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
引入歧途（漫画） 江帆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奸人射利
平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神仙大本营，神、仙、魔、道，多得数不清。神们似乎都有个明确的分工：想发财的求赵公元帅；读书人得拜梓潼帝君，他管着人间禄籍，大权独揽；结婚讨老婆的事是月老管着，这位老先生攥着把红绳，行业垄断，别人插不上手；主管驱疫的神叫方相、方弼，他们二位似乎还兼着第二职业，因为常看见旧时的丧家出殡时用他们当开路神。往大里说，天下四方都有专职的神管着；往小里说，一个家庭，也门有门神，灶有灶王爷。
总之，世间芸芸众生，有什么事拜什么神，不能走错。比如当小偷，他从事的营生也是为钱，但不能求赵公元帅，得上“贼神庙”拜贼神，据说充当此任的就是梁山泊的时迁。先别说神们是不是“门难进，脸难看”，单说这么庞杂的神魔体系，谁能保证拜得准确无误？
再说了，好多神的“人”品和职业道德也不怎么样。时迁不说了，八仙中那位吕洞宾有好色的毛病，喜欢搞性骚扰，女性们单独到吕祖庙求签，未免心神不定，而心神不定就有点不诚不是？灶王叫“一家之主”，却像克格勃一样暗中监视而且时不时地给上边打个小报告什么的。居家过日子有这么个眼线盯着，两口子连说句悄悄话都不方便，弄得战战惶惶，何苦呢！还有些神则专干坏事：比如，火神、雹神。
前几年，曾见一篇文章说，“五通神诞”那天，竟有数万香客上山朝拜，每天烧去的纸钱超过五吨。夫“五通”者，原是驴、马、羊、狗、鼬五个兄弟，《聊斋志异》中多次写到，简直是横行乡里的恶霸，今天竟有那么多人祭祀它，岂非咄咄怪事！
中国人拜了几千年的神，拜出什么？何况时代发展了，神们也早已落伍。吕祖庙的神签绝对医不了艾滋病，也治不了埃博拉病毒。如今，各种形式的婚姻介绍所、城市恋爱角、网上征婚、玫瑰之约等等，都让惯能“赤绳系足”的月老望尘莫及；你供着南方火德真君，可防火措施不行，消防部门照样罚款；送子娘娘有心给你三男二女，计生部门能给你计生指标么？今年河北发生了大面积蝗灾，还得靠飞机洒药杀灭，不信你去拜蝗虫神，只怕再虔诚也顶不了事。
近些年，迷信的沉渣泛起，无他，“凡托鬼神敛民钱者，皆奸人射利也。”两千多年前的西门豹对这点都看得很准。如今又冒出一个“法轮大法”李洪志，把所有的鬼神都压下去了，唯他独神，包治百病，拯救人类，现世活佛。其实，也是为“射利”而来。短短时间里，他敛财就上百万，哪个神也没他厉害。况且，他这“利”，还不光是钱财，还有野心企图。他说现在天下的问题，哪个政府也解决不了，只有靠他。这点是他不同于老牌的装神弄鬼的家伙们的地方。
第12版(副刊)
专栏：
骗子讲“法”
——李洪志歪理邪说“赏析”
郭立河
尊敬的太太、先生，
亲爱的信女、信男，
告诉你们一个“超科学”的“重大发现”：
我们居住的地球即将完蛋！
请不必恐慌，
请不要悲观——
只要修炼我的“法轮大法”，
保你躲过这场劫难！
有钱的快快交钱，
有权的快快交权……
我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教主”，
我是无与伦比的“现世神仙”——
偌大个中国，
不过是我掌中的一粒“仙丹”……
不是痴人说梦，
决非天方夜谭——
我可洞察宇宙间的旦夕祸福，
我能叫太阳结冰、地球倒转……
跳楼的尽管跳楼，
割腕的尽管割腕……
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
本“救世主”义不容辞“度你上天”……
第12版(副刊)
专栏：
蓝天双鹰
张聿温熊应佳
据从国际互联网上检索，孪生兄弟同时成为歼击机飞行员的，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北空航空兵某师的李支农、李支刚兄弟，令人艳羡地创下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幸运之神似乎格外垂青这对孪生兄弟：双双被招飞入伍，双双被提升为中队长、大队长，双双被晋升为一级飞行员，双双飞行超过一千五百小时荣立二等功，今年又双双被批准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国庆首都阅兵空中梯队。
如果说双胞胎总是令人好奇的话，那么支农、支刚兄弟简直就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了：从长相、性格、举止到感情，他们咋看都像一个人一样呀！这对处处酷似的双胞胎，生活中闹出过不少有意思的误会，也给战友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一次，弟弟支刚立了三等功，祝贺时，战友们对哥哥支农说：“支刚，立了功，可得请客呀。”支农被闹了个大红脸。还有一次，支农所在的二大队的一名新飞行员在训练中出了点小问题，团里却把一大队的支刚叫去了解情况，弄得支刚莫名其妙。
为保险起见，聪明的战友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干脆把他们的名字“支农支刚”连起来叫，反正总能叫对一个。就连战友们的孩子见了他俩，也总是机关枪似地喊一声“支农支刚叔叔”。
生活中的故事令人开心，训练中的故事则令人动心。
支农早到世上十五分钟，于是当了哥哥。支农很珍惜这十五分钟，别看在生活中处处照顾弟弟支刚，但在飞行训练中，支农却丁是丁，卯是卯，原则性极强，有时甚至和弟弟争得面红耳赤。国庆受阅编队，为了飞得一米不差，需要在飞机上画主、副标志线。团里决定由支刚负责计算编队间隔、距离和观察角度的诸元数据，并在机身上喷画标志线。就因为副标志线的位置和形状，哥俩展开了激烈争论。开始两人谁也没说服谁，自信的支刚就组织机务人员按自己的意见在飞机上作了标志。飞行中，飞行员们普遍感到按照标志线飞，高度差比较明显。飞行结束后，支农立即找到支刚，再次阐述自己的理由，要求改变计算方式，重新喷画标志线。在哥哥的坚持下，弟弟重新作了计算，终于发现自己错了。于是支刚组织机务人员加班加点对标志线进行了重喷。再次试飞后，飞行员们普遍反映，用现在的标志线判断编队间隔、距离就十分精确了，误差只在半米以内。从此，弟弟对哥哥的佩服，又增了一分。
如果以为总是哥哥比弟弟高明，那就错了。今年初接受国庆受阅任务后，一开始先带飞超密集队形编队。支刚是第一批飞，下来后主动找到支农，讲了长机操纵的特点、下降过程中气流的影响程度和编队注意事项。支农听了很受启发，过后他按照支刚讲的飞，结果两个起落飞得特别顺手，都得了五分。
平心而论，支农这个哥哥还是相当称职的。“我有这么个哥哥，真是舒心极了。”说这话时，支刚满脸荡漾着幸福。7月13日这天，是个复杂天气。起飞升空后，航路上浓云密布，根本看不见前面的飞机。飞三中队四号机位置的支刚，带着僚机没有集合上，飞丢了。飞四中队四号机位置的支农，在空中就发现了问题。飞行结束后回到宿舍，住在一楼的支农顾不上浑身汗湿，脸也没洗一把，就到二楼找支刚来了。一进支刚的宿舍，见神情沮丧的支刚正坐在椅子上发愣，脸上挂满了汗珠。支农不由得一阵心疼。“今天没集合上，原因是多方面的”，支农开口的一句安慰，使支刚心头一热，眼泪差一点掉下来，他懊悔、内疚啊！随后，支农又仔细地和支刚分析了主观方面的原因，如没有及时增速，没有及时问清高度、速度，情况处置不够冷静灵活等。支刚静静地听着，不住地点头，嘴上虽没什么表示，心里却在说：“好哥哥，你放心吧，下次弟弟一定飞好，咱兄弟俩决不能拉梯队的后腿！”
当你了解了支农、支刚的历史，你就会明白哥俩为什么把这次掉队看得很重了。哥俩是夜航团飞行员，在漆黑的夜空，驾驶着时速高达一千四百多公里的战鹰，依靠机上几十种仪表为祖国巡逻放哨，何曾出过半点差池！入伍十七年来，哥俩在飞行学院和部队组织的各类业务竞赛和比武中，夺得过二十多个冠军，成功地处置了好几次空中特情，多次被空军和军评为“优秀基层主官”、“精神文明建设标兵”，是团里最年轻的能飞能打的“全天候”飞行员和尖子教员。哥俩所带的大队，先后五次参加空军、北空和某军组织的空对空、空对地导弹、火箭、航炮攻击打靶考核，次次成绩全优。然而，受阅飞行难度大啊！要在编队上一米不差，要在准时到达上一秒不差，谈何容易！不过，哥俩有信心通过刻苦训练，严格要求，到建国五十周年国庆节那天，以一流的水平、威武的阵容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怀念金近
菡子
时光如水，到今年7月，金近去世已经十年了。
亡友之中，金近是我最怀念的。想念他最深的还是他全国的读者。他的夫人颜学琴，南北奔波，编了一册丰富多彩而有深意的书，许多文章来自与金近相熟的临安人士、中外友人的手笔。前两年，学琴携书来看我，一个永远活着的金近，也从此与世人相伴并与我在一起了。为了纪念他走了十年，学琴又在筹划金近儿童作品的音乐会，将在他的故乡上虞进行。她给我讲了具体内容，我仿佛已听到远处的歌声。
更为亲切的金近，还是在我五十年代的回忆之中。1953年我和金近家同住在中国作协东总布胡同宿舍院子里，在院里的老同志看来，我们是外地来的陌生人，我们自己更是最平凡的两个。也许是一种缘分，不论从哪一方面看，我的心会自然地走进他的家门。和颜悦色的学琴，也与我十分投称。金近比我大几岁，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已大有成就，这次调到作协，协助张天翼同志开展全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五十年代我国儿童文学的空前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当时，我只写了一些朝鲜的战地通讯，由于与他接近，不由得保持一颗童心，跨入了儿童文学之门。住在那儿的几个月，我到过不少小学讲朝鲜故事。史家胡同小学，有孩子在上课时做小动作，也找我去给孩子们开“小灶”。在同住作协宿舍的金近、天翼、林蓝（当时她正在写电影《祖国的花朵》）的引导下，本来我满脑子的志愿军，后来也融和了儿童的世界。我参加两个水利工地的建设，不问严寒酷暑，我都以最美好的心情，写了《五颗小小的心》和童话《山羊花花》。想起金近和学琴，想起孩子们，天真、友好、善良的情愫就涌进我的心海，使我终生受益。
我本是东总布胡同的暂住人口，1955年回来过，三个月的政治运动，似乎使人忘记了友谊，也没有创作空闲了。事情总在曲折中发展。1956年生气勃勃，我又回去工作了一年半。金近在这个时期写了许多可以传世的作品，学琴好像也在这里生了小鸭鸭，大家欢天喜地。前面的十个月，是我们作协工作最富创造性、作家最有创作力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繁荣，又何等的振奋呵！后面的六个多月，斗争的火焰，又燃烧起来，漫及全国。1957年年底，金近一家与我有幸被提前“释放”，思想上已皈依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从此离开作协机关倒是很乐意的。我们分别到浙、皖落户，我立志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到国营农场学开拖拉机。好友孙兰劝我千万别站在拖拉机面前扮样子，我是做到了的。但在疯了似的大跃进浪潮中，我也写过《记卫星田丰收》（1980年我写《乡村小曲》时，才认真地向人民谢罪）。金近去了临安，在比赛“胆大”的日子里，他在《人民日报》透露了可以自制松节油和肥田粉的消息，还经得起读者的咨询，开了详细的处方（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副刊）。
这些日子，我在整理书信文稿，忽然翻到了金近的三封信，我感到他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1984年一封，他约我到井冈山开儿童文学的会，不知是会没开成，还是我去不了，这次我们并未会面。还有两封，写在他生病之后临走之前，端正的字体（他说练字给我看），带有他特有的谦逊的笑容；恳切的劝说更是如此。我说不好，还是抄一段在下面：
“读了你的信，我很高兴，又感激，感动得哭出来。我知道你的心情，但有时总会不欢乐的，你尽管做自己的事，想通了，等于解决问题。我不会说，可是根本问题是记得牢的。”
这不长的三行，多么亲切的话语，时时都在我的耳边，余音缭绕。有时，我真想追他回来。老年耳背失聪的日子多了，面对世纪的万花筒，看不清想不通的事情，越来越多。金近，我的好兄长，我会记牢你说的话，去想，去通，从容地度过自己的晚年。
第12版(副刊)
专栏：大地
在聂耳墓前
张昆华
聂耳墓坐落在昆明远郊西山。那怀抱滇池的蜿蜒起伏的山脉，有人说她酷似睡美人。但随着日出月落，年代流逝，在朝霞暮霭中细赏沉思，我逐渐改变看法转而领悟清代寒士孙髯翁在大观楼长联里所吟诵的“东骧神骏，西翥灵仪”的神妙之笔，也就是坚信环绕昆明的东边是金马山，西边是碧鸡山——那西山垭口出入昆明的门户不是自古就设有碧鸡关吗？
碧鸡啼鸣！其形象和声音都那么壮美。给西山或睡美人正名为碧鸡山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说明：中华民族音乐家聂耳的英灵，能让碧鸡山昂扬长歌！
今年我选择6月18日也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在门楣挂上清香的菖蒲、蒿枝，吃了粽子便上路了。本来按民间习俗端午节是纪念大诗人屈原殉国的日子。但我认为二千多年前的屈原投汨罗江自尽与六十四年前的聂耳因泳海溺水而逝，都有着某种相同的精神品德的联系，那就是在忧国忧民的悲愤情绪中停止了歌唱。当然我之所以在端午节这天去祭奠聂耳，是为着纪念1931年5月28日聂耳写给母亲的那封信。这封极其珍贵而又鲜为人知的信由聂耳的亲属保存下来了：
“亲爱的妈妈：在我写这封信的现在，我的泪在流着，我的心在跳着。今天是端午节，公司（笔者注：即三十年代很有名气的联华影业公司）的同事们都走光了！他们有家，他们有钱，他们可以安然地过节！我坐在我的小屋里写信，想起几年来的漂泊生活，不禁难过起来……我在精神上可以自慰的一点是他们非常看得起我。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纯洁的小孩，很有把握的青年，是一块好材料。我也因此更加努力，不愿把一分一秒有用的光阴耗之于无聊。音乐、戏剧、电影便是我一生的事业，我愿在这一生里去研究、学习，倒也是极快乐的事。因为没有学费，提琴技术的进步，当然慢了许多。近来在作曲上下苦功夫研究，也有几支曲子出现，还受人欢迎，所以在上海艺术界中，提起聂耳已经有相当多的人知道了，尤其是许多电影刊物常常可以见到四只耳朵的名字。妈妈：你应该够开心了吧……”
这就是六十八年前端午节那天在上海的聂耳的贫困生活与富有精神的真实写照。1912年2月15日聂耳诞生在昆明甬道街七十二号成春堂药铺的小楼上。他的父亲聂鸿仪是汉族中医，祖籍玉溪；他的母亲彭寂宽是元江——即红河边的一位傣族妇女。这个汉傣结合的家庭因不堪小城玉溪的穷苦而举家迁居省府昆明悬壶行医。但聂耳四岁时父亲就凄然去世，家境更加衰落，由母亲苦苦操劳把几个子女拉扯大。他母亲出身于能歌善舞的民族，父亲生长于云南花灯音乐故乡的世家，因而他从小就受到红土高原上民族民间音乐的滋养。到上海后的第二年，苦难的中华和苦难的聂耳被日本侵略者强占我东北国土的“九一八”炮声激愤了。祖国被刺刀肢解而鲜血淋漓，聂耳由爱国爱民而热血沸腾。在短短的两三年间，这位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便成为中国无产者的音乐之父，陆续创作了《开矿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以及《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震撼民族灵魂、鼓舞中华精神的歌曲乐曲。尤其是在1935年初春，他接受了田汉、夏衍表现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奔赴抗日战场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任务后，整个中国四万万同胞的声音都融入了聂耳心脏跳动的声音。音乐家成了祖国和人民的代言人。聂耳用颤抖的左手拿着田汉在狱中写在两张香烟盒上的那首歌词，握拳的右手挥动着从胸膛涌出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旋律……
我每一次去拜谒聂耳墓，都会忆起那些岁月，都会在心里重温一遍那段历史。从祖国心脏天安门广场到高黎贡山的边防哨所，从东海上破浪航行的舰艇到红河岸边的傣寨小学，每天早晨注目国旗升起、倾听国歌乐曲，我们都会觉得聂耳与我们站在一起。今天我特意去聂耳故居甬道街的花鸟市场采买了二十四朵新鲜的缅桂花，用红线串成一个小小的花环。当我一级级走完标志着聂耳只有二十四岁便到了人生尽头的二十四级台阶，默默地将缅桂花环敬献在墓前，似乎从那墨玉色的碑石上望见了聂耳的身影；当我走向墓后去拜读墓志铭时，仿佛从墓前那七个花坛所象征着的七个音阶上，听到了那雄壮、浑厚的国歌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第12版(副刊)
专栏：
晴空万里
王华元
十四年前，这天上午11时许，我同广州空军政治部徐副主任等八人正乘坐着02号运五飞机飞翔在南国的蓝天上。当时我是广州空军某师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行是从韶关桂头机场起飞，去惠阳平潭机场空军某团检查工作的，飞机已在空中运行了一个小时。当时的天气特别好，窗外那一朵朵圣洁的云，就像一堆堆积雪，蓝白相间，实在令人赏心悦目。
这是一架运输机，我们坐在搬到机舱的活动椅上，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工作。不知不觉飞机已飞到距平潭机场约六公里的上空。说话间，飞机开始对准机场方向下降。我发现飞机在下降时依然是那样地平稳，这体现着一个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艺。
当飞机下降到一千米时，突然，机舱里传来“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隆隆”的发动机声消失了。接下来，便是飞机的急骤下降。
作为一名空军战士，谁都清楚眼前发生的是一种什么情况，这是最可怕的空中发动机停车啊！失去了动力的飞机急骤地往下“掉”。我明白，此时“沉着”二字比什么都重要。我大声喊着，要大家从活动椅上站起来，牢牢抓住头上的吊环，以保持机身的平稳，防止因剧烈的波动造成的碰撞伤亡。与此同时，我交待随机的同志用手死死按住机舱门把手……我发现，驾驶舱里，机长刘建仁为防止飞机因失速而机头下沉，双手死死地抱住了操纵杆；机械师李富生紧密配合，迅速地进行了三次电动起动和手摇起动，在均遭失败后（后来才知道是发动机主连杆被折断了），仍旧重复着前面的动作。飞行员李少坚表现得更是冷静，他准确地向机场塔台一字一句地报告着情况，并及时地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机长。机组的四名同志个个沉着冷静，一丝不苟地应付着这一突发情况。很多年以后我还这样认为，这次能空中脱险，关键靠的是人的素质，尤其是人的心理素质，它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前提。
这时，机长接到了塔台“到机场迫降”的指令。然而当他看了一眼高度表后，才发现飞机离地面只有五百米了。飞机已不可能滑行到机场，怎么办？机长当机立断，找一个平坦的场地迫降！然而，眼下正处于罗浮山脉，四处都是连绵的丘陵，到哪里去找一块平地呢？
四百米、三百米……飞机以每秒七米的速度下坠着，其间，飞机越过一个又一个山包，飞行员李少坚的双目像鹰一样注视着下面的每一寸土地，突然，一块狭长的草地蓦地跃现在他的视野里。说时迟，那时快，随着一阵剧烈的颠簸，飞机终于着地。着地后，飞机又横冲直撞地在草地上滑行了一百二十多米，才在一块前面离一道防洪大堤只有两米、后面离一条深沟仅有一米的草地上停了下来。
走下飞机后，我的感觉出奇地好，我仿佛突然发现，人生原来是这样的美好。我抬头望望天空，也似乎头一回发现这天空是这样的广阔，这样的湛蓝，倏地，机身上那醒目的“八一”军徽映入我的眼帘。啊，这万里蓝天，不正是因为有了当代军人勇于献身的精神才显得如此深远，如此湛蓝吗？
第12版(副刊)
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诗人李瑛的长篇抒情诗《我的祖国》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部队彝族作家杨佳富的散文集《彩色的情话》近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姜建国的诗集《98新韵》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羽佳的长篇民间故事《红螺寺的传说》近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由河北隆化县作协编辑的《隆化诗选》近日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隆化有史以来的第一本诗歌选集，也是向国庆五十周年的献礼。（吴振）
▲李洁的散文集《百年独语》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牛广进的诗集《这方水土》由远方出版社出版。
▲张亚达的散文集《钟情》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山东诗人汪文庆的诗集《红蜻蜓》，已由华龄出版社出版。 （文一）
第12版(副刊)
专栏：
解字破玄伴青灯
——缅怀大康先生
张德林
康先生仙逝了，书画界少了一位宗师，古文字学失去了一位敢于标新立异的健将。这无疑是文艺界难以弥补的损失。回忆和康先生的交往悲痛之情油然而生，望着康先生面带微笑叼着烟斗的遗像，不禁成诗一首，作为一束小花献在康先生灵前：
解字破玄伴青灯，
源流浅说有大成。
金文印典存千古，
寂寞心甘不计名。
第12版(副刊)
专栏：
雪山绿野（中国画）谢志高