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中国戏剧结束了其自在的发展阶段，进入与世界同步的进化时期，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戏剧真正汇入世界戏剧潮流的世纪，在世纪之交，我们有必要进行——
二十一世纪中国戏剧展望
廖奔
二十世纪是中国戏剧舞台大转型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传统而古老的中国戏曲，由于受到社会求变革的新思潮冲击，以及西方戏剧的影响，发生了深刻的裂变，其舞台展现方式已经从循规蹈矩的一桌二椅式，变为对于装备有高科技声光设备的现代剧场的完全依赖，九十年代新创作的剧目，其时空处理方式、内在节奏、舞台面貌都已与传统截然不同。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话剧在这一百年中，在现实性和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了长期的形式和内容探索，同时也接收西方现代主义戏剧思潮的各种信息，形成自己的特点。戏曲与话剧在并行发展过程中的互为促动，则常常成为彼此蜕变的刺激力量。从西方引进的歌剧、芭蕾等舞台样式保持着其古典的美丽，由此催发的民间新歌剧在世纪中叶一度盛行后停歇，九十年代后西方音乐剧吹来一阵阵躁动的风，引起种种尚未成功但连绵不绝的舞台实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戏剧趋势，就从这里起步。
首先，二十一世纪中国戏剧将实现舞台繁荣的回归。中国古老的舞台演出传统，在二十世纪末的社会转型时期受到了猛烈冲击，社会观念与审美心理的急剧转变，经济利欲与物质世界的诱惑，风气的趋时与心态的浮躁，几乎摧毁了古典艺术的根基，使舞台戏剧备受冷落。八十年代兴起、九十年代加剧的电视文化快餐，更对舞台戏剧的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然而，社会躁动的异样喧嚣，不可避免地产生泡沫文化，它徒有体积，缺乏滋味。当转型期结束，社会进入良性正常运行轨道之后，喧嚣停止，泡沫消失，这时舞台艺术便开始回归。人类对于直接面对的表演有着天然的兴趣，舞台戏剧就是这种需求心理的产物。中国观众更有着千年观看舞台戏剧的传统习惯，这种需求心理和传统习惯不因为社会转型而减弱，不因为银幕与荧屏的替代而满足，它只会一时被冲淡，但当人们的经济生活实现小康之后，就会追求文化生活的质量与品位，那时舞台文化消费将重新成为社会的热点。现代城市交通设施的完善将鼓励人们在闲余时间离开电视，走出家庭，走向剧场。而目前已经现出苗头的现代化大剧场的成批建设，则为这种回归提供了设备前提。当然，这里所说的舞台繁荣的回归，并不意味着舞台演出将回复到十九世纪以前的醒目位置，多样化的世界已经提供了更多的文化娱乐方式，剧场唯一的选择已经成为历史，但这并不妨碍舞台再次出现繁荣。
其次，中国传统的戏曲舞台将出现新的分化。舞台艺术的回归趋势将导致中国的传统舞台样式——戏曲的复兴，二十世纪末期用于戏曲的语汇“夕阳艺术”将被人们淡忘。保存下来的古典戏曲剧目及其舞台呈现方式会成为“国宝”而受到保护，类似于日本能乐和歌舞伎现在所发生的情形将在中国重现。不同于能乐和歌舞伎的是，中国戏曲的舞台方式从来没有走向凝固，它永远都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从南戏、杂剧到昆曲到梆子到皮黄到各种地方戏，它的舞台随时都在发生移步换形，不断吸收时代的因素而改变自己的表现形式。因此，中国戏曲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它的舞台既保存了古典美，又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它呈现的既有古典主义的温情，同时也有现代感。自然，中国戏曲的众多地方剧种，会因为传统积累、舞台风格和历史际遇的不同，发生不同情形的分化，一部分更加靠向传统，另一部分则越加走向现代。中国戏曲还会受到东西方其它戏剧样式以及舞台技术不断更新的影响，陆续发生舞台变异——二十世纪这种变异的幅度已经相当大，从而形成新的舞台风貌。
其三，积累起近百年历史经验的话剧舞台将进入一个真正多样化的时期。话剧凭借西潮东渐之势和它易于表现现代生活的舞台手段而走进中国，在大革命中发挥了号角的作用。然而由于某些社会原因，它在中国舞台上日益走向写实主义艺术的固定模式，而与二十世纪的世界戏剧现代派趋势相脱节。八十年代以后中国话剧舞台形成强烈的突破意识，引起舞台手段和表现方式的急剧变革，一时间形成光怪陆离与支离破碎的影像，继而是九十年代沉稳的分辨、判断、修补与整合。于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话剧舞台趋势现出眉目：单一的舞台模式将不复存在，容括性、含复性、兼收并蓄性成为统一的戏剧原则，积累起丰富经验的写实性话剧虽然仍会成为主导，但各种风格流派的舞台实验将构成多彩的风景线。中国话剧的发展开始与世界同步，世界戏剧的各种舞台波动将同时触及中国舞台；反之，由于靠近传统信息源，中国话剧更易于从传统戏曲取得灵感与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可能成为世界戏剧形式探索的一个前驱阵地。在卸去了沉重的外在使命以后，话剧重新恢复起它的娱乐和游戏功能，将吸引起全民的模仿兴趣，从而奠定其民众根基。小剧场戏剧更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娱乐形式，吸引众多的年轻人投入尝试。
其四，西方流行的音乐剧形式将在中国打开舞台市场。中国是一个适合歌舞剧衍生的国度，民众有着先天的舞乐文化基础和审美心理倾向，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形式永远是中国人青睐的对象。遍布各地城乡的地方戏曲剧种即是这种文化心理的产物，但是，由于其走向传统程式性的趋势，它与现代流行音乐和舞蹈形成隔膜，而后者永远是时代的幸运儿。音乐剧以现代都市的流行音乐和舞蹈为基本语汇，同时以戏剧情节来统领一切舞台成分，易于将现代观众引进剧场并保持长时间的注意力。目前音乐剧在中国遭受挫折的原因是尚未找到合适的民族形式，一旦其音乐和舞蹈语汇实现了民族化，音乐剧亦将成为中国舞台上的骄子。由于音乐剧具备强大的精神裹卷力，它将以与小剧场话剧相反的大剧场制作为基本出发点，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一展风姿。
其五，中国戏曲将进一步成为世界性舞台艺术。从十九世纪早已开始的粤剧、潮剧向华语世界各个地区的传播，从二十世纪开始的京剧和昆曲向西方世界的传播，早已引起世界的关注并成为西方戏剧舞台的革新动力——它的舞台本源性，它的突出的假定性、象征性、虚拟性原则，成为诱发西方现代派戏剧诞生的部分契机。在二十世纪里，由于某些原因，中国戏曲不如日本能乐、歌舞伎那样更加为西方人所熟知，然而它的丰富性与包容性却大大超过后者，它所涵括的东方文化信息可以说是无限的。中国戏曲向西方世界传播节奏较缓的情形，随着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强劲的改革开放，也已经发生极大改变，它正在以飞快的速率向世界各地发生渗透：对外演出日益频繁，在中国学习戏曲艺术的外国留学生数量大幅度增加，世界各地也在纷纷开始排演中国戏曲的尝试——或是在自己的戏剧样式里吸纳中国戏曲的某些成分。可以预见到的是，中国戏曲将与日本能乐、歌舞伎一样进入世界古典艺术的展厅，在越来越多的世界性大都会中成为舞台保留精品，供世界公民作为培植艺术修养的必修课。
总而言之，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戏剧真正汇入世界戏剧之流的世纪。伴随着全球文化的一体化进程，一个世界文化融合的时期即将到来，戏剧在其中将扮演一个显耀的角色，中国戏剧则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就国内舞台来说，中国戏剧结束了其自在的发展阶段，进入与世界同步的进化时期。就世界舞台来说，中国戏剧将真正成为全球性艺术，而以东方舞台典范的姿态为世人所瞩目。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专业编剧的尴尬与自贱
周政保
上海的《电视·电影·文学》杂志搞了一次电影剧本、电影故事的有奖征稿活动，征稿活动降下帷幕之后，结果让人感到意外：应征剧本的题材范围广泛，表现手法多样，整体水准颇高，但绝大部分作品出自业余作者之手。据说，在获奖的十一部作品中，业余作者的作品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业余作者的剧本大都写得很真实，丰富的生活积累造就了浓厚的生活气息，现实感相当强烈，某些作品只要稍加修改，便可投入拍摄。与业余作者的创作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许多专业编剧，甚至是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剧作家的作品，除编剧技巧相对圆熟外，则显得陈旧老套、虚假落俗、与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
专业的反而不如业余的，这是怎么回事？
电影圈内的专业编剧队伍相当可观，几乎每家电影厂都有，可每家电影厂及数不清的导演都在抱怨“好剧本难觅”。这就让人有些怀疑专业编剧队伍的质量了。我们还看到，不少优秀的或较好的影片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而改编者也往往不是专业编剧。那专业编剧为什么如此无所作为呢？或者说，他们都去干什么了？
尴尬与无能的印象已经产生，而原因也是应该找一找的。写剧本与写小说是有很大差别的，不受点儿专业训练或在这方面“自学成才”，要写出好剧本还是很难的——生活积累终究是原始的零星的或不成形的东西，是无论如何替代不了电影剧本创作的。
当然，创作又不仅仅是创作，或不止于所谓的编剧技艺（编剧绝不是一种工匠般的手艺），它是有诸多因素决定的，其中便包括生活积累，包括对于当今社会前沿生活的把握与理解，或包括对于电影接受者（即最广泛的观众）的心态的熟悉与相通。我要说的是，如今的不少专业编剧之所以衰落到如此无能的地步，最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他们离现实太远——尽管他们同样生活在现实之中，但狭窄而有限的生活经验，既不新鲜又无前沿色彩，这与创作意义上的生活积累是有差别的。特别是，一些专业编剧长年蜗居在所谓的“艺术天地”里，而这个“艺术天地”又常常视艺术为“手艺”，日积月累，也就从根柢上妨碍了他们作为剧作家的感受能力，甚至使本应该具备的艺术想象力趋于迟钝……他们对中国人的底层生活陌生与隔膜，艺术感觉日益麻木与退化，理解及穿透现实的能力也处在自我瓦解的状态，以至于弄不清自己置身的生存环境及民众精神的变化。在这样的景况之下，倘能创作出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那才是咄咄怪事呢。由此看来，如今的专业编剧确实应该作些“充电”的补救了。譬如，有意识地提高一下自己思考社会现象的能力和素质，而必要的文化历史修养，也应成为重点“充电”课程，尤其是对正处在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若不作深入的熟悉与体验，那就必然地会陷入自毁的怪圈。当然，广泛地了解世界电影的发展态势是必要的，但仅有这方面的一点“知识”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生活体验，是对于中国人自己的现实的掌握与感悟。如果靠那么一点可怜的编剧技艺及对世界电影的肤浅了解，是摆脱不了眼前的尴尬处境的。
实际上，当下的不少编剧并不愚蠢，只是把自己的“本领”廉价或高价地提供给了那些操作性的被动写作。他们往往是被雇用的，谁出钱给谁写，给了钱叫写什么就写什么，几乎是“全能运动员”，而且在挣钱的道路上竭尽全力，创作的个性或从自己体验出发的创造性，如破鞋一般被弃之路旁。特别是在制造电视剧的竞赛中，剧本要求低、价码高、来钱快，这些专业编剧何乐而不为之。实惠，已把编剧们改造成为低级消费艺术的加工作坊中的第一道工序的雇工，而真正的电影艺术创作，已被淡忘到了不知是何物的地步。如此自贱，“好剧本难觅”也就显得很正常了。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诗意感悟与理性思辩
——评赵山林《诗词曲艺术论》
潘裕民
近年以来，随着古典诗歌研究的进展，有不少探索诗词艺术的著作先后问世。相比之下，探索曲的艺术的著作比较少见，而将诗词曲一并收入视野，从比较中对它们的艺术进行深入探讨的著作更其少见。正是在这一点上，赵山林的专著《诗词曲艺术论》（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价值。
本书最大的优点是能够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考察诗、词、曲艺术的有关问题，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缜密的思考，作出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分析。
在诗、词、曲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继承是必不可少的，但更值得重视的、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动力的，却是创新。《南齐书·文学传论》所指出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普遍规律，在诗、词、曲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得到生动的证明，本书抓住几个关键，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谈及诗自身的历史演变时，将杜甫的功绩定位在“大成”与“大变”的结合上，指出杜甫不但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更是一位极富创新精神的诗人，他的创新给予后代的影响更为深刻。在谈及诗向词的演变时，指出文人心理的变化所带来的晚唐诗歌深情与苦调、艳体与曲笔、细意与静境的独特风貌，导致了词这种新诗体的确立。在谈及词向曲的演变时，指出金代文人词人和道教词人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作出的创新，是曲代词而兴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些分析或发前人所未发，或于前人语焉不详处更进一层，或就前人的某一见解提出商榷，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在诗、词、曲的艺术手法中，赋、比、兴是最基本的，但赋、比、兴本身也有发展，有变化。屈原是“依诗制骚，讽兼比兴”，这是一变；与诗的赋、比、兴兼用不同，词是比、兴多于赋，这又是一变；至曲则赋、比多于兴，这又是一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它们对于诗、词、曲特殊风格的形成有何影响？对于这一问题，本书作者依据丰富的材料，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又如“空”与“实”这对范畴，有时指的是两种艺术境界，有时指的是两种艺术风格，有时又指的是两种艺术流派。前人或崇“清空”而贬“质实”，或反其道而行之。本书经过详细辨析，指出“空”与“实”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对于诗、词、曲意境的创造和艺术多样化局面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不可主观地扬此抑彼。本书对于“疏”与“密”、“大”与“细”、“浓”与“淡”等相互关系的分析，也体现了这种辩证的观点，因此能给读者以有益的启发。
在考察诗词曲艺术的时候，人们常常偏重作家、作品这一方面，而对读者、听众这一方面常会有所忽视。本书则在考察审美对象的同时，对审美主体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对诗、词、曲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接受者构成、接受特点进行考察之后，本书指出诗、词、曲不同风貌的形成与接受者是大有关系的。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有益拓宽和加深对于诗词曲艺术的认识，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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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徽州女人》的艺术创新
孔晓燕
任何一种门类的艺术，在其特定的发展阶段，都有相对独立完整的自足形式。这些自足形式是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发展、提炼和积淀而逐渐生成并日臻完善的。但艺术史没有一劳永逸的“终极”完美的艺术形式，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生活呼唤着更新的艺术形式来满足其表达的需要。这就需要我们打破那些在特定艺术史阶段相对“完满”、“自足”的艺术形式，在其中变动增添“新质”、“因素”，从而和人们日益丰富、多姿多彩的生活和弦并奏。然而，任何创造都有“历险”的性质，任何的尝试都要付出代价。有艺术家甚至极而言之，把在戏剧舞台上的形式革新称为“不流血的革命”。作为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献礼项目之一的黄梅戏《徽州女人》，为我们探讨舞台剧艺术形式的革新提供了可资研究剖析的范本。
黄梅戏《徽州女人》给我们传统的黄梅戏观众以特殊的观剧感受。在传统黄梅戏的观众眼中，他们看到了话剧的因素、舞剧的因素、歌剧的因素，甚至静态的绘画因素也在剧中起着贯穿全篇的基调统摄作用。有的观众欢呼看到了黄梅戏的全新面貌，并希望从中找出传统戏剧的发展革新之路。有的观众则认为它不像“黄梅戏”，觉得新融入的他种舞台剧和绘画因素“破坏”了黄梅戏流畅典雅的传统风格，甚至有人说它是传统戏剧革新的“末路”。我们应如何来看待艺术形式中新因素的变化、添加和发展呢？
除非我们要求把一切既定的相对完整的艺术形式作为“活化石”来封箱保存，艺术与生活共舞共生是艺术史上不争的事实。但创造的绚烂背后是与之相当的风险代价，既定的艺术形式，如舞台戏剧的唱腔、风格、动作、程式是相当长的艺术实践，数代艺术家的智慧结晶体，它构成着某一艺术门类的边界和内核，大致决定着艺术门类的风格风貌，这当中有着通常所说的“看似容易，成却艰辛”的产生逻辑。这样长时间积淀形成的艺术形式被我们现时的一人、一戏、一种创意所更改、添加、打破、重组，意不可不慎，情不可不重，它需要胆识兼备、智勇双全的创造。
在《徽州女人》的舞台上，“西递村系列”的版画起着贯穿全篇的基调统摄作用，这些以往只作为舞台背景出现的静态视觉因素，在《徽州女人》中从黑沉沉的后台向前台跨迈了一大步。徽州的黑瓦白墙，屋脊飞檐，石板路，花格窗……扑面而来的是一派徽州凝重古雅的文化气息。绘画的因素弥散在舞台的各个角落：红嫁衣、绿罗衫、舞台的调度、人物的表演，都在某种程度上向绘画的凝重感靠近，使整台戏更接近于一幅徽州古画。在这里，古徽州文化无所不在的符号系统和绘画，特别是版面的抽象性和由抽象性而带来的象征性相契合，如同《徽州女人》的剧名所暗示的优雅淡远风格一样，作品带给我们的是一股鲜明而又淡雅的徽州古风，在视觉的“盛宴”中，我们以最直接的方式走进了古徽州那沉实、厚重、繁复而又令人惆怅的文化氛围中。
这与创作者所准备传达的初衷是相契合的，创作者在谈到创作表达的意念时就指出，他们的创作旨在表达一种与古徽州相应的整体氛围，让原本隐退在轰轰烈烈的显在历史背后的某些东西在人们面前凸现出来。《徽州女人》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而这与绘画因素在其中的突出表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了表达的需要，一切艺术的因素都听“将命”而行，被艺术家自如运用，这在艺术传达上的自由之境为多少艺术家所向往，然而这种“自由”也必须谨慎从之。
将绘画作品转化为戏剧，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这一尝试形成了编剧、导演、主演、画家在绘画意境的启发下共同进入创作状态的一次新的戏剧生产方式。先是主演韩再芬面对“西递村系列”版画作品产生了创作的原初冲动，萌生出在和自己心灵贯通的绘画意境中，主演一部戏剧的强烈愿望；再是编导从绘画和画论中看到了自己所心仪的精神境界，将自己生活的积累、感触和绘画作品联系，同时又从绘画中感受到了编导所需要的创作空间，在形成剧本之前，已将最初的导演处理和版画融为一体；最后画家和编剧、导演、主演共同探讨绘画转换为戏剧的种种可能，并将自己的个性转换为创作集体的共性，将其他艺术门类的艺术个性转化为舞台艺术的综合特性。以上种种因素促成了美术与戏剧交相辉映的《徽州女人》。
形成《徽州女人》的每一步，无论是艺术形式的选择、添减、更改、创造还是不同艺术门类的借鉴，都是为了创造性地开掘它所要表达的内容。
一切新的创造添加的变革因素总要引起些争议。赵无极的画在八十年代初，到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曾有人激愤地质问：“这到底画的是什么？！”贝聿铭的透明金字塔矗立在卢浮宫庭院的时候，一向以浪漫和创造力自认的法国人斥责贝聿铭是在把卢浮宫变成第二个迪斯尼。对于众说纷纭的艺术传达形式，戏剧理论家童道明先生幽默地说道：“在艺术的发展史上，有人激赏，有人激贬的作品，一般说来，是好作品。”但真正的创造必须自觉而清醒，自醒在艺术史长河中古往既定形式的重要意义，自醒真正的创造的艰难和不易，自醒“不破不立”的“立”所需要的辛苦和才力，要自觉清醒地看到“破”、“改”、“变”、“添”之后的艺术走向和归境。
《徽州女人》给黄梅戏乃至整个传统舞台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研究和进一步探讨的样本，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品问世，让我们在真正的碰撞和探究中产生更为适合新的艺术传达的新形式，使传统舞台剧的发展有更大的发展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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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选百家蔚然可观
——《当代百家小说精品集成》丛书评介
一凡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展示在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新时期小说创作成就，由张曰凯主编的大型文学丛书《当代百家小说精品集成》日前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
这套丛书的编选，费时两年有余，阅读近万作品，广泛咨询，反复推敲，审慎选优。丛书编选的显著特色是“精、新、全、准”四字。以全面、准确为坐标，以文衡人，不以人衡文，努力体现选择的公正，求精同时求新。因此它表现为：一是经典性，入选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在艺术品位、思想价值上是经得起考验的篇目；二是权威性，入选作品是由对鉴赏小说有深入研究的选家、评论家遴选，并与作家本人反复商定的篇目，许多作品曾产生过广泛影响；三是代表性，入选篇目强调具有流派、风格和个人特色，多为作家成名作或代表作，并兼顾作家成熟期的近作、新作。因此，这套丛书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欣赏、爱好者的学习借鉴和专家的品评研究等多种需要。具有文献价值。
丛书编选的另一个特色是，以作品的艺术风格流派分卷，共六卷。《名士》卷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风格作品，从中可以品赏到孙犁、汪曾祺、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等名家质朴自然之美的文字；《福地》、《生存》、《继续操练》卷选收冰心、李国文、蒋子龙、铁凝、贾平凹、梁晓声、王安忆等作家现实主义作品，他们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人生命途的体察，常常令人惊叹不已；在《痕》卷中，王蒙、宗璞、莫言、残雪、余华等作家则以一系列极具先锋派意味的作品，描绘现代人局促的处境和嬗变的心态；而《这里的天空》卷，池莉、刘恒、刘震云、苏童、张欣、毕淑敏等作家以新写实手法描绘生活的原生态，触及了当今百姓种种焦灼困惑的话题。众多的佳作精品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丛书每卷卷首印有百余位作家的签名手迹，蔚为可观。
丛书由文学前辈巴金任名誉顾问，陈昌本、李国文、雷达、崔道怡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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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花季急需雨露
——简评《准备十八岁》
晁古
作家出版社出的这部对当前青少年成长和真正成才施以雨露的适时作品，是很具鲜明特色的。本书作者袁丽娟在“代序”一文中说：“本书不想教你十全十美，十全十美是上帝的尺度。本书只期望你从小多一些立身的本领，以便在今后的日子里生活得更顺利、更有质量、更易被社会所接纳。”
在这里，看来提出的标准似乎并不高，但却很扎实，很全面，既是理想的又很实际。举凡做人品行、素质养成、意志磨炼、智能学识、人际关系、价值取向、社会责任、尊重个性等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阐引。但如上所述，又绝非填鸭式的我教你做，我说你听；相反地，它在大的框架上很有选择余地，重视不同青少年的个性，但又时时使之感到，在发展个性的同时，始终不忘社会责任；智能与学识只有在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创造实践中才能显现其光辉。作者拥有丰富的花季少年自身活动的“素材”，熟悉他们的心理特点和内心要求，表面上采取的是第三人称，而在行文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仿佛就是花季少年在“现身说法”。因此，基本上是让活生生的事实说话。如在谈个性的一篇中，作者的导语是：“失却了个性，便也失却了动人的美”。全篇通过自己的女儿在对待三件日常小事上的反应，写出作者作为一个成年母亲的认同与惊异，从而做出是与非、正与误的比较与评价，表现出既应保持优良传统而又要适应社会发展前进的通达态度。不过，本书不作无原则的迁就。它在《磨炼自己》一篇中就鲜明地指出：“磨炼自己，适应复杂而艰难的生活。要知道，没有这样的投资，再大的投资都是不合理的。”文中警示当前某些青少年过于骄纵或娇弱的令人不可无视的现状，透射出作者站在曾经的青少年角度对后来者的担忧和充满希冀的关爱。此点在当今物质生活日渐丰厚尤其是独生子女渐次长成的现实社会中，无疑是有着重要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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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秦文君文集》研讨会召开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日前在京联合举行“《秦文君文集》（五卷本）出版创作研讨会”。中宣部、中国作协、新闻出版署有关领导和部分在京专家学者、儿童文学作家三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五卷本《秦文君文集》精心遴选作家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七年间的创作精品百余篇，包括长篇小说五种、中篇小说十种、短篇小说十三种和散文随笔百余篇，计两百万字左右。其中《女生贾梅》、《孤女俱乐部》、《宝贝当家》三部长篇，分获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男生贾里》、《少女罗薇》、《十六岁少女》等九部小说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图书奖；《文集》中还有部分在海外出版发行的佳作，如《家有小丑》是第一次与国内读者见面。《秦文君文集》集中反映了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不仅是一套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上达到较高水准的精品之作，而且也是深受海内外广大小读者喜爱的普及性文学读物。（温湲）
●《黄彩虹散文集》出版为了讴歌祖国的海洋、海岛和海防，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作者在从事军事新闻工作的同时，足迹遍及了祖国万里海疆和三百万海洋国土，写下了大量的散文。黄彩虹的散文，感情充沛，文字优美酣畅，是一部讴歌海洋、讴歌海岛、讴歌海军不可多得的散文作品。近年来，黄彩虹还把眼光放之大洋彼岸，以军事记者和散文作家的独特笔触，写下了《近看西点军校》、《走进五角大楼》、《采访美军见闻录》等国际见闻、散记，更加丰富了他的创作内涵和深度。（文逸）
●首都作家采风团赴内蒙古采风近日，由国家民委组织的首都作家采风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采风。巴林右旗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首都作家采风团一行十余人，参观和考察了巴林右旗的巴林石生产基地、草库伦建设、草原沙化治理和颇具民族特色的那达慕大会，对该旗政治、经济、文化和群众生活等多方面情况进行了了解，进一步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牧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步。（塔娜）
●长篇儿童小说《把我寄出去》出版时值第二十二届万国邮联大会即将召开之际，组委会将向全国的少年儿童推荐一份沉甸甸的礼物——长篇儿童小说《把我寄出去》。这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将引申出一连串与少年儿童有关的邮政知识普及活动。《把我寄出去》（作者古清生，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讲述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故事。南方一个充满茉莉花香的小镇上，少年儿童陶品为了实现到北京去采摘茉莉花王花籽的梦想，竟把自己装进一个邮件箱寄了出去，一路上他历经曲折艰辛，创造了无数的奇迹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伟大祖国首都北京。小说的奇思异想令人称奇，但它表达的愿望却更为令人感动。（甄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