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共和国之庆征文
祖国，我们为您祝福
编者按：共和国五十华诞即将来临，全国上下、普天同庆，炎黄子孙，共襄盛举。为此，我们选发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共和国之最》的解说词，献给新中国成立五十年庆典。该片以一百集规模，展示了共和国五十年最具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和建设成就，在多家电视台播出，并获得第十七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长篇专题片奖。
本版撰稿为曾凡华、程蔚东、王必胜。
红色蘑菇云
——第一颗原子弹诞生
〔强光闪过，在惊天动地的巨响中，红色蘑菇云腾空而起……〕
公元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整，伴随着一声惊雷，在古老东方的丝绸之路上，在中国西部的罗布泊上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冉冉升起。
这是新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蘑菇云；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中国，顶住了国际反华浪潮的冲击和国内三年自然灾害的压力，为打破核垄断而苦心培育的红色的蘑菇云；
中国的原子弹经过了十年怀胎，才一朝分娩。作为一种象征，这相当于几万吨TNT炸药引爆而堆积的蘑菇云，向世界宣告：它的诞生，完全是为了打破强权、打破核讹诈，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和平和安宁！其实，从它诞生的那一瞬起，中国政府就盼望着它的消亡！
事实证明，二十二年之后，中国政府履行了当初的诺言，向世界郑重宣布：今后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
〔新疆罗布泊试验基地：芳草萋萋，生命开始复苏；在第一颗原子弹引爆中心，矗立着一座花岗岩纪念碑……〕
如今，这片升起中国第一朵红色蘑菇云的瀚海，又恢复了昔日的苍凉与沉寂，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一切都成了遥远的过去。那曾经托举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巍巍铁塔，已在那次震惊世界的大爆炸中熔化，坍塌，成为一段凝固的历史。
早在1953年，我国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就向国家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到了1958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工夫完全可能。”同年10月16日，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聂荣臻元帅任主任。也是这一年，“中国第一堆”启动成功。共和国的核装置，实现了零的突破。从此，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成了中国自力更生发展核事业的苗圃和摇篮。1959年6月，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次年8月，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设备材料的供应全部断绝……
中国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十年前，毛泽东在延安就对记者发表过“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论断，同时，又承认它是铁老虎。因为他明白，要想消灭它必须拥有它！
〔罗布泊：一棵卓然而立的大树。树下，是一条伸向天边的公路……〕
岁月悠悠，当年，在这棵树下，曾发生过一个动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夫妻，各自在接到秘密调令后，都说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而相互保密，分头上路。当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罗布泊这棵大树下等车的时候，才发现双方都是来这里执行核试验任务的。
罗布泊核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在听了这个故事后，指着这棵大树说：“就叫它‘夫妻树’吧！”从此，这儿就有了这个动听的地名。
当时为试验基地勘察定点，版图上找不到名字，张爱萍将军说：“名字不是现成的吗？孔雀河边的点就叫‘孔雀开屏’好了，甘草最多的地方就叫‘甘草泉’，机关驻地开满了马兰花，就叫‘马兰’好了。”
在这“春风不度”的戈壁滩上，试验人员住的是清一色干打垒土屋和帐篷，喝的是苦涩的戈壁水，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断炊。主管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大声疾呼：“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啊！”
张蕴钰将军说：“聂帅推荐我担任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我深感责任的重大。我们把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援助的1959年6月，定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广大科技人员都憋了一股劲，就是死，也要把‘596’搞出来！”
“知耻者近乎勇。”1962年，中央批准实现核实验“两年规划”，并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主任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次年3月，从全国抽调的一些著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都憋着一股劲，投入到原子弹研制的大军中。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彭桓武；力学专家郭永怀；化工专家姜圣阶；物理学家王承书以及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周光召等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都告别家人，甚至隐姓埋名，走进了祖国西部的戈壁荒滩。
〔青海海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荒原、平房、试验室、厂区大门、原子弹模型。无垠的戈壁滩上，风吹草低，牛羊散放在昔日的试验场上……〕
王淦昌当年经常坐一辆卡车，沿着这条碎石铺成的小道，去试验现场。他当时化名“王京”，意思是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北京。
〔王淦昌：“因为我说过：‘我愿以身许国！’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当时国家的最高机密。在这片戈壁滩上，我隐姓埋名，呆了十七年。”〕
彭桓武第一次走进青海高原这片叫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是1963年的秋冬之交。其时，这里刚建起几幢暖楼，不远处，是一片帐篷的连营。
彭桓武：“我们科研人员住进了暖楼，而李觉将军等基地领导干部们全住在帐篷里。夜里，高原上寒风呼啸，我伫立窗前，久久不能入睡。我想：只有共产党的干部，人民的干部才能如此重视科研工作，如此爱护科学家呀！”
周光召：“制造原子弹，好比谱写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它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技人员不下十万人的努力完成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个秘密工厂组装完成，通过专列运抵罗布泊试验基地。
1964年10月14日，张爱萍在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了中央的命令：经中央军委研究，原子弹试验的零点时定为1964年10月16日十五时（北京时间）。当晚七时，组装好的原子弹被送到一百零二米高的铁塔顶部，并安装完毕。10月16日早晨六时三十分，人员撤离试爆现场，基地负责人张蕴钰和李觉、工人赵维晋乘坐吉普车到塔下，将原子弹的心脏——XY小球接插上。十四时五十九分四十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电钮，十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当它从十倒转到零点，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着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强光一闪，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成功的欢呼声中，张爱萍将军抄起话机，向周总理报告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周总理问他：“你们能不能肯定是核爆炸？”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才将喜讯报告给毛主席。
〔狂欢的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抢购《人民日报》号外。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毛主席向有功人员敬酒……〕
当天，中国政府向世界发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并就此发表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再现中国退役原子城的画面：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罗布泊：扭曲的铁架下，一株小草破土而出。这是伟大生命的象征！〕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共和国之庆征文
走向宇宙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中国西部，巴丹吉林大沙漠。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巍然而立的卫星发射台；绿树掩映的柏油大道；中心广场上那有着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礼堂顶端，闪耀着江泽民主席的题词：“东风航天城”……〕
这里，曾是古代戍边者建功立业的疆域；曾是胡笳、羌笛伴唱“阳关三叠”的边关。如今，这里已绿树成荫、高楼林立，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城拔地而起。
此刻，让我们沿着那高高的发射塔，去寻觅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登天之路，去寻觅那些在艰难困苦之中，引领我国的航天技术走向宇宙的科学“盗火者”！
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人类进入了太空时代。发展航天事业，开发空间资源，成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显著标志。1958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从此，中国走上了探索宇宙，进军太空的辉煌里程。
〔北京，中国科学院。〕
由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我国的卫星发射计划一度搁浅。当时，邓小平同志传达命令说：“卫星明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科学院党组提出了“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针。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进入太空的消息，又一次震动了中国的宇航界。三年之后，中国自己研制的中程导弹再次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已具备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科学院的赵九章给周总理写信，提出导弹打靶与发射人造卫星相结合，建议在国庆二十周年时发射人造卫星。
〔《关于人造卫星方案的报告》原件，罗瑞卿的亲笔批示……〕
周总理十分重视科学家的建议，要聂帅提出方案；聂帅让张爱萍召开专家座谈会，起草了《关于人造卫星方案的报告》，得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批准：第一颗人造卫星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
1968年2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负责卫星总体设计的，是年仅三十七岁的孙家栋。
〔北京。航天部某办公室内。〕
孙家栋（原航天部副部长）同期声：当年，周总理见到我时，称我是“小伙子”，如今，我已是华发满头、垂垂老矣！接受任务后，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挑选了十八名有业务专长的技术骨干，号称“航天十八宿”，开始了攻关。第一个难点是卫星如何适应天上的温度环境的技术问题。第二个难点则是政治上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总体设计部多数人被清出“阶级队伍”，我也“靠边站”了。
“文革”几乎动摇了航天事业的根基。赵九章等专家首当其冲。
〔北京。原航天部五院，某宿舍楼内。〕
邓增昆同期声：那天，我走进赵先生家时，他把家里什么都清理好了，他坐在沙发里，表情极为平静。我们抬着黑板下了楼，冒雨往前走，快到办公室时，他说：“好好留着它吧，兴许有一天讲解卫星还能用得上。”当他问我卫星的进展情况时，见我面有难色，便不再吭声，眼里涌出泪水。当天晚上，赵先生在自己的卧室里结束了生命……听说，周总理得知赵九章的死讯，泪流满面。
动乱使得承担卫星本体研制总负责的中国科学院瘫痪，正在筹建的卫星地面测控系统也无法正常施工。聂荣臻按周总理的指示，给毛泽东同志打了报告，建议军事接管这些有关卫星的科研单位，获得批准。卫星研制工作才摆脱厄运。
刘承熙（原航天部502所研究员、副所长）同期声：我负责解决卫星在太空播放《东方红》乐曲的技术问题。我先是跑遍了首都的大小乐器店，选定了一种铝板琴的音色，设计出音乐装置，在重庆289厂苦战三个月，做成音源振荡器。元件固封后，一试验，乐曲变了调。好不容易找出原因，解决了难题。准备进发射场参加正式发射时，接到通知让我去驻马店下放劳动。我后来是在家中一间没有灯光的小屋里，从半导体收音机中听到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的。当时，我激动得哭了起来。
〔北京。“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测试站。〕
任新民同期声：我作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因得到周总理的特殊保护，总算在1968年冬天，将第一枚完整的“长征一号”火箭，送到试验场。最后各级火箭间的试车，是钱学森亲临现场，指挥实施的。大家连续奋战八昼夜，首次完成了火箭一、二级试车。
1970年3月26日，载有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专列，从北京出发，驶抵中国西部巴丹吉林大漠的卫星发射试验场。
〔茫茫戈壁滩，一轮苍凉的冷月，挂在高高的发射架上。〕
1970年4月，江南已莺飞草长，而地处西部大漠中的酒泉卫星发射场，仍是一片白雪茫茫。
24日，完成了加注的火箭和最后测试的卫星，在期待中迎来了它的发射之夜。
夜八时，发射场上空，依然是浓云密布。一小时后，云层突然裂开一道长廊，长廊随即扩大、延伸，天空一碧如洗。
九时三十五分，发射指挥员下达“点火”的号令。载星火箭在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中脱离发射架，徐徐上升。十八秒后，火箭开始拐弯，朝东南方向越飞越快，转瞬即消逝在茫茫夜空之中。
九时四十八分，地面卫星观测站报告，星箭分离，卫星入轨！
九时五十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收到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音乐优美、清晰洪亮。
次日，新华社受权向世界宣布：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四百三十九公里，最远点二千三百八十四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为六十八点五度，绕地球一周一百一十四分钟。卫星重一百七十三公斤，用二十点零零九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共和国之庆征文
回眸小岗
——最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乡村
〔江淮大地。凤阳农村旧貌。明代古城遗址。〕
这个曾经出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凤阳县，曾是安徽省最穷的县。
有民谣唱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为什么在1978年之前的六百年里，凤阳人讨饭一直与凤阳花鼓一样出名？
〔田野。城雕。街景。〕
1978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灼烤着尚未恢复生气的安徽省。除长江、淮河外，安徽境内绝大多数河川断流，又刮了三次要命的干热风，水分急剧蒸发，土地龟裂，树叶凋落。一些地方已靠汽车运水，维持生活的基本需要。全省大幅度减产已成定局。秋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灾民，倾家出动，踏上了遥远的乞讨之路。
安徽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度过这可怕的旱荒。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会上提出：与其看着农村的大片土地撂荒，倒还不如借部分土地给农民。就是这一个战胜死神的重大决策，后来直接诱发了农民大包干的浪潮。
这时，真理标准大讨论正波及中国的各个领域，“两个凡是”的威风正在和1978年的冬天一起走向凋零。
〔田野中的村庄。〕
随着灼人的干热风从江淮大地刮过，有关中国未来走向的风声也一齐刮进了凤阳农民们的耳朵里。于是，在诞生过朱元璋的土地上，中国当代农业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发生了：1978年11月24日晚上，以生产队长严俊昌为首的十八户农民，聚集在一间茅屋内，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会议以宁可冒杀头的危险也要吃饱饭的决心，决定率先闯关搞“包产到户”，从而引发了中国农村打破旧的经济体制，解放农村生产力的一场大革命。
这就是中国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978年的那个冬夜以后，它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村，大包干的发源地。
〔过去的小岗村。〕
二十年前，安徽省最穷的是凤阳县，凤阳县最穷的是小岗村。村民们当年住的是连门框都没有的破泥房。墙上挖个洞就算是窗户。1959年至1960年，凤阳饿死的六万零二百四十五人中，就有小岗的六十七人，其中有六户全家死绝。可叹小岗村，家家清锅冷灶，囊无粒米。村民们除了躲在破草屋里瑟瑟发抖，就只有出外乞讨流浪。
〔采访原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月光下的小岗村。亮着灯光的小茅屋。〕
1978年11月24日冬夜那个秘密会议中的三位领头人——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会计严立学，他们在摇曳的灯光下立誓：如果“包产到户”能让大家吃饱肚子，咱们就豁出去了！
当时的气氛非常凝重，每个人心里都是沉甸甸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事弄不好，领头的人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班房。最后，十八户农民用食指摁上鲜红的印泥，一簇簇沉重的指印摁在自己的姓名上。
这是一份攻守同盟式的“保证书”。
如今，这份“绝密文件”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永久地向人们展现着当年中国农村这场暴风骤雨，昭示着一个永恒的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采访小溪河镇镇委书记。村史陈列室中的图片资料。面带微笑的村民们。天安门。〕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实行大包干的事到底还是暴露了。公社领导曾在一次生产队长会议上吼道：“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还规定，稻种、贷款和化肥，凡是共产党给的，小岗都不能享受。但小岗人这一次没有屈服。腊月，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在县委会上肯定了这种“大包干”形式。半年后，万里来到凤阳。小岗村的老百姓告诉他说：“‘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杂草。个人集体都能富，国家还要盖粮仓。”听着老百姓创造的顺口溜，万里开怀地笑了，他大声说：“那好，我就批准你们干三五年。”
〔金色的秋天。田野一片丰收。晒谷场。粮仓。车轮滚滚的机耕道。〕
由于实行“包产到户”和“联产计酬”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79年安徽省粮食总产达一百六十亿公斤，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有四个地区和二十一个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而没有实行责任制的霍丘县却大减产，只有该县的周集区搞了包产到户是增产。凤阳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摘掉了逃荒要饭的帽子。
那么凤阳小岗村呢？1979年秋，小岗大丰收，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六点六万公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的产量总和；生猪饲养量一百三十五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这个自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贡献过一斤粮食的“三靠队”，第一次就向国家交售粮食三万二千五百公斤，油料一万公斤。
在这个翻天覆地的过程中，党中央倾听群众的呼声，没有采取压制包产到户的行动。随着实践的深入，党中央决定将自发状态的包产到户加以总结提高，以指导全国的农村工作。从此，大包干很快成为全国农民奔向富裕的自觉行动，势如春风，吹遍神州。
〔采访现任村支书、县委书记，谈小岗的今天和未来。旧貌变新颜的小岗。绿油油的原野。〕
今天的小岗，只见一个新建的村牌坊，上面不无骄傲地写着：凤阳县小岗村。一条大道横贯村子，道路两旁是红砖瓦房，农家有手扶拖拉机、电冰箱、自行车，——早已奔上致富路。想起当年来，小岗人不胜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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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共和国之庆征文
希望的种子
——第一所“希望小学”
〔我国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腹地，山冈起伏、壑深林密；弯弯曲曲的山路，长长的小溪向远方伸展……〕
金寨县南溪镇。重峦叠嶂的山坳里，徐向前元帅题写的校名：“金寨县希望小学”，在旷野山乡中自有一番意味。
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的国旗，小学生们排队行注目礼。
两层楼的校舍，宽敞的大操场，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做课间操——在这个和谐生动的背景下，几行大字引人注目：“挽救一个流失生，就是挽救一个未来；保住一个在校生，就是保住一个希望。”
〔北京后圆恩寺胡同，一个普通的院落里。这里是中国希望工程的中枢：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1990年的一天，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欣然为“希望工程”题字。革命老人以大海般的深情，关怀下一代，牵动了全社会献爱心的热潮。
希望工程，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大的社会公益活动。捐款、捐物，献爱心，一时间，神州大地、东西南北涌动着爱的热流；海外华人也纷纷伸出友爱之手。
而救助贫困地区的孩子入学，成为这个爱心工程最强的音符。
时间拉回到1990年2月，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带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考察组，顶风冒雪，来到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
考察组一行跋山涉水，深入到乡村和学生家庭，并同县委有关同志座谈。最后，一个扶助贫困生的希望工程计划有了具体目标：一、对失学的少年进行救助，解决无钱上学的问题；二、援建希望小学，解决无学可上的问题。
考察组决定：在金寨县南溪镇援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同时救助全县五百名失学的适龄儿童。
于是，勘察、选址、筹备工作提上了县委工作的日程。
金寨县山乡沟沟坳坳、革命老区人民男女老少，记住了这一天——
1990年5月19日，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南溪镇落成。
骄艳的阳光把青山翠岭涂抹得一片生机，昔日荒寂的山乡，沉浸在热烈的节日气氛中。成群结队的新生穿上了新装，簇拥在“希望小学”的校牌和迎风招展的国旗下，表情庄严。从此，这些渴求知识的孩子捧起了书本，有了自己的学校。
中南海内爱心涌动。
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和支持希望工程。1992年6月和10月，他让家人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五千元。
江泽民总书记于1991年11月1日为希望工程题词：“支持希望工程，关心孩子成长。”他多次捐款，并多次到贫困地区看望失学的孩子。1996年9月，他指示将二十套出访时外国友人赠送的高级音响设备转赠贫困地区的学校。
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档案中，还有不少中央领导同志的名字：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岚清、乔石……
自1992年4月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全社会发出“百万爱心行动”的倡议，创造了捐受双方结对挂钩，定向资助的新模式；1994年初，以“跨世纪的钟声”大型义演拉开序幕的“1（家）＋1助学行动”，进一步完善了定向资助模式，使希望工程在全国迅速发展。
金寨县作为全国第一个实施希望工程的县，九年来累计接受捐资近二千万元，救助小学生近万人，中学生九十二人，建校五十四所（其中中学九所，小学四十五所）。
“希望”的种子，孕育了燎原之火。在金寨县兴建的“希望小学”：勋贤中小学、黄鹄小学、金塘小学都初具规模。金寨县南溪镇第一所希望小学，学校的实验室、荣誉室、图书室、微机室，显示了现代教育多方面发展的趋向。
原金寨县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说，希望工程的实施，显示了多方面的效益：一是改变了失学孩子的命运；二是在发展基础教育事业中发挥了重要辅助作用；三是增强了全社会的重教意识；四是架起了经贸合作的桥梁；五是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六是倡导有益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
金寨县希望工程实施九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建起了全国第一所希望初级职业中学——安徽省金寨希望初级职业技术学院；
培养出全国第一位由希望工程救助升入高校的大学生、研究生张宗友（后为南京大学现代汉语硕士研究生）；
建立了第一批希望书库。
第一所希望小学校长说，希望小学的发展，依赖全国上下的支援，也有县里领导的支持。县各级领导多次向希望工程捐款，参与具体活动，县委书记赵波不仅捐二百元，还救助两名孩子返校读书。
后圆恩寺胡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爱的海洋中，为了失学的孩子重新回到课堂，全国人民伸出了友爱的手，献出了滚烫的心……”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1989年10月3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希望工程的第一块基石是铺在河北省涞源县桃木疙瘩村，当时第一位受助人是一个名叫张胜利的初中生；而第一所希望小学是在安徽金寨县。
在金寨县希望工程硕果累累：据对1990年开始救助的五百名受助生逐个访查，到1997年已有三百六十六名毕业，三百四十二人升入初中，升学率达百分之九十三以上。受助生简继东在技校毕业后，回乡种中草药，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他还自费办培训班，带领大家致富。
〔希望小学的校匾在山乡旷野里显得更为肃穆。上课的铃声传向远方，孩子们蜂拥走进教室。〕
孩子们那渴求知识的目光和天真烂漫而不乏幼稚的脸庞，在这青翠的山乡、茂密的林莽中，幻化为一株株破土而出的幼芽……
远方，修长而绵延的弯弯山道；近处，希望小学的校名和希望工程的题字在阳光下熠熠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