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人文社科)
专栏:学者在线

  守护历史文化名城
  ——三位文物保护专家答网友问
  31名人大代表签名,其中的25位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2000年的3月10日,中国第一个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提案,成为“两会”中的一个热点。当晚8点,提案的发起人、全国人大常委毛昭晰,与学者王景慧、郭旃应本报教科文部人文社科组与网络版“强国论坛”栏目(http://www.qglt.com)之邀,与网友共同探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编者
  在一个依法治国的时代,历史文化遗产必须依靠法律来保护
  ●请问为什么要提交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提案?
  毛昭晰:从1982年开始,国家先后公布过99个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一些名城得到较好保护,其中山西平遥、云南丽江,还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但是,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历史这么悠久,只有两个历史文化名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显然很不相称。
  另一方面,在近几年的旧城改造中,一些历史文化名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果不专门制定一个保护法的话,今后很可能连现有的这些历史文化名城也保不住。
  针对于此,我起草了这个提案。草案在代表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大家一致认为,历史文化名城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它很好地保护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够上对得起我们的祖先,下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们有许多迫在眉睫的事要做:建设经济、发展教育、治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有那么重要吗?
  毛昭晰:历史文化名城凝聚着中国人的精神。它与其它文化遗产一样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文明古国的标志,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根基。
  郭旃: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实际上是文物保护的扩展深化。在一些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已经把文物保护的法规,列在环境保护法规里面。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社会要想和谐的生存下去,不仅需要良好的自然条件,而且要有一个和谐的人文环境。将保护文化遗产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环境保护的一部分,已逐步成为国际共识。
  而目前,在不断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中,人们无法回避“发展中的城市与留存下的历史遗产如何结合”这个问题。
  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载体,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究竟要保护什么?从政府到百姓应该怎样做?
  王景慧:概括起来大概有三方面:一个是文物古迹和历史街区。这些地方,整体上可以反映一个城市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像北京过去的胡同、四合院,北京的风俗街。
  第二,保护和延续古城的风貌特色。比如中轴线造成了北京的方正格局,所以虽不是文物又不是街区,但也在保护范畴。还有苏州,它的城址据说2500年来没变。现在苏州的街道、河流位置跟900年前宋朝的平江图一模一样。对苏州人来讲,不单单保护文物,整个街道的格局、城市风貌也要保护。在新的城市建设方面也需要延续原来的风貌。
  第三,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护不单是硬件,也包括了历史文化的种种软件。因此,它不单是文化部门或者文物部门的事,更是全体人民的事。
  ●文物破坏了就永远没有了,它是祖国文明肉体。然而,如今不少古城的街巷被拆得乱七八糟的,您如何看待?
  王景慧:历史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点。因为它存储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可以不断地被研究解译,不断有所发现。如果我们拆毁或者改变了它,对历史信息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了,后人再也无法利用原物进行研究,将成为永远的遗憾。
  现代化不等于高楼大厦,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发展是硬道理,这与历史文化保护是否有深刻的矛盾?
  毛昭晰:我觉得并不矛盾。国际上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在努力保护自己的历史文化名城,例如法国制定了《城市保护法案》,英国制定了《城市文明法令》,日本在1975年《文化财产保存法》中加进了保护传统建筑群的内容。这些国家经济都是很发达的,但是他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都做得很好,不像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千城一面”,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一些钢筋水泥做成的高楼大厦,没有特色。
  其实,现代化并不等于高楼大厦,它还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英国伦敦城里高楼大厦很少,很多建筑都保留了古老的风格,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特福特不准随便盖新建筑,房子虽然保留了原貌,但里头的设施却很好。
  王景慧: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发展,即使是历史文化名城,也不能被当成博物馆。不能忘了这里还在有人居住、生活和生产,应该做到保护和发展的兼得。保护名城并不是不能建高楼,而要看建在什么地方。
  郭旃:一些保护很成功的历史城市并没有影响现代化,只是更动脑筋更费力气,从而享受到别人享受不到的文明。
  ●几位不知是否考察过国外旧城保护?有何感想?
  郭旃:我曾不止一次在艾菲尔铁塔和凯旋门上久久凝望巴黎古城,除老城区边上一座摩天大楼(那是本世纪初建造的,受到全体市民的反对后从此再没有类似的错误)外,整个老城保存的那么完整,与现代化又是那么和谐。我感到这座城市有一个很好的当家人。这个当家人是有着高度文明的民众,是延续不断和不断完善的法规和规划,是一个有效的文物保护体制。
  王景慧:国外的旧城保护有三个特点。一是居民有要求,保护了历史环境可以使他们的房屋升值,而且可以得到好的居住环境。二是法律健全,有保护的法规约束。三是有一定的资金,国家、地方、个人三方面出资。还有一点,他们有很多基金会,有钱的人如果将财产留给子女要交很多的遗产税,还不如做点有益的事,留个好名声。
  一座保护完好的历史文化名城后面,必有一个有文化的市长
  ●文物保护与整个国民教育息息相关,对吗?
  毛昭晰:我觉得国民素质越高,保护的意识越强,越容易形成一种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人人有责的气氛。
  王景慧:确实和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有关,不过也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
  ●也许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这个问题上,市长是关键。
  郭旃:曾经有人讲,一个地方的领导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与否,是这个地方的领导文化水准高低的反映。但要从根本上促进保护,还必须依靠法制。
  王景慧:建设部现在正在举办市长培训班,这是个好办法。市长的责任很重,不但要发展城市经济,改善群众生活,也要保护历史遗产,在市长培训班里进行这样的宣传将是很好的经验。
  毛昭晰:一座保护完好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后面,必然有一个有文化的市长。
  学者档案
  □毛昭晰曾参加河姆渡发掘等重要文物考古活动,长期从事史前史和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全国人大常委,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
  □王景慧长期从事城市建设规划工作,直接参与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审定和有关保护政策的制定。现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郭旃90年代参加历次世界遗产会议。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委派,三次赴日考察世界遗产申报项目;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在中国三次主持文化遗产保护培训班。中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秘书长。
古城难寻 徐鹏飞/作(附图片)


第11版(人文社科)
专栏:文化事件回望

  西藏投巨资保护大昭寺
  金碧辉煌的西藏大昭寺及附近地区正在进行一项大规模的整修和搬迁工作,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准备。
  目前,大昭寺周围一至三类保护区内共523处(户)不符合要求的建筑物的拆除,80%已经完成。3日至5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德—席尔瓦高度赞扬了西藏的工作,感慨“走过世界上40多个国家,从未看到一处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也许正是这些细致扎实的工作,能使这个伫立西藏高原的雄伟寺庙,早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列。


第11版(人文社科)
专栏:文化事件回望

  民俗摄影成为“新世界语”
  还记得《俺爹俺娘》为题的那一组记录照片吗?那是第一届“人类贡献奖”年赛的大奖作品,吸引过人们关注民俗文化的目光。不久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合办的第二届“人类贡献奖”年赛拉开帷幕。
  第二届大赛开幕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派有关专家到中国考察,并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向各成员国送发了“人类贡献奖”参赛表。更多的人将运用民俗摄影这个“新世界语”发掘抢救民俗世相,记录整理人类历史,加强多元文化对话。


第11版(人文社科)
专栏:人文观察

  走进大众传媒
  ——记北京理工大学研究员杨东平
  本报记者 祝华新
  人文学者介入电视是不是不务正业,在中外学术界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杨东平在首都文化圈中“触电”的时间不算最早,但参与的程度恐怕最深。作为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实话实说》的总策划,他每周都要把不少心血奉献给荧屏。《实话实说》是一种新的电视节目样式,实践着一种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把平民百姓请到万众瞩目的电视镜头前,放开胆子和嗓子唠唠心里话,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新中国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技巧。由此看来,杨东平抛掷在书斋外的时间和精力,其实是书斋中传统理想的自然延伸。
  在北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的活动中,也总能看到杨东平不知疲倦的身影。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常常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他们以人文学者的超越眼光和担当精神,向主管部门和传媒一再大声疾呼:停止砍伐原始森林,制止在三峡绝壁上雕刻商业广告,保护灵长类中唯一与人类同为红唇动物的滇金丝猴,救救青海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藏羚羊,取消让游客用弓箭射杀活鸡活兔的“见血游戏”……此时的杨东平又成了诚挚的“自然之友”。
  有时,杨东平深思的目光还会从自然的绿色转向历史的灰褐色。他关注天安门广场附近大型建筑物的高度,关注首都钢铁公司对大气质量的影响,关注某些历史街区和四合院的存毁,为的是向世界和后人留存一份原汁原味的古都文化。
  电视、环保、历史遗产,其实都不是杨东平的本业。他的工作单位是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教育学是他的学问原点。他把“文革”后愈演愈烈的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现象,抨击为“科举制的复活与强化”。我国中小学教材的难度普遍高出发达国家一二个年级,而学生书包之重、学习时间之长、参加室外活动之少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重理轻文、重术轻学的倾向,把教育局限为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忽视人格的养成和道德的发展,同样令杨东平忧心忡忡。尽管杨东平的兴趣庞杂、社会活动众多,但并未妨碍他以教育学专家的身份跻身于全国重量级学者的行列。现主持国家教育科学规划“九五”课题——20世纪教育现代化的特征,著述有《通才教育论》,编书有《教育,我们有话要说》、《大学精神》。
  杨东平认为,从90年代以来,一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如给报纸杂志开专栏、在文化市场上做策划,实质上是打开了文化人接触社会的一扇窗口,赢得了一个面向公众发言的机会。早在“五四”时期,就有过这样的尝试,并铸就了那代文化人最可贵的实践品格。蔡元培、陶行知是公认的教育学家,但少有一本教育学专著,多的是面向公众的大量讲演、文章,以及丰富的办学实践;鲁迅的多数思想结晶都是发表在报纸、杂志上。这一类人文学者今天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或“公众知识分子”。杨东平和他的朋友们,以及那些高山仰止的前辈,通过与大众传媒建立紧密联系,用现代传播手段来扩散知识界的理性思考,体现出现代人文学者不平凡的视野、情趣和抱负。
  杨东平,50岁,上海籍。1969年远赴黑龙江一个人民公社插队落户,1972年进入北京工业学院学习,此后留校工作直到今天。该院现改名为北京理工大学。90年代初出版《城市季风》,探究北京、上海两座城市的文化变迁,一时洛阳纸贵,成为雅文化回升的一个标志。(附图片)


第11版(人文社科)
专栏:热读地带

热读地带
  经历是真正的财富
  世界各国著名企业的总裁、经理甚至经贸官员早已认定:这是一本不容错过的杂志。但它的价值并不在于如何聚敛财富,而是蕴藏在那些最庞大的帝国、最显赫的人物后面的生活经历。
  空白中的文化经典
  相对于博大精深的传统诗歌,新诗一直没能信心十足地诞生自己的经典选本。然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新诗早已成为人们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所幸今天终于出现了这部中国新诗的最佳选本。
  因为记忆而沉重
  即使穿越了40年的时光,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爱伦堡的回忆曾经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令人感慨的是,“人们从迷信到具有科学思想的过渡”确实“延续了很久”。谁拥有了记忆,谁就因此而沉重。(附图片)


第11版(人文社科)
专栏:好书品读

  孔子家族的“百科全书”
  孔宣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家庭像孔子家族这般影响深远:它在两千多年里与中华文明史息息相关,与历代封建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使其备受历代统治者的优褒。但也正因为此,孔子的万丈光芒掩盖了整个家族的光辉,致使人们缺乏对整个家族的深入探究。千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只是些散珠碎玉。
  令人欣慰的是,新千年之始,由著名学者张岱年、任继愈任名誉顾问,由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女士任主编的《孔子家族全书》日前由辽海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这种缺漏。
  《孔子家族全书》是一部以中华第一家——孔子家族为研究对象的丛书。分为《家族春秋》、《家族世系》、《家规礼仪》、《家族精英》、《文物古迹》、《诗词诠释》、《家事本末》、《典籍备览》8卷,内容涉及孔子家族的方方面面。如孔子家族近2600年的历史变迁,与历代封建王朝的关系;嫡系子孙的传承情况;礼仪、家规、习俗,优秀人物的生平事迹;与孔子家族有关的历史遗迹和文物等等。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家族是中国社会的特色之一。《孔子家族全书》充分展示了家族文化现象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它以丰富翔实的资料,证明孔子家族的辉煌,是孔子及其后裔共同创造的。孔子而降,孔子家族代有英才,名人辈出,他们有的继承了“诗礼传家”的遗风,成为经学大师,如孔安国、孔颖达等;有的在文学领域内独领风骚,像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清初号称“南洪北孔”的孔尚任;有的投身宦海,忠心为国……
  《孔子家族全书》所反映的内容也异常丰富。从纵的方面看,《孔子家族全书》上起孔子,下迄当代,跨越了四个社会形态,浓缩了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从横的方面看,该书囊括了文学、民俗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且所涉内容多为前人所未至,如家族史、家规礼仪等,堪为孔子家族的百科全书。


第11版(人文社科)
专栏:

  陈景润的手稿、朱颖的踏花被、“两弹一星”勋章
  当代文物纳入典藏
  胡琴
  滔天的洪水已经平息,但那震撼人心的力量依然存在:曾经在1998年长江抗洪的最险段——武汉市江汉区龙王庙闸口目睹过惊心动魄一幕的“生死牌”,如今静立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使每一位参观者经历着强烈的心灵撞击。
  看上去是一条普通的踏花被。这条被子曾经给过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朱颖以温暖,如今却满是万里之外的南斯拉夫的硝烟灰尘,还有血迹。踏花被在无言地诉说着北约在那个初夏的暴行。
  还有天安门广场的地砖,“神州号”飞船的搭载物,“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的这一切,成为历史的见证。
  “由于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文物意识相对淡漠,因此与近代文物比较起来,当代文物更容易散失,可以说是稍纵即逝。”革博文物征集组的陈禹如是说。革博目前15万件馆藏文物中,当代文物所占比例很小。抓紧系统地征集当代文物,让文物在博物馆沉淀,而非在社会上散失,带动了革博文物征集思路的变化。
  让陈禹印象最深的,是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1+2)”数学论文简要手稿的征集。当时有拍卖公司找到陈景润的夫人由昆。通过拍卖,足以改变由昆的生活,但她婉拒了,将手稿无偿地捐赠给了国家,由革博收藏。
  目前,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在积极筹办“当代中国”大型陈列。但出于历史的原因,当代文物的收藏缺项甚多,在当前文物征集过程中,工作人员有不少困难和遗憾。比如,社会公众的文物意识普遍淡漠,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缺乏,博物馆之间征集文物的范围交叉。陈禹举了个例子:通讯器材的发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话机便是其中之一。电话机按时间顺序划分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最早的手摇式电话机,到如今的双音频按键式电话机,然而革博的收藏中却少了共用式电话机,犹如链条缺了一环。类似的遗憾还有不少。
  但愿那些见证着社会变迁的当代文物,能够与变化的生活同行;但愿中国的历史不仅写在书上,而是与我们同在。


第11版(人文社科)
专栏:

  古代文化的独特视角
  ——我看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
  郑欣淼
  包装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艺术,历史上传留下来的许多包装物还是文物。这是不久前,我在故宫参观了“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后留下的印象。
  “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所展示的包装,不是一般器物的包装,而与珍贵的文物结合在一起。展览分两个部分,共114件文物。第一部分反映了从原始社会到唐宋元明时期的包装发展概况;第二部分为清代宫廷包装,是展览的主题,包括书画、文玩、宗教经典与法器,以及生活与娱乐用具等方面的包装。两部分连贯起来,使观众对中国包装历史庶几有所了解。
  展览把清代宫廷包装定位在“艺术”的角度来展示欣赏,反映了主办者对包装认识的深化。所选的器物以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较多。包装材料多为紫檀、漆器、珐琅、竹雕、银累丝、织绣品等,包装物的制作则采用雕刻、绘画、镶嵌、烧造、编织等诸种工艺,器物与包装可谓红花绿叶,相得益彰,处处体现出皇权思想和皇家气派,同时氤氲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情趣。
  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是个并不大的专题展。但从中至少能有三点启发:其一,加深了对文物内涵的了解,拓宽了文物的概念。故宫藏品中不少是稀世珍品,据故宫同志介绍,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过去往往把文物与其包装物区分开来,对包装不甚重视。例如著名的乾隆“一统车书”玉玩套装,是利用日本漆匣作为外包装,匣内错落有序地摆放10层锦盒,锦盒内有造型各异的古玉及为之彩绘的山水、花鸟、诗词咏颂。这套精美的套匣,无疑也是文物,但长期以来只是把匣中的玉器作为文物保藏,而把套匣弃放它处,这次为了搞展览,费了好大劲才让它与玉器合在了一起。举一反三,我们应该思路开阔些。
  其二,发挥各地博物馆的藏品优势,多办一些独具特色的专题展览。故宫博物院拥有90余万件文物,品类五花八门,过去办过不少专题展,这次包装艺术展则独辟蹊径,给人们认识故宫文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堪为借鉴。
  其三,这个展览是与法国集美博物馆合作举办的,展览还附有该馆收藏的反映中国包装的文物。如从当代民间收购的成捆的竹扦、装稻谷的麻包以及河南的柳条筐、广东的陶姜罐等,反映了一个外国人的独特视角,对我们也当有所启发。


第11版(人文社科)
专栏:文化事件回望

  “中国的庞贝城”浮出水面
  江苏省盱眙县旅游局通过组织专家勘探考证,3月4日正式确认:因洪泽湖水泛滥而沉入湖底320年之久的水下泗州城主体建筑保存完好,“中国的庞贝古城之谜”有望揭开。
  经勘探,古泗州城地处盱眙县洪泽湖与淮河的交汇口。原有东西二城,明朝初期合建为一。内有州治、州卫、文庙学宫、演武厅等宏伟建筑,并有浮梁练飞舟影等泗州十景,清康熙19年,洪泽湖水泛滥,泗州城沉入湖底。直到1997年,洪泽湖大旱,原来浸没在湖里的古泗州城才露出了水面。


第11版(人文社科)
专栏:文化事件回望

  电视讲述 “法制进行时”
  北京去年一起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的犯罪嫌疑人李树生,今年3月1日被抓捕归案。3月7日,受害者路谦的老伴老泪纵横地把两面锦旗送给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电视台,成就了一段媒体为司法助威的佳话。
  北京台“法制进行时”节目在全国首次推出“电视通缉”两个月来,已有5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李树生在逃近1年,是河北涿州一名电视观众举报,北京台著名法制新闻主持人徐滔等与北京干警一道赶往该市某乡,拍摄了抓捕全过程。电视在司法机关与广大观众之间架起桥梁,为及时破案提供了舆论压力和社会资源,也塑造出电视法制记者的当代侠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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