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革命家风范 历史珍藏
无私无畏 刚正不阿
——纪念阎红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李原
今年是阎红彦同志诞辰90周年。
阎红彦同志在“文革”初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至今已整整32年了，但人民仍深深地爱戴他，怀念他。
阎红彦同志1909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创建晋西游击队，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转战南北，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共和国第一批授衔的上将。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后，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留下了历史性的业绩。
他主持云南工作的7年，正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日益严重，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庐山会议又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错误批判，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生活。1960年冬，全国开始执行一系列调整措施，逐步扭转局势，出现了恢复发展的好势头。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又“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初，更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到极端，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这样情况复杂、处境艰难的形势下，阎红彦同志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好思想、好作风，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和经验，采取一系列独特的具体政策措施，大胆地解决了一批急迫问题，稳定了形势，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增强了民族团结。
实事求是需要调查研究
阎红彦同志一到云南，特别注意了解和掌握云南省的特点、优势与劣势。他几乎跑遍全省，心情十分振奋，但也感慨万千。云南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发展潜力诱人；但交通梗阻，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十分困苦。在这里，“既不会旱到赤地千里，也不会水淹连城”，“哪里是什么‘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连没有脱离原始部落的“直接过渡区”也要“一步登天”办起人民公社。“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比哪里也不逊色。他心情沉重，连连叹息：“主观主义害死人！”“脱离实际也就脱离群众。”“最可怕的是失掉人心。”他从调查研究入手，首先抓住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逐步理顺干部思想，从而改善党群关系，民族关系，团结一致，发展生产。他常说：“抓住生产，就抓住了群众的心”。
阎红彦同志常说，实事求是不只是个作风问题，认识问题，还有个思想感情问题，说到底是世界观问题。只有对实际情况作系统的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对群众饥寒感同身受，才能排除一切干扰和顾虑，取得正确的结论；才能摸到群众的脉搏，听到群众的心声，制定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1961年2月间，他亲自主持制订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对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做出具体规定，并带头身体力行。
1961年4月间，阎红彦同志来到西双版纳，发现傣族的竹楼旁都有一片自有“用柴林”，用以解决各家日常烧柴需要，周围山村没有乱砍乱伐，林木葱郁，植被保护很好。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与思考。他随后到了景东县，在文井公社大营大队蹲点调查，触动更深。这里森林面积约5万亩，由于没有考虑群众需要，管、育、用三者关系处理不好，乱砍乱伐日趋严重。座谈中老农反映，林权不清，责任不明，成林都是国家的，村头路边是集体的，房前屋后一棵也没有自己的，群众烧柴没人问，管和砍的矛盾越来越大。群众一面对山林的破坏感到可惜，着急，一面又认为，谁不砍谁吃亏。过去这里养护森林靠乡规民约，由当地群众派专人负责保护和发展山林，具体做法是：保护水源林，管理河堤林，经营果木林，培植烧柴林，看管风景林。每年定期开山，可以上山砍柴，但不能乱砍乱伐。三天过后鸣锣封山，专人巡查管山，如有违犯，以“规”处罚。群众说，只要能这样，不用10年，既能使山林茂密，又能保护水土资源。阎红彦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告诉省委及有关部门，请他们组织力量，多点调查。经主管部门综合情况，省委讨论制订了专门文件，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敢讲真话是实事求是的品格反映
1961年，全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云南各族人民生产生活也十分困难。由于“左”倾错误思想束缚，人们对许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既不敢正视，更不敢触动。什么“社队规模越大越优越”，“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等，人云亦云，不讲真话。阎红彦看到这些情况，痛心疾首，焦虑万分。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结合省委其他同志的调查，又在大理州弥渡县经与省、地、县干部研究后，于1961年5月，上书毛泽东主席，痛陈得失利害。
他在信中提出：“社队规模的大小，不能只看户数，更不能只看平均数，也不能完全拘泥于原来的乡和高级社的情况，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在一个生产队内，有的包产到生产组，也有分散的单家独户，实际上要包产到户。”
他主张“把生活大权交还群众”。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关于公共食堂，群众意见主要有三：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明确提出：“既然食堂是直接关系群众生活的大事，还是根据自愿，由群众讨论决定，不能有任何勉强。群众真正要办的就办，群众真正不愿办的就不办。这样做的结果，我们估计可能出现少数坚持办常年食堂，一部分主张办农忙食堂，多数不愿意办食堂的情况。”
信中关于分配上的“三七开”问题，“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实物分配”问题等，都本着“克服平均主义，体现按劳取酬”的原则，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具体的调整意见。
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有理有据，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和赞扬。1961年5月16日，毛主席批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阎红彦同志敢于面对现实，直言不讳的思想品格，正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高尚情操的具体体现。
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民族团结，边疆稳定
初步解决了调整生产关系的问题之后，1965年7月，阎红彦同志组织有关州委、县委和一部分省委及有关部门的同志，重点转入对边疆民族地区系统的调查研究。
客观事实使他深深感到，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才有边疆的长期稳定和巩固的边防。
当时，云南边疆29个县，248万人口，少数民族人口占70％以上。在边境一线，做民族工作的力量并不少，部队的民族工作队有5000人，沿边境有100多个农场，职工6万余人。省、地、县机关团体中均有专门的民族工作部门，专门财力数量不少。
他指出，有这么好的基础和条件，而没有把工作做好，主要责任在省委没有把情况吃透，思想理顺，方法摆正，没有把各种力量组织到主要方向上来；而是力量分散，自成系统，各吹各打；对情况若明若暗，似是而非；一般化的传达，笼统的布置，很少触及实际问题；一些政策和做法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能有效地组织和动员群众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阎红彦同志在不同地区调查中，反复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与当地干部群众多次座谈，向省委常委会专题汇报，请他们结合调查，统一认识，提出具体措施。在1965年12月20日到1966年1月13日，召开了边疆工作会议，形成正式文件，全面分析了情况，提出具体的方针政策。各有关方面都采取了切实的措施，有力地把党、政、军、民扭成一股绳，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做好群众工作，迅速改变边疆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
几项促进生产发展的调研结论
在调查研究中遇到的一些情况和现象，引起了阎红彦同志的深思。每到一处，人们总想让他更多地了解那里的“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干旱缺水、肥料不足、耕牛老、农具旧、产量低、收入少，群众生活困难。他指出：“这代表了一种不好的思想方法和精神面貌。只看困难一面，消极叫苦，工作没有信心”。“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没有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他说，山虽然大，但并不穷，大小牲畜、山林特产，无论品种和数量都不少，发展多种经营的条件都不错。生产、生活搞不好是不从实际出发，机械地执行“以粮为纲”的结果。只要打破思想束缚，放开眼界，方法对路，趋利避害，群众生产、生活很快会得到恢复和发展。
他与省委同志们商定，必须突破局限，才能帮助干部解除顾虑，打开局面。为此，省委根据实际情况，首先就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具体方针政策：
（一）在粮食分配上实行“三三制”，提高了群众种粮积极性。
条件较好的坝区是云南的粮食主产区，着重提高单产。根据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改变“多产多购”群众不能多留多吃的征购政策，实行“三三制”，即当年增产部分，国家多购一点，集体多留一点，群众多吃一点。受到群众欢迎，调动了增产积极性。
（二）养牛、养羊不能单纯追求“存栏数”，主要应看“出栏率”，有计划地“杀、卖、吃”。
针对为了改变单纯追求“存栏数”，不让杀、卖、吃，群众得不到好处，“存栏数”也难增长的状况，省委制订了牛羊“杀、卖、吃”政策，不仅让群众吃到肉，分到钱，连群众喜欢穿的羊皮也得到照顾。规定不仅统计“存栏数”，还要考核“出栏率”。群众吃到的肉多了，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牲畜的管理，“存栏数”反而有了较快的增长。
（三）养猪实行“吃一半、卖一半”的政策，使农户家庭养猪迅速发展。
在调查中，他了解到群众对养猪吃不到肉的“生猪派购”政策有意见，经与有关部门反复算账研究，大胆实行“吃一半、卖一半”的政策。结果，多养多吃，大得人心，群众养猪积极性高涨，超额完成了派购任务，存栏数也增加了。猪多肥多，也促进了粮食增产。
（四）扬长避短，发展多种经营。
他反复强调，云南可是个好地方，只搞粮食不行，发展多种经营，可是一大优势。只要敢于实事求是，方针对头，各展所长，云南落后局面就会很快改观。
省委经过反复讨论，为多种经营的开展，因地制宜地制订了许多特殊政策和扶植措施：
在粮食生产条件差的山区、半山区，根据不同情况，实行“余粮减免”、“粮食自给有余”、鼓励自愿多卖的政策，减少了国家的“口粮返销”，大大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发展。
对于一部分贫困山区，实行“减免公粮”或者“以畜产品、山林特产抵交公粮”的政策，鼓励他们粮食自给，不吃返销粮，集中力量发展多种经营。群众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积极性高涨，生产、生活都有了提高。
（五）供销社要组织群众生产生活。
阎红彦同志每到一些基层供销社，总是仔细地察看货架上的所有商品，详细询问每个商品的销售情况。当发现了一些完全不适合山区的商品，如长筒丝袜、高档香水等根本没人买，而屡屡退货又屡屡调入时，他严厉地批评了那种“单纯任务观点”和“官商作风”。他指出，要搞活供销业务，必须首先了解当地特点和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不仅组织货源，促进生产，还应帮助群众请师傅，学技术，发展手工业等多种经营，并把当地产品推销出去，增加群众收入。
阎红彦同志始终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采取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云南全省形势发生显著变化。粮食连年增产，总产量很快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户均大牲畜、生猪头数位居全国前列，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多种经营发展迅速，群众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在全国还处于比较困难的时候，人们都说“云南的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关于“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追查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根据全国有些地方生产生活和市场比较混乱的情况，正式发出中央文件，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一次“全面整顿的群众运动”。云南省委认真研究了中央指示精神，认为云南的情况有所不同，不必开展这样一次“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整顿的群众运动，而应以生产为中心，加强经营管理，继续发展已经开始形成的好局面，并正式形成省委文件上报。被西南局个别领导人指责为“以生产为中心，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违背中央指示”。情况反映到中央，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关注。
对此，中央专门派彭真同志亲临云南检查。彭真同志实事求是地对情况做了具体分析，认为云南形势是好的，是认真结合实际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欠妥”之处，今后注意就是了。大家认为：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就要不怕担风险。
在纪念阎红彦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回顾他的思想，追忆他的品格、工作方法和作风，对今天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有益的启示。
阎红彦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无畏，刚正不阿，坚持真理，勇于实践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附图片）
从调查研究入手
图为1966年2月阎红彦（右一）在云南农村调查。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杨易辰同志一贯坚持以大局为重、人民为本，对党一贯忠诚坦白，从不弄虚作假；他始终坚持廉洁自律，“严”字当头，带好队伍。终生实践了以毛泽东、邓小平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贯倡导的——
实事求是 一身正气
陈俊生 侯捷 周文华 王克
今年6月28日，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杨易辰同志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杨易辰同志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了毕生精力。
杨易辰同志，1935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期间，就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组织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南下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他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随后，他奔赴敌后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他带领地方干部团赴东北工作。东北全境解放以后，他先后担任辽北省政府副主席、辽西省政府主席和省委书记。1954年以后，杨易辰同志调黑龙江省工作，先后担任省委常委、副省长、书记处书记、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3年至1988年，杨易辰同志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岗位上创造了他人生的最后辉煌。
大局为重人民为本
杨易辰同志一贯坚持以大局为重、人民为本，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作为工作根本准则。1960年，黑龙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48.8亿斤，灾情大、任务重、困难多。面对这种形势，杨易辰强调：“全国有9亿亩受灾粮田”，“我们有困难，全国更困难”，“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顾全大局，决不能动摇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我们一定要多征购一些粮食，支援全国，稳定全国的局势。”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当年黑龙江全省共征购66.98亿斤粮食，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1961年黑龙江省粮豆产量又比上年减少10.2亿斤，粮豆总产量91亿斤，是解放后黑龙江省粮食产量最少的一年。为了支援全国，保证城乡人民生活，全省共征购粮食48．17亿斤，粮食供求关系异常紧张。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部署粮食问题。会上，周总理提出，黑龙江已经调出28亿斤粮食，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全国的粮食危机仍很严重，还要再增调两亿斤支援全国。当时，杨易辰考虑省里已经十分困难，不少地方人吃马料、人病马死，不少人全身浮肿，再多调出两亿斤粮食，担心省内群众承受不了，他直接向周总理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周总理耐心地同他谈：黑龙江有困难，全国更困难，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国家要帮助他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听到“顾全大局”四个字，杨易辰便坚定地向周总理表示：“困难再大也要执行中央的调粮计划，维护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回省后，在省委统一领导下，经过大家齐心努力，终于如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增调粮食任务。
杨易辰还千方百计地安排和解决了省内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由于1960年粮食大幅度减产，1961年农村的口粮比留粮标准低得多，普遍缺少口粮和马料。作为主管财贸、粮食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易辰同志，这一年从1月到12月，夜以继日地奔忙在城市和乡村，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市场供应。特别是他从省里倾其所能给农村安排了9．4亿斤返还粮，使全省农村在4至9月每人每天吃粮5两上下，保证了“生命线”（4—5两），接近了“生产线”（6—7两）。他还指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大力搞“小春收”、“小夏收”、“小秋收”和代食品；大力抓早熟作物和春夏菜种植；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开展“修配补”，解决穿用不足；大力敞开供应优质高价商品，满足部分消费；大力发展小商品生产和日用工业品生产；大力增加收入，减少支出，扩大货币回笼等等。终于在极度困难的时期把全省人民的生活安排下来，没出大问题，既保护了有生力量，又保证了工农业生产。
敢说真话求是创新
杨易辰同志对党一贯忠诚坦白，从不弄虚作假、谎报成绩。黑龙江人都知道杨易辰“三战三百亿”的故事，1978年，按省统计局统计，黑龙江粮食产量每年都超过300亿斤，但1979年7月呼伦贝尔盟划归内蒙古后，1979年和1980年的产量皆为292．5亿斤。这样，连战三年300亿斤，如扣除呼盟产量均差几亿斤粮食没有达到。当时，人们备感遗憾，有些人说，历来都是统计加估计，就报300亿斤也不为过。但杨易辰同志却坚持实事求是，是多少就报多少，不允许有丝毫假话。
杨易辰同志不仅敢于从实际出发、讲真话，而且善于调查研究，发现和掌握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正确地指导工作。除了必须参加的会议和活动外，他经常带领同志一道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工作指导意见，制定出符合黑龙江实际的贯彻中央决策的具体办法和措施。1979年为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他倡导并身体力行地用近5个月时间，对全省经济状况进行全面系统调查，抽调省直机关干部1023人次，组成8个大组、63个小组。通过这次调查，对全省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特别是他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组织制定了黑龙江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35条”、扩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自主权试点的“14条”、发展社队企业的“20条”等9个政策性文件，对全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在这次调查中，杨易辰同志对伊春林区问题进行了调研。他的调查报告有根据、有分析、有观点、有办法，提出了如何解决采育失调，把营林搞上去，如何大力发展以“三材”（小板材、小方材、木片材）、“四料”（门窗料、家具料、小农具料、炊具料）、“五板”（纤维板、刨花板、胶合板、木丝板、细木工板）为重点的木材综合利用，把林木加工业搞上去。他的调查报告，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廉洁自律勤政为民
杨易辰同志在黑龙江长期担任财贸书记，后又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然而，他却始终坚持廉洁自律，两袖清风，并“严”字当头，带好队伍。
杨易辰同志深入基层研究、检查工作，一向轻车简从。他每次只带急需的随行人员，并共坐一辆面包车，人称“流动办公室”。在车上，常常是他出题目，大家在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和讨论，必要时请主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上车，边走、边议、边提出解决意见；需经省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事，便形成提交常委会讨论决定的建议。他从不允许地（市）、县同志到县界上接送，否则要挨批评。有时把路过地、县的主要领导请上车，边走边听情况，有些问题在车上就得到了解决。
杨易辰同志勤政为民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廉洁自律上，而且体现在始终把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抓在手上。1977年12月，杨易辰同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更是始终把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放在首位。1981年下旬，省委专门召开了党风座谈会。他在会上做了《坚持不懈地搞好党风》的讲话，强调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推动全省纠正不正之风。依据他的建议，省纪委选出几起重大典型案例，通报全省；同时抓住各种正面典型，大力宣传，以推动党风建设的健康发展。
他郑重地申明，黑龙江党风搞不好，省委负责，我要负主要责任。各地市抓不好，地市委负责，并拿一把手是问。
杨易辰同志，终生实践了以毛泽东、邓小平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身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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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
——缅怀我军装甲兵创建人许光达
邓家泰
今年6月，是许光达司令员逝世30周年，我们满怀深情缅怀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许光达同志。他作为我军装甲兵的创建人所建立的伟大功勋，将永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史册。
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对光达同志进行诬陷和残酷迫害，致使他含冤去世。但他那种赤胆忠心、一切为了党和人民利益的革命精神，大公无私、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严守纪律、艰苦奋斗的崇高品德，勤奋学习、努力工作、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却深刻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我认识光达同志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晋绥军区（那时光达同志是二分区司令员，我是塞北分区参谋长）。1947年，我被调到光达同志任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任副参谋长、参谋长，1955年分配到军委装甲兵任副参谋长、参谋长。前后有十五六年是在光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全国解放后，我军面临着由过去的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转化，由简单的轻武器（即所谓小米加步枪）向装甲坦克机械化的武器装备转化，这些新情况表明了我军建设进入一个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时期。
1950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光达同志为装甲兵司令员，筹组装甲坦克机械化部队。当时存在的主要困难是领导机构不健全，人才缺乏，装备困难，但他积极创造条件，为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人民装甲兵日夜操劳。在以他为首的装甲兵党委领导下，群策群力，苦心经营，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以二兵团部为基础的军委装甲兵领导机关和沈阳、北京、济南、南京、武汉、广州等军区装甲兵领导机构。
干部缺乏是当时组建装甲兵的一个突出矛盾。光达同志和兵种党委研究，决定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积极组建坦克院校，大力培养干部。到1960年前后，已组建起指挥、技术两所学院，五所坦克学校。几个大军区还成立了坦克乘员教导团，专门训练新驾驶员。同时，光达同志还明确规定学校一定要“以教学为中心”。强调培养提高教员的军政素质，完善和改进教学大纲和教材，严格执行条令、教范，不断改造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截至1965年全装甲兵院校共培养出各级各类干部27200余人，技术兵员14900余人，保证了当时装甲兵建设发展的需要。
为了改善坦克部队武器装备，光达同志本着自力更生为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一方面积极组建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大力开展装甲兵坦克新技术的研究工作，同时商同国防工业部门抓紧筹建各种类型的坦克制造厂。1959年，我国自制的“59”式中型坦克终于问世了，并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阅兵式。
装甲兵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兵种，而我们的干部对坦克装甲车辆技术知识和经验都很缺乏，这在当时又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光达同志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1951年4月光达同志以装甲兵党委名义签发了“关于加强技术工作建设与消灭损坏武器机件的指示”，强调指出：“坦克部队的建设，现在处在一个极严重的关头，这就是技术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前进”。此后，他又尖锐指出：“装甲兵是由高度机械化、摩托化的部队组成的。熟练的使用、保养、管理和掌握这些装备的技术特点，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性能，不能熟练地掌握它，就等于一堆废铁，是毫无用处的。不掌握技术，坦克部队是建设不起来的”。从此，他号召装甲兵的所有干部（包括军事、政治、技术干部）都要学习掌握坦克技术，成为内行。为此，光达同志还亲自带头到坦克学校学习坦克技术知识与操作技能，体会坦克的特点，并在他亲自主持下编写和审定了装甲兵战斗条令及教程、教范和教材。
1953年3月20日，许光达司令员在装甲兵技术部长会议上，针对部队实际情况，提出了“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号召。1960年3月31日，经许光达审定，颁发了我军装甲兵第一部《技术工作条令》。至此，装甲兵的技术工作第一次用自己的条令加以规范，促进了装甲兵技术工作建设，有力地保障了部队的战备和训练。
光达同志在生活作风上，一贯保持谦虚谨慎、生活简朴、严格要求自己。1955年中央军委决定授予光达同志大将军衔，他恳切要求组织上不要给他过高的荣誉，请求军衔授低一些。
1977年3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为光达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