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革命家风范
尤太忠同志参加革命60多年，战争年代冲锋陷阵，驰骋疆场；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而不傲，兢兢业业工作。他以宽广的革命胸怀，高尚的道德品质，展示出——
虎将雄风
李德生王诚汉
1998年7月24日，尤太忠同志不幸因病与世长辞。作为曾同他并肩战斗、工作几十年的同乡和战友，我们顿时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
我们三人都是生长在大别山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以后，我们又共同经历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经历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几十年的战斗生活，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我们一起战斗、工作和交往中的一些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尤太忠同志在战斗中勇猛果敢，指挥得当，是很有特色的。1946年夏天，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根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为策应中原李先念部队突围，决定发起陇海战役。6纵的任务是夺取陇海线中段重镇兰封，切断陇海线。按照纵队统一部署，17旅由城西和城南担任攻城任务，并负责歼灭火车站守敌。当时，担任副旅长的尤太忠同志主动要求率领第49团攻打南门。部队行动时敌情突然发生变化，一列增援兰封的敌辎重火车很快就要进站。如果让火车进站，势必增强敌火力，给破城加大困难，情况十分紧急，必须抢在敌火车进站前将其炸毁。尤太忠同志亲自指挥部队火速前进，一面设伏，一面派出精干分队执行爆破任务，成功地将敌军列车炸翻在城外。又经过一番激战，毙敌200多人，俘敌70多人，还缴获了11辆坦克，这时才知道，原来车上是陈诚嫡系整编11师的武装军官营和敌18旅直属卫生队、通信队和辎重营的两个连。消灭了增援之敌后，尤太忠同志又带领部队赶到南门。他身先士卒，冒着敌人密集炮火来到阵地前沿，指挥先头部队集中火力猛攻南门。城门被炸开，他率领部队冲进城内，同敌人展开激烈巷战。6纵其他突击部队也相继从东门、北门、西门攻入城内，全歼兰封守敌。兰封战役的胜利，为陇海战役的全胜奠定了基础。在这次战斗中，尤太忠副旅长为攻克兰封作出杰出贡献，受到指战员的一致称赞。
尤太忠同志善于打硬仗、恶仗，关键时刻总是身先士卒。记得是在陇海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派迅速集中了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人，企图乘我军未及休整之际，以优势兵力合击我军于定陶、曹县地区。野战军刘邓首长审时度势，决定首先在定陶西南大杨湖地区围歼冒进之敌国民党整三师。敌整三师是蒋介石嫡系王牌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这个师的中将师长赵锡田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又是国民党陆军司令顾祝同的外甥，骄横跋扈，气焰嚣张。总攻开始后，我6纵各旅突击部队向敌发起猛攻，但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突击受阻。在此关键时刻，纵队首长命令17旅副旅长尤太忠统一指挥各旅突击部队。他根据地形和敌我对峙态势，指挥部队迂回作战，抢占有利地势，并抓住战机，率领突击部队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一昼夜，打掉了敌人的气焰。这时双方伤亡都很大，尤太忠同志命令卫生员、炊事员等机关人员都投入战斗，号召指战员要前赴后继奋勇杀敌，不惜一切直至夺取战斗的最后胜利。战斗最激烈时，刘邓首长亲自来到6纵指挥所，同前线指挥员直接通话指挥，这对大家鼓励很大。经过与敌殊死搏斗，反复争夺，我军终于突破敌人阵地，将敌50团全歼于大杨湖。大杨湖战斗的胜利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还有一件在我军战史上值得称道的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大军强渡汝河的战斗中，尤太忠同志更是发挥了突出的作用。1947年8月，根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我们6纵随中共中央中南局和野战军指挥部由中路挺进。当部队突破敌人的围追，越过黄泛区后，蒋介石才觉察了我军的意图，慌忙派重兵堵截。我中路大军渡过沙河后，又分为两路向汝河前进。李德生率17旅为左路掩护纵队炮兵和辎重部队由岳城过汝河，尤太忠同志率16旅为右路军后卫，随刘邓及中原局由汝南埠过汝河。8月23日下午，右路军的前锋18旅赶到汝河北岸时，国民党大批军队已占领了南岸的渡口和村庄。汝河水深三四米，两岸陡峭，水流湍急，不能徒涉，而渡口的船只又早已被当地反动民团破坏和掠走。这时尾追我军的国民党十几个师的先头部队已同我后卫掩护部队16旅46团接火，情况危急。刘邓首长命令先头部队在最短时间内想尽一切办法送一支部队过河，乘敌立足未稳，抢夺一部分阵地，连夜架设浮桥强行渡河。随即他们又亲自赶到汝河前线，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果断地指出：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坚决打过去，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打过去，狭路相逢勇者胜！当浮桥架好后，刘邓首长下令，部队立即轻装，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和随军南下开辟新区工作的地方干部分三个梯队抓紧时间强渡。这时离天明只有四五个小时，不能有丝毫的耽误。16旅除以46团担任后卫阻击追兵外，还要以主力接替汝河南岸渡口两侧阵地，坚决扼守，抗击敌人，保护浮桥，保护通道，掩护全军过河。根据当时险恶形势，纵队首长吩咐：46团要在全军过河后才能撤退，如果来不及脱身，就留在当地打游击，以后再归建。领受任务后，尤太忠同志和张国传政委立即赶到46团，传达作战任务，决定由已在46团指挥作战的旅参谋长赖光勋带电台继续指挥46团以机动防御阻击追敌，决不让敌人靠近河岸，保证大部队安全过河，并随时保持联系，坚持到最后胜利。部署完毕，尤太忠同志即同张国传政委亲自率领47、48团奔过浮桥，接过汝河南岸渡口两侧阵地。他指挥部队一边抗击敌人，一边加固工事，准备迎接天亮以后敌人更大规模的进攻。为确保浮桥安全和已开辟的血路畅通，尤太忠同志将旅指挥所就设在南岸阵地上，亲自指挥全旅官兵坚守阵地。24日拂晓以后，敌人以飞机和大炮向我汝河渡口两侧阵地狂轰滥炸。接着便分兵几路同时向我阵地猛扑，企图切断我军南进通路。尤太忠同志沉着指挥，将敌人放近打，以短促火力给敌重大杀伤，并以白刃格斗消灭敌人。敌人几次冲锋始终未能突破我军阵地。在敌人强烈炮火下，浮桥曾被打断，尤太忠同志立即命令工兵连干部带头抢修，保证机关和部队过河。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使敌人丧魂落魄，有时敌冲锋号吹了几遍，士兵却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尤太忠同志抓住这些有利时机命令部队反冲锋，打得敌人弃尸而逃。激战到下午，阵地仍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敌军未能前进一步。此时，我们左路军掩护纵队炮兵和辎重部队已从下游岳城渡过汝河，李德生同政委何柱成率17旅由南岸向汝南埠火速开进，从敌侧后发起攻击，配合16旅打击敌人。在炮火中，刘邓首长、中原局和野战军机关、纵队直属队、南下工作团共计2000多人于24日下午4时全部安全地渡过了汝河。16旅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46团也安全地撤退到汝河南岸。尤太忠同志随即命令46团炸毁浮桥，将国民党十几个师的尾追部队全部挡在汝河北岸，然后率全旅官兵边打边撤，随大部队继续南进。
汝河之战，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途中最紧要、最严重的一次作战，也是一场最激烈的战斗，它不仅关系到纵队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原局和野战军首长、统帅机关和南下干部的安危。尤太忠同志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刘邓首长的高度评价。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尤太忠同志任志愿军第34师师长，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支援上甘岭战役等作战，他都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率领部队奋勇杀敌，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显示了英勇善战，敢打敢拼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第五次战役结束之际，敌人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进犯，切断了我34师的归路，部队四面临敌，处境极为不利。此时，尤太忠同志临危不乱，冷静、准确地判断敌情，沉着果断地指挥全师利用夜幕掩护，从敌人空隙中钻了出来，未发一枪即脱离险境，受到了上下一致的赞誉。他在长达20多年的战斗生涯中，出生入死，战功卓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尤太忠同志一直担任军、地高级领导职务。1971年5月，尤太忠同志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内蒙古地处我国北部边疆，有几千公里的边防线，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对方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咄咄逼人，加之当时正值“文革”动乱时期，派性、武斗、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内蒙古的形势异常严峻。尤太忠同志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一到内蒙古，就深入群众，宣传党中央“消除派性，促进联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稳定内蒙古局势。同时，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战备工作。“9·13”事件后，他遵照周恩来总理对内蒙古前指的命令，严密组织，沉着指挥，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保持了边疆的稳定。尤太忠同志主持内蒙古党、政、军工作8年，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抵制错误路线干扰，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倾注了大量心血，受到部队广大指战员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
80年代以后，尤太忠同志又先后担任过成都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二书记等职务。尤太忠同志是1980年1月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与时任该军区副司令员的王诚汉又走到了一起。当时，全党仍处于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的重要时期。成都军区由于在“文革”期间几经折腾，历史遗留问题很多，派性尚未消除。尤太忠同志和钟汉华政委密切配合，为消除“文革”影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增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全区部队的团结，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以极大的魄力促使部队在思想上和安定团结上出现了新的面貌。同时，他认真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和汗水推动全区部队的战备训练工作，狠抓西藏边防建设，为成都军区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太忠同志善于团结人，善于处理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对部属要求严格，又平易近人。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毛泽东建军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从严治军，狠抓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重任。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军队建设，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拥护改革开放，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李德生与尤太忠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1月，当时尤太忠同志正在医院治病。李德生在应邀去广州参加活动期间专程到医院看望他。尤太忠同志很高兴，也很激动。几年没见，他虽然身体很瘦弱，但脑子很清楚，我们一起谈家常，谈过去的战斗生活，谈部队建设，谈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变化，等等。他兴致很高，言语之间，溢露出他心系祖国、心系军队、心系党、心系人民的拳拳深情。没想到仅时隔二年，尤太忠同志竟匆匆离开了我们，真让人痛心。
尤太忠同志参加革命60余年，战争年代他冲锋陷阵，驰骋疆场，是一员虎将；和平时期，他先后在几个地区从事军队和地方工作，是我党我军的一代英才。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以及宽广的革命胸怀，高尚的道德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为国家、为人民、为军队、为党的事业所作出的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实干家
秦仲达陶涛潘连生崔嘉鸿郑兴国
贾庆礼同志1920年7月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从事抗日救亡和地方党的工作。解放后，在兰州炼油厂埋头苦干18年，为兰州炼油厂的建设、发展和实现我国石油产品基本自给做出了贡献，兰州炼油厂被评为全国五个勤俭办企业的红旗单位之一，贾庆礼同志代表该厂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和接见。1972年调化工部门工作，先后任基建组副组长、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他真抓实干，积极探索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成功经验，吉化公司受到江泽民、李鹏同志的高度评价。1984年离休后，他继续为化学工业作贡献，直至去年9月3日逝世。
1977年，贾庆礼同志奉调吉林化工公司任党委书记兼经理。他一到公司就深入到工厂、车间和职工宿舍。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幢幢车间缺玻璃少门窗；一台台设备带病作业；许多厂区杂草丛生，有的车间外垃圾堆高过门窗。看到这情景，他苦苦思索着从何入手打开局面。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决定充分发挥党委“一班人”的作用，身体力行。
那时候，贾庆礼同志年已近六旬，而且动过手术，切除一片肺叶和一根肋骨。但他时刻牢记大庆人说的一句话：“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深入工厂、车间、班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很少休息节假日，经常带病坚持工作。一次发烧到38．6℃，经大家再三劝说才去打吊针，睡了一小觉。可拔了吊针他又悄悄下厂了，从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多，硬是撑着带病的身体走了两个工厂、六个车间。看到设备脏了，他抓起抹布就擦；遇见下水沟堵了，把袖子一挽动手就掏；发现哪儿有跑冒滴漏，就和工人一起处理；看到基层干部缺少方法，就循循善诱耐心讲解，手把手地传帮带。
在吉化公司恢复性整顿期间，贾庆礼选择难度较大的染料厂七、八号车间作为突破点，半年去了50多次，挑毛病找问题，使这两个车间很快成为全公司的样板，带动了公司300多个生产车间的治理整顿工作。吉化化肥厂硝酸车间一直是“无泄漏工区”的红旗单位，一次他和检查人员发现这个工区出现异味，泄漏点显著增加，就明确指出：“越先进越要严格，决不能马马虎虎、凑凑合合。”这下震动了全车间和全厂，向“马虎、凑合、满不在乎”和“差不多思想”发起强大攻势，把“高标准、严要求”这句口号落到了实处。
在短短几年内，贾庆礼就把一个被“四人帮”破坏的重灾户变成了优秀企业，创造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先进经验，这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增强企业活力；坚持从严治厂，不断强化管理；坚持自力更生，推进技术进步；坚持以人为本，培育“四有”队伍；坚持党的领导，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1979年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1979年—1982年8月兼任吉化公司党委书记）后，贾庆礼深知“管理的人”与“人的管理”的辩证关系，要把企业管理搞上去，必须大力提高“管理的人”的素质。经他提议并经部党组同意，由他主持在吉化公司举办企业管理干部现场培训班。用了一年时间，使27个省、市、自治区的318个企业，1578名不同层次的管理干部，先后在吉化接受现场培训。他亲自参加和主持每一期培训班，安排讲课内容和参观路线，他带着学员走车间、串工段当讲解员，大家亲切地叫他“勤奋严格的老校长”。
贾庆礼同志1984年离休的时候，许多熟悉和关心他的人都说：“您年岁这么大了，又患多种疾病，在职工作时非常累，这回离岗了就好好养养身体吧！”他却笑呵呵地说：“入党宣誓时说，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休息还叫奋斗终生吗？”他仍以忘我的精神投入新的工作。
1988年，化工部为解决山西一家大型复肥厂开车的问题，派贾庆礼同志带工作组到那里蹲点。他风尘仆仆来到这个厂，穿上工作服就深入生产现场。他摸清情况后狠抓了锅炉、气化、复肥三个重点车间，狠抓了设备、技术、调度三方面的管理，着重抓了人这个最活跃的生产力。他每天工作16至17个小时，有时甚至达20个小时。复肥厂厂房高70多米，他爬上爬下。对于一个做过大手术，还有高血压、胃下垂等疾病的60多岁老同志来说，他这种拼命实干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复肥厂终于实现了连续运转，并登上三个新台阶。而贾庆礼这个体重不足55公斤的人，一个月内竟掉了3公斤肉。
1989年9月16日，化学工业部作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活动的决定》。贾庆礼同志既是这个“决定”的积极倡议者，又是忠实执行者。为把吉化经验推向全国化工行业，他于1989年9月受命组织了吉化人事迹报告团，在300多天时间里，他率团先后到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0多个地、市、县，行程10万多公里，作报告370多场，听众达40多万人次。
贾庆礼同志到了晚年还十分关心家乡老区的建设发展，并主动捐资办学。临终前在病床上还牵挂洪涝灾区的人民，表现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称得上是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实干家！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历史珍藏
深入基层
图为1981年4月，余秋里在山西官地煤矿正在了解煤炭生产情况。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非凡的胆略和气魄
——深切怀念余秋里同志
袁宝华
今年2月3日，余秋里同志因病逝世。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58年春，余秋里同志从总后勤部调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我们开始相识。1964年12月，他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1965年初，经毛主席批准，由他和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等同志组成“小计委”，主持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们在工作中，开始有了比较多的接触。1970年，恢复国家计划委员会，他任主任，我是副主任之一，在一起工作，朝夕相处，长达10年。以后，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了，但仍保持密切联系。
他有非凡的胆略和气魄。1958年，秋里同志到石油部工作不久，就开始了“大跃进”。当时的方针是“以钢为纲”，其他行业都得让，不仅让，有的行业也炼起了钢。秋里同志在石油部却提出：“又让又上。”让，就是不与钢铁工业争项目、争投资；上，就是要充分发掘石油系统内部的潜力，把石油工业搞上去。在“以钢为纲”高唱入云的时候，他能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1958年，不少部门受到了挫折和损失，石油部的工作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59年9月，松辽盆地有一口井喷出了工业油流，经过进一步勘探，1960年春，证实这里是一个大油田。这时，国民经济已开始出现困难，有的建设项目已开始下马。正是在这个时候，秋里同志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运用毛泽东关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果断地提出，要集中石油系统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展大庆石油会战。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各行各业都下了，而石油却在一个劲地上。1966年，大庆油田石油产量达到1000万吨，在十年动乱中仍高速增长，1976年达到5000万吨。周恩来总理曾说：余秋里虽说做经济工作的经验不多，可他有打仗的经验，他运用打仗的经验来打经济之仗，打得很漂亮。
他具有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秋里同志以前不懂工业，他到石油部工作以后，在实践中边干边学，向专家学，向干部学，向工人学，很快掌握了石油勘探开发的一些基本知识。谈起石油工业的一些术语，如数家珍，运用自如。1960年，薄一波同志在沈阳主持开会，传达学习毛主席关于“鞍钢宪法”的指示，我和秋里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住在隔壁。会前、会后，只要一有空，他就找我去聊天，让我给他讲钢铁工业的情况。他比我大两岁，但是非常虚心，一边听一边问，而且问得很细，一直到完全弄懂为止。
他有很强的原则性，考虑问题，处理问题，完全从大局出发。1965年，秋里同志主持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我当时是经委副主任、物资部部长。我认为“三五”计划有些指标偏高，造成一些物资供需不平衡，就提了一些意见。另外，因为大跃进时国家物资储备减少了，提出要补充一些物资储备。当时主要是想把余地留得大一些，将来执行计划时，肩上的担子可以轻一点。
1965年9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秋里同志在汇报“三五”计划时，不点名地批评了我。他说：“物资部提出的物资平衡方案是不符合实际的。国家储备局在这种情况下又大量地增加库存，这也是不应该的。”1965年12月的一天晚上他找我谈话，既严肃地批评我，又热情地鼓励我。他说：“在中央做部长必须要有全局观点，计划是国民经济的全局，你作为物资部长应该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
他特别关心和爱护干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要我和计委的一位同志去汇报工作。这次会议本来是反“左”的，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万言书”，开始转为反右。我回北京前，秋里同志找我说：“你在这里已经知道庐山会议的情况了，回去以后马上找李人俊（石油部副部长），给他讲一讲这次会议的精神，免得他说话不慎重，犯错误。”临别时，他再三叮嘱我：“一定要给他打个招呼。”
反右倾运动开始后，甘肃省要批判兰州炼油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徐今强，说他只抓技术，不抓革命；只抓石油，不抓钢铁。秋里同志得知此事后，亲自坐飞机赶到兰州，找甘肃省委书记和兰州市委负责同志谈话，请他们谈谈批判徐今强的理由。兰州市的同志说：“我们大炼钢铁，要用鼓风机，兰炼有一台备用的，我们想借，徐今强不给。”秋里同志说：“徐今强不借给你们鼓风机是完全正确的，备用的鼓风机是以备万一，万一机器出了问题，没有备用的鼓风机，全厂就要停产，不是遭了大灾吗？”经过秋里同志据理力争，终于把徐今强保护下来了。
他有坚强的党性、坚定的意志、坚韧的毅力，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打乱，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在十年动乱中，秋里同志在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迫害的情况下，以党的利益为重，忍辱负重，协助周恩来总理，克服重重困难，保持国民经济的运转，在特殊的时期，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66年9月，由李富春同志建议，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余秋里、谷牧同志协助周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他住在中南海，长期不回家，抓计划编制和生产调度。
1968年10月，在周总理亲切关怀和干预下，我被“解放”出来，任计委生产组副组长，在秋里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负责全国的生产调度。当时工作非常困难，各地的告急电报不断，一会儿这个电厂没煤了，一会儿那个地方停产了。秋里同志无私无畏，敢抓敢管，不怕犯错误，不怕得罪人。他常说：你们大胆干，错了我负责。在煤炭、电力、原材料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秋里同志提出：要重点保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大企业，要稳住大局。有时上海来电说煤快用完了，面临停电的危险，我们就把运往别处的煤炭，中途改道运往上海。在那种极端困难复杂的情况下，保证国民经济的运转，没有出大的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
1971年，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盲目大上军工建设项目，突破了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供应三项指标。由于“三个突破”，造成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秋里同志狠抓了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一是加强计划管理，严格财经纪律，严禁乱上项目，严禁计划外招工；二是加强企业整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经济效益；三是进行清产核资。这几招很有效，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解决了“三个突破”的问题。
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用43亿美元进口26个大项目，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和武钢的1米7轧机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也是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开展对外经济交流的重大步骤。这项工作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由秋里同志具体组织实施的。他亲自约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反复研究和论证，最后选定了当时最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这里面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和恶毒攻击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他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工作中，他以身作则，埋头苦干，雷厉风行。他常说：干工作就是要干，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干，就要干好，干不好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干工作，总是夜以继日，从来没有节假日。他这样做，就带动了一大批同志，树立了埋头苦干，认真负责的良好作风。
他善于抓典型，树标兵。在大庆会战中，他总结了王进喜同志的先进事迹，开展了学习王“铁人”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大庆石油会战。
他在工作中，特别重视打基础。他在工业战线，提倡要抓“三基”。就是抓：基层建设、基础工作、基本功。他说：把“三基”抓好了，工作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余秋里同志的优秀品质，优良作风，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