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迎澳门回归·迎接新世纪征文
刘文西：
乐为人民币画像
孟西安
元旦前夕，人民日报海外版在西安举行印点开印仪式和“走向世界，走向新世纪”书画笔会。书画笔会上，全国著名人物画家刘文西挥毫泼墨后刚刚入座歇息，就见一群参加笔会的工作人员和书画爱好者将他围起来，纷纷递上一张张崭新的红色新版一百元券人民币。
是向他索买字画吗？不是。原来新版一百元券人民币上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肖像，出自刘文西的手笔。人们请他在新版人民币领袖像下签名留念，用以珍藏。
“我画了那么多毛主席的肖像和作品，不是用来展出或被国家收藏，就是印成画册和年画广在民间流传，但从来没有想过印在人民币上。”刘文西今年已六十七岁，虽然身体发福，行动有些不灵便，而头脑仍然那么敏捷。他说：“我为新版人民币绘制毛主席肖像的任务，是在全国人代会期间承接的。”
刘文西是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在1997年3月举行的八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制钞公司负责人来找刘文西，请他给新版人民币绘制建国初期毛泽东的肖像。
刘文西是以描绘领袖神采和反映陕北风情而驰名中外的著名国画家。他生在山清水秀的浙江嵊县。从小热爱画画的刘文西，乡下没颜料，他就将各种不同色彩的瓦片磨碎，将各种鲜艳夺目的野花碾烂，作为初学美术的颜料。1949年他刚十七岁，全县举行庆祝开国大典集会，主席台上悬挂的毛主席像和朱德总司令像就是刘文西画的。尽管当时的领袖像画得还很不成熟，但形似上却得到了全县乡亲们的认可和赞扬。1953年他考进浙江美院国画系，师从潘天寿等著名国画大师。1957年毕业前，他来到延安实习，创作了著名的素描画《毛主席与牧羊人》，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轰动。1958年毕业，他就报名来到西安美术学院任教，同时一头扎进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以反映歌颂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和陕北光辉业绩的采风与创作活动。为了生动、准确地反映领袖们在延安和陕北的革命活动以及同陕北人民共同奋斗的历程，刘文西曾带着《毛泽东选集》，先后四十多次到延安和陕北采风，四次沿着毛主席转战陕北的路线走访写生。在志丹县的窑洞里，他曾煤气中毒，差一点被熏死；在佳县黄河岸边悬崖上，他冒着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写生，手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在“转战陕北”的路上，他从马背跌落在土壕里……经过艰苦努力和深刻理解，他先后创作了《同欢共乐》、《北斗》、《直罗镇大捷》、《知心话》、《佳城东望》、《解放区的天》等五十多幅反映毛泽东同志在陕北从事革命活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素描和国画。至今，在他家中木箱中存放的两三万张速写中，就有数百幅毛主席在延安时各种形象的素描底稿……难怪央行制钞公司的同志说，刘文西是最有资格、也最有能力画好毛主席建国初期形象的画家。
“雕刻制版也是一种创造，”刘文西说，“当时央行把雕刻制版的任务分别交给上海造币总厂、沈阳造币总厂、北京造币总厂等近十家单位去制作，先拿出十五块雕版让我挑选。我选出上海制币总厂雕制的一块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央行又让这些制版单位重制。第二次又拿来了不同编号的十五块雕版让我挑选。经过仔细挑选，我选中的一块竟然还是上海造币总厂美术大师雕刻的这一块。看来，上海造币总厂的雕制水平的确高啊。”刘文西说，“虽然雕刻版与原稿仍有差异，但能加工到如此地步，也实属不易！”
说来也巧，五十年前，十七岁的刘文西为毛泽东主席画大幅肖像，但那时的领袖像只是让家乡人民看；五十年后，六十七岁的刘文西再次为毛主席画像，而这次却印在人民币上。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魏明伦：
赋中自有妙文
李元鸿 谢和鸣
近年来，“巴蜀鬼才”魏明伦所撰“碑赋体”文章，陆续发表，计有《中华世纪坛》、《会堂赋》、《府南河碑记》、《华夏陵园赋》、《长江源头碑记》、《饭店铭》、《二滩赋》等十余篇。一时，文坛关注，读者赞许。
“高擎文明圣火，穿越世纪风云。火熊熊薪传百代，光灿灿彪炳千秋。”此乃《中华世纪坛》一文中对圣火之咏叹。此文是魏氏应中华世纪坛组委会之邀而作。全文字数不过三百，但却大气磅礴，豪情澎湃。如其间的一些骈偶句：“浩瀚青史，概括于坛内；辉煌文化，浓缩于眼前”；“徐行三百米平坦甬道，遥想百万年坎坷长途”；“转国运蒸蒸日上，升国旗冉冉凌空”……不但对仗工整，音韵铿锵，且文采斐然，寓意深刻。读如此佳句，恍如又见世纪坛万众高歌、龙腾狮舞，又闻世纪钟金声玉振、响遏行云！
赋是擅长铺陈叙事的，但上乘之作则能将叙事、抒情、议论有机结合，达到以物言志、情景交融之境地。魏氏的《中华世纪坛》文短而情长，言简而意赅，既有中华民族历史之“浓缩”，又有炎黄儿女情感之倾诉；既有深沉凝重的警示之语，又有豪迈慷慨的时代强音。其结尾，一声“踏星斗飞过世纪之交，驾神舟立于强国之林”，实乃亿万华人之“大风”新曲也！
魏氏之赋，不但文采值得欣赏，一些妙语也耐人寻味。如《府南河碑记》中有一段：“何谓公仆？应与父母官相反，乃公民之肖子，敬公民如父母，为公民办公益，替公民治公害。可叹以往父子关系颠来倒去，可喜今朝府南脉络正本清源。”自古以来，百姓叫惯“父母官”，但魏明伦却高唱反调，意将“父子关系”颠倒过来。他先赞“李冰治水”有口皆碑，再夸“府南工程”决策英明。说古道今，高谈阔论，百姓拍手称快，公仆颔首认同。如此之碑记刻于石上，立于锦城，犹如塑在人心之中耳！
赋，以《诗经》、《楚辞》为源，系诗歌“散化”演变而来，至西汉始成特定文体。那么，已成大器之专业剧作家魏明伦，缘何如此热衷具有古汉语风之“纯文学”创作？试看其《会堂赋》中之一段：“高山有流水更雄，森林有鸣鸟更幽，丹青有题咏更美，会堂有碑记更佳。惜乎各地堂多赋少……安得椽笔作赋，继岳阳楼风骨，取滕王阁华彩，兼醉翁亭谐趣：文章为楼阁增光，楼阁偕文章传世。”
也许是“惜乎各地堂多赋少”，也许是崇敬司马相如、苏轼、范仲淹等古代名家，总之，魏明伦好似激情画家，挥毫泼墨，笔势难收。然而，古人已随大江东去，今人岂能无所作为？魏氏不愿只奏“前朝曲”，力谱“新翻杨柳枝”。他力求：继承传统，又不囿于法度；源于古典，却要刻意创新。
魏氏近年之“碑赋体”文章，内容广泛，题材新颖。《中华世纪坛》追昔抚今、爱国励志；《会堂赋》触景生情、针砭时弊；《长江源头碑记》、《府南河碑记》之主题，均为“环境保护”，但又兼及官民、市俗、道德等问题；《饭店铭》从“民以食为天”而大侃“食文化”；《华夏陵园赋》则似一篇“生老死葬”的四川“龙门阵”……
文风泼辣，语言幽默，是魏文之最大特色。凡文中所涉，大到国事，小到家事，作者俱仗义执言，且笔锋犀利，态度鲜明。多年前的《毛病吟》等杂文，曾在文坛激起千层浪；如今之“十赋”中，作者又以“平民意识”、“大众胸怀”，说“真话、实话、亮话、佳话”，斥“套话、废话、大话、假话”。
看魏氏之语言，形似典雅之古汉语，意则为百姓之大实话。它集幽默、诙谐、讽刺、乐观于一体，似调侃，如聊天，像说书。如为重庆“华夏陵园”所作赋中有一段：“呜呼！苍天不许万寿无疆，世上岂有不死之药？……陌路之人共卧陵园，结为永久伙伴；冤家对头相逢泉下，化作和睦邻居。每当月白风清，诸位侃山聊海。笑语滔滔，生气勃勃，歌吟如晚会，浪漫如酒吧，恍若都市夜生活矣！”
时下文化演艺圈内，有人胡编乱造，有人谎骗瞎侃；有人吹捧假大师，有人专写肉麻书……而明伦魏君，妙手著文章，能不让人赞？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茶楼
丑角
李骏虎
很多人喜欢看译制片电影和电视剧，认为外国人的对白幽默，天性乐观，具有挡不住的魅力。其实，幽默在中国民间也源远流长，它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灵魂深处最真最纯的幽默。戏曲是中国民间古老的艺术形式，戏曲人物中的丑角，就是最能体现幽默的一笔。
许多人认为丑角特别是鼻梁上抹着一个白三角的小丑，只不过是出洋相的角色，算不得幽默，其实，在整个反映严酷现实的戏中，小丑往往是人情味和生活情趣的体现。比如《柜中缘》中的小淘气，明明知道妹妹把岳雷藏在柜子里，非要闹着把柜子打开不可，吓唬自己视如掌上明珠的小妹妹，出了许多洋相。看上去小淘气是个只知道玩闹的长不大的孩子，其实他是故意逗妹妹开心，最后明白妹妹喜欢上柜子里的小将军了，他更欢喜得不行，要向母亲告状，妹妹好容易求他答应保密，他又趁机叫岳雷出来见过他这个当哥哥的，并热热闹闹地巧妙成全了妹妹和岳雷的好事，使一部官府追逃的紧张戏变成了拜堂成亲的美满故事。观众从小淘气身上不但得到了欢乐，更加满足了对美好的渴望。就是这样，戏曲中的小丑们，貌似弱智，行为荒唐，他们所体现的却是劳动人民善良的心性和难能可贵的幽默感，在冷酷的现实和沉重的生活压力之下，小丑让人们片刻地忘记了愁苦，享受到了难得的轻松和快乐。戏曲的幽默，是民间幽默的最生动体现，而这幽默，不同于西方轻松的幽默，它是在苦难的环境中，对理想中美好的塑造，更有感情，更难能可贵。所以除了小丑之外，戏曲中的幽默人物还经常是父母官的形象，比如《七品芝麻官》，比如《徐九经升官记》，人们把对生活改变的希望形诸艺术，并用幽默的手法表现出来，使丑角成为美好的代言人。而丑角这一形象，也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角色。
我小的时候，看《岳飞传》连环画，最感兴趣的人物就是牛皋和哈密蚩，牛皋不用说了，他的心性接近于小孩子，所以招人喜欢，而金兀术的狗头军师哈密蚩就是个典型的丑角。从民族大义来说，我们是应该痛恨这个入侵者的，虽然他不是主要人物，但他为金兀术的入侵和串通秦桧陷害忠良出了不少的诡计。可是哈密蚩却成为我的小伙伴们公认最有意思和谈论最多的人物，我们对他的两撇小胡子和奸诈的样子模仿得惟妙惟肖。哈密蚩充其量只是个跳上跳下滑稽人物，但正因为他的荒诞不经，给人以丑角的形象，他破坏宋军的大事往往也是在出洋相中完成，比如他抓住宋军的密探，怎么也搜不出密信来，打算放行的时候，他气恼地朝那密探屁股上踢了一脚，想不到就把密探藏在肛门里的蜡丸踢出来了。哈密蚩虽然是异族入侵者，但比起秦桧这样的白脸奸臣来说，他这个鼻子上抹白粉的小丑，还不是那么十足可恨，相反，还让人哭笑不得，生出一点恻隐之心来。这就是丑角的力量，是中国式幽默的独特感染力。
因为丑角在中国的艺术中是一个浓墨重彩和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形象，他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幽默心性的体现，所以在现代艺术中，也是容易打动人和引起共鸣的角色。比如《黄河绝恋》中的三炮，相貌猥琐还一副汉奸的打扮，他爱唱情歌却失去了做一个男人的资本，是个典型的狗腿子形象。但在国难和家仇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一反常态，掩护已经成为八路军的仇人渡河脱险，而自己却唱着情歌很悲壮地死去，从而完成这部电影最震撼人心的情节，成为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这一丑角的大义之举，反映的是国难当头民族灵魂的巨大感召力。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那些貌似呆头呆脑，做事荒唐费解，爱出点洋相的人物，往往带给周围的人很多快乐，并赢得大家的喜爱。他们是生活中的“丑角”，也是真正的率情率性者，我们不必肯定他们是大智若愚，但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发现我们还是具有幽默的感官的，是具有欣赏幽默的传统的。那些模仿老外的虚假幽默和插科打诨的下流话，不是中国的幽默，中国的幽默是发自人性深处，发自灵魂深处，带有温情带有血气的幽默。幽默是个舶来词，好多人认为只有外国人才有幽默，中国只有笑话，因而说出培养幽默感之类的蠢话来，并时时刻意学人家的幽默。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没有幽默感。幽默虽然没有国界，但它受环境的制约而表现形式不同，比起外国人来，中国人的幽默自古就是巨石下的小草，虽历经苦难，但本色不改，生生不息。就像那丑角，虽然无奈而可笑，却是最打动人心，令人回味悠长的角色。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地书影
下午茶
叶稚珊著
“中年不是下午茶”，这是叶稚珊写的本书代序的题目，但是她又提出“中年是什么？中年有什么？中年缺什么？中年想什么？”这样一大堆问题。在本书中，作者以细致晓畅的文笔，抒写了许多具体的事件或感想，表现出一位中年女性的眼光和状态，她并不怎么出格，但又很有个性，或者说，其个性掩映在朴实亲切之中。可能是因为职业原因，她写到许多老文化人，笔端流露出浓郁的情调和善解人意的调侃，反衬出中年人的从容和优越。圈内人都称她为才女，圈外人却不甚了解，本书的出版，想必会使这种状况有所改观。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象书话
红楼伴我度春秋
仇长义
在我的近千册藏书中，有关《红楼梦》的书占了二十余册；其中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有五种，共十一册。
我是一九八一年开始读《红楼梦》的。那时刚刚考上聊城农校，功课不甚紧，便去书店买了一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红楼梦》，是以程乙本为基础整理的一百二十回本，平装，印制朴素大方，注释极少。我时年十五岁，正是不谙世事的年龄，读《红楼梦》，自然是走马观花，不求甚解，仅为满足好奇心而已。
参加工作后，一次逛书店时，碰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红楼梦》，是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注的，覆膜平装，注释多而精，并有刘旦宅先生精心绘制的十几幅彩色插图，堪称图文并茂。我毫不犹豫地买了回来，置于案头，日夜翻阅，反复揣摩，并不时用红笔在上面圈圈点点。两年后，在书店又发现了同一版本的豪华盒装本，大十六开，凡一册，印制装订极为考究精美，如同一位大家闺秀。我一见钟情，不顾囊中羞涩，硬是把它抱回家中，晨夕相对，如沐春风。每次阅读，我都擦净书桌，洗净双手，正襟危坐，平心静气，轻轻翻动，爱惜有加。
真正懂得《红楼梦》的价值，并悟出个中三昧，则是在而立之年过后。鲁迅曾说他的文章三十岁以上的人才能读，《红楼梦》亦然。阅历的增加，坎坷的出现，人情的历练，浪漫的退潮，促使我不再用猎奇的眼光和轻松的心态来阅读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的大书。透过“满纸荒唐言”，看到的是“一把辛酸泪”。品读“好了歌”，悟出的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更重要的是曹公的那支传神妙笔，让我神游其中，如醉如痴，“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咀嚼再三，叹为观止。
为更深入地读懂《红楼梦》，近年来，我又陆续购买了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脂砚斋评点的《红楼梦》二卷本，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名家解读红楼梦》和王蒙的《红楼启示录》、牧惠的《红楼醒梦》、李国文的《红楼非梦》等书，力图从不同侧面透视这部奇书。其中，给我启示最大、印象最深的是王蒙先生的《红楼启示录》。他不去索引，不作考证，更不去猎奇，而是以一个杰出小说家的眼光和感觉去体验，去感受，去领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香港散文大家董桥说：“读书不必贪多贪新，读通三两大家的文章脉络，一生受用不尽。”《红楼梦》之于我，是愈读愈深、愈读愈新、愈读愈不忍释手的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今生今世，怕是难以割舍与《红楼梦》的情缘了。
去年，我被评为山东省一百户“爱书家庭”，奖品之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精装本。我喜出望外，郑重地摆在我的书桌上。
藏书近千，我最钟情“红楼”。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多咪斋
酱豆
宫泉激
妻从老家拿回来些酱豆，说：“拿来你的好菜了，吃吧。”而她却不吃，说过去老吃，够了。孩子也不吃，嫌它不好看。我却每顿饭都要吃一点。女儿不解地说：“这么些酱豆，粘糊糊的，有什么吃头。”我说：“吃酱豆是吃文化，吃亲情，吃历史。”
酱豆是胶东农家的一种家常小菜，是用煮熟的黄豆经过发酵做出来的，我们老家叫“丝”酱豆。黄豆要选得很精，豆粒要饱满，没有“鸡屎豆”（霉豆）、没有“虫口”（被虫子咬过的豆）。把选好的豆子用水泡过之后，放在锅里煮熟，空去汤水，盛在干净的陶盆里，用细纱布遮住，放在热热的炕头上用被子或棉衣捂起来，十几天之后，黄豆的外表长出了一层像浸过牛奶似的白茫茫的粘膜，相互之间能拉成短短的丝，这就算“丝”好了。大概就是因为这才叫“丝”酱豆吧。把“丝”好了的酱豆倒上凉开水搅开，这叫泡酱豆。在泡的过程中，要加入盐、姜丝、花椒、茴香等等的佐料。除了“精品”，大路的都要切些鲜萝卜丁拌进去，几天之后“发”过来（可解释为后期发酵）就可以吃了。
酱豆的吃法很多，最普通的就是原汁原味端在饭桌上作小咸菜。酱豆瓣很香，萝卜丁又脆又滑，姜丝辣辣的，吃起来有一种醇厚的清爽。酱豆还可以放上油、肉、葱花什么的炒着吃，可以上宴席，招待客人，也可以晒干了放起来常年吃。这种干酱豆，嚼起来格外有滋味，又很耐吃。到胶东，你若吃不上酱豆，就很难体会胶东浓郁的乡情、清醇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底蕴。
吃酱豆说是吃，其实是“品”。听母亲说，当年爷爷是单独吃饭，给他端上的酱豆是用葱丝和香油调好了的，而且绝没有加萝卜丁。爷爷吃的时候，只用筷子夹个豆瓣放在嘴里，就可以咽下好几口饭，而且嚼得很轻、很慢。到吃完饭，还要再夹个豆瓣抿到嘴里咂巴咂巴，说是清清口。一小碟酱豆往往能吃半个冬天。这情景，不就是在品吗？我出生得晚，从来没见过爷爷。从母亲的叙说中，却可以想象出一个清癯、威严、装模作样、令人敬畏的封建家长式的老头。到我能记起吃酱豆的时候，父亲便没有爷爷那种斯文了，也没有那特殊的“待遇”，而是一家子人一起吃搅上萝卜丁的那一种。我弟兄多，围在饭桌边都瞅着酱豆碗想多拣个豆瓣吃，父母则只吃萝卜丁。父亲说：“我牙不好，这萝卜块（丁）发烂了，好咬。”母亲则说：“萝卜块脆和，吃起来爽口。”“好咬”与“脆和”本来不可能统一在一个物体上，可父母为了几个馋嘴的孩子能多吃几个豆瓣，却硬是统一起来了。
现在的人对酱豆的认识变得模糊了，于是有人说，酱豆就是现在的豆豉，其实蛮不是那么回事。这种说法就像因为老虎和猫同是猫科，便说老虎就是大猫同样的荒唐。酱豆可以有几十种调料、几十种做法、几十种吃法，豆豉就没有。酱豆高可以待贵客，低可以惠黎民，可以下酒，可以就饭，可以浇面条，可以蘸馒头，豆豉就不行。酱豆还有一种豆豉无法比拟的更独特的功能，就是可以折射时代，反映变迁。好年景，黄豆的比例就大，调料也全，放萝卜丁全是为了要那个味道。还譬如说在改革开放的当今时代，鱼啊、肉啊、时鲜蔬菜啊等等，时不时上到农家的饭桌，酱豆里不仅萝卜丁放得少，而且其当家小菜的地位也动摇了。做酱豆、吃酱豆完全是一种兴味、一种情愫了。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
又见书话美景
——《书衣百影》欣赏
李辉
如今喜爱藏书者日渐增多，但能有资格称得上藏书家的委实不多，而既是藏书家，又堪称学问家、鉴赏家，且更具文学才能，那就更为难得了。
姜德明从来不把自己看作学问家，说自己写不了长篇大论。这当然是自谦。其实，学问又岂只是体现于长篇大论之中？他酷爱书，在文化被贬低、历史受冷落的日子里，他却把藏书作为人生最大乐趣。最初也许仅仅只是满足一种爱好，但一旦走进这个领域，他便发现眼前渐次铺开的竟是一片美不胜收的景象。于是，从五十年代起，藏书就成为他从事副刊编辑工作的最好的文化依托，成为他研究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与现代名家建立密切联系的纽带。对于他，这样的学问是不着痕迹地一点点滋生于与那些前辈的交往中，滋生于对史实的考证中，滋生于对成千上万的现代书籍的梳理中。当他对许许多多图书渊源、作品演变了如指掌时，当他不仅仅限于满足数量的增加，而是试图采取不同方式来解读它们自身的意味，以及它们与历史的关系时，用一种藏书家特有的文人情怀熏陶出来的学问便呼之即出了。
就学问、鉴赏与文笔三者的相得益彰而言，姜德明编著的《书衣百影——中国现代书籍装帧选（1906—1949）》（三联书店出版）堪称书话的精美之作。编著者在遍览数千种图书之后精选的一百幅封面，呈现出现代装帧艺术斑斓无比的面貌。从晚清现代印刷起步之时的尝试之作，到鲁迅、陶元庆、丰子恺、巴金、钱君匋、张光宇、丁聪等作家艺术家的精美设计，虽只百幅，但分明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颇为完整的历史轮廓。编著者对每个封面虽只作寥寥数语评说，但朴实简练的文字，颇有见地，贯串他对现代装帧艺术发展脉络的把握。譬如，说到1909年《孽海花》的再版本封面：“设计者落笔不俗，流水、荷花出以线描，上部留有空间，以便横写书名，这在当时都具有革新的意义。”1937年剧本《武则天》的封面：“这是一幅设计优美的作品。封面绘制手法不靠线条，类似蜡笔的效果，服饰细节已简化：长袖夸张，似烈焰冲天，发人遐想。六十年前的旧作仍散发出现代气息，就好像时人的新作。”而全书最后一幅为1949年6月出版的《“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编著者选来作为时代交替之时的代表：“封面设计庄重。历史的推移用深浅两种颜色来显示，构思巧妙，不失当时出版物革命和朴实的风格。但亦开始透露了在封面设计中红旗漫卷的趋向。本书封面似可作为时代转型期的一个代表，有‘五四’传统，又呼唤着未来的变化。”
点评与归纳，似乎随意，却把藏书家的学问与鉴赏力表现得颇为生动。
早就听编选者说他将要出版一本关于中国现代书籍封面的书，但印制得如此精美、典雅，却出乎意料，真让人爱不释手。近一两年来，中国出版界图书装帧、印制竞争日趋激烈，精美之作时有所见。相形之下，不少老牌出版社不免显得落伍而力不从心。三联书店也曾让人担忧过，不过，年前出版的王世襄《锦灰堆》三卷，其精美让人耳目一新；如今，此书问世，又添上了精彩一笔。
也不奇怪，一本归纳、评点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书话著作，如果不在装帧印制上下点儿功夫，不体现出当代水准，又如何面对先行者呢？
鲁迅设计的封面
巴金设计的封面
林徽因设计的封面
丁聪设计的封面（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