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变化
潜力
希望
——费孝通教授一席谈
本报记者 夏珺
50年风雨历程，50年农村巨变。以研究农村经济著称的著名社会学家、民盟中央名誉主席费孝通教授，既是农村经济社会研究的权威，又是亲历农村变化的历史见证人。共和国50华诞前夕，记者专程采访了费老。
说起农村的变化，费老感慨万千：“这个变化真是太大了，真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费老说，据考古发现，7000年前在江苏就有谷物、蚕茧，这说明我国自古以来用人力、畜力经营土地的方式维系了7000多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新中国这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村起了历史性的大变化，概括地说，过去的乡土经济已经开始走向了现代经济。
早在60多年前，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利用出国留学前的空隙，就到江苏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访问，写下了著名的《江村经济》一书。尔后，费老于1957年和1985年两次重访开弦弓村，写了《重访江村》和《三访江村》。事实上，费老的一生都在关注、研究和思考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如今，已届90高龄的费老仍喜欢到农村去调研（他自谦说“只是去看看”），且乐此不疲，每年有1／3的时间到基层调研。辞去领导职务后，费老更是马不停蹄，光今年就已在外边跑了100多天。费老说：“我是‘行行复行行’，不到实地去看，不了解实际情况，那怎么行？”
也许出于学者的习惯，费老仍以他新近调查的一个村为例，用事实说话。江苏省高淳县凤山乡武家嘴村——一个靠水吃水、靠水致富的典型。这个村过去是贫困村，吃粮靠返销，原因是把农民都捆在人均不足三分地上，到80年代初，年人均收入只有130元。改革开放后，这个村解放思想，发挥水乡的优势，大力发展水上运输，由七八吨的小木船，发展到数百吨的钢铁轮船，运输由内河走向长江，走向沿海，走向世界。结果这个村家家因水致富，人均收入去年达到3万元，成为“金陵第一村”。费老说，从这个村就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比如农村要富起来，要有好政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找到能发挥自己优势的路子；还要靠科技。武家嘴村的农民善于“借脑生财”，花大价钱请技术人才到村里造大船。我从小生长在水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都不敢想象会有这样的事。
新中国50年，农村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当属改革开放这20年。费老说，这20年里，农民有三个伟大创造：“大包干”、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这三个创造又有内在逻辑上的联系，而发展小城镇更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说起小城镇，这位耄耋老人兴奋起来，双眸忽地闪烁着孩童般的光彩。我们知道，费老以学者的慧眼，最早预见性地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的研究课题。如今，这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已写进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费老说，中国要富，首先要让农民富；而农民致富，要靠乡镇企业和搞好小城镇建设。这是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几十年来最深切的体会。今年以来，费老考察了江苏、浙江、山东、江西、湖南等地的小城镇建设后，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体会和见解。他说，20年前，我提出这个课题时，中国的小城镇还在娘胎里，我的研究还是纸上谈兵。而今天，小城镇已是星罗棋布，它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越来越重要了。因此，现在不能再就小城镇谈小城镇了，而必须放到中国城市化体系的大框架里来研究，小城镇的发展要以全国城市化和现代化为大背景，作出战略性的长远思考和选择。费老解释说，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中等城市的带动，而目前不少中等城市对周边小城镇的辐射能力十分有限，好比“小马拉大车”。这就需要将每一个中等城市在一定区域内的定位搞清楚。作为城市网络中的一个“结点”，中等城市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定要增强对小城镇及农村的辐射、带动功能。对于中等城市的发展设想，费老形象地称之为“穿糖葫芦”——即把铁路或公路沿线的中等城市像糖葫芦一样穿起来，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费老在《三访江村》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费老今天仍然为农村的变化而兴奋。他说：农村迈向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尽管是刚刚开始，但从中可以看到农村的潜力、发展的方向和美好的前景。我到了老年才真正欣逢盛世。只要我们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走下去，中国农村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国家一定会更富强。（附图片）
费孝通近影。本报记者陶源明摄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国庆抒怀
镜子与旗帜
季音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布了一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在一九七八年的大事记里，只记载了两件事，一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另一件就是小岗村农民推广大包干责任制。在党的正式文献上，小岗村的改革作为一件大事，被正式载入史册，这无疑是件了不起的事。
小岗村对于党与人民给予她的巨大荣誉，是受之无愧的。一九七八年，中国的政治气候乍暖犹寒，虽说万恶的“四人帮”已经垮台，但“左”的阴云依然没有完全从中国上空消散，“包产到户”（亦即大包干）在党的正式农业文件上还没有取得合法地位，许多人谈包色变。在这种情况下，小岗村农民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敢于逆风而上，毅然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摁手印，这种非凡的政治勇气与胆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小岗村是包产到户的唯一首创者吗？不是。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及以后的几年间，它在浙江、安徽、广西等地农村已经以各种形式出现，并且得到了当地体察农民疾苦的干部的支持。本来，包产到户并非一件多么深奥复杂的事，它无非是让农民真正成为耕地的主人，使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对国家多作贡献。可惜，那时包产到户被斥责为离经叛道的“单干风”，统统一棍子打死。广西有个环江县，是个贫困山区，一九五六年那里的农民在当地县委的扶持下，搞起了名曰“三包到户”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并获得显著成效。不料“左”风刮来，大难临头，县委三个正副书记、县委农村工作部两个正副部长、四个区委书记，全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甚至开除公职。至于当地农民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小岗村的可贵处，就在于他们不怕“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前人开辟的道路。小岗村农民是幸运的，以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为代表的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破除“左”的坚冰，支持了他们的勇敢行动，没有使他们重蹈广西环江县农民的悲惨命运，而是成了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由此带动全国农村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重温一下这段围绕着包产到户的曲折历史，以史作镜，岂不发人深思？
半个世纪过去了。五十年来中国农村的变化真是地覆天翻，新人新事书不胜书。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恐怕还是以小岗村为旗帜的农村改革。几十年来中国农村反复探索，几经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终于在七十年代末，彻底挣脱了陈腐观念的束缚，迎来了五十年来农业战线上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人所共知，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大大地解放了长期遭受摧残和压抑的农村生产力，影响尤为深远的是，它给亿万人带来了一个思想的大活跃与大解放。
引导中国农村改革不断走向胜利的旗帜上，是八个闪闪发光的大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50年 家乡人·家乡事·家乡情
共和国50年巨变，可谓翻天覆地。本报几位家在农村的记者娓娓道来的一件件小事正是巨变的生动注脚。这些小故事，生活气息浓厚，感情真挚，文字轻松，特别推荐给读者，相信不虚此“读”。
——编者
走出万兴冲
本报记者 黄彩忠
年过60的兰哥去广州探亲，一去就两年多。小儿子告诉他：“走出万兴冲，一个就顶仨。”——他一直怀疑这个“论调”，于是前年特地做了一身新衣服，来到广州看看两个打工的儿子。
想不到这一来便走不成了。在小儿子带领下，村里十几个年轻人在同一家工厂搞摩托装修，干得红红火火，收入“一个顶仨”还是留有余地的。兰哥想到田里那点活一年干不了三四个月，全租给他人干也就是件“打个招呼的事”，便决定留下来替老板看大门。兰哥历来勤快，看门之外还主动打扫工厂里里外外，帮老板擦车，时不时捞个小“红包”，很快就“一个顶仨”了，忙得他春节也回不了家。
大嫂有一次对我说：“是不是屋场风水的关系？打你走出万兴冲后，这间屋就留不住人，年轻人一个跟一个往外走，我那个老倌子也凑热闹，如今一家就有5个人在广州。”我笑她“老脑筋”，扳着手指头给她算细账：人越来越多，田越来越少。土改时人均1亩4分田，大包干时人均只剩下8分了，又过了20年，眼下人均4分田都不到，这一点点田哪够种的啊！
大嫂也觉得世道真是大变了。她回忆说：1958年乡里修了杨梅塘水库，“干死青蛙，饿死老鼠”的万兴冲从此就不要车水抗旱了，田都自流灌溉，一些后生连什么是水车都不甚清楚了。变化最大自然是包产到户以后，兰哥当年刚40出头，干起活来还虎虎生威，他说：“如今有了田，累死在田里也认了。”其实，田里的活是越干越不累人了，农业科技帮了大忙。如今的年轻人下田都不打赤脚，穿着袜子，套着水鞋，种起“相公田”来了。有实力搞水稻旱育抛秧的更神气，“弯腰驼背几十年，如今栽秧不下田”了。
在我的家乡江西萍乡市，300多口人的万兴冲，只剩七八十个人种田。完全走出万兴冲，离土又离乡的，不到20个。他们人少却很有吸引力。春节期间串门，只见那些城里打扮的乡下人吹“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多数留在村里也不下田干农活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万兴冲的“倒蛋部队”有名气，田间小道上骑自行车贩运鸡蛋，水平可与省里的杂戏团比一比。彩胜弟是开着卡车跑运输，在村里第一个盖了两层楼，风光了好几年。万兴冲还有一支“部队”专制鞭炮，可别小看这传统手工业，还是棵摇钱树。新凡叔的儿子智强把鞭炮生意做到了国外，在村里盖了三幢别墅，瓷砖贴墙面，屋里装空调，一点也不吹牛，硬是把湘赣边界方圆十几个村子镇住了。
换煤
本报记者 王彦田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寿光市城南的一个普通村庄。想起少年时候的一段故事，对家乡的变化感受深切。
1976年11月，秋收已过，天气变凉，父亲要到百里外的淄博市的煤矿拉煤准备过冬，问我能不能一起去。我当时12岁，读五年级。听说父亲要带自己去远处的城市，兴奋极了。
父亲拉了一架两轮人力车，带了铺盖卷和干粮、咸菜，还有几百斤选好的玉米，是用来换煤的，听说城里开矿的人粮食不够吃。离开家的时候，天还很黑，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30多里地。那时候沥青路还不多，多数路都是土路，中间要过两条河，桥很窄，一边来了汽车，对面的车就要停下来等。记得当天快半夜了，我们才在淄博市的一个朋友家住下来，住得很暖和，吃了白馒头和米饭，撑得肚儿圆。
第三天，天还没亮，我们拉上煤车开始了艰难的回程。人力车装满了煤，有1000多斤重。父亲在车辕的旁边拴了根粗麻绳，做成套，我拉着。拉着煤车，走在平的路上，已是很费劲，可偏偏上下坡特别多。从一大早走到天黑，只走了50里，累得腿直抽筋。晚上住宿在一个叫普同的地方。在一家路边旅馆，我们拿出自己带的饼子，让旅店帮着煮了，记得自己足足吃了一斤饼。袜子和鞋子都被汗水湿透了，父亲告诉我把袜子放在褥子底下，这样晚上睡觉可以热干。天亮了，继续赶路。有一段路是长长的上陡坡，当地人说，“从淄河到普同，累死别吭声。”意思是说这段路是上坡，拉车不能出口说话，一说话就会松了气泄了劲。父亲和我使足了劲，有时路人还会上来帮一把力。一个多小时才爬完这个陡坡。
这些年，我时常想起走过的这段路，也多次走过这段路，不过不再是步行。济南到青岛的高速公路经过淄博和寿光，我从淄博下火车，改乘汽车，回到家只要一个多小时。坐在时速100多公里的汽车上，我又想起了那句话：“从淄河到普同，累死别吭声。”
儿童世界
本报记者 蒋安全
我的家乡在苏北大丰市农村。前年冬天，大丰港导堤工程开工，我曾回过一趟家。因为几年没回去了，回家前，父母特别在电话里嘱咐，不必为他们操心，农村什么也不缺，但千万得记住给妹妹的孩子和堂弟的孩子带几件小礼物。我心里想，俩小东西还不好伺候？
谁知道，自认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我，却让两个孩子给上了一课。我给小侄女送的是一盒水彩笔，那胖女孩倚在她妈怀里，见我拿出礼物，瞟了一眼，说：“24色的，不稀罕！我家有36色的，我们同学还有48色的呢。”说完，不再理我。
在妹妹那里，我就更被动了。当小外甥知道我给他送的是一件漂亮的小衣服后，就躲在房里掉泪，不肯出门。原来，他早已在小伙伴们面前吹下牛皮，他舅舅从北京回来，一定会给他送一个很大的机器人玩具。
为了不让孩子们太失望，我父亲一面哄着这些宝贝，一面让我到县城重给他们买礼物。县城百货大楼儿童柜台的售货员对我说，以后，你们从外地回来一般不用大老远的往家乡带什么了，就说儿童玩具吧，多是南方产的，不见得北京就比咱县城的品种多多少。
看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玩具娃娃、电玩、游戏机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具，我想起了诗人苏金伞解放前写过的一首诗的意境：一位母亲在劳动，她的孩子正趴在一旁的地上玩一只棉桃和泥巴。我也回想到了我的童年，那种在拾了一个忙假麦穗或稻穗之后，从生产队保管员手上接过一块香橡皮、两支铅笔时的欢欣。
是啊，农村富了，孩子们已经拥有与城里孩子一样色彩斑斓的世界了。
家乡的路
本报记者 杜海涛
前不久，父亲给我打电话，说北京—日照的52次特快列车已在我们县设站停车，从此，我们县有了直达北京的火车。父亲说，往后你就可以在北京坐火车直接回家了。听罢这个消息，我不禁感慨万千。
我家在山东省莒南县，地处沂蒙山区。革命战争年代，那里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一度有山东的“小延安”之称。山东省人民政府就是于1948年在那里宣告成立的。然而，长期的交通不便，也造成了家乡的闭塞落后。一直到80年代后期，当地的交通条件还没有完全得到改善。我念高中时在县城，每周自我家居住的镇子到县城往返一次。那时，联系我镇和县城的是一条20公里长的土路。夏天，雨后的泥泞不堪暂且不提，即使在平常，人骑车走在路上，每有汽车从旁边驶过，就会掀起滚滚飞尘，把人淹没在里面。而到冬天，寒风毫无遮挡地吹在人的脸上，直钻进脖子里。那时，由于年小体弱，父母心疼，通常叫我乘汽车去城里上学。但当时，载客的汽车很少，从镇上到县城每天只有一班汽车，而且还很不准时。有一次，为了等车，父亲陪我在镇上的小车站整整等了一个下午。
直到1990年我考进了北京的大学，家乡的情况仍是如此。在那时，直接坐火车到北京是我心中的梦想。
然而，就在我念大学的那段时间里，家乡开始发生变化。我考上大学的当年，联结我镇和县城的那条土路就铺上了柏油。路上的客车多了起来，去县城，再也不用等那唯一的一班汽车了。在我大学毕业念研究生时，我县实现了乡乡通柏油路。再回家时，坐车行驶在宽阔平直的柏油路上，可以走进以往最偏远的乡村。
如今，家乡终于有了直达北京的火车，我当初念大学时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小保姆
本报记者 彭俊
最近家里事比较多，我和妻子忙不过来，让母亲从老家的亲戚中物色一个人来帮忙。本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却把生病的母亲忙了个够呛。眼下农忙刚过，我的那些农民亲戚们能出去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在家的不是看家，就是年长，挪不开身。
亲戚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农闲季节喜欢出来打工，一则挣钱，一则长见识。对这一点，我早有所闻，但外出到家里唱空城计的地步，却是我未曾料想到的。还好，母亲到十几里以外的乡下跑了两趟，终于在远房亲戚中给我请来了一位小外甥女。
外甥女到北京的第一天，得知我们单位有图书馆，提出来能不能帮她借几本书，以备活闲的时候看看。我忙问，要哪一类小说？答曰：哪有工夫看小说呀，我带了几本英语书，想再借一些，以前自学了一个财会的中专，觉得不够用。从请不来帮手，到请来了一个想学洋文的，面对亲戚们的变化，记者又一次大跌眼镜。
我的家是赣中北的一个丘陵小市，赣江水穿城而过。由于工作的关系，记者也算走过了大半个中国，感觉自己家乡并不算是一个最穷的地方，辛勤劳作、踏实种地，一年下来总能图个温饱。然而新一代农民并不这么看，他们说，人活一辈子就为了不挨饿、不受冻，太没意思。
嫁妆
本报记者 张毅
1951年，爸爸的姑妈出嫁了。按习俗，娘家侄儿要跟着送亲。当时家里刚挨过一次大饥荒，一贫如洗。不过，还是从邻居家借了辆牛车，一路颠簸出了门。陪嫁的只有一个三尺布包袱。地里的豌豆苗已经泛青，6岁的爸爸眼馋得唾沫直往肚子里咽。
1970年，妈妈嫁到了张家。带过来一桌、一凳、一对木箱，枕套是托人从南京买的，暖水瓶也是熟人到大寨学习时捎回来的。那年月，什么都紧张，置办这些嫁妆很不简单。爸爸找亲朋好友，现打土坯，扎柴把，在老宅子上接了间屋子作新房。贺喜的热心人送来了《毛主席语录》。爸爸送给妈妈一个方巾，上面挂满了主席像章。结婚那天，在公社当团委书记的爸爸，生来第一次穿上了裁缝店里做的衣裳。
农村改革后，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1981年，四姑出嫁了，我挎着包袱去送亲。陪送的除了大衣橱、写字台，还有蝴蝶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送亲的队伍在人家喝了糖茶吃了糕点，“刁难”姑爷一番，说说笑笑回了家。家里摆了十四五桌，鸡鱼肉蛋一应俱全，客人吃得满面红光。
年前，大姑家表妹结婚，那才热闹呢。衣橱、地柜那些组合家具不消说了，彩电、冰箱、洗衣机、VCD、本田摩托车……陪送的嫁妆，大件小件满满当当装了两卡车。（附图片）
土改中分到棉衣的农民（1951年贵州平坝县）
农村改革后，出现科学种田热。湖南桃江县龙山港区连续几年大丰收。
成百万农民到城里找活干，往往比家里多些收入。北京永定门火车站的新来客。
小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山东荣成市石岛镇南车村新貌。新华社记者冯杰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示意图（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供稿）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阳光集团现代化纺织车间。本报记者张雅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