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艺术传达的明朗之境
孔晓燕
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麦克白》，从《封神演义》、《西游记》到《聊斋志异》、《窦娥冤》、《牡丹亭》，从奥尼尔的《琼斯皇》到曹禺的《原野》，从拉美一系列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到新时期的寻根小说……与神鬼灵怪等神秘之物相关涉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始终隐显出现。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类作品，如何在诸多此类作品中区分并剔除其迷信内容，是读者乃至作家都同样面临的问题。
艺术作为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也同样需要面对人类在具体历史条件下遭遇的未知之境，并且伟大而有力的艺术的光辉品质，也常常体现在对这未知之境的开掘方面。渊深博大的自然、复杂丰富的社会、丰厚细腻的人类心灵……不断扩大的自然、社会和人心的未知之域为艺术的探险和深掘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马克思对于古希腊神话这样评价：神和鬼都是人类的童年时代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不能解释的幻想产物。具体历史语境中的某些艺术家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着这“幻想”、解释、发现和创造的工作。但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已不容我们今天的艺术家再以昔日沉溺和迷醉的顺应方式来对待艺术，具体历史局限中的“沉醉”和“迷信”必须从今日的艺术视野中廓亮澄清。
中国历史上的神鬼戏，如《昙花记》、《西厢升仙记》、《狮吼记》等等，有相当一部分是写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地狱的恐怖图景以“劝善”和“警戒”之名维护着封建道德的既成规则。《西厢记》里勇敢追求爱情的崔莺莺和叛逆封建礼教的红娘在《西厢升仙记》里却成了“阅狱”度生的神灵人物和品格低下的可厌怨妇。诸如此类的迷信糟粕当然应该从艺术舞台上剔除。而像孙悟空反抗玉皇大帝，牛郎织女反抗王母，白娘子反抗法海，鲤鱼仙子反抗天兵天将等舞台形象却给人们以别样感受。李希凡这样评述这类作品：“即使是他们的反抗完全失败了，被压在五行山下、雷峰塔中，也仍然给人们带来斗争的信心，而没有宿命的色彩。这些拟人化的妖怪，虽然也带有超自然的力量，却并不使人感到可怖，而是使人感到非常亲近，人们创造这些形象（拟人化的妖怪反神权大都来自民间传说），倒真是反映了人类童年‘纯真’的‘天性’。把动物按照幻想的形式而加以拟人化，这甚至是每一个孩子的习惯。”
这带给我们的“信心”和“亲近”的原因，是由于作品“神鬼”表象的背后更多的是与“人”相关联的社会性的因素，表达和张扬的是自由、反抗的人的精神。拟神拟鬼使艺术的传达有了更大的方便和自由，神面鬼相深层的世道人心才是创作者的良苦用心所在。这世道人心反映的是千千万万普通大众的心声，困厄束缚中的大众在神鬼仙怪这虚悬倒置的镜像中看到了内心那散漫的倒影。
清醒而自觉的艺术创造者更应该从简单顺应的沉迷中脱出身来。曹禺的《原野》第三幕中运用了大量奥尼尔《琼斯皇》式的神鬼幽灵形象，但在《原野》附记中，作者说：“至于那些人形，我再三申诉，并不是鬼。为着表明这是仇虎的幻相，我利用了第二个人。焦花氏在他的身旁。除了她在森林里的恐惧，她是一点也未觉出那些幻相的存在的。”瑞典学院给奥尼尔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里也仅把《琼斯皇》称为“观念剧”而非“神鬼”“幽灵”剧，指出“它们的主题来自当代生活，或来自传奇和传说；一切都经过作者的想象而变了形。”
在这里，与神秘之物、虚幻之境相关联的东西，只是作为作家的艺术手段而存在，作家是在清醒地俯视状态中自觉运用这一中介手段的。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剧作中，所谓“鬼魂”的出现已下降成为作者叙事的“策略”和机智。所有这些手段只是在向神秘未知之域开掘进程中，作者给人物和背景抹上的一笔色彩，以使其背后的奴隶社会关系、封建社会关系等社会性内核更加显豁凸现。这不同于在艺术中为压迫人的神巫灵怪“再塑金身”，不同于借迷信的惊恐威胁和劝善利诱为现世的某些集团利益施威出力。无论是奴隶社会性质的迷信，还是封建社会性质的迷信，抑或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高科技“武装”之下的迷信，它们在接受者的心灵上通常会留下难以平复的压迫的阴影，使接受者的心灵更趋向局限、狭小，而不是朝着进一步向未知之境开掘迈进的阔大和开放。仅从我们的接受心理上就能区分出那些桎梏心灵的迷信的真实面目。
黑泽明的生前绝笔《梦》，讲述了八个不同的梦境，其中都关涉作者对人类历史中过去、未来神秘之境的回望、期待和思考，但因传达表现不同，倾向侧重各异，而效果迥然。如《桃树园》、《隧道》等篇章，就给人以明晰和疏朗的感觉，《隧道》对生死关系的思考，使我们对人生充满了珍惜和责任，更可以隐约地看出作者反对战争、祈慕和平的思想。但《暴风雪》、《鬼的哭号》等篇章则有渲染鬼魅恐怖之嫌，从而使主题在表达的过程中旁逸他径，走向漫漶。
历史浩荡前行，生活奔涌呈现，现实明朗之境期待艺术展演。对神秘幽玄之境的描述应该是特殊历史语境下的特殊艺术手段，对此手段的谨慎节制运用还取决于其对现实的开掘力度和表达的必要性，任何不顾社会现实，仅凭臆想玄虚的神秘“编造”以求达到“高致”的想法，在艺术法则中无法存在。让我们尽可能在白昼的明朗光照中寻找现实的逻辑筋脉，从而写出更为坚实耐久的作品来。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化视野中的艾青
李霆鸣
艾青，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现代诗歌的标志人物之一，他的创作，为中国新诗的民族化、现代化奉献了一系列纪念碑式的作品。究其一生，他执著的艺术追求、曲折的人生境遇和艰难的文化命运，既来自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环境的塑造，又来自于非常时期社会剧烈动荡的冲击。时代的波谲云诡，岁月的风刀霜剑，文学的内在走向，已经使中国新诗史上的艾青成为新诗本身的一个经典部分。《艾青传》（程光炜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文化视野中的艾青形象。
一个作家成长经历的背后，往往蛰伏着、潜藏着、浓缩着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灵智和奋争。这种独到的理解和发现，使得作者选择艾青作为个案，并从文化属性和主体个性的角度传写艾青的一生。
与其他名人传记鲜明不同的地方在于，作者采取的不是一种仰视的写作姿态，而是一种平视甚至鸟瞰的写作方式；在大量占有详尽真实史料的同时，他不拘限于对人物一生崇敬的纪实与形神毕备的描绘，而是站在文化历史向度，去揭示艾青作为创作主体同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复杂联系，去描绘流动在中国现代诗歌血脉之中的主体个性，从而使读者既深入岁月内部，又置身于历史局限之外，从最佳的角度来靠近艾青这个人，把握艾青的诗文本，并且由此了解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性格的转换生成及其丰富的历史进程。
尽管这部传记的写作采取的是一种纵向叙事，传感的是时代的星移斗转，再现的是艾青斑斓的一生，但是，它横向的网络和勾连，又为我们展示了这位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独特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在关注艾青的同时，又打开了另一部文化历史的长卷。这表现在作者在叙述艾青人生经历的时候，往往穿插其他作家类似或相反的经验记忆，并进行简洁的比较。如在第一章《雾一般的童年》中，作者写道：“虽然同为浙江人，艾青不像周作人对考察民间艺术抱有浓厚兴趣，他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这一类文字。在《泽泻集·陶庵梦忆·序》一文中，周作人对当时的绍兴迎神庙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诗人艾青与民间艺术的精神联系却是感悟的而非认知的，长诗《火把》中隐隐约约地遗留着花灯舞的某些记忆。”作者将同乡的周、艾二人放在一起，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地缘文化（婺剧、社戏、斗牛、泥塑、龙灯、狮舞……）之于艾青亦如大堰河乳汁的灌溉，是为了说明植根于艾青心灵深处的最初记忆，如何构成艾青生命底色的全部，又如何成为艾青诗歌色彩与众不同的根据。在其他章节里，作者还通过凡尔哈伦、聂鲁达、鲁迅、胡风、丁玲、周扬、萧军、阳太阳、李又然等文化名人对艾青的种种精神辐射或过从交往，来表现名人文化中的艾青，从而凸现诗人艾青作为独特文化存在的强烈艺术个性。
作为一个诗人的传记，自然少不了有关他的诗歌的文本的介绍。作者没有像其他传记作者那样，在行文之间作文本的穿引，仅仅是为了交待或印证人物的某段经历或写作背景，而是通过这些文本的介入，来表现诗人艾青的文化视野。传记第十一章中，作者大段引用了《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在精炼而又切中肯綮的艺术点评之后，他没有作过多的停留，而是将叙事的焦点始终指向艾青的心灵，指向艾青艺术世界所展示的文化个性。古罗马大斗技场奴隶们的厮杀、故乡金华斗牛场景的血腥、小小瓦罐里两只蟋蟀张牙舞爪的杀伐……这一切都是命运的盲目，残酷的肉搏，其中有着难以尽述的沉痛和思考。作者由此展开对艾青文化性格的分析，即诗人对历史／今天／光明／黑暗、人性／兽性的深邃省思和洞察。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竭力表现诗歌文本中的艾青的人格个性和文化视野。
无论是艾青的文化视野的展现，还是文化视野中的艾青的描绘，它们都是服从于作者写作的一个支点：那就是文化（学）即人。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让艺术理论生根发芽
米敏
一门新学科的诞生和发展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是否具有客观必要性，即社会对这门学科是否有迫切的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文艺欣赏心理学的诞生和发展，正是应了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呼唤。《文艺欣赏心理学（修订版）》（胡山林著，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出版，为这一新生学科的研究和进一步开掘，展现了一片切实而新鲜的天地。
《文艺欣赏心理学》在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理论基石上展开自己的层层理论逻辑。马克思精辟地阐述过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指出二者之间互不可缺，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创造。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文艺创作与文艺欣赏关系的分析。创作即生产，是艺术生产，精神产品的生产；欣赏即消费，是艺术品的消费，精神产品的消费。二者的关系不仅表现为互为前提、互不可缺，而且还表现为互相作用、互相创造。
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创作”与“欣赏”之间的多重关系。通常看来，创作对欣赏的“创造”比较明显，即创作为欣赏提供了“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没有创作的作品也就没有欣赏的对象，这比较容易理解，因而也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欣赏对于创作的“创造”则比较隐蔽，因而易于为人们所忽视。作者这样论述欣赏作为艺术生产———消费完整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作用，论述欣赏对于创作的“创造”的具体表现所在：首先，欣赏作为社会的精神需要，为创作提供动力和目的。马克思说，“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艺术家作为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以反映人民大众的愿望和呼声为己任的创造主体，就首先必须研究欣赏心理，因为欣赏者的需求是艺术创造的内在心理动力。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沃尔芙经常问自己：“我是否仅仅写给我自己看的？”在作家的自警自问中，有着艺术创造者的自审、自觉和困惑。
《文艺欣赏心理学》在中国文学史的实践考察中进一步展开了论述：创作实践充分证明，凡是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凡是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凡是创作态度认真、严肃的作家、艺术家，没有不重视对欣赏心理学的认真研究的。鲁迅、赵树理、老舍等一系列作家，在创作时都特别注重对于欣赏心理学的研究，他们的作品从题材到主题，从语言到结构，都在符合民族传统和读者欣赏习惯方面有着高度的清醒和理论的自觉。从一方面来说，欣赏者的欣赏习惯、欣赏能力制约着作家、艺术家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从另一方面来说，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只有在欣赏者那里才达到真正的完成。任何极端无视欣赏者的接受而高蹈自举，盲目自恃的创作，将会被大众所遗忘。欣赏大众具体而微的欣赏心理是作品得以产生、滋养的活水，任何作品也只有在这片无边活水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生长。
作者从文艺欣赏活动的心理特征出发，对欣赏主体的心理结构，文艺欣赏的能力、文艺欣赏的动机、文艺欣赏的兴趣、态度、心态、过程乃至文艺效果实现的心理途径、影响正常欣赏的心理误区进行了详尽分析，并辟专章讨论了欣赏心理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在逻辑严密的理论框架之下，是细致而扎实的条分缕析。在逻辑推演和具体分析中，作者把经过大量实证、统计、分析的欣赏经验抽象、凝结为理论的核心概念，在文艺欣赏心理研究领域可谓独具特点。
比如在分析文艺效果实现的心理途径时，在具体欣赏实践经验之上归纳出“认同效应”、“月亮效应”、“同化效应”等，在分析影响正常欣赏的心理误区时，提出“约拿情结”、“‘不懂’崇拜”等概念。这些准确而有效的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作者对欣赏实践的大量参与、掌握和精微体贴的艺术欣赏趣味之上的。这种扎实、平易、体贴的风格具体细致地体现在著作的行文和表述之中，使艺术欣赏心理学真正以十分亲近的姿态走向千千万万的普通读者。
也许与整部著作的理论旨归有关，著者也注意到了读者在接受作者理论表达时的心理反应，在严密的逻辑结构推演和生动丰富的欣赏经验描述之间，作者形成了不断变化的节奏和韵律，这使整部著作在朴素、亲和的氛围中走近读者，使严整理论的建设在新鲜而活灵的艺术欣赏经验中真正生根、发芽。这在欣赏心理乃至文艺理论领域，都有着更为深远的理论建设和文体建设意义。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执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怀念程代熙同志
贺敬之
一
程代熙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编辑家。从1947年发表第一篇译作开始，在文坛耕耘了五十多年。代熙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学术上很有造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热忱宣传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坚定捍卫者。最近，正当十卷《程代熙文集》出版的时候，他却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熟悉他的朋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和他相识二十多年，深感他是一位值得铭记、值得学习的好同志。
1927年，代熙出生在重庆近郊的一个小村落。由于家境贫寒，只上到初中就辍学了。未成年的代熙一边在一家公司当雇员，一边刻苦自学古文、英语。1947年，他开始在《新民晚报》发表译作，介绍外国进步作品。新中国的成立，使代熙振奋不已。他参加土改工作队，后来党派他到人民大学进修。1956年，他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的编纂工作，并撰写、翻译了一批文艺理论著作。从此，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粉碎“四人帮”之后，代熙积极参加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发表了多篇很有分量的文章。1986年，为贯彻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他和陈涌等同志一起创办《文艺理论与批评》。这家刊物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剖析国内外文艺思潮、评介现当代文艺创作上做了大量工作，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代熙一生写作、翻译、编辑三者并重，在诸多领域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二
代熙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的编纂工作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关心文艺问题，但他们只在少数场合专门谈论文艺问题，大量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散见于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建国初期，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都没有出齐，已经出版的几卷译文也不够完善。前苏联出版的马列经典作家论文艺的专集，都还没有翻译过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熙受命编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担任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这是一项默默无闻的艰苦而繁重的工作，对读者却十分有意义。可以说，它是新中国文艺建设的一项基本工程。代熙和编委会的同志们一起拟定选题，组织人力进行编选和翻译工作，并和译者一起反复推敲译文。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两卷本的《列宁论艺术》、一卷本的《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以及《鲁迅论文学》、《瞿秋白论文学》、《拉法格论文学》等，都是倾注了他的心血，经他之手送到工厂发排的。代熙曾经回忆他和著名翻译家曹葆华的合作：“我两个商量好，他精心地翻译，我帮他逐字逐句地细心核对，不放过一个疑点。他要求我不仅用铅笔画出需要进一步斟酌的辞句，还要求我尽量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然后由他定夺。有时为了解决一个疑点，我们之间往往要反复许多遍。”由此可以看出工作的艰辛。代熙不但在编纂马列文论上耗费了大量心血，在介绍西方美学、文艺学文献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八十年代，他和陆梅林等同志一起主编《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已出版的《异化问题》、《文艺学方法论问题》、《马克思〈手稿〉中美学思想讨论集》等，是当时介绍这些热点问题最完备的资料，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为翻译家，代熙的译作广为学人所称道。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拿来主义”———学习鲁迅介绍外国文学的经验》。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实践毛主席的“洋为中用”和鲁迅的“拿来主义”。他的翻译既讲忠实也讲文采。早年的代熙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后来他把目光集中到文论上来。他熟悉英语、俄语，自学过德语。他翻译的《阿·托尔斯泰论文学》、《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歌德的格言和感想》等，都以译文的准确、流畅、传神，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代熙最引人注目的成果，自然是他的理论、评论著作。他生前出版了《艺术家的眼睛》、《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的现实主义》、《海棠集》、《理论风云》等四本论集，还主编了《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一书。他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对美学问题、文艺学问题、中外文艺思潮问题都作出过深入的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概括、对现实主义基本特征的归纳，曾被人多次引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自八十年代以来，他一直跟踪考察新时期的文艺思潮，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针对文艺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撰写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文章。由他主编的《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一书，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切入新时期文艺论争的热点，通过细致深入的梳理和剖析，澄清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涌说：“这本书对新时期以来搅动中国整个文学艺术界的风起云涌的‘新潮’文艺作出了一个比较完全的描述和比较系统的初步总结。”我以为这个评价是很公允的。
三
代熙一生的学术活动，贯串着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他研究问题，总是从掌握实际材料入手，在这方面舍得下大功夫、苦功夫、笨功夫，有时简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他从来不满足于第二手、第三手材料，总要千方百计地找到第一手材料，然后才肯提笔撰文。他重视翻译，和这一点也有密切关系，总想直接接触外国的东西，以免上“二道贩子”的当。他评论文艺思潮，总要先弄清各种观点、各种概念的来龙去脉：怎么产生的、怎么演变的、发生过什么重大争议，然后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析。所以，读他的文章，人们往往觉得很扎实、信息量大。即便不完全同意他的结论，也能从中得到启迪。现在，有些论者不大愿意在掌握资料上做艰苦扎实的工作，以为写作也像做生意那样，可以“一本万利”，甚至可以“空手套白狼”；以为一旦抓住了某一时髦观点，就能无往而不胜，可以任意构筑理论新体系。人们对理论研究中的浮躁之风深感忧虑。代熙的实事求是学风，对我们是很有参照意义的。
代熙重视资料，又从来不以“掉书袋”为能事。他不赞成为学术而学术。他研究理论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服务于文艺实践，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旦把它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行动指南，就没有发生过动摇。不论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动荡，他一直矢志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文化大革命”中，代熙受到残酷打击。粉碎“四人帮”后，代熙用他深厚的马列文论功底，投入到揭批“四人帮”的洪流中去，揭露他们的极左面目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后来，出现了从右的方面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代熙在继续清理“左”的流毒的同时，着力同那种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文艺观，否定革命文艺传统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此，他赢得了敬佩，也受到了责难。一些人表示“惋惜”：一个学力深厚的学者，不去关门著书立说，不去研究一些“纯学术”问题，居然倾力在与政治关系密切的问题上做文章，这不是吃力不讨好吗？我觉得，在原则问题上态度鲜明，不明哲保身，把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融学者和战士于一身，这正是代熙的突出优点。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将会越来越感到这一点的难能可贵。
二十一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来讲，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敢于从实际出发，打破旧框框，根据实践的新发展，在理论上进行创新开拓。同样，也要敢于从实际出发，坚持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哪怕它一时遭到围攻、咒骂，哪怕一时还有许多人不承认它。前者需要勇气，后者也需要勇气。只有两者兼备，才是真正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遇到巨大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潮流排山倒海般涌来。否定革命文艺传统，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一些人中间成为一种时髦。什么“告别革命”，什么“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种种呼声甚嚣尘上。在这种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则，难道不需要勇气吗？代熙正是一位两方面勇气兼备的好同志。不随波逐流，不随风摆动，认准了一个目标，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他入党很晚，但他具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坚强党性。1997年，代熙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在病榻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道：“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正处在低潮时期，世界上那些视社会主义制度为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大国及其他的一些敌对的政治势力，还会在我们国家前进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制造种种困难，散布‘告别革命’、共产主义已经彻底‘失败’的种种谰言，但我深信中国共产党——这个久经历史考验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一定能够领导亿万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信心，我向组织呈上我的入党申请书。”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人生誓言。正是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鼓舞着他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奋斗了一生。
代熙走了。我相信，会有更多坚持社会主义旗帜的学者继之而起。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新书
文艺新书
《翠竹庐吟草》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谭杰的《翠竹庐吟草》日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作者近年创作的诗词作品三百五十六首，分国是篇、纪实篇、景观篇、凭吊篇、怀古篇、述怀篇、赠答篇七部分。或颂当代之风流，或赋古国之文明，或彼此酬唱，或即兴述怀，皆有感而发。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史料性和可读性。
（永宁）
《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济南出版社出版
济南出版社为建国五十周年策划编辑的图书《共和国从这里走来——中国革命根据地纪实》近日出版。
该书由李德生题词，全书二十万字、历史图片二十余幅，介绍了井冈山、陕甘宁、左右江、陕甘、琼崖、山东、苏北、冀鲁豫等三十多个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系统阐述了各根据地创建过程、领导人、地域、特色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是国内一本专门介绍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纪实图书，本书主编李南征是总参谋部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谢鲁海）
《空旷也是宇宙》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牟心海诗集《空旷也是宇宙》日前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心灵的渴望与呼唤”、“感觉的生成与重读”等四部分，共收入近百首诗作，作品以独特的语言风格抒写着对于自然、社会、宇宙的感悟和思考。（辟长）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程代熙同志追思会及《程代熙文集》研讨会举行
程代熙同志追思会及《程代熙文集》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数十位作家、文艺理论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共同缅怀了程代熙同志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编辑家的一生，肯定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的坚定立场，对程代熙同志的为人、治学精神及多方面成就给予了热诚的赞誉。十卷《程代熙文集》的出版，是作者毕生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文一）
“世纪颂”中华诗词大赛日前结束
这次大赛自去年底开赛以来，在全国各地及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参赛者共一万六千余人，参赛作品达三万六千多首。这些作品热情歌颂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的英勇斗争，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的辉煌成就和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等重大事件。作品体裁、风格多样，富有时代激情。《长江抗洪曲》等三部作品获得一等奖。（杨文）
《大家》推出“掌中书”
日前，国内第一套掌中书在市场上出现。这套由《大家》杂志社推出的《约会文学》采用小开本印制，尺寸仅为六点五厘米乘六点五厘米，外观呈正方形，读者可以很轻松地将其放于手掌之中。业内专家说，这是国内第一本文学类掌中书。作为一种尝试，这套收录海男、虹影、臧棣等作家作品的丛书收集了这些作家大量的生活照片，由于该书是国内第一套掌中书，可能会引起收藏爱好者的兴趣。（马非）
环保题材散文笔会在承德召开
由中国散文学会、国家环保总局、河北省环保局、承德市环保局、河北省文联共同举办的“关心人类未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散文笔会日前在承德召开。
环保是关乎人类生存的大问题。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是搞好环境保护的前提。国家环保总局专家向与会的学者、作家介绍了环保理论的发展状况、目前国内环保宣传普及的情况和问题以及围场县在强化环保意识，绿化造林方面的成就。作家、评论家就环保题材的散文应当如何去写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李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