下岗职工进行电脑操作、烹饪技术等方面的技术培训，有2438人学到了一技之长，实现了再就业。图为学员们在学习烹饪技术。
黄世坤 许行发摄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市长纳言改报告
本报记者 吴坤胜
在2月中旬召开的北京市第十一届人代会上，市长刘淇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一段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文字，在代表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原来，报告中非公有制经济的论述包括标点符号在内只有98个字，而且是放在“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实现再就业目标”的标题下面。
同时，有这样一组数字摆在代表们面前———截至1999年底，北京市共有个体工商户25．74万户，私营企业8．23万户，二者合计注册资金达700多亿元，吸纳劳动力超过100万人。其中，民营科技企业对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量的贡献率是70％，税收已占全市总税收的28％。可以说，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首都经济发展最重要、最新的增长点。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为，报告对非公有制经济没有表现出足够重视，纷纷向市领导进言献策。
北京市海淀区工商联副会长原永民指出，海淀区现有私营企业2．8万家，还以每月递增800家的速度发展，但由于都是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困难重重。他建议：一是帮助协调地方银行和其他融资机构解决非公有企业贷款问题；二是政府要及时掌握其发展动态；三是认真研究私营企业为雇工办理保险问题。朝阳区代表反映，去年准备在望京小区建立非公有经济实验区，区里曾向市里争取一些优惠政策，但不尽如人意。
北京市政府坦诚接受了代表和委员们的建议，对报告中有关“非公有制经济”部分作了较大修改，文字增多，内容也更加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