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视点
90年代，在欧美中左政党政治复兴过程中兴起的“第三条道路”引起了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关注。与冷战时期曾出现过的试图超越两极模式的各种“第三条道路”不同，此次的“第三条道路”是在资本主义的前提之下，一些左翼改革者针对20世纪西方传统的左右政治意识和政治模式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中间道路”，它反映了西方左翼政党改变传统政治意识和政策、应对时代发展的新问题的一种战略转变。
“第三条道路”：背景与现状
中央编译局世界所林德山博士
20世纪西方传统的左、右政治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两种不同认识。右翼保守主义始终坚持市场的根本原则，而不同形式的左翼则更为强调社会公正，强调以社会再分配，如国有化或扩大福利等政策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战后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左翼政党的这种意图与福利国家模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高税收、大政府、社团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国家干预主义政治模式。
但进入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模式陷入困境，而福利国家积累的弊端成了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问题，左翼政治模式因此而受到普遍的怀疑。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的推动下，以个人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以货币主义及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为手段的新保守主义开始复兴，并主导了80年代的政治思想，而西方左翼政党普遍陷入了政治上的低落。政治竞争的压力迫使左翼政党改变传统的思想政策体系，由此而出现了90年代西方左翼政党向右或向“中间路线”偏向的普遍趋势。
“第三条道路”正是在这种趋势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激进主义理论。它紧紧抓住了时代发展中的新问题。一方面，它抓住了因冷战结束而突出的资本主义自身的问题，尤其是新保守主义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它紧紧抓住了全球化发展带来的一系列不能简单地用传统左、右政治来容纳新的问题。其中包括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经济及金融市场的规范，全球化对民族和国际层次“控制”的挑战，全球化对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变等。
这些问题产生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并强烈地冲击到了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意识，突出了全球化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传统社会政治制度滞后间的矛盾。由此，欧美各国左翼政党的改革者们打出了一个共同的旗帜：使资本主义现代化。这是“第三条道路”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引起强烈“共鸣”的现实基础。
90年代欧美左翼政党战略上的转变带来了其政治上的复兴，这成为了“第三条道路”的现实起点。最初，它只是在现代化旗帜下的一种左翼改革，还没有上升到新道路的高度。1993年克林顿执政后，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及其思想库改革政策研究所为其设计了一套取代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政策、使美国政治和管理现代化的政策体系。与此同时，英国工党的改革思想者们打出了超越传统左右政治的“第三条道路”旗帜。而在布莱尔公开表示接受该道路后，布莱尔及其思想顾问杰夫·马尔甘和吉登斯等人成了该理论最全面的解说者。尤其是在工党1997年重新执政后，布莱尔和克林顿不遗余力的宣传急剧扩大了“第三条道路”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而19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施罗德上台更使得“第三条道路”出现了一个高潮。
虽说“第三条道路”是左翼政治复兴的一种体现，但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它并不为所有的中左政党（尤其是欧洲大陆的）所接受。法国总理若斯潘就极力回避使用该词。不过，纵观近年来的发展形势，“第三条道路”显示了以下发展趋势和特征。首先，欧美对“第三条道路”认同扩大。起初，欧洲大陆对布莱尔和克林顿鼓吹的“第三条道路”持谨慎态度，实际是回避其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色彩。1998年9月，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三条道路”讨论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除了布莱尔外，仅有当时的意大利总理普罗迪。而1999年4月，当今公开接受“第三条道路”的五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意大利总理达莱马和荷兰首相维姆·科克）聚集在华盛顿，讨论该道路。而这五国的发展模式在西方国家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显示出欧美对“第三条道路”的认同感扩大的趋势。
其次，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第三条道路”的实际理解并不一致，但以下观念可谓其共同的基点：重新界定国家（政府）的作用，促进市场竞争和社会资本的发展；强调个人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主张以积极的福利取代注重再分配的传统福利；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第二，由于思想及政治环境的差异，“第三条道路”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英美在经济政策方面有更多的共同点：针对着改革德国传统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艾伯特基金会发表的《经济效率、社会团结、生态持久：三个目标，一条道路》可谓德国式的“第三条道路”纲领；荷兰的工党明确采纳以约翰·罗尔斯为理论来源的“社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第三条道路”代表了北欧福利发展模式的改革方向；而达莱马更强调“第三条道路”应致力于寻找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与一个团结、安全的发展体制之间的汇合点。显然，在“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上，我们更应该密切关注它所体现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趋势。（附图片）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盲目飞行？
原载英国《经济学家》杂志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风云百年
风云百年
1942年
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此后又有21个国家陆续在宣言上签字。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并为建立联合国组织奠定了初步基础。
日军迅速推进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全面进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先后被日军占领。
4月18日，美国空军首次轰炸东京等日本城市。5月7日和8日，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珊瑚海进行大海战；6月4日，美、日海军在中途岛展开大会战，日军惨败，从此丧失太平洋作战的空中优势。
11月8日，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统帅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
1943年
经过近4个月的激战，1月15日，美军从日军手中夺取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从此日军失去了在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
2月2日，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德军遭到发动战争以来最大的失败。这次胜利标志着反法西斯盟国开始从防御转向进攻的战略转折。
5月13日，被围困在突尼斯的德、意军队投降，北非战事结束。
7月5日至8月23日，苏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击败德军的反攻，完全掌握了苏德战场的主动权。
7月10日，英、美军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8月17日完全占领该岛。7月25日，意大利发生政变，墨索里尼被推翻并被囚禁。9月3日，意大利新政府向美、英投降。9月8日，美、英联军在意大利半岛南部登陆。同一天，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伏契克被纳粹杀害，年仅40岁。他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9月9日，德国占领意大利首都罗马及其以北地区，10月13日，意大利政府对德国宣战。
11月28日至12月1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晤，协调对德作战的统一行动，并讨论战后和平问题。
12月23日至26日，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美、英三国会议，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大计，所签署的《开罗宣言》是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主要国际文件。
1944年
6月6日，盟国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这次盟军登陆集结了287．6万人，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8月15日，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维希政权崩溃。8月25日，巴黎光复。
7月1日至22日，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决定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
10月23日至26日，美国和日本舰队在菲律宾海面大战，日本再次遭受重创。
在中国战场，日军发动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战役，国民党军队抵抗不力，8个月内丧失大小城市146座，而在日军后方，各解放区战场开始局部反攻，攻克城市70余座。
这一年，苏军基本肃清了本国境内的德军，进入东欧作战。东欧人民获得解放的形式各不相同。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主要依靠自身进行解放战争赢得胜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在苏军展开进攻的有利形势下举行武装起义，建立新政权，并对德宣战；匈牙利的情形与此相似。（十六）（薛飞）（附图片）
图为1944年盟军解放巴黎后，德国纳粹战俘被押送着通过巴黎凯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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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代的产物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迎红
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第三条道路”，如伯恩斯坦的“第三条道路”、东欧的“第三条道路”、瑞典的“第三条道路”。但这些“第三条道路”与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有本质的差异，最根本的差异表现在所代表的时代不同。以前的“第三条道路”是发生于工业经济时代，即工业社会，是在自由资本主义与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寻求某种中间道路，而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是产生于知识经济兴起的信息社会。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具有两大特性：
一、民主社会主义特性。“民主”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议会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是指由各阶层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目的是建立团结互助的社会秩序。布莱尔的理论也是体现了这种精神。首先，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既反对老左翼（英国传统工党）的国家干预主义，也反对新右翼（撒切尔主义）的自由市场主义；其次，它提出再民主化问题，主张对英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原则是“简政放权，提高政府效率”；其三，强调建立新型的公民社会，主张“人人所有的社会所有制”。最后，强调了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性，抛弃国有化，维护私有制，但同时主张在资本主义的范畴中对社会进行改良，兼顾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
二、信息社会特性。首先，“第三条道路”所代表和反映的是信息社会中崛起的庞大的新中间阶级的利益，因此，它不是对在工业社会中的传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左右模糊”，而是超越左右，是“积极的中间化”。其次，“第三条道路”反映和要解决的是信息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与充分就业的矛盾、个人发展与国家控制的矛盾、自然环境与工业文明的矛盾、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矛盾、地区冲突与全球安全的矛盾等等。所以，“第三条道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披上保守主义外衣的民主社会主义，也不能说是实用主义政策的大杂烩，而是一套反映信息社会的特定需要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虽然还很不成熟，但毕竟在信息时代应运而生，其基本理念已初具脉络，对未来社会将产生长久的影响。
“第三条道路”总结了工业社会中两大对立的宏观调控理论的利弊得失，根据信息社会的需要加以改造和利用，因而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就其实质而言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它重新平衡权利与义务、市场与国家、个人与政府、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目的是更好地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最佳搭配，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政策，故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
但是，“第三条道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它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布莱尔、克林顿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推行“第三条道路”，但在欧洲大陆就遇到困难，更不用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其次，它的有些政策较为空洞，还停留在口号上，缺乏可操作性。其三，有些政策是极端错误的，有很大的危险性。如关于“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秩序观，应当有所警惕，并予以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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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是战后英国“共识政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布莱尔与“共识政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林勋健
近年来，“第三条道路”风靡欧美，英国首相布莱尔是站在“潮头浪尖”上的风云人物。有人说，布莱尔是“第三条道路”的“带头羊”、“领路人”、“鼓吹者”、“始作俑者”，等等。这种种比喻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思：布莱尔对“第三条道路”这个旧概念的新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素有“工党神童”之称的布莱尔出生于战后的“生育高峰期”，毕业于以“盛产英国首相”而著称的牛津大学。1994年7月，年仅41岁的布莱尔以绝对优势当选为英国工党领袖。此后，他领导英国工党为重掌政权而斗争，并逐步形成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和理论。
1995年，布莱尔在谈及英国工党提出的医疗卫生改革政策时使用了“第三条道路”这个概念。1998年9月21日，他发表了题为《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的长文，后又借出席联合国大会之机，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等人一起参加了在纽约大学召开的一个专门研究“第三条道路”的学术会议。9月27日，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此后一有机会，他便大谈特谈“第三条道路”。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决定性地超越了旧左派和新右派；它以平等、机会均等、责任和团体精神为基本价值取向，以“永久修正主义”作为制定政策的原则。“第三条道路”的基本政策主张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等方面，其要点有：第一，建立在个人能力和机会基础上、以知识为基础和富有活力的现代经济；第二，重视权利和义务的强大公民社会；第三，权力下放，还政于民，恢复人民对政治的信念；第四，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然而，英国工党执政两年多来，对“第三条道路”本身的评价则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在对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褒贬中，常常涉及该道路的政治倾向问题，即它究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还是“具有人道面孔的机会主义”或保守主义的“私生子”？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简要回顾战后英国“共识政治”。
所谓“共识政治”，通常是指西方国家中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色彩的各类政党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方面的“趋同现象”。这种现象在长期实行两党制的英国表现得尤其突出。
战后英国的“共识政治”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45年到1979年，是保守党向工党的政策趋同。1945年7月在战后首次大选中取胜的工党在执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除了对一批大型企业实行国有化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福利制度。1951年取代工党上台执政的保守党基本上采纳了工党政府建立的社会福利制度。为此，1955年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曾经用保守党财政大臣巴特勒和工党财政大臣盖茨克尔两个姓的部分，合并成一个新词“巴茨克尔主义”，用以形容两党基本政策的一致性。
从1983年开始的“共识政治”是工党向保守党的政策趋同。工党从金诺克、史密斯到布莱尔，以现代化为主线，经过不断的政策调整，抛弃了不合时宜的传统左翼政策，吸收了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的许多合理的政策措施，到1994年布莱尔继任工党领袖时，工党的现代化已成效显著。这为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人用工党政府首相布莱尔和保守党政府首相撒切尔两姓的部分，创造出“布莱切尔主义”，用以形容这一时期两党基本政策的趋同现象。
以上事实说明，自我标榜“超越左右翼”的布莱尔“第三条道路”其实并不神秘，它是英国“共识政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也是工党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如同“共识政治”并不表明两大政党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一样，“第三条道路”也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它正如布莱尔自己所定位的，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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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科索沃战争看“第三条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王振华
克林顿、布莱尔等鼓吹与信奉“第三条道路”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恰恰是科索沃战争的主要鼓动者和实际发动者。有人把科索沃战争称为第一场“第三条道路”的战争。那么，应该怎样看待“第三条道路”的信奉者们在科索沃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表现是否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特别是同其有关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的观点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呢？笔者试图就此提出一些看法。
一、“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鼓吹跨越传统的左右政治分野，在老左派与新右翼之间寻求一种中间立场。这一点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也有表现。西方国家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中左政党的传统，是强调道义原则、重视维护与推广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民族国家向来持一种怀疑批判的态度，把它视为对国际团结的威胁。他们以国际主义者自居，在对外关系中反对穷兵黩武，重视国际合作。而保守党人一般倾向于一种鼓吹强硬、自信和看重自我利益的狭隘民族主义。以“新自由主义者”面目出现的撒切尔主义的保守党人，则带有日益增强的“小英格兰”式的孤立主义倾向。在科索沃战争中，“第三条道路”的信奉者们继承了左翼政治鼓吹外交政策应由道德价值观念决定的干预主义传统，同时又突破了老左派反对穷兵黩武的和平主义政策，提出并推行了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而在对外关系中一向持强硬立场的新右翼，则认为不应干预未直接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务。因此在科索沃问题上老左派与新右翼一起构成了战争的反对派。科索沃战争的实践表明，“第三条道路”奉行的是一种更富干预主义色彩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路线。
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华沙条约集团的解体，西方国家安全的外部条件与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在两极格局终结和民族国家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消失或明显减少的情况下，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生存不再受到直接威胁。另一方面，在西方看来，局部地区的动荡以及由一国内部动乱引发的危机与暴力冲突，已构成对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民族、宗教纠纷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一大突出问题。面对这一形势，如何调整西方的安全战略，建立与制定面向21世纪的安全机制和国际规则，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这里涉及突破西方传统的安全战略概念，将其防务范围扩大到成员国边界之外，将防范与治理危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的问题。而与此紧密相关，就是如何为西方介入他国冲突提供理论根据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布莱尔在科索沃战争中提出了所谓的“国际社会新理论”，其核心就是为同所谓的“独裁政权”做斗争，进行国际干涉确立一种新原则，该原则的要旨是，鼓吹国家主权不及人权和防止种族灭绝重要，对国际关系中通行的不干涉原则必须在一些重要方面加以限制。布莱尔认为，“种族灭绝行为决不是纯粹的内政”；科索沃的民族清洗已构成了对国际和平的威胁。因此西方必须给米洛舍维奇以坚决的打击，并以坚定的态度赢得这场冲突。这不仅涉及西方的战略利益，而且同其价值观息息相通。西方在这里所关注的，显然不是南联盟的民族问题，而是在西方价值观及其主导的法治基础上构建的新的国际秩序问题。科索沃战争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和范例。
三、“新干涉主义”的国际秩序观是“第三条道路”关于全球秩序的一套主张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关于“国际社会”的一系列观点密切相关。布莱尔在关于“国际社会新理论”的演说中，除论述国际安全与“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外，还着重阐述了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和安全现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日趋加深。各民族国家利益的实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合作与协调的发展。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系列跨国的或全球性问题，如：全球性金融市场的监控、世界生态环境保护、全球安全与裁军等问题。没有高度有效的国际合作，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难以解决。布莱尔认为，必须为21世纪制定一套新的全球规则。当然，这些观点与主张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仅是为了加强英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而且旨在建立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带有强烈的新霸权主义色彩。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